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以为再也不会读到这样的作品，那种濒临灭绝的真正好看而又伟大的小说。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卫报》公推为“世纪之书”！

乔纳森·弗兰岑——十年来唯一登上《时代》封面的作家，被加冕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真正伟大的当代文学，正如人们借由狄更斯来了解十九世纪的英国，后人也可以通过《自由》来了解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

《自由》出版前，奥巴马总统急不可待抢先阅读，赞叹“太惊人了”！

《自由》讲述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历的梦想与失败。

《自由》作者乔纳森·弗兰岑以悲喜交织的手法，戏剧性地刻画了拥有太多自由带给人的诱惑与负担：无论是满怀情感纠结的家庭主妇、坚持当好人的丈夫，还是精神飘荡不定的摇滚歌手，以及叛逆、迷茫的青春期孩子，原来自由带给我们的，是幸福之外的一切……

弗兰岑着眼于具体的生活细节，以充满思考和力量的文字，“记录”各个人物在一个肤浅的娱乐世界里如何挣扎着去学习生存、找寻意义，体察人类滔天的欲望和无边的痛苦，描绘出一幅格局磅礴的时代画像。

友好的邻居

错误已经铸成

第一章 温顺

第二章 最要好的朋友

第三章 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二○○四

山顶剥离开采

女人的世界

好人的愤怒

够了

坏消息

华盛顿恶魔

错误已经铸成（结局）

第四章 六年

坎特桥小区湖

有关沃尔特·伯格伦德的新闻并未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和帕蒂早在两年前就搬去了华盛顿，对圣保罗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拉姆齐山地区的这些上流都市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度还没有高到不读《纽约时报》的地步。据《时报》一篇相当不友好的长文报道称，沃尔特在首都将他的职业生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老邻居不怎么能把报道中的用词(“傲慢”、“专横”、“缺乏道德原则”)和他们记忆中的沃尔特对上号：那个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的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踩着他那辆用作交通工具的单车在二月的风雪中穿过萨米特大街；奇怪的是，比绿色和平组织还要绿上三分、原本也来自小地方的沃尔特，怎么可能因为和煤炭公司合谋、亏待乡下人而惹上麻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伯格伦德一家人一直有些不那么对头的地方。

圣保罗的老市中心在三十年前的萧条时期衰败了以后，沃尔特·伯格伦德和妻子帕蒂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拉姆齐山地区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夫妇俩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之后的十年里，两人为翻修这栋老房累得几乎搭上小命。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百折不挠的家伙先是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车库，后来又在车库重修前两次闯入他们的汽车。午夜过后，晒得黝黑的摩托车手们从天而降，在小巷对过的空地上一边喝着施利茨啤酒，一边烤大香肠，还不时发动引擎，直到穿着运动衣的帕蒂出来喊道：“嘿，你们几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没有人害怕帕蒂，但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曾是出色的运动员，至今还保持着运动员那股无所畏惧的劲头。打从第一天来到巴瑞耶街，她就无奈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大高个儿，马尾辫，年轻得令人吃惊，推着辆婴儿车走过被拆空的汽车、破碎的啤酒瓶和布满呕吐物的积雪，仿佛她整日的生活都装在了婴儿车上挂着的那几个网眼袋里。你可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那整整一上午，她都在围着孩子转；下午，她收听公共电台，阅读《银腭菜谱》，清洗孩子的尿布，给墙面刮腻子、上乳胶漆；晚上为孩子读《晚安月亮》，然后喝上一杯仙粉黛葡萄酒。她业已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在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身上才刚刚开始。

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还可以开着一辆沃尔沃240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时候，拉姆齐山居民的共同功课是重新学习父母那辈逃至郊区以避开的一些日常生活技能，比如说，如何敦促当地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如何对付目的性极强的摩托车偷车贼；什么时候去叫醒自家草坪长椅或秋千上的酒鬼；怎样诱导野猫去别家孩子的砂盒里拉屎；怎么判断一家公立学校已经烂到了完全不值得费劲去改良的地步。还有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问题，诸如：那些尿布怎么样？值得费那个事吗？真的还能订到送上门的瓶装牛奶吗？从政治角度来看童子军真的没问题吗？不吃麦片不行吗？哪里回收旧电池？当有色人种的穷女人指责你正在破坏她的街区时，该如何应对？老牌艾菲斯塔瓷餐具的釉彩含铅量过高，可能引发中毒，这是真的吗？厨房里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有时当你按下超速行驶开关，你的沃尔沃240会不会没有反应？乞丐上门乞讨，该给他食物还是什么都不给？全职工作的妈妈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可以在头天晚上磨好第二天才用的咖啡豆吗？还是一定要在早上即磨即饮？圣保罗到底有没有人请到过令人满意的屋顶工？技艺高超的沃尔沃修车师傅呢？你的240有驻车制动拉线方面的毛病吗？仪表盘上那个贴着标签的谜一般的开关令人满意地咔嗒作响，却又似乎和什么都没有联系：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所有这些问题，帕蒂·伯格伦德都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她是拉姆齐山为数不多的几个全职妈妈之一，出了名的不喜欢说自己的好话，也出了名的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她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家里的某扇窗“斩首”，因为那些提拉窗的吊链是她自己更换的。她的孩子们吃了她没煮熟的猪肉“很可能”会死于旋毛虫病。她觉得自己对脱漆剂的气味“上瘾”，很可能跟她“不再”读书有些关系。她坦言自己已被“禁止”为沃尔特的花施肥，因为“上一次”她搞砸了。有些人不喜欢她这种自我贬损的谦逊劲儿——他们从中体会出某种类似屈尊俯就的味道，就好像帕蒂故意夸大自己细小的过失，其实是过于明显地想照顾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主妇的情绪。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她的谦虚发自内心，或至少也可以说是有趣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很难拒绝自己的孩子们那么喜欢的帕蒂阿姨，她不单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还记得你的生日，会拿着小礼物来到你家后门：一碟曲奇饼干、一张生日卡片，抑或一束插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小花瓶里的铃兰，还告诉你不必麻烦把花瓶还给她。

大家知道帕蒂是在东部长大的，纽约市郊区的某个地方，她是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获得全额篮球奖学金的女大学生之一。沃尔特家里的办公室墙上有块小匾，见证了帕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帕蒂有这样一个奇怪之处：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她却似乎和自己的娘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一年四季都不见她离开圣保罗半步，好像也从没见到东部有什么人，包括她的父母，来这里探访她。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她父母的事，她会告诉你，那两个人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爸爸在怀特普莱恩斯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妈妈是搞政治的，没错，纽约州众议院的一名女议员。接着，她会断然地点点头：“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仿佛相关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

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

卡罗尔·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

P2-4

《自由》是一部大师级的美国小说。像所有的伟大小说一样，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作者以其深刻而稳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这个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世界。

——《纽约时报》

弗兰岑以所有美国人的共同缺陷为背景，挖掘了核心家庭表面的裂痕之源，但这本小说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不再仅仅满足于记录衰败和瓦解，而是试图理解那些极不招人喜欢的角色的初衷与无奈，找寻他们以及我们究竟错在了哪里，而最终，令人意外地达到真诚和圆满。

——《出版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