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泛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李怀宇编著的《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是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

李怀宇编著的《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是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泛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尽在书中展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2009年，知名传媒人李怀宇赴台访问，对台湾文化名家进行面对面的真情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今集成《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或可视作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只希望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自序

白先勇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余光中 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

李亦园 从大视野看全人类

黄进兴 想当世界知识公民

王泛森 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陈弱水 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

张广达 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

韦政通 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怀硕 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痖弦 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郑愁予 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南方朔 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钱永祥 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林载爵 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

蔡文甫 凡夫俗子没有悲观的权利

隐地 在出版与写作之间寻找诗意

后记

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李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一对彼此的时间，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充分利用回忆、口述、信件、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生重温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白先生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八。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问：“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生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我都来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人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

去国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他说：“当年我们《现代文学》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没有省籍之分。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州、泉州等地。政治上是这么弄的，血缘上却很难分。撇掉政治，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为了推动昆曲发展，白先生甘当“昆曲义工”，常到大陆。他谈起感受：“大陆太复杂了，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这是一喜。中国超速发展，也有一忧，环境的破坏，人心的浮躁，需要冷静对待。经济起来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其实都是很困难、很严肃的课题。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都在追求马上见效的业绩。应该坐下来深深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P3-5

我少时读到许多前辈名家的著作，阅历日深，渐渐心仪一些作者。“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近年来，我在华人世界访问了上百位前辈名家，相谈甚欢，受益良多。二oo九年夏天，我有幸到台湾访问，拜会了十多位文化名人。就个人性情而言，我对熙熙攘攘之事只有遥远的兴趣，而对历史与文化，总是不停地追问。因此，我在台湾访问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或可视作一位学生向老师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前辈知识人，只希望为历史留下记录，自觉义不容辞。

理解一个人颇为不易，读懂一个时代更是梦话。我从不奢望通过对话就能进入每一位受访者的历史世界，只想在笑谈之中，聆听人生风云，碰撞智慧火花。当讲者赤诚，听者会心，便是愉快的精神旅行。

我旅居在“中央研究院”，不免感染了一丝学术文化的气息。虽然没有学得真学问，我却仿佛经历了如王沉森先生所说的“没有地图的旅程”。闲暇之时，我多次漫步胡适故居，遥想当年胡适的笑容与愁思。一点一滴的进步，一尺一寸的改造，今日新世界是否让胡适乐观依旧？民主与科学是否为百姓谋得福祉？这些疑问激荡脑海，使我在访问过程中尽可能多请教些问题，少纠缠些主义，试图通过平和的探讨，寻找更加恰当的答案。

短暂的旅程中，我时时感受到同胞的人情味。偶遇政治表演，则报以一笑。余英时先生一九九三年在《民主与两岸动向》的“序，，中说：“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它的精义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且更在于多数尊重少数。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所体现的价值是宽容、开放、多元、不趋极端、富于同情心等等。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社会。”而余先生在“序’’中同时忧虑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稀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翻开历史长卷，中华文化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时间已经证明，当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成为常识时，自然有天才成群而来。虽然如今我只能追寻前辈大家的故迹，也是赏心乐事。我访问的十多位先生，即使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依然保有汉魂唐魄的气概，使我如沐春风。文化不分时间与地域，融会古今，折中东西，自有和谐之美。黄进兴先生说想当一个世界知识公民，相信是许多人的共识。

本书的旨趣在历史与文化，受访者的亲身经历与胸襟见识，早已融入了世界的海洋。历史的变化与文化的交融，“地球村’’已不是空泛之词。在访问中，我受到无微不至的礼遇，不曾感觉到海峡之间的隔膜，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油然回忆起童年在家乡榕树下和长辈海阔天空畅谈之乐。“不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我有幸聆听精彩人生与智慧，只求自己在漂泊中的心安，如果还能为读者增添一点心灵的共鸣，那便是我最大的快乐。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可敬的受访者，我只是动了真情的聆听者和记录者。感谢所有接受访问的先生。

我有幸得到师友们的热情帮助。感谢余英时先生和陈淑平女士、张灏先生、孙康宜教授、王鼎钧先生、金耀基先生、陈方正先生、袁伟时先生、杨小彦先生、许纪霖先生、刘绍铭先生、郑培凯先生、张作锦先生、李孝悌先生、林富士先生、杨弘敦先生。感谢为访问过程直接指导的各方朋友。

我特别要感谢允晨文化的发行人廖志峰先生，无微不至帮助我赴台的事宜，也是我同游畅谈的良师益友。

感谢阅读本书的朋友。我学识所限，书中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赐予批评指教。

李怀宇敬记于悠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