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子从礼制起源的角度论述了礼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即调整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欲之间的关系。《荀子·礼论第十九》说：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原文：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所以礼的目标首先是经济上的，在于满足调养人的欲望。《荀子·礼论第十九》接着说：礼这种东西，是调养人们欲望的。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五味调和的佳肴，是用来调养嘴巴的，椒树兰草香气芬芳，是用来调养鼻子的；在器具上雕图案，在礼服上绘彩色花纹，是用来调养眼睛的；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是用来调养耳朵的；窗户通明的房间、深邃的朝堂、柔软的蒲席、床上的竹铺、矮桌与垫席，是用来调养躯体的。所以礼这种东西，是调养人们欲望的。（原文：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八·度制第二十七》中将礼节称为度制，指出用礼制（下文用服制说明）整齐百姓，治理天下是由资源与人欲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如果让人们放纵极欲，结果只能是贫困和混乱。他说：衣服的出现，是为了掩盖身体保暖身体。可是染上各种色彩，装饰各种花纹图案，不是为了有益于肌肤和身体的本来要求，是为了用它使尊贵者显出尊贵，使贤能者显得高尚，并表现区分上下级的关系，使教化立即实行，风化容易成功，为了社会太平才做的。如果抛弃服制，让各人都按自己的希望去做，让他们快乐高兴，而人们追逐欲望无穷无尽，这就严重地扰乱了人和人的关系，并浪费财物，失去了花纹图案产生的本意。上下级的关系不区分，势必造成上级不能治理下级，为动乱所苦。嗜好欲望没有限度，势必造成欲望不能满足，为贫困所苦。（原文：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彩、饰文章者，非以为益冗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前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势不能相足，故苦贫也。）P37-38
试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不再满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断误读、误判中国经济现实，开始公开讨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问题。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近二十年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路程，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上可谓雷声大，雨点小。不仅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尝试没有显著的成果，基于中国现实的经济理论建设，除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这样模糊的概念之外，其成绩亦乏善于陈。
一、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中的拿来主义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理路无非有两种，一种将外来的经济学拿来，并将这种经济学中国化。笔者认为，在这一方向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最为成功。以陈云、薛暮桥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工作者，不仅基本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还通过自身的积累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没有通过西方式的野蛮掠夺实现工业化，这简直是人类政治经济史上的奇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不章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种经济学上全盘西化的思潮在理论界漫延开来，他们不顾中国现实，一味照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不按照他们的本本去做，他们就骂政府改革不到位；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他们本本主义的伤害，这些人就劝百姓忍受“改革的阵痛”，言外之意，阵痛之后，就会有幸福的“胖娃娃”诞生。问题是，百姓等来的只是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少的发展机会。于是20世纪初反思改革的声音不断，媒体开始公开抨击这些经济学家，一段时间，他们尽乎成了人人嚷打的老鼠。这些人最大的成绩是几乎垄断了大学经济学课程，并通过师一生链条将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义广泛传播出去。至少在今天看来，这种趋势是难以抑制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用中国本土经济学代替翻译过来的、与中国现实几乎无关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那么过去二十年来全面引入西方经济学为何注定会失败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最为关键：
首先是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经济学不可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普世性。比如说日本，它“脱亚入欧”很早，但其经济理念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整体上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日本经济学家更注重从现实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日本经济能够长期领先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中国的消费习惯与西方迥异。20世纪，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中国传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消费传统遇到相当大的冲击，但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福利体系尚处建设过程中的情况下——我们储蓄率高就是一个明证。大家知道，消费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如果消费习惯不同，必须影响到诸多经济政策的现实效果。
最后是中国具有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经济传统。比如中国从周代起就坚持土地国有（百姓经营）、盐业专卖，市场经济，其间也有过大的政策变化，甚至还“剪过资本主义尾巴”，但这类政策持续时间都较短，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再比如，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所以市场对利率的敏感度就与西方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迥异，后者对利率的涨落显然更为敏感。
二、基于现实经验的中国本土经济学
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的另一种方式基于中国人在数千年经济生活中积累的丰富实践和理论成果。于其中融会贯通，在西方经济学由于其范式内在的影响已经远离经济现实的的大背景下，开拓出一种崭新的经济学来。笔者认为，基于现实经验的中国本土经济学需要充分汲取以下三种思想资源：
一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轻重之术有如中医中的《黄帝内经》，其理论基础代表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原理，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成熟于战国时代，就认为建设中国本土经济学时，不再需要将之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或者以我们生活于工业时代为由，就抛弃轻重之术。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难道工业时代的市场性质与农业时代的市场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吗？工业时代的货币与农业时代的货币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啊！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中医中抛弃了《黄帝内经》，中医会变成什么呢？
常平仓政策是一种典型的轻重之术，在20世纪30年代由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引入美国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础。不幸的是，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早已经鲜为人知。1943年，当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到美国筹集抗日战款时，罗斯福总统曾亲自告诉她美国的农业政策“部分”（实际上是“核心”）来自中国，竞搞得宋美龄一团雾水。华莱士在1943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当天会谈的内容，华莱士写道：“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是多么地感兴趣，她已经听总统讲，我们的农业计划部分根据的是中国哲学。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书，《孔子的经济原理》得到‘常平仓’概念的。”这里华莱士说的《孔子的经济原理》，指陈焕章博士的《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英文名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s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笔者和美国的陆寿筠先生合作译出了中译本，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史学家钱穆对国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文中他说的“汉代的平准制度”实际上就是常平仓。“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之渊博，令人惊叹，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诸篇，足见中国本土经济理论实在被人遗忘太久！
除了农业政策，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的金融政策，最重要的当属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的建立。作为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FDIC成立于1933年，1934年1月1日开始提供存款保险。FDIC总部位于华盛顿，并在亚特兰大、芝加哥、达拉斯、堪萨斯、纽约、渡士顿、旧金山设有分支机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最初制度原型是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通过将连带责任制度应用到经济领域，这些行商不仅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还在行商之问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明确指出，这种制度是1829年纽约设立“安全基金”的样板——而。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在“安全基金”的倡导者佛门写给时任纽约州长的马丁·范布伦的一封信中，佛门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说明：“让银行对彼此而言变得可以信赖的适当性，可以从广卅『的行商身上看出来。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同时在彼此生意失败时，对彼此的债务是可依赖的……这个抽象的公平原则已经经过了70年的现实考验，而在其下行商的连带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将这个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就成了这个系统（译按：指“安全基金”制度）的基础。”
轻重之术解决中国问题是有效的，解决美国的问题也是有效的；轻重之术解决过去了的问题是有效的，解决未来的问题也是有效的——因为一阴一阳之大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长期斗争中，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种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学树立了起来。多年来其成就长期被人忽视，倒是那些靠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的“鹦鹉知识分子”成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名流！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有太多革命性的经济学理论，这里我们仅指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首先是综合平衡思想，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各个经济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只是实现了经济系统整体上的动态平衡，经济才会获得长期稳步快速的发展。综合平衡思想实际上是均平原则在现代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具体应用，是轻重之术这一经济学的“经”在现代的表现形式。
一生从事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在其影响力巨大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指出：“综合平衡是我们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扩大地方特别是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必须同时抓紧全国财力物力的统筹安排，保证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综合平衡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搞综合平衡，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抓成千上万个实物指标，而只能是提纲挈领，着重抓几个主要指标。具体来说，首先是抓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其次是抓产品供需总量（社会产品总产值）的平衡。在扩大了国际经济联系以后，还要加上一个外汇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近二十年来，我们迷信西方以及西方戴着经济学专家面具的政客和间谍，外汇收支严重失衡，积累了太多的外汇——不知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消化完这颗苦果！
另外，在对货币的认识上。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轻重之术的资币平衡理论，不通过金银。将人民币同各类产品直接联系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物价稳定维系了三十年以上。为中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其成就是巨大的和伟大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同日币和法币的斗争实践中发现了纸币时代“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这一发现对于人类经济史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薛暮桥对迷信西方的“拜金主义”，即人民币一定要同黄金挂钩的观点批评道：“我们的人民币可以不通过金银的中介，而同各类商品直接联系，办法是以若干种社会产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作检查币值的标准。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就取得了用物价指数来检查币值的初步经验。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政府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对新发行的人民币还缺乏信心。我们曾经用粮、布、煤、油、盐五种商品的综合物价指数（当时称为“折实单位”）来作为发放工资和偿还债务的标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多年来，我们一直根据许多种主要产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作调整物价和决定货币发行数量的标准，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不用黄金一种商品的价格，而用多种产品的价格（综合物价指数）来作检查币值高低的标准，是货币制度的新的发展。”人民币不仅不能同黄金挂钩，更不能同美元以任何形式挂钩。1994年后，我国外汇占款大量增加，我们必须警惕！货币的本质是什么，人民币的本质是什么？在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经济学家有责任作出明确的回答！
除了以上两种理论，在商品与货币的双向调节上，在行政管理工作与经济管理的相互关系上，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亦积累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里不再详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薛暮桥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笔者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改革开放是有理论准备的，不是纯粹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我们忽视它，就是忽视历史的现实，那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闭着眼睛过河”，那样会死人的！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吧，中国只会背诵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经济学家们！
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需要汲取的第三种思想资源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现实中西方经济学不同于西方政府的经济实践，西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时，常常抛开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西方人甚至为其他国家“编造”经济理论，这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在西方世界，他们自己也在反思经济学的发展，比如其去政治化，去伦理化，过度数理化的现象，就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还发起了经济学改革运动。所以我们对五花八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从，只能作为参考——从学术范式到学术概念，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有用的我们要。有害的就坚决不要！关键是，我们要基于本土经验。脚踏实地，总结出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指导的本土经济学。
舶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好看而无用，这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教训。在充分吸取这一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走向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学术最需要勇气，我们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建设符合中国伟大实践的经济学——历史和人民在注视着今天的经济学人！
总序 魏兮归来，重返中国
第一章 中国古典经济学之“经”——轻重之术
第一节 轻重之术达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无法企及的理论高度
一、用西学肢解中学的恶果
二、中国人如何看待和调节市场
第二节 发达的市场经济成就了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一、欧洲中世纪社会“自给自足”到了什么程度
二、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我们就有了发达的市场经济
第三节 21世纪轻重之术并没有过时
一、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常有变
二、美国长期以来仍然在用轻重之术
第二章 从古礼到西方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的源与流
第一节 古代礼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平衡有限资源与无限人欲矛盾的准绳——礼
二、调节社会内部各阶层间平衡的“四民分业”理论
三、人类社会与自然间平衡的调节
第二节 梦归大汉王庭找回轻重之术
一、什么叫乘马
二、什么叫轻重
三、什么叫九府
第三节 轻重之术的沉沦与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崛起
一、历史定格于公元前81年
二、盐铁会议的缘起
三、盐铁会议的始作俑者霍光
四、盐铁会议令人惊异的“蝴蝶效应
第三章 市场经济本质再认识——轻重之术启示录
第一节 市场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
一、市场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
二、市场本身具有自组织功能，不需要政府组织
三、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政府及时干预
第二节 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
一、应化之道，平衡而止
二、损有余补不足
三、轻重之术实现百姓均平的方式
第三节 市场商品与货币双向调节的重要性
第四章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三原则
第一节 自然原则
一、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二、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
第二节 均平原则
一、何谓均平原则
二、均平原则的具体政策
三、伟大的常平仓制度
第三节 储备原则
一、历史上的商品储备观念
二、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发行
三、当代中国的货币理论和实践
附录一 翟玉忠先生的《国富策》让那些“大师们”心愧！
附录二 《国富策》回归中华传统经济智慧
附录三 节制权力·节制资本·节制欲望（答乐由）
附录四 中国古典学术的幽灵在学界徘徊（驳胡飞雪）
附录五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落后而是先进
后记 试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
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
六十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独立。
独立，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多么宝贵的站立姿势。
六十年的和平，没有挨揍受欺了，来之不易。众多知识“精英”福不知福，以为和平本来自然。六十年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物质经济实力的国家……
然而细观当下，中国依然在文化上丢魂失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时髦话语说，中国没有自己文化的“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
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某些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
百年中国，何以丢魂？
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终于魂飞魄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
中国文化“精英”自绝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二十多年前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还有电视片《河殇》，可谓登峰造极。西方即“现代”，西方即未来。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并无文化自卑。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无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是，西历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北美澳洲）的同时，还伴随一种“文化灭绝”政策。
这种文化灭绝，对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编撰历史，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
整个一鄯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虚构伪饰、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充满血腥的西方暴发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进步论”，也即人们熟知的社会进化论。西历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之时，即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之始。
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历史，照耀着文明、理性的光辉，其余人类，包括中国，皆处于蒙昧、野蛮、停滞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
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天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的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中国物质既水平低，文化必“落后”，历史也“专制”。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
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用了社会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国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的整体落后。
百年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站起来。
对这部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批判。五十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一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停滞不动”，实质上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与历史》）。
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也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以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西历500-1800年期间，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
西方文明不是象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而是受到了东方文明的滋养。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也非当地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濡。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定理。溯源于古伊拉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1987年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更是明确指出：雅典文化不是当地愿生，而不过是古埃及文化的辉映和传承。古埃及对于雅典的影响，就像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
学者何新最近撰文，《没有“古希腊哲学”，只有古中东哲学》，指出今天被认作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几乎都属于今日土耳其的亚洲。所以，希腊也不过是西方最靠近东方、吸收东方文明的一个窗口。
航海技术本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重要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地中海。达·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更有英国前海军领航员孟席斯（G，Mermies），考证出郑和不仅到达东非海岸，还绕过好望角，在西历1421年到达美洲。
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印度的钢铁产量长期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霍布森）西历1600年以后，随着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中国发明的马颈轭挽具、铁制铧犁、风车、条播机等传回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
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阿拉伯科技知识。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巳有之。伊斯兰学者沙蒂尔（ibn al-shatir）在之前150年也已提出。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借取自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两百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后发优势实现科技领先，尤其靠了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暴发起家。
西历1500年前后，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地处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古罗马文化在意大利，早已覆灭于入侵的“蛮族”（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基督教对古希腊古罗马“异教文化”也长期采取严厉的毁灭政策。
因此，所谓的西欧“文艺复兴”，实际上可谓一个文化认祖事件——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其风马牛。好比唐朝李姓皇帝因有胡人血统，硬要攀认一千余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而把老子到李姓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中世纪”。
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开始，正是因为意大利最靠近东方，是野蛮欧洲窥望东方的一个窗口。当时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于是借古希腊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不“以人为本”。
在这所谓的“中世纪”，西方教会严酷，邦国林立，强盗横行，瘟疫蔓延，民不聊生。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谓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邦主国王，常常是一些强盗头目。（直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些真正的奴隶。绝望之下，宗教盛兴。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武教堂。
西历1450年前后，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东方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灭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史。
把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都叫做“中世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硬攀别人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如果没有开头，也就无所谓“中世纪”。因此在相当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历史，仅仅开始于西历1450年前后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迄今不过500多年，开始于中国明朝中叶。但西方拿了别人的东西，西方人写历史全然不承认。
而中国文化，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极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大体上没有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美国这样的新生国家当初不仅有黑奴还有白奴），正说明中华文明的“人道”。
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天人合一，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就已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喻。一部《孟子》，已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政治关系说透讲绝。
管子的“轻重”之术，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中央集权政制（郡县制），本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世袭，平民也能进入社会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为西方学界所公认。
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
西历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宽容和君主专制，发生重大影响。法国哲人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另一法国哲人魁奈，人称“欧洲孔夫子”，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laissez-faire），后来该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
在西历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历1780年之后，西方文人逐渐生起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进步论的另一重要人物黑格尔，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东方专制主义”。
整个西历19世纪，西方一片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只有西方“进步”、“文明”，其余世界，伊斯兰、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蛮。中国被描绘成停滞、封闭、专制，中国人也是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
可悲的是，近代某些中国知识精英，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影响控制中国，深谋远虑在中国大办教育，并用庚子赔款的一半来培养中国留学生，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精英。这些精英把美国看作人类正义、道德的化身，全然不知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搞种族灭绝，蚕食墨西哥，侵占菲律宾，甲午战争美国帮助日本打败中国，抗战初四年美国也向日本出口钢铁和航空汽油，援助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在南海挑事……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N.Chomski）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于世界和中国的主流媒体。
二战以后，西方（美国）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中心主义老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重复西方主流媒体颠覆苏联、中国的文化战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百般造谣抹黑。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主要凭自身力量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立国战争，长期实施媒体静音，不许纪念和赞扬，唯恐得罪了美国。
这些知识“精英”，亲美国之所亲，仇美国之所仇，一如既往地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只会几十年如一日叨叨西方“民主”中国“专制”的陈词滥调，无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历史差异。这些宣称要对中国百姓启蒙的知识“精英”，自以为“独立思想”，其实是被美国颠覆中国的文化战舆论所洗脑，陷于一种真正的新蒙昧主义。
中国文化并不落后，更不“劣根”“专制”。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仁、义、为民，可以对等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人权、自由、民主，双方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为民”和“公天下”的中国式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政制的根本铁则，善莫大焉。简单将其等同于“专制”、“极权”，并无理论和事实的根据。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文化，膜拜西方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国的文化自卑，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整个我们对西方“正史”、对，中国自己历史的知识体系，应当推倒重来。
新中国已过了60年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面对新蒙昧主义笼罩的中国知识界，本丛书试图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智慧，同时揭示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真相。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中国被西方教化日久，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重续自己的文化根脉，一定充满困难曲折。但归故乡之路，必定亲切，充满了惊喜……
河清庚寅仲夏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