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1932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要比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1941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成人,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P140-143
没有张爱玲,不会有胡兰成,没有张爱玲研究的扩展,可以肯定,胡兰成将长久地沉没于历史而无人理会。
只是由于张爱玲,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由于港台以及大陆对张爱玲兴趣的长热不衰,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日渐深入,深入到其生平资料的细微发掘,胡兰成的身影才开始从历史尘封中逐渐显现,胡兰成的面目才慢慢显影成形,终于被打捞到了现时的平台上。
自古即有“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并举,在胡兰成却必须分离。前者可指谓其文章,其文章在今日风行,在他自己恐怕都未曾预料到;后者却不能概括其作为,其作为昭彰在目,非他人苛求有以致之。不过,无论文章怎样出色而作为又如何可恶,文章终是文章,作为仍归作为,都不该影响两件事的不同的基本性质。如果不是存心混淆,分清彼此应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有足够的资讯,只要能展开充分的说理和论争。
不因人废言,本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抱持传统的牧民心态,就不可轻看大众的是非鉴别能力,亦应尊重公民的自由阅读权利。事实上,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也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对胡兰成的文章和作为始终存在着恰当评价,不就是“毁誉善恶不可诬”之明证?反之,也不可因言而正人,因为文章好,行为也无错;因为以往一面倒、以理以势压人而不留一点余地,因而反弹也故意来得夸张,这就又在另一面偏出了正道。
不过,从长远看,这两种偏向都属正常,唯有经过如此反复,才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回归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一切过去还难于做到,那么今天至少已开始具备基础条件,任何想说的都可说,只要敢于担当;任何说出的都可发布,只要不计较媒体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设置了更重要的标准,以及虽不见好但也不容否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人类的普适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过无数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对强敌压境,各色人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对此可以作善恶评判,亦可作具体分析。善恶评判虽失之简单却有其功用,比如紧急状态下的动员大众同仇敌忾,但若无事后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往往会失却基于具体环境下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然而,胡兰成在中日战争中的行为,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体看,应属汉奸无疑。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质是投降通敌和分裂抗日阵营,此历史功罪主要由汪精卫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等为首者承担,方向错了,投身“运动”的胡兰成自然跟着错。胡兰成常自诩善于研判天下大势,但他承认,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他是看错了。
汪精卫也错在此。汪对中国抗日大局太悲观,希图“曲线救国”以和平路线解开困局,殊不知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另外的路向,结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千人马。对于如汪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其进退出入关乎天下观瞻,汪自秘密开展对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选择之沉重,故有入地狱舍我其谁之感慨。谨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风险的,中国传统政治人物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评价。因此,流传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伪政府是蒋汪预谋的双簧等等应属无稽之谈。现在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看其当年伪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还是变本加厉?可这也终是末节矣。
胡兰成则不同,其时他还算不上人物,无论地位功名都微不足道,他的落水投身只是个人进退,与时局无任何影响。不论他以后如何大话炎炎,汪氏发表”艳电”在他是个机会,他的投身只是为个人腾达而做的一次荡子的冒险而已。在此意义上,他的选择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
可问题是,胡兰成还不止此,他还有特出作为。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了日本人,为日本兵做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拒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所有这些,在他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中已写得清清楚楚,实在无劳他人为之辩的。
胡兰成文章的确是写得漂亮,空天阔地,挥洒自如,典故佳话,随处点化,戏曲俚词,佛经禅理,融贯会通于一炉,民国以来的文人中还没见如此写法的,仅凭这一点,也应在文坛上占有一合适地位。
文章漂亮,主要是指其晚年撰述的长篇回忆录《今生今世》以及其他类似文章。如此说的意思,一是胡兰成文章不是从来就好的,当年他也写的不少,却并无特色,只是在其晚年,从容下笔,娓娓道来,才云蒸霞蔚,纸上妩媚一片。另一层意思是,胡晚年能写出好文章有其特殊的时空条件,胡兰成生活在海峡两岸之外,无任何现实政治约制,尘埃落地,回望几十年风云,能拉开时间和空间距离放笔纵横。可以想象,留在大陆的、去往台湾的更多文人,若也有类似条件,是不会让其独领风骚的。另两部同样写得很漂亮的长篇回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和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观。
胡兰成的学问却不合格,“胡兰成所有这些学术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看着玩玩可以,且具较高的欣赏价值,学术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的。”
书中这段话有论者单独拈出,作为我对胡兰成的基本论断,虽然不错却太过简单,为免误解,在此再解释几句。
此处的“落伍”专指其学问,不涉文章,文章只有好坏之分,谈不上落伍不落伍。我看重学问,也看重文章,或许更看重文章,而文章能写到“看来玩玩”的,在我是极高的评价。文章可载道,可说理,做到任一点且还有知识智力上的娱乐价值,就是大好文章。胡兰成多事了,文章已好,何必学问?
我不看重胡兰成学问,说来不敬,也不太看好现在所见的做胡兰成的学问,相比于时下的恶弄学术,我宁可欣赏胡兰成,至少其中还有灵思闪动、天马行空般的直觉和顿悟。恶弄学术的一种是小题大做而特做,再微末的题目,也施之以搏虎之力,挖地三尺,细碎无遗,解说时则无限放大,过度诠释,硬套框架,生造了一个又一个不用说读懂就是读通也不容易的概念和命题。最终证明了什么?又与胡兰成何干?
私下揣想,评价历史人物,或许应有一副适合于人物时代气氛的笔墨和文体,不是随便外贩来什么理论就可对付的。周作人的研究,时人已做了不少,而在我看来,贴切又高明的还数舒芜的《周作人论》。
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先有海外版才出了大陆版,而这大陆版还得感谢老朋友胥弋先生,如若没有他的热诚推介和多方筹划,此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完整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的。
张桂华
2010.4.11
所谓“大陆版”,因为在前有过一个非大陆版版本。2007年10月,此书以《胡兰成传》(原为《真实胡兰成》)名,由台湾文化自由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
所谓大陆版“后记”,因为全书完成后我写过一个“后记”,简单交代了写作情况,还写过一个“序言”,简单说明了此书的撰写意义。
不过,无论“序言”还是“后记”,台湾版本都没有用,或所写内容已经过时,或是已在网上发表?不过,出版者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出版者倒是向我提议,是否找什么专家写序?我谢绝了。我的书,如果有序,都是自己写的。他人的书,如果不是作者自已所写,我一般也不看——惟有如蔡元培在鲁迅逝世后所出全集写的那一类序除外。他人写序,除了商业性包你好货的推销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其中最有可说的导师为弟子写,也只相当于向江湖各方打招呼拜码头,至于其他那就更等而下之无须闻问了。“专家”?如果所写可以由“专家”已有的著作涵盖包容,那此书就完全多余,如果所写是一本有实质意义的书,那作者就是这个范围这个主题的专家。有无专家作序何干?我倒是知道一位胡兰成专家,有关胡兰成生平资料他搜集得最多、最完全,可他不是出版者所想要的可广招徕的那类专家。
自己写的没用,专家写序谢绝,台湾版《胡兰成传》就这样赤条条现身了。
书出版后,有读者问著书情况以及其他,转来的信和所提问题我无法一一答复。事隔五六年,以前写的后记现在看看确乎已不够用,许多情况需要补充说明,所以,借这次大陆出版机会,再写个后记完整交代一下。
有些内容,以前写的“后记”(2004年3月)和随后(2005年10月)写的“(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中已有提及,在此就直接引用了。
“前年(2003)秋天,一位在北京的年轻的做书朋友要求我们写一本胡兰成的书。这位朋友做书已有若干年了,据我和他合作的经验看,他做书的一个门径就是跟风,市面上时行什么书,他马上跟做什么书。这次也不例外,其时胡兰成《今生今世》刚上市,另一本也行将上市,他估计将要或已经形成‘胡热’,所以想紧迫其后,也做一本‘胡书’。
“做一本什么书?他心里只有一个模糊影子,说出来就更难成形了。最初与他接洽的是上海另一个朋友,两人经过一番讨论,就算定下了。主要是编,其次是写,编从胡兰成书中、张爱玲书中编,从评胡评张的文章书籍中编,写呢,就是评价和议论,无须说,其中胡兰成与张爱玲婚恋为重头戏。北京唯一的要求就是:快!三个月,最好两个月完稿交出。
“上海这位朋友找我一起合作,为宽我心,特提出优惠条件,写由他写,我只须读,然后编。从哪儿读?就从‘张迷客厅’读起。说来惭愧,我虽然十多年前即上网,直到此时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好去处。可我眼花缭乱刚开始读,就想起计划的不可行,编,是要涉及版权问题的,‘张迷客厅’不计较,胡家后人会不计较?电话再联系北京朋友,原来有规定引用他人文字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这就必须修改原先计划了,直接取胡书张书编不可能,只能改编为写。
“事情到此,我本可退出,可发现已无处可退。一是北京稿酬(3000元定金)已打到了我的卡上,我的观念,朋友间交易,付了钱就等于合同签字,不能再反悔。二,更坏的是,合作的上海朋友要出国开会,一去不知几时回,他全身而退。‘全’的意思,从计划酝酿直到出走约半个月时间,他确实一个字没写。他怕我绝望,临走之前特介绍北方来上海的一位女性张迷,替代他继续与我合作。接谈之下,我大体了解了她的兴趣所在,知道自己也无法指望,这一类只专注于张胡婚恋的张迷文字是我最害怕看的了。我不能扫兴,邀她专写张胡一段(为此,给了她6007己),可最后写来的文字,真对不起,几万字我只用了一句,看看无谓,还是删去了。 “最后就剩我一个撂在了岸上,写什么呢?我差不多读完了胡兰成所有文字,似有所思所想,于是决定写一本评传类小书。反正有《今生今世》在前,再不济也可按图索骥写点评吧。
“从原本杂凑编写到全部自写,北京朋友应该是满意的,他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我的成书速度,可三个月完成十五万字,在我是做不到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有自己的吃饭职业,不是纯粹写家。再说,我还有自己的文字底线,对得起读者,若不能保证对得起读者,也总要对得起自己。
“于是,尽管北京朋友追迫不已,尽管到三个月时限,他表示了直率无忌的不满,我仍然只能一章一章来。直到他已对我失去信心和兴趣、电话渐远渐稀之时,我才终于交卷。算算时间,差不多正巧半年。”
这是“(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中的一段文字,交代写这本书的最初驱动和写作过程。
“首先声明,此书是‘急就章’。
“从酝酿到完稿,其间只有半年时间。虽然不是全无积累新起炉灶,但半年时间写一本人物传记,无论如何是过于匆忙的。
“不过,自问偷懒和敷衍了事是没有的,不说上穷下尽,也是尽可能地收罗了各种材料和记述,单是研读胡兰成的著述就花了不少时间,还有其他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记述,还有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评价,而且,材料的发现和评价的深入几乎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如著名的‘张迷客厅’。这是需要特别提到的。
“重要的还有选择、鉴别和辩正,他人的记述和评价需要,胡兰成自己的记述尤为需要。本书某些章节由于缺乏坚实的材料未及展开,只算是提出了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开采挖掘,这当然不必在我。至于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评价,限于体例,书中只能是随处点评和议论,为尊重前此的研究,大体符合己意的也就转来引用了。胡兰成著述多且驳杂,似应有一本或多本专题研究来以正视听,这当然更不必在我了。”
这是原来“后记”中的一段文字,说明我的写作态度。
有朋友在外夸我,说我怎样怎样神速,三个月就拿出了一本人物传记。三个月是不确的,正如前引文字中所言,我日夜赶工,前后共写了半年。我怕朋友的夸奖和夸张给人以轻率随意之误会,故特此在“后记”中说明。
再接着引,“(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的后面一段是交代以后的出版过程:
“北京朋友将书送给一个南方出版社,反映不错,他颇为高兴地转告我,我有点出乎意料。出版社进展神速,不几日通过内审,即往上报,却卡住了。据说自北京出了《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后,出版方面全线告紧,这也是北京朋友往南方走的道理。出版社估计,等这阵风过去后就会松动。可从春到夏,去秋过冬,一个循环下来,上面仍然无消息。为何不试试其他出版社呢?朋友告我,这一出版社地处最南,也是最开放的,如果它不得出,其他社就更无法可想了。我将信将疑,今年(2005)年初,自己找了出版社朋友,可得到的遭遇基本相似,这才定心,知道事情是必得耽搁一段时日的了。”
我自己找的出版社是云南出版社,先将书稿发给云南社朋友,也同样,朋友读后反映不错,立即进入程序,可往上报审时同样被卡住了。卡住的理由朋友没细说,我也没细问,反正我们都知道,无论海南云南,理由总是差不多或完全相同的。
书已写成,却不得出,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网络,想到了网上论坛“张迷客厅”。
再引“(为网上发布所写)缘起和过程”的最后一段文字,可知《胡兰成传》在网上发布的过程:
“好在还有‘客厅’,承蒙论坛主编慷慨,同意我将此书发布于此,我很高兴。
“或问:为何早不如此呢?希望不要按照上面所写次序推断,以为出版无着以后的退而求其次,不是这样的,若这样想,既看错了我,也是对、‘客厅’的冒犯。
“按照我的理想,最好是写一章,在‘客厅’发一章,以便征求各位专家的意见。可我不能那么做,北京朋友不让,他甚至于不让人知道他在做胡兰成的书,不唯此书如此,其他书也同样。这是他们做书这一行的规矩,书的选题不可泄露。我与他是朋友,可在具体写书过程中,更主要是委托加工关系,我不处于主动地位,尤其在领取了加工费后,就更不能将书在网上发布了。我自己联系出版社,那是在他出版无望之后才尝试的。
“也因为这层关系,此书写成至今已一年多,我不曾在书稿上改易一个字,很简单,产品已经出版社检验通过。若加以改动,再审通不过责任谁负?
“此书写成至今一年又半,北京朋友已无兴趣再加理会,我在网上公布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妨碍,不但无害反或有利,或许哪个出版商通过网络对书有兴趣且有法道出版,也是说不定的。”
网络上发布,也不太顺利。
我征得“张迷客厅”版主的同意,准备按次序一章章发上“客厅”,可发了两章就发生障碍,我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既然按次序、整章节难以发上,我就不按次序,先发了《李士群之死》一章,我也不讲究整章整节,又发了一两篇根据书稿写的单文如解说《金锁记》七巧人物原型的文章。
也就在此前后,“客厅”另一版主查理与我联系,与我讨论胡兰成并征求同意发布全文,我就将全部书稿发他,由他处理。查理以后另创论坛“胡兰成吧”,将书稿按章节次序发布到了他的“胡吧”。我上过几次,似乎“胡吧”仅刊布了书稿一半,未刊布全文,我不知这一保留是否查理为我以后出书所作的周到考虑。
在此,我借机向读者郑重推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并向这两个论坛的版主以及参与其中的众多网友表示我的敬佩和我的感激。
这两个论坛版主的敬业和专业,他们的热心与热诚,他们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和大量财力物力,上天下地四处求索,数年时间日夜不息、不稍懈怠,这是什么精神?至少是绝大多数专业人员比不上、无法比的吧?须知,他们这是业余且不计任何实际报酬地在工作!当然,这里还有众多网友的积极参与,即便是只观不做、只问不答的网友,他们的捧场与热场,对于论坛也是个不小的功劳。也就是在如此版主带领和如此网友跟随下,他们终于成就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建成了拥有浩瀚丰盈、巨细无遗的资料和史料、成果和半成品以及无数研究线索的“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了不起还在于,其“材料的发现和评价的深入几乎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始终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壮大之中;了不起还在于,无论是“客厅”还是“胡吧”,没有门槛,不设限制,任何人任何时候均可长驱直入,选其所欲选,读其所愿读,写其所想写,真正体现了学术公器、学术为公和互联网天下一家的伟大理想!
我个人要感激的是,如若没有“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胡兰成传》难以成书,即便成书也绝不成样。具体而言,所有的胡兰成著作文章包括《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我都是从“客厅”“胡吧”下载阅读的——顺带言之,大陆出的《今生今世》不堪卒读,其删节之多之混乱,简直是出版的耻辱。我写作的不少材料也来自“客厅”和“胡吧”,如胡兰成与唐君毅的通信;查找材料许多也是由那里得到线索或启发,如“客厅”版主夜晚发见的夏承焘日记中有关胡兰成的记述。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在以前写的序言和后记中都特地作了说明,书稿中也尽可能使用我在“客厅”、“胡吧”里看到的材料,即便这些材料不是在两处首先出现也罢,如江弱水的评价和另一位不知名作者评价胡兰成学问的两段话,他们所言,在我看来或有过有不足,只能说“大体符合己意”,但为了尊重,也就不另写而直接引用了。
接下来,我想向读者隆重推荐一位真正的胡兰成专家——查理。
查理是音译名,在“张迷客厅”和“胡兰成吧”则以charliechan出现,想必“客厅”、“胡吧”的客人都不会陌生。查理的中文名字告过我,但我未征求他的意见,不便在此随便公开,仍以查理名之。
查理原是“张迷客厅”版主之一,“客厅”时代即以发布胡兰成资料而知名,以后另行创立“胡兰成吧”即成为“胡吧”版主而一主至今。根据查理在信中告我的情况,他很早就注意胡兰成,留心胡的资料的收集,迄今为止,手头已积存各种资料几百件,多为第一手资料且有不少是稀有稀见资料,正如我在信中的夸赞:他的收藏之富冠天下。收藏之外,查理还整理,整理之后,还上网,公之于众,共享于同好之间。文字输入,文件和图片扫描,这些工作的其繁其累,是我所难以想象的,但查理也就这么数年如一日地做了且做得极其完美和完全。收藏整理之余则是研究,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查理的田野调查做得细而微,台湾与胡兰成有过接触的,他似乎都有过直接间接的访问,大陆这面,就我所知,他曾跨海来过南京采访胡兰成儿子。案头研究呢?查理对胡兰成各类著作文章的研读和各方面思想的梳理,其功夫和功力所达到的深度,从他给网友随手开列的一些问题即可窥出。但,只差最后一口气,就是著书立说。这就要说到我与查理的通信联系了。
正如前面所交代的,我往“张迷客厅”发书稿时接到了查理来信,一是要求发我的书,二是讨论胡兰成,指出他不同意我书中所写的若干点。在网上论坛即他以后所办“胡兰成吧”发我的书,我无条件同意,而且声明,以后若想转载我其他文字,无须再征求我的意见,我相信他。关于胡兰成的不同意见,我根据他信中所提各点,按照我的理解如实一一给予回答。如实,就是不讲客套,这在查理看来,显然有点不客气,因此有点不高兴。抱歉,我没有征求查理同意,也不能将信引在这里。
很清楚,我和他对于胡兰成的理解有差距,他对于胡兰成评价甚高,私心热爱,推崇备至。但尽管有差距,在我看来,也不是不可接近,这也就是我以后邀请他共同著书的原由。
长话短说,以后我们又断断续续联系了两年,2007年,当台湾有意要出此书时,我将查理介绍给出版人,让他们在台北就近联络。我向查理说明:我有其他事要做、其他东西要写,不可能将兴趣长久停驻于胡兰成,既然书在台湾出,我就请他就我的书修改补充完善,我不再过问,书成之后就算是两人合作。没想到,这封托付信查理却没收到或没及时收到。当然,即使收到和及时收到,查理也不一定同意我的提议,还有,出版人也不一定会同意。出版人与查理倒是联系上了,也见了面,可对此书的出版似乎无甚影响。就这样,书,还是按我原来写的面目于2007年10月在台湾出版了。
眼下,我的《胡兰成传》前半部分仍然在“胡吧”上挂着,我看到了查理在后面的跟贴,尽责地提醒读者,张桂华书中多有猜测和臆想。我没有就此作出反应,一则查理没有具体指出书中哪些是猜测和臆想,再则,一本书十数万言数十万言,能避免猜测和臆想么?
查理至今仍未见出手,最近台湾确是出了本胡兰成传,可惜不是他写的。在此,我只能祝愿,查理在自己所收集的最完备最丰厚的资料基础上,以沉潜涵永多年的扎实研究,尽早拿出一本或多本有关胡兰成的研究著作。
台湾版《胡兰成传》出版过程较为匆促,出版主持者先在台湾后到美国,编辑在台湾,我在大陆,三地之间全靠电话电子信箱联系。我只是配合,提供图片资料,写个自我介绍,还有就是校对文字。台湾是繁体字本,可个别字是不能用繁简转换软件一点了事的。还有就是个别名词,编辑仔细,按照台湾习惯作了改换,可有的改换是不必要的。
虽然做得匆忙,但书做得还是极为认真的,错别字极少,封面版面设计也不差,唯一缺憾就是没有序言、后记,说明一下此书的写作过程。在我个人还有一个不满意之处,就是第九章《李士群之死》删去了近五千字,事实上也就删去了李之死的几种过程记述及其原因分析。自我感觉,这一章写得还是不差的。不过,这主要怨我自己,编辑删节自有他或她的理由,可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没有表示,因为我压根就没注意到此一删节。
台湾版问世后,我从各种渠道读到了读者对此书的反映。令我高兴的是,褒贬虽不一,但相比较而言,褒多于贬。此外,读者还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成书情况和资料来源。因此,借此书大陆版机会,我做了以下几件事,希望能弥补台湾版的不足:
一、新写了大陆版前言和这一后记。
二、将台湾版第九章“李士群之死”删去的内容补上,或者说恢复了原书第九章的面目。
三、每章后增加了“注释”。
四、书后增加了“主要参考资料”。
五、改写了台湾版的“作者介绍”,将所谓“海派作家”称号除去,很简单,我不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最后,当然是希望读者的批评指正,这我差不多已经料到并为此开始准备了。为表示我的诚恳,我的虚心和心虚,我这里写下一个通信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20号(200235)。”
这是以前写的后记中的最后一段话。
眼下网络时代,书面通信似已奢侈,为方便读者批评和交流,我这里再写下一个电子信箱:zhangguihua@hotmail.com。
张桂华
2010.2.22
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川端康成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指沈从文)张先生(指张爱玲)之处。
——陈丹青
通常说“人如其人”,是言“人”与“文”的不可分,其实人自人、文自文的例子,很是不少,但是胡兰成的文,确见其人。
——余斌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明显是受害者,胡兰成有负于她,而她一直保持沉默。若要说,也只能说张爱玲是遇人不淑,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陈子善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23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