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写有大量的书信，仅据他日记中的记载，就有五千多封，现尚存一千五百余封，计一百多万字。鲁迅的书信在其全部文学遗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着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鲁迅书信大部分是私函，在他生前许多是没有发表过的(除少数公开信)。这些书信，尤其是写给友人的信，往往比一般公开发表的言论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阐释自己的文艺观、审美理念，发表自己对于某事、某人以及对于时政的看法，因此它可以让读者更加接近他，进入他的生活环境，感受到他的写作氛围，更深切地理解他的为人与为文，体验他的憎恨和热爱。周楠本编注的《鲁迅文学书简》选入鲁迅论文方面的书信262封。

鲁迅的书信在其全部文学遗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着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长期以来，鲁迅的著作虽然出版得很多，但是几乎全部集中在编选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杂文上，而对于鲁迅书信这个文化宝库尚未进行充分地开发，这方面的图书出版的很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鲁迅著作出版上的一个缺口，这不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普及优秀文化，都不很不利的。为了弥补鲁迅著作出版上的这一缺陷，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特别编辑出版了这部鲁迅书信的选读本——《鲁迅文学书简》。

《鲁迅文学书简》选入鲁迅论文方面的书信262封，仅占鲁迅全部书信的一部分，但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学运动，他关于文学创作上的议论、见解，大多已经涵盖在内了，这样，读者就可以在较小的篇幅里，用很少的时间，从文学大师这些深刻的文字中，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留下来的许多历史信息，并从中获得许多人生教益及艺术上的享受。本书由周楠本编注。

1919年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致傅斯年，4月16日)

1921年

致胡适(1月3日)

致胡适(1月15日，附录：周作人致胡适信)

致周作人(8月17日)

致周作人(8月25日)

致宫竹心(8月26日)

致宫竹心(9月5日)

1922年

致胡适(8月14日)

致胡适(8月21日)

1923年

唐俟君来信

——关于《小说世界》(致孙伏园，1月11日)

1924年

致胡适(1月5日)

致胡适(2月9日)

致胡适(6月6日)

致李秉中(9月24日)

1925年

致孙伏园(3月8日发表，附录：z．M．作《鲁迅先生的笑话》)

致梁绳秫(3月15日)

致赵其文(4月8日)

致赵其文(4月11日)

致许钦文(9月30日)

1926年

致陶元庆(10月29日)

致李霁野(10月29日)

致陶元庆(11月22日)

致李霁野(11月23日)

致韦素园(12月29日)

1927年

答有恒先生(9月4日)

致台静农(9月25日)

致江绍原(11月20日)

致李小峰(12月6日)

1928年

致董秋芳(4月4日)

致章廷谦(5月30日)

致韦素园(7月22日)

1929年

致韦素园(3月22日)

致韦素园(4月7日)

致李霁野(4月20曰)

致舒新城(5月4日)

致白莽(6月25日)

致孙用(11月8日)

1930年

致章廷谦(3月27曰)

致郁达夫(4月20日)

致孙用(9月3日)

致曹靖华(9月20日)

致王乔南(10月13日)

致王乔南(11月14日)

致孙用(12月6日)

1931年

致韦素园(2月2日)

致荆有麟(2月5日)

致曹靖华(2月24日)

致孙用(5月4日)

致曹靖华(6月13日)

致李小峰(9月11日)

致曹靖华(10月27日)

致曹靖华(11月10日)

致孙用(11月13日)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12月27日)

1932年

致曹靖华(6月24日)

致台静农(8月15日)

致曹靖华(9月11日)

致曹靖华(12月12日)

致王志之(12月21日)

1933年

致台静农(1月26日)

致张天翼(2月1日)

致郑振铎(2月5日)

致曹靖华(2月9日)

致台静农(3月1日)

致李小峰(4月5日)

致李小峰(4月13日)

致李小峰(4月26日)

致黎烈文(5月4日)

致黎烈文(5月4日)

致邹韬奋(5月9日)

致周茨石(5月25日)

致曹聚仁(6月3日)

致魏猛克(6月5日，附录：魏猛克致鲁迅信)

致曹聚仁(6月18日)

致榴花社(6月20日)

致王志之(6月26日)

致罗清桢(7月18日)

致黎烈文(7月22日)

致黎烈文(7月29日)

致何家骏、陈企霞(8月1日)

致胡今虚(8月1日)

致黎烈文(8月3日)

致董永舒(8月13日)

致杜衡(8月14日)

致杜衡(8月20日)

致曹聚仁(9月1日)

致郑振铎(10月2日)

致胡今虚(10月7日)

致郑振铎(10月11日)

致曹靖华(10月21日)

致陶亢德(10月23日)

致陶亢德(10月27日)

致郑振铎(10月27日)

致曹靖华(10月31日)

致陶亢德(11月2日)

致姚克(11月5日)

致郑振铎(11月11日)

致杜衡(11月12日)

致姚克(11月15日)

致吴渤(11月16日)

致曹靖华(11月25日)

致吴渤(12月6日)

致吴渤(12月13日)

致何白涛(12月19日)

致姚克(12月19日)

致曹靖华(12月20日)

致徐懋庸(12月20日)

致郑振铎(12月20日)

致黎烈文(12月24日)

1934年

致郑振铎(1月11日)

致萧三(1月17日)

致姚克(1月23日)

致黎烈文(1月24日)

致姚克(1月25日)

致郑振铎(2月9日)

致姚克(2月11日)

致姚克(2月20日)

致罗清桢(2月26日)

致姚克(3月6日)

致姚克(3月15日)

致台静农(3月15日)

致姚克(3月24日)

致姚克(4月9日)

致魏猛克(4月9日)

致姚克(4月12日)

致陈烟桥(4月19日)

致曹聚仁(4月30日)

致杨霁云(5月6日)

致杨霁云(5月15日)

致郑振铎(5月16日)

致徐懋庸(5月22日)

致杨霁云(5月22日)

致杨霁云(5月24日)

致郑振铎(6月2日)

致杨霁云(6月3日)

致徐懋庸(6月21日)

致郑振铎(6月21日)

致唐j叟(7月27日)

致曹聚仁(8月13日)

致黄源(8月14日)

致姚克(8月31日)

致王志之(9月4日)

致萧军(10月9日)

致叶紫(10月21日)

致刘炜明(10月31目)

致孟十还(10月31日)

致窦隐夫(11月1日)

致萧军(11月5日)

致萧军、萧红(11月12日)

答《戏》周刊编者信(11月14日，附录：《戏》周刊编者致鲁迅信)

致萧军、萧红(11月17曰)

寄《戏》周刊编者信(11月18日)

致刘炜明(11月28日)

致孟十还(12月4日)

致孟十还(12月6日)

致萧军、萧红(12月6日)

致杨霁云(12月9日)

致萧军、萧红(12月10日)

致金性尧(12月11日)

致杨霁云(12月11日)

致赵家璧(12月12日)

致杨霁云(12月13目)

致杨霁云(12月18日)

致杨霁云(12月20日)

致杨霁云(12月23日)

致赵家璧(12月25日)

致赵家璧(12月25日)

致萧军、萧红(12月26日)

致曹靖华(12月28日)

致张慧(12月28日)

致杨霁云(12月29日)

致刘炜明(12月31日)

1935年

致李桦(1月4日)

致萧军、萧红(1月4日)

致黄源(1月6日)

致郑振铎(1月8日)

致郑振铎(1月9日)

致曹靖华(1月15日)

致萧军、萧红(1月21日)

致杨霁云(1月29日)

致萧军、萧红(1月29日)

致黄源(2月3曰)

致孟十还(2月4日)

致李桦(2月4日)

致曹靖华(2月7日)

致萧军、萧红(2月9日)

致萧军、萧红(3月13日)

致黄源(3月16日)

致萧军(3月19日)

致徐懋庸(3月22日)

致曹靖华(3月23日)

致萧军(3月25、31日，4月4日)

致黄源(4月2日)

致李桦(4月4日)

致萧军(4月12目)

致唐j叟(4月19日)

致孟十还(4月21日)

致萧军、萧红(4月23日)

致胡风(5月17日)

致黄源(5月28日)

致李桦(6月16日)

致曹靖华(6月24日)

致萧军(6月27日)

致胡风(6月28日)

致赖少麒(6月29日)

致孟十还(7月4日)

致萧军(7月16日)

致李长之(7月27日)

致萧军(7月29日)

致萧军(8月24日)

致萧军(9月1日)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致黄源，9月8日)

致孟十还(9月8日)

致胡风(9月12日)

致蔡斐君(9月20日)

致黄源(9月24日)

致萧军(10月4日)

致孟十还(10月12日)

致郑振铎(10月17日)

致孟十还(10月20日)

致萧军、萧红(10月20日)

致萧军(10月29日)

致王冶秋(11月5日)

致萧军、萧红(11月16日)

致叶紫(11月25日)

致王冶秋(12月4日)

致曹靖华(12月19日)

1936年

致沈雁冰(1月8日)

致黎烈文(2月1日)

致阮善先(2月15日)

致孟十还(2月17日)

致徐懋庸(2月21日)

致尤炳圻(3月4日，残筒)

致唐瞍(3月17日)

致欧阳山、草明(3月18日)

致曹白(3月21日)

致曹白(3月26日)

致曹白(4月1日)

致杜和銮、陈佩骥(4月2日)

致颜黎民(4月2日)

致曹白(4月6日)

致颜黎民(4月15日)

致曹靖华(4月23日)

致曹靖华(5月3日)

致曹白(5月4日)

致曹白(5月8日)

致李霁野(5月8日)

致曹靖华(5月15日)

致唐弢(5月22日)

致曹靖华(5月23日)

致时玳(5月25日)

致赵家璧(7月7日)

致沈西苓(7月19日)

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7月23日)

致曹白(8月2日)

致时玳(8月6日)

致曹靖华(9月7日，附信：致Paul Ettinger信中文原稿)

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9月28日)

致曹白(9月29日)

致曹白(10月6日)

致曹白(10月15日)

致刘岘(日期不详，残简)

编后记

9 致胡适适之先生：

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

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现在大稿亦奉还，李伯元八字已钞在上方。②

《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③

《纳书楹曲谱》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④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一作巫枝祗)，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⑤卷四六七《李汤》条。

八月二十一日树人上

【注释】

①稿 指胡适的论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②李伯元(1867～1907)清代小说家，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八字，这里是指李伯元的生卒年。

③曲园老人俞樾(1821～1907)，号曲园，清代学者，著作有《春在堂全集》。《三侠五义》经俞樾修订并改名为《七侠五义》。

④杨掌生笔记 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撰《京尘杂录》。

⑤《太平广记》 宋代李。等奉旨编纂的类书。鲁讯整理古籍常用书之一。

1923年

10唐俟君来信①

——关于《小说世界》记者先生：

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②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实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③不论是非，一齐存在。现在刻经处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④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然而假使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

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⑤，而又有旧的(？)《快活》⑥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

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若运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与社会，尤其不相干，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所以这些作品(？)也再不能“火上添油”，使中国人堕落得更厉害了。

总之，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东枝君今天说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⑦那或者许是有的，然而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绕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较之《小说世界》有趣得多了，而可惜须等将来。

话说得太多了，再谈罢。

一月十一日，唐俟。

【注释】

①这是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写给他的学生，当时任《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一封批评《小说世界》杂志的信，发表于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通信”栏内。《小说世界》是当时一群失掉了《小说月报》阵地之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为了与新文艺相抗衡而刚刚创办的杂志。

②这是指钱玄同(笔名疑古)发表在《晨报副刊》“杂感”栏里批评《小说世界》杂志的文章，题为《“出人意表之外”的事》。

③释藏 佛教经典，指《大藏经》。道藏 道教经典，明刻本有《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④当时《小说世界》刊登了这两部书的广告。

⑤《小说月报》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为鸳鸯蝴蝶派重要刊物。1921年沈雁冰(茅盾)接任主编后，施行改革，改变刊物宗旨，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⑥《快活》鸳鸯蝴蝶派刊物，当时已停刊。

⑦鲁迅写这封信时，正看到当天《晨报副刊》“杂感”栏上的一篇评《小说世界》的文章。该文说：《小说世界》的出版“断断不可忽视”，因为旧小说家们“自以为是战胜了”。P11-13

收在《鲁迅文学书简》里的这262封信只是鲁迅全部信件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鲁迅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及创作情况，尤其是他后期的一些思想情绪，都已经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了。其实，鲁迅书信不涉及文学的可谓少矣，面对着大量的信件如何进行取舍，着实要费一些思量，不敢随意对待的。就是到了写编后记的此刻，我还在踌躇，总觉得仍留着遗憾，却没有更妥善的办法解决。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吧。鲁迅于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应该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自己创作的文字了吧，这几句话不仅对于研究《狂人日记》是一把金钥匙，对于鲁迅早期思想、国民劣根性的研究都是极具价值的。本书在初选时是选人了这一封信的。可是这封信大部分都是说的其他事情，主要叙述当时教育部中的一些人事情况，就整封信来看，不能归于文学类书简，读起来有点乏味，不大适宜一般读者阅读，因此，当再次筛选时终于下决心删掉了。这里还可举一个例子。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信：“……好在被告有我在，够了。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这是多么有趣的一种创作欲望啊，不论当时鲁迅是说的玩笑话，还是确曾有过这样的冲动，都是很能够反映作家幽默的性格的。可惜这封信与前信情况类似，从全信来看，不好作为文学书简，它主要是挖苦顾颉刚，谈和他打官司的事的。鲁迅与顾氏由于政见及为人处世不同，形同水火。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时，甚至因为顾的到来，愤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表明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他，决不与其为伍的态度。这封信也是几次编人又几次抽了下来。如果选人，关于打官司之事，做注解都要费去不少篇幅才能让读者明白，读者可能会问，这与文学关系大吗？所以，想来想去也只好割爱了。这类情况也曾考虑过节选，但终于没有采取这个办法。我以为这本书虽然是一个选集，但并不是文摘汇编。如果大部分书信都是非常完整的，仅仅几篇是摘录，就觉得这将有损体例，颇以为可惜。此外我还有一种谨小慎微的心理，觉得如果全书都是完整的文章(我把残简也视为完整的，就像残臂的维纳斯一样)，今后至少就可以不负断章取义的责任了。由于体例上的原因删去的涉及文学的书信尚有一些，但是主要还是遵循编选的原则进行取舍，即主要是为了适应大多数文学爱好者的需求，从便利阅读、收藏和购买，而不是从纯粹研究的角度来进行筛选或考虑省略篇幅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论翻译——答J．K．论翻译》这封与瞿秋白讨论《毁灭》译文文句问题的书信没有被选人。此信对一般非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读者来说，太专，也比较枯燥。此信初选时也是选人了的，但经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删掉了。此外写给外国友人(主要是日本人)的书信都没有选人，我想这可能会涉及译文的版权问题。

我觉得自己的学力及眼光是有欠缺的，肯定会留下一些遗憾甚至失误的，我一面期待行家的指正，同时也这么想，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这本文学书信之后，感到不满足，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去阅读鲁迅全集里的更多的书信，那么我所留下的遗憾和欠缺就成为可喜的有益的事情了。

尽管这只是一个欣赏普及的读本，但是这个本子在编辑上也做了一点努力，做了一点可供研究者参考的工作，下面且举几个例子。

1．1981年版《鲁迅全集》①卷十二《340831致姚克》信中说：“前一些时，是女游泳家‘美人鱼’很给中国热闹了一通”，这一句《全集》注[2]写道：“‘美人鱼’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绰号。当时她从广东到沪宁表演，报纸上连日刊登关于她的消息，其中并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在南京为她拉缰和挥扇等记事。”《全集》的这个注释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报纸记者的庸俗无聊，高官的平庸无能，所以只说了媒体炒作“热闹了一通”的情况；至于“美人鱼”何以能够“很给中国热闹了一通”却没有做一点介绍。本书的注释是：“广东籍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于1934年5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50米和100米自由泳以及100米仰泳三项冠军，因而获得‘美人鱼’称号，海内外风靡一时。……”实际上她是为民族争了光。对于运动员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应该略作介绍。

2．这封信说到“‘美人鱼’很给中国热闹了一通”之后接下来又写道：“近来热闹完了，代之而兴的是祭孔。”“祭孔”《全集》注[3]云：“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孑L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拙注则根据资料注为：“1934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生纪念日。”日期写得更加准确具体。(实际上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即已决定拨款十万元，补充山东曲阜孔庙及孟子等庙修建费，已经决定祭孔了，国民政府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把事情尽量说得不那样抽象的例子还有，比如1927年9月4日《答有恒先生》的公开信中提到国民党政客吴稚晖“大呼‘打倒，……‘严办’’’共产党事，关于此事《全集》的注释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见1981年版第三卷第460页)拙注根据资料则明确写出：“1927年4月2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上通过了他提交的《清查共产党》报告，‘打倒……严办’是他‘清党’报告中的词语。”

3．这封信中又说：“张天师作法无效，西湖之水已干，这几天却下雨了，对于田禾，已经太迟，不过天气倒因此凉爽了不少。”对于这一句，《全集》注[4]云：“张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第六十三代张天师(瑞玲)在上海大世界诵经作法求雨。”此注对于读者，似乎并不很能够让人明了，尤其对于今天的读者不知作者何故忽然来这么一句。本书的注释是：“1934年夏，中国长江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旱灾，各地纷纷祈神求雨，湖北省民政厅竟通令全省禁屠牲口一周求雨；湖南省主席何健通电全省禁五荤祈雨并亲至南岳祭神求雨；上海则请‘张天师’在大世界诵经作法求雨。”这样读者不仅明白了当年江南各省的旱情，各地救灾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也知道了当时政府的腐朽无能以及乌烟瘴气的社会状况。

4．1936年9月7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里，附了一封写给侨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艾丁格尔的信(即《致曹靖华(9月7日)》，附信：《致PaulEttinger》)，这封信是鲁迅用中文写的，托曹靖华翻译成俄文后再寄出，就是说鲁迅的这封亲笔附信是一份并不寄走的仅供收信人翻译用的底稿，实际上它已成为写给曹靖华信的一个不应分割的部分了。《全集》书信卷收入了《致曹靖华》这封信，却将鲁迅用中文写的这封附信抽出，另外编人致外国人士书信部分中，这是不大妥当的，因为致外国人士书信部分应该编入曹靖华寄出的译稿，假如这份译稿保留了下来的话。在致曹靖华的信中鲁迅明明说：“有答E的一封信，想请兄译出，今寄上汉文稿，乞便中一译，无关紧要，不必急急的。”可是在《全集》中这封《致曹靖华》信之后，读者却看不到这封“答E的一封信”的汉文稿了。更能说明此种剪辑方法的问题所在的是，《鲁迅手稿全集》的编者在编辑书信卷时(文物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由于这封附信落款没有署日期，其手稿从《致曹靖华》信里抽出之后，竟然弄不清其来源了，后来不知道编者根据什么理由判断此信是写于9月15日，就把它安排在同一天《致增田涉》的信之后了。由此可见，拆开后的效果是很不佳的。《全集》虽然按照写给曹靖华的信的日期将这封附信定为9月7日所写，但这也未必可靠，因为有可能附信是预先写就的，作者特空下写信日期留待译者根据译出或寄出时间再补写的。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恢复原貌，仍然作为附信，置于鲁迅书信之后，这样才完整，才便于读者研究和欣赏。

5．上信的附信还出现了一个文本校勘问题。《全集》卷十三“致外国人士部分”《360907(德)致巴惠尔·艾丁格尔》(即《致PaeIl Etting—er》)的最后一句是：“介绍给中国，但没有这力量。”本书据手稿订正为：“绍介给中国，但没有这力量。”“介绍”一词鲁迅一般写作“绍介”，应该尊重鲁迅用语的习惯。

6．《全集》卷十一《240924致李秉中》信第二段最后一句：“即使有效，也[不]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里。”其中“也[不]算什么”，《全集》编者认为原文漏掉了一个“不”字，即以[]为记补人。其实“也算什么”即“又算什么”或“那算什么”之意，与“也不算什么”意思相同。鲁迅的著名文章《青年必读书》的最后一句就这么说：“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意思就是说：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里若加了一个“不”字，语气就差多了。所以，鲁迅这封写给李秉中的信中说“即使有效，也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上”，这里若补入“不”字，就失掉了原文的一种毫不在乎的语气了。本书按照鲁迅书信手稿作了校订。凡属不明显的、不是确定无疑的“错误”，本书均不作修辞性的处理。

7．这里我特别感谢责任编辑韩玉霞女士，她除了对拙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外，而且还指出了一处我未发现的《全集》的排误，即卷十二《340117 致萧三》中的一个外文人名“B．Shaw”。此信注[5]云：“B．Shaw即萧伯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鲁迅书信集》此词则为“B．Schow'’。这就出现了异文情况。查核《鲁迅手稿全集》，“B．Shaw”写作“B．Schow”。虽然萧伯纳名字英文的确应为“B．Shaw”，鲁迅误书为“B．Schow'’，但是《鲁迅全集》编者没有按照正确的笔误处理方法，在原文之后补正并以括号标记，或者另作校注说明，而是不作任何说明径直修改了原著文本。这是原著文本整理工作上的一个不应该的疏忽，但愿即将出版的18卷本新版《鲁迅全集》能够订正这一排误。实际上书信中随手将“B．shaw”拼写为“B．Schow'’，这并非严格的写法，不能算错，如鲁迅信中有时将高尔基拼写成Gorki，有时又写成Gorky，类似中文姓氏将“萧”写作“肖”一样，不应校改，作注说明即可。

以上这些属于校注一类的琐细问题还有一些，比如外文书籍鲁迅手稿中都没有中文书名号，而《全集》俱加，这是不妥当的，这并不合外文标点方法，本书均作了校正，这一工作都是责任编辑在审稿时所做的。诸如此类，这里就不列举了。

几年前我曾编过一部两卷本《鲁迅集》，私心总愿它是一个能够把作家的传世之作全部收进去的法宝。当然这是梦想，因为我没有这般的法力及这样神奇的法宝，像《西游记》里的镇元大仙，将袍袖迎风一展，天下之物就兜进自己的衣袖里去了。现在我只愿这本《鲁迅文学书简》如他的创作一样，有许多的青年读者去读它，这样就同得了神仙的宝贝一样无比的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