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找到了！
话说当天在宋以朗家里，止庵看了看张爱玲给“斌”的钱包和谢卡，也没说啥，话题就转到别处，大概是谈关于《异乡记》手稿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策略，大家兴高采烈，好像要替张小姐办喜事。
宋先生大概是这样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这样的，谈得愈有兴头，他便愈有意愿从房间里掏出更多的张爱玲宝物，一旦话不投机，匆匆看过例牌式的几个东西，便送客了。所以那天宋以朗又从房间找出一个大大的牛皮纸袋，解开绳子，把袋倒转，跌出一大叠零零碎碎的纸张纸条，包括拆开了的自信封，由《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来的报纸版面；正方形的memo纸；废弃的稿纸边缘……出处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变成了张爱玲的草稿纸，可见她昔年在美，随时随地想到什么，随手抓起一片半页纸张，立即执笔写下。
张爱玲非常环保？我暗暗认为，这或跟环保无关，而是她不愿错过任何于刹那间闪过脑海的意念，担心善忘，急急透过书写这种动作把它记牢。又，她是作家，对于纸张总有过敏性的怜惜，纸是亲人也是朋友，人浮于世，至少在那年头，纸张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边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现在纸张之上：那天我随手从那凌乱不堪的纸叠里抽出一页，是拆开了的信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定神一看，无巧不成书，最后一段写的竟然正是张爱玲写给“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正式谢卡所写的有九成符合。对于写字，张小姐确是认真严肃，连在谢卡上写几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写，还再改动一次。
于是在我眼前桌上并排放着谢卡和信封，张爱玲的心思曾经在两者之间流转波动，它们展映了时间的痕迹，如同呈现一位动态的张爱玲。
两年前带陈子善往访宋以朗，送回第一个钱包；两年后带止庵往访宋以朗，找出其他钱包的主人。三个钱包都被解谜-了。陈子善和止庵都很高兴，但最高兴的人，其实可能是我。因为我不仅意外地撮合了陈子善和止庵替张爱玲完成钱包遗愿，连随手在张爱玲留下的一堆草稿里抽出一张纸亦跟钱包遗愿有关，谁敢否认，我才是这次“遗愿完成仪式”的“灵魂人物”？
我向爱捣蛋，两年前我曾对陈子善开玩笑道“依这事看来，爱玲还是爱你的”，所以两年后我特地再捣蛋一次，眯起眼睛对止庵说：“依这事看来，爱玲原来最爱的是我。”
止庵没反应。我可不管他和陈子善怎么想，反正人生苦短，懂得讨自己开心，最重耍。
你，抑或你们？
每回张小姐的出土作品得见天日，我阅后，例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宋以朗，对他说，大佬呀，唔该你加快动作，足不出户，把张爱玲档案结集，好让我们对她的心事与私事与笔事知道得更多一点、更多一点。
电话那头，宋先生总只腼腆地笑笑。或许在通话的那一刻，他正坐在客厅的长桌子面前，双手把残稿断章覆来验去，像法医官一样，或更像考古学家，欲把最新挖掘出土的文物重新拼凑成一幅渐行渐远的繁华盛景。忙累了，宋以朗，然而愈忙愈好，黑心地也好心地，张迷们“祝福”你无日得闲。
宋以朗忙碌成果之一是于今年书展现身的《张爱玲私语录》，收录了比旧版多出一半的张氏金句，亦有她和宋氏夫妇的私密通信，尽管经过节录筛选，却仍令普罗张迷或专业研究者同时读得入神入味。也值得高兴的是，宋先生于前言表明他们仨的“书信全集正在整理，将于日后完整出版”。唯望尽快，而且誓要补回那被筛走的部分，甚至应该考虑以原始档案形式留存于某个研究机构供有心人尽览全豹。 新旧版的张爱玲语录，除了内容数量有别，某些字句亦稍为异动，所以读时，别偷懒，必须看注。
像《秧歌》在美国出了英文版，张小姐心情亢奋，新版语录写的是： “本来我以为The Rice-Sprout Song的出版，不会像当初第一次出书时那么使我高兴得可以飞上天，但是现在照样还是快乐。我真开心有你，否则告诉谁呢？”旧版的“你”是“你们”，意指不止于邝文美而更包括宋淇，但新版的注清楚地表示，手稿原文确只是“你”。一字之变，已够让张迷玩味一个晚上。
为何把原稿的单数“你”变成旧版印行的复数“你们”？是宋淇当年在编辑审稿时，心里吃醋，觉得“我也跟张爱玲很要好啊，怎可能遗漏了我”而擅自加入一个“们”字？抑或邝文美爱夫心切，担心丈夫吃醋，主动在帮忙审校打印稿时在校样上把他夹带进来？张爱玲呢？她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你，抑或你们？
乱世里的文人友谊，本身就像一出精彩的戏码，高低起跌，变幻无边。新版语录铺陈了三个人的深刻情谊，我们能做的只是隔世羡慕，以及，景仰。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