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长谷川与横须贺的西川大师
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在蒲田车站前乘坐的公共汽车在临近机场的路边遭遇防暴警察的盘查，防暴警察要求全体乘客下车。警方的这种做法虽然无人公开抗议，但亦属于非法行为。难道防暴警察就有权强迫全体乘客下车吗？
身着僧衣的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按他们的要求一声不吭地下车，站到路边。念珠挂在瘦骨嶙峋的手腕上。两位大师唯恐听到这帮仰仗权势得意忘形的愣小子防暴警察质问他们：“这个老东西，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故意跑到这个地方来。”两位大师在后来一有机会就提起那些防暴警察，尤其是那些年轻警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日本兵的影子。当时，两位老人苍老的眼睛锁定在被几个防暴警察包围起来的青年长谷川身上。双方的厮打一触即发。只见长谷川左突右挣，紧咬嘴唇，始终一言不发。两位大师切肤感悟到他在最大限度地忍耐这种屈辱。所以，两位大师也默默地守在一旁。后来，坂田又听菅原老这么说起过青年长谷川。
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遇到这种场合都会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可他却选择了忍耐，因为他怀有神圣的使命感，无论如何也要按时赶到羽田机场。他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旺盛的斗志，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为时下有许多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感情不加掩饰。
长谷川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这年春天，佐藤政府拒绝为前往中国参加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500名日本青年签发护照。为了抗议佐藤政府的卑鄙行径，他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从东京长驱而下，奔向下关，沿途向全国青年控诉佐藤政府的非法行为。
他身披“实现日中友好大交流”的旗帜，肩挎“要求佐藤政府立刻签发护照”的绶带，头上缠着写有“日中两国青年团结万岁”的布条，在各地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们的一路鼓励下，骑着自行车，用了三个星期，完成了1158公里的长途跋涉。
其后的几年问，日中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政府缔结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如今已是大批青年接踵访华，中国成为高中生修学旅行首选之地的大好时期。可是，当年那位日复一日地到法务省、外务省门前高呼“给我护照！”被警察到处驱赶，为诉诸全国舆论而脚蹬自行车昼夜兼程的青年长谷川却已经鲜为人知！
长谷川当时说：“无论怎么打我、踢我，我都不会还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阻挡他前往羽田机场大厅。他没有任何值得彰显的背景，手里也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王牌，只是一个普通青年。这么一个青年到机场大厅去，警方凭什么横加阻拦？这个问题是那些年轻的、肩负国家权力的防暴警察们无法回答的。他们也只能面对保持沉默的青年长谷川欺负一番，求得一时痛快。有理由相信，当青年长谷川与聚集在机场大厅的众多同伴胜利会师的时候，内心的欢喜肯定能够把刚才受到的屈辱一扫而光。
“哪儿来的？”
“……”
“干什么去？”
“……”
“身份证呢！”
“……”
面对这么一个主张与中国睦邻友好，决不允许再度侵略邻邦中国的青年，究竟需要他提供怎样的身份证明呢？究竟该预备哪一种证件呢？青年长谷川昂首屹立在防暴警察的包围圈里，怒目圆睁，而把目光锁定在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身上。这是两位值得他尊敬的大师。尽管这两位大师站在路旁，不动声色，可那身无言的僧衣对于青年长谷川来说，却是无可替代的激励。他仍在沉默，心里想的是能否重新搭乘这辆汽车？他终于胜利了，赢得了与大部队会师的权利。 从军港之城横须贺赶来的西川也同样如此。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一向不怕打架。他这天的身份是个打短工的。一副风吹日晒的脸庞，一头剃成板寸的乌发。被迫下车后，他的神采便让那些防暴警察为之一震。
“干什么的？”
“打短工的。”
“短工？一个打短工的跑到机场干什么？”
西川本来就不是什么打短工的。而是造船厂的车工。战争期间，他在青年学校同班生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选送到三重县组织的伊势神宫志愿团，成为一名军国少年。早年丧父的他，因家境贫寒未能踏进中学校门，高小一毕业便在造船厂学徒，随后就读于造船厂所属的青年学校。
战后，工会组织刚一成立，西川便积极参加工会青年部活动，并且尝到了受人歧视的滋味。他知道顽强生活和富庶生活是孪生语。可是，尽管他勤勤恳恳，加倍努力，却仍然在贫闲线上挣扎。他看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越劳动越受穷的劳苦大众和不劳而获的有钱人，但他认为贫穷并不可耻，反而值得自豪，并且懂得普天下劳苦大众必须团结起来的道理。穷人团结起来建设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贫穷，但是人人平等，他的思想意识渐渐地向中国靠拢。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患寡，患不均”的说法让他耳目一新。听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内山完造的讲演，他深深感动，随后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在这里接触到的中国，让他的青春大放光彩，他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朝鲜战争爆发时，西川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反对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秋，在“驱逐赤色分子”(美国占领军命令工厂解雇反对美军占领政策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有的工厂把加入日中友好协会也列为解雇理由)的运动中，他被开除出了造船厂。一个贴有赤色分子标签的人，没有工厂愿意雇用。他走投无路，只好接受市里为失业者安排的工作，实际上沦落到打短工的境遇。
像他这种虽然和中国没有直接往来，但在发现社会主义中国便是日本社会的明天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日中友好运动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青年居多。难道打短工的就不许到羽田机场来吗？涉世不深的防暴警察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推推搡搡，他竭力克制住就要挥起的铁拳，后退几步。心想，即使低头求饶也要赶到羽田机场。
同一时刻，反日共派的全学联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部队共2000多人，戴着头盔，面蒙毛巾，手持两米多长的角铁和棍棒，从京滨国道出发向南，有人徒步，有人乘坐电车，浩浩荡荡奔向羽田机场，与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的冲突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及其所属的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派全学联的学生参加了在多摩湖周围举行的“赤旗节”，他们拉家带口，听相声，跳舞蹈，吃烤鸡，向沿途的众议院议员候选人挥手致意。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到示威现场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是为共产党议员当选多拉选票。所以他们认为到戒备森严的羽田机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这种危险事件，除了丧失选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在这关键时刻，放弃斗争而去狂拉选票，宫本显治领导的日本共产党背叛人民、阻挠日中友好的行为是永远也从历史上抹不掉的。
P24-27
坂田辉昭和坂田和子夫妇是我20世纪80年代初刚参加T作不久时结识的日本友人。当时，周围的人们都称他们是中日友好的前辈。其后近二十年的交往，他们夫妇二人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执著与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我工作中的榜样。先生手持香烟，面带微笑，时而沉思，时而振奋的形象，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当时，先生躺在病榻上反复对我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还为我讲述了他创作一字诗——“蚁”。虽然只有一个字，可是按照日语不同的发音却可以品出不同的意境。今天回想起来，我忽然领悟到他那种力薄撑千斤，聚少成多，势不可当的精神境界。
前不久，坂田和子女士把刚出版的《跨时代的证言》赠送给我，我在回国的飞机上一口气读了下来，获得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温故知新，再次体会到中日民间友好事业的力量所在。先生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并影响他一生的“羽田机场事件”向历史发出证言，向未来发出证言：中日友好是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将此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民间友好人士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付出的心血，进而为研究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增添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副会长张赛娜、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袁敏道、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洪海和田燕、北京首旅集团副总裁高飞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多年来与坂田辉昭夫妇亲密交往的部分同志的热心响应。其中分担翻译工作的有滕新华(第一、五、十一章)王冬(第二、六、十三章)高磊(第三章)李维健(第四章)于舟(第七章)葛薇(第八章)袁敏道(第九章)马惠丽(第十章)贾志刚(第十二章)等；以各种方式支持或协助此项工作的有李德志、魏楚、高云超、余宗彩、杜佳、斯琴、王圣安、铁流、张永生、龙巨田、朱丹兵、朱晓琳、邢丽娟、袁桂红、卢燕宁、王景惠、刘玉青、简洁、唐迎秋等。
在坂田辉昭先生去世13年后，由我们这些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新一代参与翻译的《跨时代的证言》得以出版，再次证明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日友好事业后继有人，必将世代相传。我相信，所有参与策划、翻译或者以不同形式予以支持的同志们都有这么一个共同感受——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谨向中日友好的老前辈、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的刘德有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向支持本书中文版出版工作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
副秘书长 刘树声
序 刘德有
中文版出版寄语坂田和子
第1章 踏上征途，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斗争
●高级法院的不合理判决
●1967年11月12日清晨
●佐藤荣作首相访美
●关于藤田茂原中将
●青年长谷川与横须贺的西川大师
第2章 遭到无理逮捕后的第一次庭审
●中岛健藏、宫崎世民、黑田寿男出庭作证
●阵容强大的律师团出庭辩护
●大动荡的时代
●对警方“非法镇压”的法庭陈述
第3章 在抗议佐藤访美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羽田机场国际线大厅
●男女老少齐上阵
●抗议佐藤访问台湾
●发生在羽田机场的又一场斗争
第4章 “羽田机场事件”巾的坂田辉昭
●下午2时40分“事件”发生
●事件的经过(摘自东京高级法院判决书)
●“现在开始行动”
●日本社会党的斗争
第5章 违反宪法言论自由的“东京都公安条例”
●关于东京都公安条例
●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
●现场没有宣布“现在开始集会”
第6章 羽田机场事件与坂田辉昭和山本庄八的被捕经过
●被捕
●山本庄八的证言
第7章 活跃在民间友好舞台卜的日本各界人士
●在宇都宫德马宅第的赏樱会上
●关于古井喜实
●田川诚一与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
●拘留所内
●论罪求刑
●检方的企图
第8章 对友好团体的搜查与东京地方法院的无罪判决
●本案审理达到高潮
●关于东京都公安条例第一条
●警视厅突击搜查日中友好团体
●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无罪
第9章 关于机场国际线大厅的“公共自由”之争
●东京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辩护方的反论与“保安值勤日志”
●东京高级法院首次开庭审理
●东京高级法院再判无罪
第10章 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口子里
●“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会议”的组成
●日中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
●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招待会
第11章 高级法院的无罪判决与“可罚的违法性”
●胜诉的庆功会
●检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
●最高法院开始法庭辩论
●最高法院的无理判决：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重审
第12章 最高法院再次发回重审，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一九七六年——中国转折之年
●发回重审，东京高级法院再判无罪
●法庭斗争和日中友好协会
●最高法院再次作出无理判决
第13章 三次撤销无罪判决，终审判决两万日元罚金
●日中关系的新阶段
●东京高级法院“服从最高法院意见”
●80年代的日中关系
●最高法院第三次驳回上诉
中文版后记刘树声
在我的书柜中，有一本20多年前日本朋友赠送给我而一直珍藏至今的诗集——《我的北京》。扉页上签署的作者名，是鹿岛龙男，日期为1987年3月。鹿岛龙男，是诗人的笔名。他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作者坂田辉昭。
坂田辉昭1928年生于日本横滨。二战结束后，他在京滨工业地带的一家工厂当过制图工，后来搞工运，组织工会，也从事过基层的宣传工作，经常写黑板报，发传单。那时他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底层，立志要消灭贫富差别，消灭社会不公，思想上要求进步。通过这些活动，他崭露写诗的才华，终于成为工人出身的诗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遭到“赤色整肃”，被厂方开除。1961年5月，告别工运，来东京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工作，从此成为日中友好运动的活动家。
我认识坂田辉昭先生，是他到日中友协工作以后。我从1964年秋到1978年曾作过《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常驻日本。期间，因采访日中友好活动，常与坂田辉昭先生接触。在他和夫人坂田和子女士的好意安排下，曾到过他家里访问。记得，我看见他家一间铺有榻榻米的不大的房间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一套套半旧的日本文学大系，使我感到主人一定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一位诗人。我发现坂田先生是位诗人，还是在得到他出版的上述第二本诗集《我的北京》之后。可惜，他于1997年5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本中文版的《跨时代的证言》，是几位中国的年轻朋友译自坂田辉昭先生生前留下的遗稿集《蛛の证言》。“蛛”，不是汉字，而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的，日语读作“touge”，意为“山巅”、“山岭”。因为翻越山岭要一步一步艰难地努力攀登，因此它又含有“难关”之意。不仅如此，由于群山连绵、蜿蜒不断，往往翻过一座山后，又要去翻越另一座岭，只有奋斗不息，才能征服一个个脚下的“蛛(难关)”。这使我想起毛主席那句名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诗人的思维属于形象思维。我发现，坂田辉昭非常喜欢在他的书中和诗句里，使用“蛛”一词，来表达他的气概：有决心和勇气去“翻山越岭”，去战胜一个个摆在面前的困难。
《跨时代的证言》，全书贯穿了一条日中友好的红线，写的是1967年11月12日日本人民在东京羽田机场为阻止亲美反华的佐藤荣作首相访美而展开的那场正义斗争，在这一活动中坂田辉昭竞遭到当局的无理逮捕和起诉，从此进行了长达13年的法庭斗争。在叙述斗争全部过程的这本书中，坂田辉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众多目击者的有力证言，证明自己参加这一活动的正义性，揭露了当局的反华本质，表达了他坚决维护日本的民族利益、主张日中友好、保卫亚洲和平的坚定立场。
然而，岁月的流逝使这些往事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今天，当我们回眸40多年前发生的这一往事时，怎能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60年前新中国成立时，环绕着新生中国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那时，日本的执政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佐藤首相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然而，广大的日本人民为了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起来反对执政者所推行的敌视中国的错误政策，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要求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众多民间团体和包括有识之士在内的友好人士冲破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打破存在于两国间的隔绝状态。到1972年佐藤内阁末期，日本全国，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日本海海滨，从城市到乡村，日中友好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田中首相应周总理的邀请，前来北京进行会谈，实现了两国人民久盼的邦交正常化。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本身表明，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的巨人无情地宣判推行敌视中国政策的一小撮人的破产和失败，同时宣判坚持同中国友好的正义力量的胜利。
是敌视中国，还是与中国友好？战后日本形成的这两股力量长期地对峙、较量的结果，后者终于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巨大洪流。这股巨大洪流，开始时仅仅是点点水滴，后来逐渐发展成涓涓流水，最后汇合成了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本书的作者写的虽然是他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这也许只能算是“点点水滴”，然而，它所反映的却是那股滔滔的历史洪流，是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为什么在日本能形成这样的历史洪流？我想，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由。但本书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是因为日本广大友好人士真诚地反省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决心不让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且也是形成这一历史洪流的重要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交流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日中友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民间的“草根运动”。中日关系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聚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不是别的，是长期的民间友好交流，“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实现了“官民并举”的局面。这一历程，是新中国同世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正是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于这样得之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
作者在书中现身说法，写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写得真实、朴素、客观，令人感到亲切。在书中他坦率地吐露了自己在中日友好运动发展过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有思考，有快乐，有苦闷，有彷徨。他写了工作中的困难和艰辛，也写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喜悦，还写了他亲自来北京参加庆祝邦交正常化大型酒会的荣光，更写了欢迎邓小平为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日时担任接待和保卫任务的自豪。但他也没有隐瞒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产生的一时的“失落感”。
是的，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乃至在今天，有一种看法认为：有了官方外交，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似乎已经过时，完成了它的使命，失去了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两国复交以后，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并存，无论在推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在教育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活动方面，仍有它自己的活动阵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毋宁说，正是由于两国的复交才使人民间的友好活动有了更广阔的交流渠道，而且更加增强了这种活动的力量。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要在坚持中日关系的原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今天，中日关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了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时期。但是，我们也要如实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中日民众间在一些问题上的感情对立依然存在；在日本一部分人中间，“历史观”、“战争观”以及对我国固有领土——台湾问题的看法等尚未根本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强劲地推动民间交流，有针对性地扎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
《跨时代的证言》一书，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坂田辉昭留给后来者的遗言，无疑对我们思考今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和友好交流将提供有益的启示。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在中国翻译出版此书，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在日本民众迎来日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的今年，《跨时代的证言》一书在中国付梓问世，也许不仅仅是巧合。感谢译者的辛勤努力，并衷心祝贺本书的出版。
遵译者之嘱，信笔写了上面一些话，是为序。 刘德有
2010年1月于北京林萃公寓
全书贯穿了一条日中友好的红线，写的是1967年11月12日日本人民在东京羽田机场为阻止亲美反华的佐藤荣作首相访美而展开的那场正义斗争，在这一活动中坂田辉昭竞遭到当局的无理逮捕和起诉，从此进行了长达13年的法庭斗争。在叙述斗争全部过程的这本书中，坂田辉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众多目击者的有力证言，证明自己参加这一活动的正义性，揭露了当局的反华本质，表达了他坚决维护日本的民族利益、主张日中友好、保卫亚洲和平的坚定立场。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如实纪录了1967年11月12日日本人民在东京羽田机场为阻止亲美反华的佐藤荣作首相访美而展开的那场正义斗争。本书作者坂田辉昭在此次活动中遭日本当局的无理逮捕和起诉，从此进行了长达13年的法庭斗争。
本书的作者写的虽然是他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这也许只能算是“点点水滴”，然而，它所反映的却是那股滔滔的历史洪流，是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