与《一个年代的副本》不同,薛忆沩编著的《文学的祖国(精)》收录了作者之前在报刊上那些“以书为本”的专栏中的主要作品,但这些作品在进入本书之前大都又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改写。其中不少的作品甚至与原作已经判若两篇。作者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薛忆沩编著的《文学的祖国(精)》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最辽阔的祖国。这是最富饶的祖国。《文学的祖国(精)》会再一次给陌生和熟悉的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见证时间的神秘、语言的微妙以及心智的执着与虔诚。
如果敢于亵渎神灵,不妨设想一下将我的“圣经”删节到只剩下了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将会这样展开:“许多年之后,当他面对着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就是《百年孤独》惊心动魄的入口。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险和曲折的入口,迷宫一样的入口。为了确保阅读的顺利“进入”,我们不妨将这入口整理成一条与时间相应的线段。这线段的左端点当然是记忆中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而它的右端点则处在那“许多年之后”。不难看出,与传统的顺叙和倒叙方式都不相同,小说的叙述是从这条时间线段的中间开始的。我几次称它为“半途而兴”。
小说的叙述首先沿着时间的方向进行。不过它动作极为猛烈,一口气就跳过了“许多年”。这“许多年”的转瞬即逝带来了孤独的第一阵痉挛。但是,这跳跃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它一口气就跳到了“行刑队”的面前。也就是说,在《百年孤独》的入口处,与孤独关系极为密切的“死亡”已经迫在眉睫。这种与死亡的面对带来了孤独的又一阵更痛苦的痉挛。
这个享誉文学史的句子的主体还没有显露,小说的主人公就已经站到了生命的终点。这意味着小说的叙述不可能再盲从时间的流动。它必须从相反的方向去扩展空间。它必须逆时间之流而上。
只有记忆能够帮助叙述完成这艰巨的使命。而记忆正好又是孤独最重要的资源。孤独的上校果然求助于“记忆”:他“回忆”起了“那个遥远的下午”。也就是说,叙述从时间的右端点越过叙述的起点,回到了时间的左端点。这显然是比那“许多年”更大的跳跃。而且,它还是更难的跳跃,因为它需要克服时间的阻力。
P1-2
2006年到2007年之间,我同时为两家全国性的报刊(《南方周末》及《随笔》)和一家地方性的报纸(《深圳商报》)写了整整一年以“书”为本的专栏。这些被《随笔》杂志主编称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专栏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和反响。其中的一些作品成为人们反复谈论的“名篇”(如《“专门利人”的孤独》),不少的作品被选人包括《中国随笔年选》、《文学中国》及《读者》在内的各种选刊。这三组专栏作品是这本书的主体。
这本书中还收入了上个世纪末发表在港台报纸上的一些作品以及最近两年在《南方周末》等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和去年底在《深圳特区报》上开设的读书专栏中的主要作品。
这些作品的“出处”现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这些在首次发表之前已经精雕细琢的作品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大都又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改写。其中不少的作品甚至与原作已经判若两篇。
改写是一种奇特的经验:它见证时间的神秘、语言的微妙以及心智的执着与虔诚。我是一个不断改写自己的写作者。
我相信这些不断完成的作品会再一次给陌生和熟悉的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