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娜》内容介绍：读着格里耶的故事，我们首先会感到在阅读一本用于法语教学的课本，这类书想必有数以百计。我们语言中循序渐进的语法难题在书中八个越来越长的章节里——同美国大学一学期中八个星期大致相应——充分体现了出来。所有的动词按传统的四种变位程序插入其中，其次，还清楚地指出了带始动词的缀动词和不带始动词的缀动词之间的对比。所有的时态和语式也都严格地按直陈式现在时到未完成虚拟式、先将来时和条件式的顺序完美地作了归类。同样也对关系代词的用法作了归类，其中复杂的时态、语式的归类出现在后面。按照习惯，自反代动词和惯用语动词大都保留在结尾部分。

格里耶的《吉娜》内容介绍：巴黎，北站周围，一个陌生女人给主人公指了一条近路，于是他就走了这条近路，以便赶上火车。突然之间，连续的现实之间似乎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像是时态突然发生了变化……《吉娜》强有力地显示出伟大的艺术家在短暂的数十年的文学生命历程中的艺术自觉和尼采艺术哲学当中艺术家享有的奴隶主道德。

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六点三十分。天几乎黑了。库房没有关，我推门进去，门没有装锁。

库房里寂然无声。侧耳细听可捕捉到从相当近的地方传来的清晰而有规律的微响：某个没有拧紧的龙头的滴水声，水滴在一只桶里，或一只脸盆里，或就滴在地上的一个小水坑里。

我借着从积满污垢的大玻璃窗的破碎处透进的微光，依稀辨出四周堆得乱七八糟、显然已弃之不用的东西：报废的旧机器、金属框架及各种废铁，灰尘和铁锈给这些物件蒙上一层均匀、晦暗的淡黑色。

当我的眼睛有点适应了这片昏暗时，终于发现了正对面有个人。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两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他注视着我，一声不吭，对我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这人戴着一副墨镜，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过：莫非他是个盲人……

他又高又瘦，整个模样看上去很年轻，他的一只肩膀潇洒地靠着一堆形状不同、大小不等的货物箱。几乎看不到他的脸——那副眼镜横在雨衣翻起的领子和低压在额头上的帽檐当中。他的整个模样不能不使人想到某部三十年代老侦探片。

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离这个宛如一尊铜像的人约有五六步远。我用清晰的发音（虽然声音很低）同他打招呼：“是让先生吧？我叫鲍里斯。我是看到那则启事才来的。”

继而，有规律的滴水声在寂静中重又响起。难道这个盲人同时也是聋哑人？

过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了回答：“别叫我让，应该叫吉娜。我是个美国女人。”

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讶。这确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呀：悦耳动听，热情洋溢，那低沉的回声使她平添一种富有女性魅力的亲热感。不过她没有纠正称她为“先生”，她似乎接受这一称呼。

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嘴唇。她问道：“在一个姑娘的命令下工作你会感到不快吗？”

她的话里带着挑战的意味。但我立即决定跟她玩这场游戏：“不，先生，正相反。”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吉娜看上去并不急于进一步往下说。她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我，没有一点欢悦的表情。大概她对我的能力难以作出满意的判断。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她经过审察作出的评判。“你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她说，“但你长得太高了，不像法国人。”

我真想笑出来。这个年轻的外国女人在法国的时间并不长，我猜想，她是带着一些成见来的。“我是法国人。”我辩解道。“问题不在这儿。”沉默了一会儿后，她斩钉截铁地说。

她说法语略带地方口音，音调很迷人。她那如歌般的声音及男子般的外表让我想起女演员简·弗兰克。我喜欢简·弗兰克。我要把她演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个遍。哎！可惜正像吉娜“先生”说的那样，问题不在这儿。

我们就这样伫立着，又相互审度了几分钟。然而夜色越来越浓。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便问：“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吉娜好像第一次显出了轻松的样子，她露出了简的那种甜甜的微笑：“您必须悄悄地混进人群里。”

我真想立刻回报她的微笑，再对她的人及外表恭维一番，但我不敢，因为她是头儿。我恬然地为自己辩护：“我不是巨人。”事实上，我才一米八零，而她本人也不矮呀。

她吩咐我走近她。我朝她走了五步。离她更近了，我发现她的脸色苍白得出奇，像蜡做的一样毫无表情。再靠近她我真有些害怕。我凝视着她的嘴……

“再近一点。”她说。这一回，我看清了：她说话时嘴唇没动。我又朝她走近一步，将手按在她的胸脯上。

这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男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时装店橱窗里的塑料人体模型。我刚才的判断失误是由于黑暗的缘故。简·弗兰克般的甜美微笑纯粹是我想象的产物。

“再摸摸吧，如果您觉得快乐的话。”吉娜先生用含讥带讽而又迷人的声音说，她这么一说点出了我可笑的处境。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想必这声音不是出自人体模型本身，而是来自一只在边上的扬声器。

所以说，我已被某个看不见的人监视了。真是太令人不快了。我觉得自己笨拙不堪，受到威胁，并已铸成大错。那个和我说话的姑娘此刻正坐在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从电视屏幕上注视我呢，就像在看一只掉进陷阱的昆虫。我敢肯定她正在嘲笑我。

“在主通道的尽头，”那声音说，“有一座楼梯。您走到三楼。楼梯到此为止。”离开这具没有生命的人体模型真是令人庆幸，我如释重负地执行着这些指令。P9-12

不存在任何东西——我指任何确切的证明——能让任何人将西蒙·勒戈尔的故事纳入纯浪漫小说之列。相反，人们可以断定这部变化无常、时有空白或者说有疏漏的作品以其纷繁而又不可缺少的素材在重新剪裁着一个现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剪裁的方式极其执拗，令人迷乱。另外，倘若这个故事的其他组成部分断然背离了这个现实，那就会使人疑窦丛生，因而不可避免地从中看出叙述者的偏执的意愿——就像有一种神秘的动机主宰了他的种种变化和创作。

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察觉这种动机，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察觉。如果我们发现了它，那么整个事情也许会顿时变得明了……不管怎样，可以这样料想。

对于作者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的真实身份已是个谜。没有人认识他任何一位近亲远戚。他失踪后，人们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一张法国护照，上面写着鲍里斯·柯尔希芒，电气工程师，生于基辅。但警察局有关部门断定这张护照很明显是假的，可能是在国外伪造的。然而，所有的证人都说，护照照片上的人显然是这个小伙子。

至于护照上标明的姓氏，听上去根本不像乌克兰人。此外，他在帕西路美国人开的学校——几个月来，他在这所学校教授现代法国语言文学——注册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拼法也不同，叫“罗宾·克斯莫斯，又名西蒙·勒戈尔”，因此，他这下更像匈牙利人或芬兰人，甚至可能是希腊人，不过，这最后一个假设仅凭这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的金黄色头发和浅绿色眼睛就可推翻。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他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大部分是姑娘）只称呼他“扬”，而他们寄给他一些简短的工作函件时，只在信封上写“让”，这些人当中没人能说出个究竟来。

我们手头的这部九十九页双行距打字文本醒目地搁在他的工作台上（在阿姆斯特丹21号他租下的一间带家具的简朴的房间里），边上是一台旧打字机，据专家们说，他确实是用这架打字机打的字。然而，这项打字工作在几星期前甚至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工作台上紧靠在一起的打字机和纸张可能是经过布置的，是这个圆滑的家伙出于搞乱自己行迹的考虑伪造现场的结果。

读着他的故事，我们首先会感到在阅读一本用于法语教学的课本，这类书想必有数以百计。我们语言中循序渐进的语法难题在书中八个越来越长的章节里——同美国大学一学期中八个星期大致相应——充分体现了出来。所有的动词按传统的四种变位程序插入其中，其次，还清楚地指出了带始动词的缀动词和不带始动词的缀动词之间的对比。所有的时态和语式也都严格地按直陈式现在时到未完成虚拟式、先将来时和条件式的顺序完美地作了归类。同样也对关系代词的用法作了归类，其中复杂的时态、语式的归类出现在后面。按照习惯，自反代动词和惯用语动词大都保留在结尾部分①。

然而，这些页面中的轶事与人们通常在同类作品中碰到的那些故意编织的、无关痛痒的内容相去甚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规则相比，这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永远显得太小。此外，也不难看出在这个所谓的教学目的中，有一个简单的借口。在这个借口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件事。但那是什么呢？

下面就是全篇当中一段有疑问的文字。在第一页的顶端只出现了这个题目：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