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第五纵队终结者”、“纳粹间谍克星”……《我的反间谍生涯》是奥莱斯特·平托上校的反间谍实录!平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反间谍工作理论和实践——如反对用刑、变相体罚和精神折磨等——的看法。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战”中盟国和纳粹德国之间尖锐的斗争,以及战争压迫下人性的复杂多样。
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抓获各类间谍无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平托上校无疑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
奥莱斯特·平托编著的《我的反间谍生涯》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可怜的美女间谍、狡诈的双面间谍、可耻的卖国贼、骄傲的爱国者、勇敢的地下反抗者……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平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反间谍工作理论和实践——如反对用刑、变相体罚和精神折磨等——的看法。
《我的反间谍生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战”中盟国和纳粹德国之间尖锐的斗争,以及战争压迫下人性的复杂多样。
几年来,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作过一系列讲演,并允许人们向我提出问题。在头两次讲演之后我便发现,听众们总是提出同样问题:“你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嗣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对我参与处理的几起案件作了广泛报导,使我名声大振,于是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对此,我总是说,这些事情细讲起来话就长了,而且,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姑且不谈也罢。
可是,鉴于本书很可能是我留给世人的最后著作,看来是到了谈及此事,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生涯的时候了。“选择”这个词对我来讲或许并不贴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是年迈人的一种享受,我才发现,是命运悄悄地把我推上了这条道路,而我本人却毫无察觉。
谨请读者允许我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遥远的日子。那时候,人们还能够自由走动,还有条件买票到任何想去并且能够去的地方,还能得到护照、签证,还谈不到什么边界、禁区。但是,20世纪初发生的几个事件给这清平世界投下了阴影,这一阴影与其说预示着威胁,倒不如说意味着苦难。
在我的故乡荷兰,人们对那些不受欢迎的德国来客的趾高气扬感受颇深。
出于幽默感而平易近人或者希望了解别人的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和自己的不尽相同——而与别人往来,这些从来都不是德国人的主要品德。在20世纪头十年越过边界来到荷兰的德国人遭到的两次失败,未能使他们学得稍微谦逊一些。不管来自何方,他们大部分人都把荷兰的习惯斥之为“土里土气的生活方式”。他们指责我们的铁路系统,批评我们的公共建筑和街道,甚至对我们的啤酒也横加褒贬,说是不合他们的口味。有件事虽然巳时隔六十年,但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有一次父亲请他的一位德国相识吃饭,这位客人不停嘴地又吃又喝,每上一道菜都狼吞虎咽,表现得全无体统,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在他们国家,请客要比这讲究得多!
这件小事实在不能让人对德国人产生起码的好感。
我还记得1908年的一件事,事情虽小,却意味深长。那时我十八岁,和一位同学去黑森度假。火车进入德国境内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检票员走进车厢。我们忘记把车票放在哪里了,找了两三分钟。检票员很不耐烦,气急败坏地对我们又喊又骂,仿佛我们不是他国家的客人,倒是两名在逃的罪犯。我用德语请他安静点,别这样粗暴无礼,他却声嘶力竭地嚷道:
“Ich‘trage des‘Kaisers Rock!”(德语:“我穿的是德皇发的制服!”)
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回答说:
“Der ist aber schmutzig.”(“可惜已经脏了。”)
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骄横咆哮,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禁止你对德国皇帝陛下进行任何影射攻击!”
这就是德国检票员对批评他制服不干净的一个荷兰青年的训斥。
第二年,即1909年,父亲考虑到每个年轻人都应当尽早学会自立的本领,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当时我十九岁,已经显示出学习语言的天赋,这对我的前程大为有用,可惜我没有加以开拓。
在塞纳河左岸看到的巴黎同((波希米女人》上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巴黎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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