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围绕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在东北叱咤风云的人物张作和霖王永江在军政和民政方面的博弈，着眼于中国东北地区在军阀时期的社会动态和经济动态，全景式地再现了那个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及传统，揭示了东北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对军阀时期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本书由薛龙(Ronald Suleski)著。

薛龙(Ronald Suleski)的这本《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对军阀时期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它以创新且充足的史实说明：1912年-1928年这一时期既是连年军阀混战的时期，也是中国奋发向上的时期。此书打破了以下诸种假设：东北的中国精英是柔弱的，在面对高傲的日本帝国皇权时是优柔寡断的。

王永江鼓励移民和建设业的计划是日本正在发展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移民计划有效的互为补充。《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对专业文献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贡献，并将激发学者对不仅是东北甚而是整个中华民国的研究兴趣。

中文版序言

中译本序言

前言

对中国军阀时代货币之说明

有关张学良之说明(其死讯已公布)

第一章 绪论：张作霖之东北

 汉人移民“满洲”

 张作霖

 奉军

 张作霖的核心幕僚

 杨宇霆

 张作相

 吴俊升

 张学良

 于冲汉

 东北堡垒

 苏俄

 日本帝国

 张作霖和日本人

第二章 王永江的出场与行政改革

 王永江

 货币问题

 基础性货币改革

 奉天元(奉票)

 税务改革

 省府与自由市场

 对王永江的回报

第三章 1922年的冲突

 华北的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

 王永江打算进行对峙

 王永江离开沈阳

 王永江与张作霖对峙

 张作霖让步

第四章 移民东北

 政务厅

 任命新道尹

 垦殖与发展计划

 计划带来的成功

第五章 拓展地方产业

 实业厅

 商会

 东三省纺纱厂

 东三省纺纱厂的成功

第六章 重组官银号

 创办东三省官银号

 将重组后的官银号投入运作

 奉天军方的阻碍

 重组的官银号开始运营

第七章 王永江辞职

 张作霖重新进入山海关

 戒严法之下的奉天

 王永江决定辞职

 张作霖请王永江返回

 王永江之死

第八章 东北堡垒的崩溃

 莫德惠试图支撑省府

 刘尚清的第二次努力

 张作霖回到令人沮丧的东北

第九章 结论

 共和理念

 军阀现实

 对军阀行为缺乏制裁

 负责的地方官员

 本地商业精英

 东北的军事力量

 东北的平民精英

 民事政府和初步现代化的成果

 地区发展和现代化

 合作与发展的结束

 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文人政府

注释

参考书目提要

评《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

译后记

构成中国东北部的广阔区域就是著名的“满洲”。“满洲”最东边是人们难以穿越的崇山峻岭，也是凶猛有力的东北虎的栖息地。这种毛色橙黑相问的动物一度是强悍又优美，在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心目中，它们象征着自然的神奇魔力。它们独立不羁，桀骜难驯，其吼声据说能震动大地。在它们统治的王国里，不容人类和其他动物挑衅。这种猛虎的画像长久以来被普遍认为象征着统治北方民族的自然之力。

“满洲”东南部有很多雄伟的山脉，那里曾有大量的东北虎出没。山脉构成了中朝的边界，朝鲜人尊其中一座特别的山——白头山为圣山，据说那里曾是神人相遇缔造朝鲜族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些大山的脚下找到一种叫人参的草药。人参是一种有壮阳作用的补品，可以做成一种受欢迎的茶。这种茶蕴含着一种沙土味儿，又有点甜。山脉在朝鲜半岛那边一直向南延伸得很远，在那里出产的人参常带有人形，有胳膊有腿，是亚洲参中最受赞赏的一种。

在“满洲”北部，现在的中国与俄罗斯有一条长长的国界线。那里森林茂密，富有木材，用于建筑房屋、桥梁和制作家具的巨大圆木十分丰富。至今我们仍可看到大量的捆装圆木从北部的森林被转运到南部的港口。传统的办法是用骡马队拉着圆木在结冰的河面上行进。在20世纪20年代一般采用铁路运输，而现在经常使用重型卡车加以运输。森林对人类比高山要友好一点，但这只有那些对自然的统治力量永远保持敬畏之心的人才能体会。森林为人类提供毛皮、兔子和狐狸。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必需品。所以，狩猎和设置陷阱是传统的职业。动物繁多的森林给人提供肉食及其蕴含的蛋白质，造就了骨骼粗壮、身体强健的民族。而那清澈的河流总是富有肥美的鱼类。

森林也是熊的家园。熊可以供给人类肉和毛皮，也是强大的力量和独立的另一种象征。它们深隐在大森林中，不欢迎人类靠近。熊掌一直是“满洲”北部的一种美食，至于原因我想可能其稀有性比味道更重要。据朝鲜人的神话，一头“满洲”熊和一个人结合生了第一个朝鲜人。在“满洲”森林的所有动物中，熊对进入林中的人威胁最大。

在“满洲”，除了东南部的山脉和北部的森林，其他大部分是平坦的、稍有起伏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与天相接，给人一种广大而开阔的感觉。虽然矮矮的灌木丛是常见的，但少有大树装点这些多风的平原。这些平原上有足够的起伏波动，使那些散布其上的村落和低矮的建筑很容易在视线里被遮蔽。在这伸展到天际的土地与丘陵之海因人类的居住，要么分散在低洼的河谷中，要么隐蔽在起伏不大的小山间以躲避风吹，置身其中的嘹望者会顿生一种孤独感。

“满洲”气候酷寒。10月下旬，低温伴随着寒风覆盖大地，直到翌年1月到3月间，大地一直是冰冻三尺。如果动物或人死在户外，其冻僵的尸体晚至4月份才能解冻。这段时间里，农业生产无法进行，没有任何植物可以生长，甚至铁镐或铁锹也不能插人冻土。地面如水泥地一样坚硬，河流成了冰造的高速路。这时期却是进行贸易的好时光，因为在结冰的河流上或在覆冰的地面上，大量成捆的圆木、毛皮和牲畜或者被拉着滑行，或者放在雪橇上很容易移动。所有动物呼出的水气遇冷即刻就会变成灰白色的一层霜，或覆盖在人的眉毛和胡子上，或在野生动物的脸颊上，或在骡马的鼻子上。尽管如此，骑在马背上的人仍可在大地上自由穿行。只要其坐骑行进不止，他们即可免于被寒风冻僵。

“满洲”的农民在严寒的月份里尽量待在室内。他们的平房由厚厚的土坯建成，有一个紧闭的小窗户防止寒风吹进，还有一个烧煤球的炉子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暖气儿。通常地面的炉子下设有烟道，那是一种朝鲜式暖炕系统。屋子里一般会有一个砖砌的平台，被称为“炕”，这在中国北方很常见。炕下面有烟道，烟火在里面通过，睡在炕上的人便可被温暖地“烘烤着”。

当春天降临时，耐心等待了一个冬天的农民们就要获得回报了。4月下旬或5月，大地融化了，泥土湿润了，河水重新流动起来。或许不是在此时，而是在清新而柔和的春风吹拂的6月，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大地的丰腴。它充满了养分，准备着为播下的种子提供湿润的气息。在一年的早些时候，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里生长着莴苣、大蒜、马铃薯，树上有苹果和桃子，还有各种花儿令人目不暇接。那里适合玉米的生长，尽管那里也种植旱稻，但“满洲”人更喜欢吃一种有气孔的面包——馒头，而不是大米。在“满洲”的最南端，棉花也可以生长。在20世纪初，那里的棉花生产兴盛了起来。

在过去的100年中，“满洲”最主要的农作物要数大豆了。那里的大豆只需要最少的照管就产量丰富。大豆可以用来做牲畜的饲料，可以做纸浆的材料及填充枕头，亦可用于榨取烹调用油或机械的润滑油。大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工成有用的商品，其间少有废料，并且每种商品都有很高的价值。在盛夏的七八月间，天气炎热逼人，大豆生长似乎不受影响。此时的人们和牲畜又要经历“满洲”的另一种极端气候了，但所幸酷热的夏季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考虑到现代世界工业生产的需要，人们便认识到了“满洲”矿产的价值。“满洲”有充足的煤炭供应，铁矿石的蕴藏量也很丰富。那里已是一个白银的产区，虽然不是主要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满洲”便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重工业基地。那里有广阔的露天煤矿，有发达的铁路运输，钢铁厂高炉林立。P1-3

中国人大多知道张作霖。如果你请人描述一下他，他们会告诉你他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大军阀。在大众的印象中，他发迹于某个匪帮，该匪帮可能是啸聚于“南满”农村众多红胡子匪帮中的一个。他们抢劫路人和通过此地的货物。大部分人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那个时代的军装，军装上饰有大大的金肩章，一大撮夸张的流苏高耸在带舌的圆形帽子上。有些人还可能读过关于他的描述。他们会告诉你，他是个残酷无情的人，随随便便地发誓，说脏话，不假思索地命令逮捕某人并处以死刑。

据我们所知1925年他甚至命令逮捕他最宠爱的长子张学良，并打算将他处死。后来张作霖动了怜悯之心，宽恕了他。正如中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告诉你的，张学良之后成长为一个国人皆知的爱国英雄。1936年学良逮捕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并要求他停止进攻红军，将日军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20世纪30年代，张学良在中国年轻学生中很受欢迎。而且，因为他认为没必要反共，在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被看做是一位爱国英雄和抗日斗士。

但在20世纪20年代，当他的父亲张作霖是东北最有权势之人时，张学良是个怎样的人呢？作为一位受信任的儿子，他很快成为父亲的奉军中的一员高级将领。他确实曾致力于发挥那些强大武器的战斗潜力。例如，他倡导使用高机动性的大炮和军用飞机，这些装备是当时世界上的现代化部队都在使用的。但他也享受了富有特权的生活。他喜欢穿西装，在冬天穿花呢料西装，夏天穿浅色亚麻料西装。他一方面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仅次于巴黎或伦敦流行杂志中的男人，另一方面对住在沈阳(当时叫奉天市)的国际名流所举办的鸡尾酒舞会很感兴趣。作为一位有特权而又潇洒的年轻人，他很容易跟许多年轻女人发展暧昧关系，他也确实有很多风流韵事。除酗酒之外，他还染上了很大一部分有钱阶层所接受的嗜好，那就是吸食鸦片。他的鸦片烟瘾强烈，在之后的十年里，这种烟瘾时常威胁到他的生命。最后在20世纪30年代，仅仅一次国外长途旅行，一个痛苦的戒毒计划，加上坚决的精神，使他最终克服了毒瘾。

众所周知，从1937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张学良的大部分生活是在国民党的软禁中度过的。他们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为他找女人，维持他舒适的物质生活。至2001年他在夏威夷去世时，国民党已不再对他和他的故事感兴趣。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还是希望他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英雄返回故里。

如果年轻的张学良有这样恶劣和不光彩的一面，那么他的父亲张作霖，这位冷酷的军阀怎么样呢？

张作霖发迹之时很穷，跟非法的投机活动很接近，但他想办法加入了“南满”有特权的政治和财富精英的行列。他通过一个组织实现了这一目标。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军事团体，名叫“保险队”，这支队伍提供保安服务。那些付钱给这支队伍并雇佣他们的人，可以使自己的土地和企业受到保护，并把自己的商品安全地运送到市场上去。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是他的岳父赵占元，赵是奉天城西地区赵家庙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张作霖开始结交其他地方名流，这些人包括当地的学者——举人刘春霖和秀才杜泮林。他也结交当地杰出的商人如张子云和戴春荣。张作霖一有了钱便投资土地，沿辽河买了很多土地。他还投资于那些在当地利润特别高的行业：制油业、谷物贩卖业和两替金融业。

从关于他早期事业的记录来看，张作霖看上去像一个企业家，积极地攫取财富和社会地位。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时常穿着受过教育的精英穿的那种长袍，经常参加地方宴会和社区活动。当儿子张学良到了上学的年龄时，张作霖批准张学良学习的课程是由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教授的英语对话、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而不是那种莽汉所受的教育。张作霖43岁时，也就是1916年，他所依靠的大部分是与他有交情的地方官员和杰出商人。他在“南满”成了一个有牢固基础的政治人物，也是该地区精英中的一员。

在张作霖的统治之下，东三省开始繁荣起来。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4年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速度超过了中国其他地方。该地区主要的城市都有电报相连，稍后又通了电话。对东北北部的内陆商品运往“南满”繁荣市场有至关重要之作用的干道网得到了扩展，路面被硬化，马车和卡车甚至在夏天雨季里道路泥泞令交通不便时也能畅通无阻。在省政府的资助下，该地区的银行也日渐壮大。它们控制着政府税务官们所征集的税收，并为当时所进行的新商业投资提供资金。这些政府参与投资的新公司有大豆加工厂、棉纺织厂和丰产的煤矿。当时还有一股将中国人管辖的铁路线扩展到农村地区的热潮，那些地区已被开放为定居区，以发展农业。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的发展，是在张作霖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当时他将自己看做是东北王，并开始构想他应当走到更大的全国舞台上去，成为北京的国家领袖人物中的一员。

本书详细研究了张作霖统治下的东三省所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东三省经济的迅速发展并非真的是张作霖的作用，更不是源自张学良的领导。这应归功于王永江的坚决行动。王永江是当地受过教育的精英中的一员，且对东三省的未来寄予厚望。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知道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府应该利用当地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他具备那种传统的道德，将教导民众作为自己的职责。从1916年到1924年，他的升迁从管理警务开始，负责过税收，当过省长，负责过地区的银行系统。

当王永江作为奉天省政府的高级官员，开始发挥他对东北地区政府和经济带有魔法色彩的作用时，他所取得的成功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们谈论的话题。东北地区所使用的货币非常坚挺，工作岗位很多，有很多人开始进入该地区找工作、经商，并逃离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观察者们，都对中国东北所发生的转变印象深刻。当北京的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濒临破产时，当危险的军事冲突在全国各地频繁爆发时，当中国似乎接近跌入巴尔干化的状态时，东三省却在蓬勃发展。王永江是该地区官员的典型代表，他成功地调集资源，发动大众，为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建设得更好而工作。

我希望这项研究会有助于形成一种关于军阀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之中国的新观点。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想发现中国对外来观念的利用方式，我们不但要有全国的视角，也要有地方的视角。无论是北京的政府，还是广州的政府，都没有给予全国以有效的领导。但在地区层面，当地的精英们却带来了积极的变化。我们需要将我们对民国时期思想文化之争论的思考，与那些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之认识结合起来。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将看到中国人的才能和勃勃生机，尽管大环境对他们极为不利，但他们积极地建设着成功的生活。这种成功的实现，源自中国长期保有的传统价值与来自海外——日本和西方的新观念的结合。传统的价值使中国作为一个一致的文化实体而保持统一，同时外来的观念推动了变化的产生，并以令中国人理解的方式得到修正。

本书中文版由研究民国史和东北史的两位杰出专家主持筹备。领衔的译者是民国史专家、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徐有威教授。我的朋友贝思飞(Philip Billingsley)任教于日本大阪的桃山学院大学，他在2006年介绍我认识了徐教授，他和徐教授曾共同发表过对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多项研究。2007年，徐教授造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我们在那里讨论了翻译此书的事宜。不久前的2010年6月，我们还在上海相见，交流了翻译的进展。另一位主要译者是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杨军教授，一位东北史研究专家。两位学者都发表过许多论著。他们的翻译精益求精，对书中的某些术语加注了英文原词，以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对徐教授和杨教授的翻译，我非常感谢！我还要感谢浙江大学的何俊教授，他自始至终地支持此项翻译工作。

在中央编译局，许宝友教授推进了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工作。我与许教授初见于2005—2007年期间，那时他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他组织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这为我们的许多国际访问学者向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群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渠道。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研讨活动的成果结集为《从哈佛看中国：中国问题学术演讲集》(许宝友、常欣欣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在中央编译局，该项工作还受到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博士的支持。当我们于2010年5月在北京相见时，他热情地向我展示他的书法技艺，并将他的一本大作送给我。我对他们对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感谢责任编辑苗永姝，感谢编审韩继海，他们对文稿进行了仔细的审读，并准备好了最后出版的定稿。

于萨福克大学

2007年9月到2008年1月，我有幸去美国位于怀俄明州拉勒米(Laramie，Wyoming)的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历史系做为期4个月的访问学者。按照事先征求旅居美国多年的老同学的建议，9月中旬一到这个位于美国中部大城市丹佛以北2小时车程的小镇拉勒米，稍事停留后随即外出游学，10月底才返回拉勒米蜗冬，直到次年初回家。

说来有趣，这是我人生43年来第一次远离家乡这么长的时间。在为期一个半月的游学期间，我依靠各种交通工具，走马观花地看了美国14个州，对这个超级大国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拜访了不少的美国同行，而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薛龙(Ronald Suleski)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早在去美国之前，我的老朋友、在日本大阪的桃山学院大学工作的贝思飞(Philip Billingsley)教授就介绍我联系薛龙教授，看看是否有可能顺访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2007年10月25日我抵达了费正清研究中心，得到了薛教授的热情款待。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情况，特别是他的大作《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传统，现代化与东北地区》(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Tradition，Modernization and Manchuria)，同时有意通过我向中国读者奉献此书的中译本。

我拜读了此书，感到的确有值得翻译推荐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的专业并不是东北史，不免有些踌躇。因此向我的好朋友、东北史的著名专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曲晓范教授求教，请他帮助寻找熟悉东北史的有关专家。可惜事情没有想象的容易。好在最后得到了老朋友、当时任教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权赫秀教授的引荐，介绍了一位出色的合作者即吉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杨军教授。杨军兄是从事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专家，又是东北人，有他的同行协助，我宽心了许多。结果的确如此，经过这些年的齐心努力，我们终于携手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复旦大学文博系吕静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许金生副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张智慧博士和我的博士生李嘉冬先生就书目提要和相关情况的翻译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晓范兄在百忙中提供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中译本序言，它是一篇很好的导读文章。同时他还帮助校阅了全部的译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他的高足、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凤杰博士刚刚出版了有关王永江的博士论文《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王永江研究的前沿情况非常熟悉，她帮助校对了全部的译稿，对译稿贡献良多。

吉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杨军教授翻译了第5—7章，沈阳药科大学外语部的高元梓老师翻译了第8_9章以及部分注释，同时由杨军教授对这些部分进行了校对。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张凯提供了英文本序言、中译本序言、第1—4章的翻译初稿。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吴静和李婷提供了部分注释的翻译初稿。笔者翻译了部分注释和正文，同时校对了所有的译稿。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陶季邑教授在2005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的“国外新书评介”栏目中曾经发表过有关薛龙教授此书的书评文章，给我们不少的启发，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他也提供了不少帮助。对以上这些师友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久前我把王凤杰副教授的《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寄给薛龙教授，得到他的高度称赞。今年9月间，薛龙教授撰写的有关这本书的书评文章在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杂志《中国季刊》发表了。我请李婷小姐把它翻译为中文，作为此书的附录一起出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薛龙教授对王永江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吧。

笔者出于综合因素再三考虑，拟定将原书名改为《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此建议得到了薛龙教授的首肯。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徐有威谨志

2012年2月 上海

此书为中国军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薛龙证实了尽管张作霖在东北实行着军阀统治，然而东北的地方政府及其区域均有了一定的发展。奉天(三省中最动态和最具活力的省份)的地方行政长官的管理不仅仅是收集税收、岁收和维持秩序，还投入于推动现代化程序的一系列计划中去。这些计划包括货币改革、纺织制造业、公路、铁路建设、电报、电话服务、民工计划和新兴商业等，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导致了经济的大幅增长。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冯兆基教授 《亚洲研究评论》2003年第4期

薛龙的这本著作对军阀时期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它以创新且充足的史实说明：1912年-1928年这一时期既是连年军阀混战的时期，也是中国奋发向上的时期。此书打破了以下诸种假设：东北的中国精英是柔弱的，在面对高傲的日本帝国皇权时是优柔寡断的。王永江鼓励移民和建设业的计划是日本正在发展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移民计划有效的互为补充。薛龙此书对专业文献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贡献，并将激发学者对不仅是东北甚而是整个中华民国的研究兴趣。

——英国剑桥大学Rana Mitter教授 《中国季刊》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