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爱与欲望(小历史的蕾丝花边图文本)》由蒋蓝著,使用了田野考察的手法,辅之以历史资料考据,可贵之处是含有独特的个人化价值判断,加之行文文体均采用了散文(思想随笔)笔法,最大真实地在历史语境里还原人与事的形态,此为“小历史”之优。在作者看来,人物是历史空间中最为关键之处,而人与事的结果往往为历史学家们过分关注而使人物的情感日趋“干枯”……这就是所谓“大历史”之劣。
蒋蓝是如何从“大历史”之劣转向探索“小历史”之优的呢?只要看看他是如何掀开历史这个小姑娘的蕾丝花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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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爱与欲望(小历史的蕾丝花边图文本)/新青年小历史读物系列/新青年文库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外国文学 |
作者 | 蒋蓝 |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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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这本《爱与欲望(小历史的蕾丝花边图文本)》由蒋蓝著,使用了田野考察的手法,辅之以历史资料考据,可贵之处是含有独特的个人化价值判断,加之行文文体均采用了散文(思想随笔)笔法,最大真实地在历史语境里还原人与事的形态,此为“小历史”之优。在作者看来,人物是历史空间中最为关键之处,而人与事的结果往往为历史学家们过分关注而使人物的情感日趋“干枯”……这就是所谓“大历史”之劣。 蒋蓝是如何从“大历史”之劣转向探索“小历史”之优的呢?只要看看他是如何掀开历史这个小姑娘的蕾丝花边的…… 内容推荐 这本《爱与欲望(小历史的蕾丝花边图文本)》是“川籍诗人学者”蒋蓝近十年从被人遗忘的历史角落里挖掘出来的历史或现当代人物“小传记”。 说此人物传记“小”,因为它并不是讲述著名或非著名人物的“全传”,而是鸡零狗碎的细节、琐事,甚至片断的“小小”传,堪称为一个人人生那面墙里的某个断砖,或者,就像历史这个小姑娘的蕾丝花边:如国画大师陈子庄的晚年、林徽因的李庄时代、李宗吾的牛虻思想、萧红的别样情事,以及叶芝的幻象、普希金的名利场、奥威尔的异端……是谓“小历史”断片式的学术思想随笔。 《爱与欲望(小历史的蕾丝花边图文本)》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目录 代序 小历史的文体变革: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 田野 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身世揭秘 “画坛庄子”陈子庄的成都断代史 趟过流沙河的何洁 王锐的“文革小报”研究 流韵 李庄时代的林徽因 “做了女人”的萧红 郁达夫:为美女戴绿帽子 叶芝的苹果花 普希金生命的结核 牛虻 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放血煮字的乔治·奥威尔 苏珊·桑塔格:逆风而舞的牛虻 皇帝的新衣与安徒生的燕尾服 暗地 鲁迅与博尔赫斯的黑暗 豹:潜伏在里尔克体内 科运特·布赫兹的黑豹 大地的钥词挪特本 思考 凡在林中的,未必是路 被诗化的权力 一切的玫瑰 在铁板铜琶的破裂处 对话 作为他山之玉的宇文所安 汉字的异质与郁金香的翅膀 后记 小历史中的祷杌叙事 试读章节 来自宗场乡大棬子的丽人 刘文彩一生共娶了5个女人,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惠如、王玉清。当然还有一些姿色卓异的女人穿插其间,只有杨仲华育有子女。叙府时代的刘文彩最喜欢凌君如,凌君如带给刘文彩的,是一种令玉山倾倒、令金河澄清的噬骨魔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宜宾城大约有四五万人。加上自重庆、川南、滇北逶迤而来的从事商业贸易以及众多的鸦片贩子、掮客、大爷、赌棍、戏子、娼女,宜宾城的人口也在五六万人左右。刘文彩在宜宾权势鼎盛时期,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二壶”、“四副官”,号令一出,官道黑道,莫不风从(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146页)。每到夜晚,各个路口、烟馆的灯笼一亮,整个叙府俨然是刘文彩麾下的盛大夜宴。这等声势,找几个姿色出众的女人易如掌上走水。但世界上有些事情,尤其是情事,往往不在生活逻辑的掌控之内。男人就像金沙江里的漂木,横冲直撞之余,突然在水面徘徊不去了,围绕一个平静的、永无休止漩涡跳起了笨拙的狐步舞。凌君如的漩涡宛如黑洞,真把刘文彩卡在那里,让“土老帽”刘文彩露出了塌陷的肋骨。 涉及凌君如的所有文字资料上,均异口同声地指出,她出自娼门,乃是叙府名妓。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据宜宾民间文化学者丁芝萍的田野考证,凌君如的弟弟凌寿勋(应作“凌受勋”。他改换过很多名字,这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曾对她亲口讲述说,凌君如出生在宜宾县的象鼻镇的镇上,生父姓张。但据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存稿精选·刘文彩专卷》中,孙望山先生于1983年6月12日提交的手稿《刘文彩二三事》一文(原文1800字,王国瑚先生于2000年3月16日重新审理)明确记载,凌君如本姓喻,宜宾象鼻场街上人,生父与后来的凌友臣均是袍哥中人。丈夫死后,母亲曾胖子带着凌君如嫁给宜宾县宗场镇凌友臣(有成)后,始改名换姓。可以肯定,母女应该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母女的年龄不会相差太多,后来母亲与凌友臣所抱养的几个弟弟,年龄竟然比凌君如小十几二十岁。也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是,凌君如同她的兄弟们一样,是凌家抱养的。 根据宜宾宗场乡凌姓家族的排行,清乾隆庚申年(1740)“编班二十字”记载,按照“均受生成慧,群沾富教公,传家惟孝敬,积善自昌隆”字辈,由此推断,一般文字资料写作“凌君如”是望人生义的,应该作“凌均如”才符合实际。 养父凌友臣何许人?凌友臣乃是叙府袍哥“叙荣乐”里跑二排的干滚龙,据说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凤栖《小老丈人与“和记”赌场》,见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1987年5期,63页)。在“干馋”过日的岁月里,他跑过马帮,也经营过茶社、旅店、川戏班子,但主要是为盟主两肋插刀,也为地头蛇干些“下事脚”的拉皮条、安排烟馆、找东西、勾兑关系的勾当,从中牟利。这等“跳滥坛”的货色,肩膀扛个安了滚珠的脑袋,手脚发痒,两眼喷火,面对一个与自己非血缘关系的吃闲饭的俊俏女儿,能够干些什么,完全可以推论出来。 值得一说的是,哥老会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而“哥老会最赞扬和称道的是‘值价’。‘值价’是所谓临死不求饶,挨打不喊痛,也叫不‘拉稀摆带’。‘值价’的被官府拿获,任你严刑拷问,绝不泄露会中秘密和指出同伙。如不值价,就不算袍哥”(何俊民、何嗣源、蒋紫垣等《宜宾哥老会》,见《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六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1版,461页)。凌友臣的社会交往和生活环境,对凌君如无疑有影响。袍哥的剽悍、坚韧以及面对“三刀六洞”的淋漓血气,在凌君如后来的岁月里,逐渐焕发出与命抗挣的底色。 到达宗场凌家时,凌君如的年龄大约在12岁左右。那个年代的人总是成熟得过早、过快,艰辛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可以让人成为易耗品,就像投之入水的一幅美轮美奂的绵竹年画,春花秋月的纸上遣兴,迅即化为了纤维的丑陋和褴褛。 学者笑蜀在《真相》中引证了一个资料,说凌君如“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而长期居住在大邑安仁镇、在安仁镇中学当了几十年语文教师的胡嘉老先生著文指出,凌君如具有初中文化,能歌善舞。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剪短发,娇姿百媚,口齿流利(《刘文彩的婚外恋》,《成都掌故》[第二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1版,635页)。这等风月技术,不可能天赋灵异、无师自通,就像西施被越国委以复兴大任之后,曾专门请老师对其“教以容步”。这是什么意思?“容步”不是学习表情与猫步,这是特指中国古代神秘的媚术。这种取悦于他者、进而对自身施以全方位的的媚术革命,体现为个人内与外均被他者宰制。这里的“容”,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是从外美其姿、自内丽其容;其二是容忍、包,容他者的一切;其三就不好说白了,显然与性事有关。单这几点来说,肯定比死难。因爱(或伪爱)而容忍一切献出一切,是漫漫长路,远没有一死了之的爽快与英武。面对“他者”,西施的身体越来越抓不住那些滑腻的信念。无数的行政指令在她玉体上打滑,被香汗越冲越远;而对凌君如来说,这个“他者”,就是各种地头蛇、袍哥大爷、江洋大盗从她身体上呼啸而过之后,扔下的一点钱财。显然,她要低级得多。 至今没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证明,凌君如在宜宾的“台基”里讨过生活。“台基”和一般的妓院不同,不挂牌,不对外公开营业,来者务必经熟人介绍方能接受服务。这种来自十里洋场的风尚,也顺着长江逆流而上,成就了叙府的繁荣与通幽曲径。 据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未刊资料《存稿精选》中,收有一篇寄自“宜宾县草堂公社白杨大队柳村生产队”署名“严骧”于1989年元月提交的手稿《刘文彩与敲门捐》(原文1300字,王国瑚先生于2000年3月16日重新审理),从行文模式推断,成稿时间应该在“文革”时期。文中指出,凌君如是宜宾县立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位于女学街)的学生,在学校已是名噪一时的“校花”,并且“作风不正”。是否毕业,文中没有提及。如果这个记载真实的话,就有些意思了。1926年巾帼女杰、抗日英烈赵一曼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从时间上推断,她们极可能是同学。金沙江泥沙俱下,谁能料到日后她们的人生之路,竟有云泥立判之别呢? 至今宜宾的老人们,还能绘声绘色讲述凌大是如何一步一步“做大”的,众口沸腾,难免就有多个版本。毕竟,“跑滩匠”凌友臣与“叙南王”刘文彩之间,尽管同居一城,地位却隔着干山万水的距离,不亚于从叙府赶赴十早洋场上海。P020-023 序言 小历史的文体变革: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 阅读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的汉译作品,从《没有个性的人》到《穆齐尔散文》,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月。我的感觉不是曲径通幽,而是觉得我像一只飞蛾,在越来越危险地靠近火苗,无法刹车,直到火啃噬掉羽翼的边缘,我就大口呼吸自己的一股股肉香,开始下坠…… 面膜下的明快与犹豫 穆齐尔生长在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17岁进维也纳军事技术学院,1903年进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出版长篇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获得好评。获博士学位后放弃在大学任教机会,选择了作家的职业。后又出版短篇小说《协会》、《三个女人》以及剧本《醉心的人们》、散文集《在世遗作》等。 根据翻译家张荣昌先生的介绍:穆齐尔穷尽毕生之力,却没有完成《没有个性的人》。这显然是一部超级小说,第一卷(包括第一部《一种序言》19章和第二部《如出一辙》104章)初版于1930年,奠定了穆齐尔的世界声誉。与许多德语文学大师一样,穆齐尔的写作态度极其缜密,一些章节他修改竞达数十遍,直到自己认为完全满意时为止。后在出版商的再三催促下,又有38章在1933年面世,这就是第二卷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这两卷三部161章便是今天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译本。后来,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第三部的另外20章(即第39章至第58章)的出版便受到阻挠,此后,穆齐尔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1938年,他流亡瑞士,从此便渐渐为世人所遗忘。但是穆齐尔笔耕不辍,直到逝世前一天的4月14日,他仍在润色书稿…… 1952年,即穆齐尔死后10年,著名出版家阿·弗里泽首次整理出版了包括作者遗稿在内的新版《没有个性的人》,全书共两卷,2160页,汉译约100万字。我仔细观察着穆齐尔死后制作的面膜照片,额头上有两道非常深刻的皱纹,而比较起他暮年时代的照片,可以发现面膜上的穆齐尔还悄悄藏匿了靠近眉弓的那一条皱纹,哪里去了?我想,穆齐尔大概把它收回到额头里,继续他随笔主义的思考。或者,他金蝉脱壳了。 随笔主义是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独创的一个概念,是主人公乌尔里希的生活理念与思考方法,同时也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灌注在穆齐尔的创作当中。徐畅博士在《可能的文学——罗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里认为,“随笔主义”的雏形是乌尔里希青年时代奉行的一种把当前的生活视为假设/可能的生活态度。核心就在于不把眼前的现实看作绝对的和最终的,而是仅仅将其视为无穷可能性中的一种,视为一种像数学假设一样不具备长久有效性的临时状态: 他的天性中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意志。这种意志不允许他相信任何完善的事物,但是他遇到的所有事物却又显出一副完善的样子。他隐约觉得,这种秩序并非如它显现出来的那样稳固,没有哪件事物、哪个自我和哪个原则是确定的,一切都处于一种看不见的但却永无休止的变化之中。不稳定中比稳定中包含着更多的未来,而当前只不过是人们尚未走出来的一个假设。(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对生活的种种不确定,弥散到笔端的,不仅是现代主义肇始阶段特有的狐疑、孤独气息,而且是纷至沓来的“假设”与瞬息万变的“可能”性推论。这是一个作家调动文学形象的“试错法”,他渴望接近答案,但这似乎不是生活中的那一种难以逃脱的、无法宰制的结局,而是依据自己的思想向度,按照思想的逻辑而终然抵达的一个地界。这又表明了随笔不是情绪的涂鸦。 这就意味着,随笔主义不但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向内心纵切的思考方式,闪烁玻璃的碎光。就一个作家而言,它已经意味着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试验精神:差不多就像一篇随笔按段落顺序从不同的角度去处理同一个事物但却并不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一样。 穆齐尔实际相信,用随笔主义的方式,他能够“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世界与自己的生活。他笔下的乌尔里希,俨然就是他派遣到文学中从事冥想战斗的影子武士。 1938年他在托马斯·曼的赞助下流亡瑞士,住所离当时名满天下的詹姆斯·乔伊斯仅几步之遥,可是他竟从未想过去拜望后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回忆穆齐尔时写道:“他是一个战士,又像一只乌龟般的敏感;他拒绝一切的态度使他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极度傲慢,同时他又非常渴望帮助,内心极其不安,以至于他在他只和他妻子常去的咖啡馆总是只选择同一个座位,在这个座位上他可以始终看到门,因为他非常怕出现意外……”(吴勇立《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素描》,《世界文学》2003年第2期) 既然已经放弃了一切个性,成了“忍者神龟”,那就只能从事壳中思考了。 随笔的追根朔源 在此,我们不妨简略梳理一下随笔的渊源。 “随笔”(Essay)一词源于法语的essais,其拉丁语本意即是“尝试、试验、试笔”。在此,随笔作为一种“试验性”文体的特点,已经被穆齐尔深刻领悟并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 在我看来,自古希腊始,随笔的源头就是口头语,动机是辨析、演绎、靠近真理。它汇集了演讲、辩难、问答、自语等等形态。古希腊的演说家将雄辩术推至登峰造极,而左右政治家命运的也正是雄辩术。比如,吕西阿斯是一名雄辩的天才,由于地位低下,他被剥夺了当众演讲的资格。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天分转移到撰写演讲稿上,成为著名的演讲撰稿人。在羊皮/纸上矗立起来的雄辩言辞,是否就是随笔的启始?其实,叫“随口”文体可能更接近雏形。 索绪尔对于人们拘泥于书面语(比如文学)非常不满:“但是在这一方面,语文学考订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拘泥于书面语言,忘却了活的语言;此外,吸引它的几乎全都是希腊和拉丁的古代文物。”(《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8页)从鲜活度而言,显然口语高于书面语。这固然反映了索绪尔对后世西方文学“嗫嚅症候”——声音高于语言的不满,但他所言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 随笔主义固然是穆齐尔提出来的,但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在英国随笔的演变中,就一再目睹了随笔的机变。 蒙田固然是思想大家,而他把文集命名为《Essais》,并非出于礼仪性的谦逊。尝试性而非正儿八经反省自我、独抒己见,这种不拘形式的尝试性随意态度与深邃、博大的思想相糅合,正是蒙田随笔文体形成的基础。蒙田的《Essais》引入英国以后,译为《Essays》,英语原意也为“尝试”、“试笔”,并带有论说文的意思。 蒙田自己承认:“我所描写的是自己。”对此,孟德斯鸠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在本书中,我看到了思想的人。”也许过于彰显思想的力道,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里,有一段议论涉及蒙田:“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1998中国最佳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季先生论说颇精到,但也把蒙田称为散文家,可见事情的难办。 鲁迅把Essay译为“杂笔”,看来鲁迅更多地注意到了文体的杂芜;而随笔之随,更暗含了随心而为之意。 既是随心,随笔的试验精神就是随笔最高的精神宗旨,悄然贯注于思想层面与文体嬗变。 既是试验,随笔的宿命就是历险。 话说回来,这还能保证壳子里的安然而思吗? 不管怎样,鉴于杂文和随笔本质上都是以议论为其内在的魂灵,它们从散文的方阵里遗落,坠生民间,分别形成了独立的文体。 我注意到,在汉语写作中流行了十几年的人文随笔,从来就没有被从未命名的“人文散文”置换过。林贤治先生对人文随笔的解释很清晰:抛弃学院立场,坚守民间,以此立场表明一个非学院的民间价值向度。我认为,随笔不但是散文界的撒旦,也是文学散文的异端。散文需要观察、描绘、体验、激情,随笔还需要知识钩稽、哲学探微、思想发明,并以一种“精神界战士”的身份,亮出自己的底牌。 散文是文学空间中的一个格局;随笔是思想空间的一个驿站。散文是明晰而感性的,随笔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散文是一个完型,随笔是断片。 这没有高低之说。喜欢散文的人,一般而言比较感性,所谓静水深流,曲径通幽,峰岳婉转;倾向随笔者,就显得较为峻急,所谓剑走偏锋,针尖削铁,金针度人。 面对一棵果树,我的朋友白郎使用了一个类比:散文会对这棵果树的生长、开花、果实、色泽、气味等等进行全方位描绘,并勾连自己的情感记忆,得出情感性结论;随笔是掰开果实,品尝味道,让果酸在味蕾上找到那些失去的,并获得理性品析的结果。如今,汉语人文随笔已逐渐出现一种趋向“打通”的努力,这是值得期许的。 所以,不能结果的花,自然是花;但剑身的锈,却不能叫锈。 断片是对思想的深犁 而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文体当中,随笔铺天盖地,摇曳多姿。最引人瞩目的乃是“断片”的丛生。 断片并非碎片,更非整体的碎屑。断片是对思想的深犁。 “断片”不是“片断”、不是伟人“语录”,也不是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那种通篇找不到一个“我”字,而是充斥了“我们”的虚拟群体道德话语的“箴言”不在此列)。“断片”特指古希腊以降的一种思想性文体。从古罗马奥勒留《沉思录》,到留基伯、奥维德的断片文献,从帕斯卡《思想录》到尼采《查拉斯图特拉》,从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到利希腾伯格的《箴言集》,再到俄罗斯的“狂人”罗扎洛夫的大量断片,体现出思想大于文学的特点。就汉语写作而言,从张申府的《所思》到鲁迅的《热风》,从萌萌的《升腾与坠落》到陈家琪的《人生天地间》,却逐渐使思想的彰显与意象的深植达到了某种均衡。 “断片”不但是德国浪漫主义者阐述文艺理论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他们打捞梦境、触摸天庭、神游太虚的一种历险文体。他们已经将“断片”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功能,发挥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从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到诺瓦利斯的《断片》和《新断片》,从歌德的断片再到本雅明的断片,断片成为了浪漫主义者记录思想的吉光片羽。所以有学者断言,没有“断片”就不会有德国浪漫主义者们对后世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影响。 从思想层面而言,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全面真理是不可能达到的。人们只能永远处于一种接近全面真理的状态,而问题和结论永远处在一种运动中的、开放的状态,所以,“断片”就成为了他们朝觐历险之路卜的一副木掌。 从高处着眼,断片就是个体思想者逾越天堑与宏大叙事的一根钢丝。 常识告诉我们,思想必须通过它最“对位”的文体来表达。文体之弯,宛如兵器之于技艺的重要。显然,文体意识是由文本在读写过程中的自有功能所决定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为写作提供了编码程序;为阅读暗示了解码方式。我再提示一个如下的言路:思想往往是在思者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光临的。它总是以缓慢的姿态出现,让思者松弛下来,准备好盛接它的器皿。它以一个形象、一个反诘、一个断片的彰显来还原我们渴求的形象。时间被劝化了,空间柔软而浑圆,思想得以打开,使黑暗进一步黑下去,黑得雪亮;思想使光进一步纯粹,就像刃口上飘过的细雪…… 当思想使思者无声地受孕于一瞬之时,当事人就能感觉到,思想是一件需要精心准备的后事,是让大面积的时光通体流过而无须阻拦的时刻,什么事也不能干,就让它通过。这让我想起了伽达默尔在《存在·精神·上帝》中道出的思想实质:“所谓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工作。因为思想的激情令他震颤,如同受着凌驾在他之上的暴力的胁迫和一个被果敢地提出的问题的激发一样。” 但,思想是一件需要放弃“用力”的工作。思想是一种富有意味的慢。有时,“比缓慢更缓慢”。 卡夫卡日记里有很多断片,洛特雷阿蒙所呈现的也多为断片。法国诗人蓬热说:“打开洛特雷阿蒙,整个文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合上他,一切又立即恢复正常。”佩索阿的《不安之书》也是断片,准确诠释了随笔主义的峰回路转。再如钟鸣的《徒步者随录》,梁小斌的《梁小斌如是说》、《独自成俑》,刘恪《词语诗学·复眼》和《词语诗学‘空声》,张炜的众多随记,均是汉语断片的典范之作。 我们看到思想之流连续不断。但事实却非如此。我们发现,每两个思想之间都有间隙。当过去的思想过去了,而未来的思想尚未生起时,你将发现当中有间隙,心性就在其中显露出来。因此,思想就是要让思缓慢下来,让间隙越来越明显。明显到一朵花盛开,凋谢,结果,然后,看着果实从枝头落下,慢镜头一样,落在间隙里,成为一棵草……这种对思之片刻的空前重视早就引起了前人的警惕。诗人瓦莱里就说:“要什么样黄金般辉煌的时刻,才能补偿因失去片刻光阴而产生的痛苦?”形成思想的过程是间隙、断片而飘零的,间隙使之得以畅流,断片使之完整,飘零使之有根。在若断若续的偶合中,弱力的构造开始用持续的忍耐力展开它强的一面。 这就意味着,最适合个人思想表达的文体,往往是断片式的,而非体系性、制度性的高头讲章。 按照Leech(1975:188)的观点,词化是将某些语义成分“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词,使之在句法上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使用。进一步可以发现,遍布在断片文体当中的动词,加上不同的修饰语可以表达多种语义,语义具有极大地包容性。动词除了基本语义,一定还兼有某些附加语义。它们之间的横向缩略为词,在语义学中被称为“词化”。当然还有各种缩略语的词化方式。词化促使了隐喻文体的进一步凝聚与内陷。隐喻网络的一致性,构成了主体的象征。在我看来,词化程度越高的文体,就越能反映写作者精神的层次性。这些布局看起来有些像暗道机关,识门径者幡然抵达,闲人止步,构成了一种敞开、分岔、清晰、迷惘的格局。但走出米诺斯迷宫的丝线,却是强韧的理性。 在我看来,如果说断片文体的弱项,恐在于递出思想的刃口之后,却无法展示思想的起承转合,结论陡峭而尖利,易授人以柄。但退后一步想想,大凡极具冲击力的思想,矫枉过正,总有些“偏激”——这话,又往往是中庸之辈竭力把芝麻放大为西瓜并企图绞杀异端的习惯性证词。 在此,我无意再做繁琐的分析了。我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提示随笔主义在汉语中的文体意识还将进一步丰满和强化。它将受到文体规律和实践的双重左右,以一种不断嬗变的态势,趋近思想的说出、落地生根和圆成。 这样的随笔会斜睨纤细的散文,会反对宏大叙事,会反对大词写作,会反对制度性散文。这样的随笔没有武器,如果非要自卫的话,那就是随笔中的断片。 这样,我心目中的随笔主义逐渐就清晰了—— 它的价值立场是高扬理性自由的。在前行过程中尽管有无限的可能,但关注每一个可能就是打通靠近自由的路途。 它的文体意识具有试验精神,具有不确定的文体特征。断片是思想的犁沟,构成一种逶迤放射的隐喻文体。 无须架空形象来梳理思想。把理念还给思想,让理念流动在思想之中。 鉴于随笔的主题私人性、结构随意性、感情亲和性,就无须回避在思想演绎过程中对情绪的接纳。 我在蜀地的言路 多年以来,我的随笔写作偏重思想言路,是置身个人生活深处的回顾与探幽。我在个体的、碎裂的、独木难支的思考中写下文字。如果它们是一地的碎片,拼合起来的光,注定要大于一块镜子的光学时空。 但博尔赫斯好像这样说过:“左右相反的鸟在镜中离去。” 有时,看看周围风起云涌的文学党人,还在忘情地修造一些走向空中的巴别塔,但他们的装修策略过于简单。一些取自海德格尔麾下的诸种词句,墙体的瓷砖拼贴,塔身在低云的掩护下,得到了遁词般的呵护。想起来,他们既然无法像叶芝那样独守巴利里塔,把头颅埋入星群和回忆,那就不妨听听诗人杨炼的话,可能更接近现实:“他的塔是向下修筑的,一级级通向地心深处。” 2009年5月中旬的某个上午,突降暴雨,我在诗人、收藏家钟鸣家听他谈蜀玉文化。雷鸣电闪中,他高亢的语流擦亮一屋子的古物,硬玉闪出诡异之光。镌刻在玉刀、玉斧上的古蜀文字,张开翅膀。 我注意到,蜀人的祖先鱼凫,以打鱼为生,后来杜宇教会老百姓耕作种桑,古蜀国进入农耕社会。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延伸到5000年前。 请注意《韩非子·说林》中的一段话:“鳝似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贲诸。”蚕是益虫,蜀是毒虫;蚕、鳝鱼是善良的,蜀、蛇则是恶毒的;蚕代表中原主流的农耕性、编织性的主流文化,蜀则是西南一翼特立独行的祭祀性、消解性文化。 蜀地古来就是与中原相对峙的吗?就像一个人在对峙一个积累深厚的奥吉亚斯牛圈,就像蚩尤的脑袋被主流者砍下来,球一样踢。 思想必须在具体时空当中进行,“发生”一词在英文里作takeplace,意思就是“找一处地方”。是的,我只是在几千年之后的蜀地之上工作、生活、写作,但是我逐渐清晰地意识到,放弃全部的个性会让一个人面容模糊。成为一个思想者,让思想成为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如同一棵树,回到了火柴盒,它只能想象、只能预测自己举起火的时刻。 我想到了汉语当代文学里的一种命名现象:文学人总是喜欢从西方哲学那里借鉴术语,然后予以翻新处理。其实,无论加入了怎样的修饰,甚至与原初定义南辕北辙,但总难以摆脱错位的宿命。1955年8月海德格尔在法国诺曼底所作的《什么是哲学》的讲演中指出:“如果我们用希腊耳朵听到一个希腊词语,我们就会追踪它的Legein(它的说话),它所说的直接的、当下的显现。它所显现的乃是当下存在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通过可以听见的希腊词语,我们直接处在事物本身的在场之中,而不是首先处在纯粹的词语一符号的在场之中。”这还进一步意味着,你用汉语文学的耳朵贴近海德格尔的贝壳,存在贝壳、在场贝壳、诗意贝壳、栖居贝壳,听到的未必是大海的涛声,而多半是自己耳朵里的嗡嗡声——记得几年前,美尼尔氏综合症就这样困扰我的耳朵。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穆齐尔那样,从文学现实、而非通过异己的耳朵来厘定自己的思想向度? 所以,对我而言,远没有诗人雪莱《西风颂》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昂扬乐观。因为,有很多人是没有春天的;我也没有像波伏娃在《人总是要死的》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死观。那个得到永生的、经历了欧洲六百年风云的人物——雷蒙·福斯卡,在漫长的生涯中明白了永生乃是一种天罚。既然如此,死固然是一种解脱,那么活着,活着思考,就是我热爱的工作。 最后一点,如果一个巨大的意外命令我终止自己的工作的话,因无法抗拒,我也会终止。我会想起“和光同尘”的气息。 使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能够让熟悉的事物再度陌生。就如同我向落日举行柔术一般的鞠躬,然后从胯下看出去,就发现那些巍然的巴别塔,顶着一个球。塔居然是向下修筑的,一级级通向大地的黑暗…… 后记 小历史中的梼杌叙事 1 伟人的遗传基因并不总是稳定的,杂交水稻也可能出现变异,高梁杆儿也会变成矮冬瓜。 黄帝的孙子——北方天帝颛顼固然是人中之龙,但颛顼的儿子梼杌却剑走偏锋,成为了“人子”的反词。《山海经》说,榜杌为一种人面虎身、凶狠狂暴的猛兽,也被称为“难训”或“傲狠”,还说梼杌喜好在荒野中拔足狂奔,从里到外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没有人能够使其归顺于制度和伦理的麾下。颛顼徒为神仙大帝,可惜的是,他的四个儿子均为邪神,前三个生出后不久就夭折了。第一个死后住在江水中,变做“虐鬼”,散布瘟疫疾病;第二个死后住于若水,叫“魍魉”,以使人生疮害病或者惊吓小孩为使命;第三个死在正月三十,最喜穿破衣喝稀粥,人称“送穷鬼”。只是他们恶的级别不够,比不上恶兽梼杌的名头。 在我看来,这口口相传的历史具有阴谋论和血统论性质。颛顼为黄帝后裔、昌意之子,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四川境内的雅安一带)。有学者指出,“蜀”在古羌语呼复辅音“颛顼”,其义言鱼,高阳氏之鱼王,即蜀王,也就是禹王;颛顼是禹的羌语名。颛顼二字很奇怪,字书上解释有愚昧、谨貌等义项。颛顼二字均从“页”。《说文》云:“页,头也澜足见颛顼与头有关。《说文》言颛顼是“谨貌”,就是“木头木脑”,川语“木脑壳”是也。所以,它被引申为“愚昧”。如果我们把颛琐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相联系,那些青铜头像就有些木脑壳意味。这幽暗地昭示后人:有其父,必有其子。 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凶兽——贪得无厌的饕餮、穷凶极恶的浑沌、背信弃义的穷奇和好斗不已的梼杌。帱杌的长相是十足凶恶的,《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我估计这样的造型比起玛丽·雪莱笔下的佛兰肯斯坦来,后者难望其项背也。后来梼杌被用来比喻顽固不化态度凶恶之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祷杌另有一说是神名,《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另外有一部战国时的书简名叫《梼杌》,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我估计写作者是着眼于断木的木纹,取其年轮与史记的吻合,所谓“纪恶以为戒”。这至少说明,那个时代的梼杌恶名并未闻名遐迩,不然,又何必以此来命名煌煌史书?否则,史书则是记恶之书了。 有学者推测,梼杌可能是指某一支好战的强悍部落。但这个与人伦格格不入的怪兽为什么从木呢?我的推测是,在冶炼青铜尚未出现之前,木器不但是最常见的工具,也应该是武器。《说文解字》:“榜,断术也,从木,寿声。”在《汉语大字典》当中,“杌”字有一个义项是:“砍树剩余的桩子。”因此,“梼”和“杌”放在一起,意思就是:树木横断之后剩下的树桩。焦循(1763—1820)在《孟子正义》中解释说:“梼杌皆从木,纵破为析,横断为梼杌。断而未折其头则名顽。是祷杌黟顽之名,因其顽,假断木之名,以名之为梼杌,亦戒恶之意也。” 四川与梼杌有关的,在神、人之外,还有一本书,《蜀梼杌》,一名《外史梼杌》,是北宋蜀州新津人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更部·载记类》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苟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晖先生指出,古蜀人用表示圆木桩的“梼杌”(梼梼)来称呼先辈祖先。可见“梼杌”(梼梼)应是中性词,是没有褒贬之义的。所谓的恶名应是中原诸侯方国强加给的。这就像“混沌(浑沌、浑敦)”一词,最初也是中性词,所以《庄子·应帝王》中用来称呼“中央之帝”——黄帝及其后人的,显然是褒义性的。因此,《梼杌春秋》其义实际上就是“先祖们的历史”(见《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我在此引述了一些古事,并非暗含有高标鄙人出身之义,因为我等不过是尘土。只是想说,这梼杌一般的性格,一直就横行在人性的天桥上,稍不留意,它就会冲垮天桥,秀都懒得走了,只以血淋淋的断壁残垣来满足内心的嗜血——而不论结局是伤害对手,还是自伤。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尚武搏击之余,偶尔也会阅读家里不多的闲书,也许这个习惯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没能以拳脚为生。记得那时读《世说新语》,王敦和周处卓然独行的故事很是吸引我,以至于我被邻居视为周处时,自己竟然还以周处后来的除害之举聊以自慰。但这种幻觉终究将彻底消散,以至后来在《水浒全传》里,这种痒意的疮,终于得到了全面爆裂。所以啊,“金疮进裂”不一定就是亡命之兆,也有大释放的快意。 成年以后,我读明代的禁毁小说《帱杌闲评》,发现其命名颇有深意,既可理解为大恶人魏忠贤评传,又可解释为史事小语。小说确为“大嚼疗饥奸贼脑,横吞解渴残臣血”的泄愤之作,又岂是清风明月的“闲评”?!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历史与怪兽》一书,围绕现代性和怪兽性的辩证、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两难来展开历史、暴力和叙事之间的互动。梼杌历经了怪兽、魔头、恶人、史书和小说的转变,说明中国文明对历史、暴力和叙事想象之一端。它引发人们思考:历史是对怪兽的暴力记录,还是本身就是暴力体现?王德威指出,“历史只能以负面形式展现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恶为书写前提,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扬善是历史书写的预设及终点,但填充文本的历史经验却反证了善的有效或可行性。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集恶之大成的见证。”这是说的大历史。我想这并不一定包括个人的小历史。但就我而言,却觉得这当中蕴含了难以言传的诡变和危机…… 这就是说,善恶固然是有标准的,但历史并不掌握这个标尺。“秉笔直书”的人俨然拥有这个标尺,读史的后人则人人胸怀真理。我难以做到,只是希望在复原往事的过程里,上帝即在细节中。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在《黑羊和其它的寓言》里,借“恶”的口吻独白道:“事实上很难让人们跳出现在的思维模式,恶怎么做都不对,善做什么都有理。”正因为“恶”有这样的想法,“善”又一次幸免于难。 2 我的父母均是体制里的小职员,不尚力,也不习武。他们庞大的家族中没有一个与武功有关。母亲出生于资中县苏家湾,为地主以及(伪)乡长家庭。她怀揣20块大洋,步行两天到成都求学医道,但这样的努力并未改变她的家庭命运。后来,父母几乎就是“伪人”(体制的命名技术,是对于不同制度下的机构、官职统统冠以“伪”字,古人说:“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在我看来,这有些近似于清朝公文中那些加口旁、加三点水旁的怪字)。旧时母亲家中有佩枪,有电话,有制糖厂,出产蔗糖和各种蜜饯。这些背景使得她必须沉默寡言,就像被时代的粉碎机打磨出来的小石子,噼噼啪啪,黯淡,制式划一,发出破响。父亲是“国民政府幼年空军学校”第五期学员,校长是宋美龄,学号141 1。1949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祖国,他必须养活他的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弟妹。他像落在盐锅边的青蛙,只得冒险前行。父母在1960年左右从乐山双双调到自贡市盐化工系统。他们的结合,其实是糖与盐的综合,像比例不甚适中的糖盐水。后来,此消彼长,接近钱钟书所说“盐溶于水,有味而无痕”的状态。 父亲唯一的爱好是体育,后来与母亲邂逅,一起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因此,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被送到业余体校参加训练。初去练竞赛,后来改田赛,最后是篮球。训练过程中发生过几次脱力性的昏厥,这锻炼了我的体格和毅力,十三四岁就显示出强大的肺活量,达4000毫升以上。肌肉力量却是在16岁后逐渐爆发出来。那时,体重仅100斤的我,就可以跟搬运工角力、扭扁担。 我的老家位于川南自流井,当地附近荣县和富顺两县有少量的民间习武传统,多属峨嵋派嫡系,有关诸如余和尚、罗跛三爷的传说,一直是茶馆里的话题。一旦有什么高人从“岩上”下河到自流井张家沱、灯杆坝,往往就会在茶馆里引起骚动。 自贡盐声的特点是:“牛头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尽管当地出了谢奉琦、雷铁崖、李新琪、曹笃、龙鸣剑等一大批同盟会的豪杰,但当地人口语里的“贵人”,指的却是大官,这乃是官本位价值谱系中的常态取向。据我所知,本地所出最大的官乃是戊戌变法志士刘光第。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这至多就是个省部级而已。旧时号称自贡有三大异人——厚黑教主李宗吾、罗跛神腿罗三爷、筹建富顺文庙的肖永升肖三公,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只有罗跛神腿罗三爷闻名远近。 罗跛三爷名利田,号心丹,仙市乡(镇)箭口村斑鸠石罗家大院人。自幼习武,可惜是个跛子,自流井、富顺的武师都认为他非练武之材。罗跛三爷后去荣州拜朱沙罐为师修习字门拳术。据说他扬长避短,在跛脚上形成了独门腿功。某年,陕西会馆的陕西拳师雷老陕在汇柴口元朝井设擂,扬言以100头牛作赌本,说是谁要赢了他,这些牛就归胜者。一时之间,自流井万人空巷,都挤到张家沱之上的汇柴口。摆擂七七四十九天,自流井竟无人是其对手。有好事者远赴富顺,将罗跛三爷请来。罗跛三爷到得擂台之下,雷老陕见罗跛三爷是个跛子,哈哈大笑。这激怒了罗跛三爷。他最恨别人嘲笑他是跛子。他嘿嘿一声,径直往牛群走去!走了一圈,罗跛三爷就招呼同伴离开,下张家沱去喝烧酒。雷老陕跳下擂台拦住罗跛三爷,要罗跛三爷上台比武。罗跛三爷并不理会。正说话间,那打赌用的牛群,轰然倒地,每头牛额头有一个指洞,罗跛三爷用指力在牛头上戳了一个窟窿! 雷老陕赶紧跪下请罪,摆了酒席赔罪,据说还成了罗跛三爷的好朋友。这就是在自流井茶馆里反复流传的“罗跛三爷单指破百牛”的故事。 仔细想想,这固然夸耀了罗跛三爷的指力,手指如捅条——不,简直是一台拆房子的破碎机。不说别的,100头推卤牛是什么价钱?清末时期,一头“头班个子牛”价在20两银子左右。这样的代价,岂能是一个练家子拿得出的?看来,这不过是茶客们附会神功的结果。但茶客并不理会人们的分析,他们说了,这叫功夫!懂吗? 我不懂,只好洗耳恭听,津津有味。罗跛三爷押运井盐顺沱江入长江出川、罗跛三爷在灯杆坝力插旗杆…… 后来我考证出来,罗三爷在汇柴口擂台是动了手的。他被雷老陕抱住双腿举了起来。电光火石之间,三爷以跛脚瞄准老陕头部一戳(即字门功夫的“一”字),老陕顿时昏厥。陕西同伙为了报复,设计邀请罗三爷再去元朝井。罗应邀前去,刚一进门,门内忽然逐出一条2000斤以上的盐场“打人牛”。来势凶猛,三爷闪身避过,用二指点击牛头,牛顿然俯地。人们破开牛尸,头骨已被戳穿一个孔。这就是“罗跛三爷一字破牛头”的本事。 1979年前后,我开始习武。从偶然得到的一本长拳套路书上,悄悄依葫芦画瓢。练得起兴,把房前屋后的树木打了个遍。手掌骨折过两次,脱臼的次数就多了。我的双脚绑着铁砂袋,一绑就是几个月。其实,那时社会风气中并不流行武术,要知道,电影《少林寺》是1982年才上演的。 那时社会上依然有文革武斗的余续,偶尔有练家子在茶馆里现身,比如将一把竹椅子坐断,或者把茶碗掰碎,茶馆里的幺师一般是赔笑,根本不敢谈赔偿。茶客一见,知道有高人发招了,立即代为掏钱,递上烟,东套西扯,是希望练家子再露几手。如果对方好说话,把酒喝了,还可以跟着学几招。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自流井东兴寺街上的大茶馆里厮混,,有天见到一个老头儿,自称叫王老师,大热天给我握手,对方的手像生铁一样冷,我一用力,他的手却滑出了我的掌握。 “伙子,劲不小啊!”川南行话里,故意省去了一个小字,是显得尊重。 听到这样的称呼,我笑笑:“王老师,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他嘴唇蠕动,把川西乐山一带的口音滤去了一些:“啊啊,是噻。来找一个亲戚,不巧亲戚搬家了。只好在茶馆里打听打听……,, 王老师大约五十多岁,个头中等偏瘦,穿一件黑呢中山服,花白的头发向后倒伏,眯眼扫视众人,眼珠像炭精一般,看得大家心颤颤的。按照社会上的说法,王老师的眼光就体现了他的“内行”(读tt行走,,的“行”),是有内功的。这并不如金庸小说里那些高手,动辄印堂高高鼓起,活像脑壳进了水。 几个人凑钱请王老师吃饭,凉拌猪耳朵、卤猪蹄、高寺牌高梁酒一瓶。王老师很满意,兴致一来,朗声念道:“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我们几个愣头青自然听不懂。十几年后。我根据记忆里这首诗的读音,在湛然法师的《峨眉拳谱》里找到了原文,才明白王老师是峨嵋派出身。 2008年初,我在写作《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时,苦心搜集石达开入川的资料。偶然发现,’石达开的“记室”(文书)何崇政是一代武林高手。他精于峨眉枪和棍法,因此在石达开军中常教亲兵习武,深得石达开喜爱。须知,石达开出道前就是广西小有名气的练家子,与九纹龙史进类似(事见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翼王在成都科甲巷巷口被处以凌迟之后,何崇政试图以武林力量来东山再起,无奈应者寥寥。他后来在峨眉山落发为僧,法号湛然。 王老师并不多解释文绉绉的古诗,他提到了罗三爷:“三爷是字门中人。此拳发源于江西,传说一个叫罗明的僧人依靠岳飞的硬门拳,再化蛇搏斗之巧而创,流传于湖南、河南、四川等地,清朝时期极一时之盛。在四川,字门在川南、川东很是流行。” 说完,他起身比划,身形带起了破风声:“字门武功,最大的特点是收势须成‘之’字或‘一’字形,四两拨千斤。高桩长手,大起大伏,没有固定套路,因‘字’与‘智’谐音,故以字取意,一个字就是一种攻防动作,一个字就是一个练功心法。” 他伸手带起我们当中的一个,一推一带,膝盖靠死对方下盘,对方立即倒地。王老师的动作颇像舞蹈。他把我也拽出来,我已经注意到他的手型,含胸塌腰,不丁不八,让过了他晃手之后的一字腿。我点了一下,后退了两米多。 王老师哈哈一笑:“伙子,你有点根基。出手贵软而忌硬,贵圆转而忌散漫。我看你腿部力量可以,但手臂细软。”说完,他掏出纸笔,写了一个方子给我:“每天‘劈手’后,用药洗一洗……” 我至今觉得,中国历史舞台上只有几类人——勇者与伎者、君子与小人——轮番表演。自然了,秉权者不在此例。他们只是偶尔与民同乐才混迹其中。勇者容易成为权力的筹码,但伎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后者连筹码也算不上,不过是为酒意的发作提供触媒,甚至吮痈舐痔。君子,应该是如苏轼《墨君堂记》所言“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的那种人。汉语中的勇者属于冷兵器时代,身体的力(只是如今的学者一般视之为暴力)爆发出来的创造力,是对一种伟力的复原和模仿。它那“形而下”的直接造型,贯穿的却是身体浪漫主义的精髓。所以,一个在舞台上飘飘欲仙的人,与一个突施搏杀的勇者,区别在于前者体现了人体与大自然的亲和,是情景“空气动力学”的同盟军,后者则必须以伤害为技艺指标。旁观者中,不露声色者,多是崇尚“斗智不斗力”的浩然之辈。他们喜欢回到书斋和计谋中,在纸上斗力。以纸的方式,消解或禁锢体力与技艺,比如,我们都玩过的“纸刀”、“纸子弹”;再比如,后来大热的“纸手铐”。 人的心理习惯随着环境的变异是可以改变的,但一个人的身体习性则未必。那时,我浑身的关节都可以爆响,惬意无比。二十多年后,我每天还要做俯卧撑、压腿,哪天我骨节不响的话,八成是风湿或感冒即将发作的征兆。所以,置身文字深处,每天听见自己的骨节噼噼啪啪,连鼻梁下部的软骨也可以翕动而弹响,就像词语的拆卸和组装,有意思没意思,无需多说。 3 我估计,自己算是有点恒心的人。每天“劈手”早晚两次,每次击打五百,手臂立刻肿了。用药水洗后,第二天基本复原,接着再练。一个月后,手臂上的汗毛全部褪尽,多年以后也不长了。三个月后,握紧拳头,发力,手臂发出老黄竹一般的色泽。 后来王老师让我打铁砂袋,手臂开始发黑。他开了另外一个方子的药,药水洗后,手臂显得脏兮兮的。 王老师偶尔还在茶馆里闲坐。我那时读高中,只好约两个人经常去偷废钢铁,卖了几块钱再请王老师吃饭:凉拌猪耳朵、卤猪蹄、高寺牌烧酒。王老师偶尔指点我几句,平时并不多言。我估计,是我出的钱太少了。 1980年初,傍晚是人们最躁动的时候。男人们灌够了烧酒,骨头发痒,只好出来溜达,但又无处可去,就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谈恋爱的男女一见这阵势,就赶紧选偏僻一些的地段,绕道而走,以免招来麻烦。一来二去,脚杆发痒,平滑的马路也要起一个凼凼。某个傍晚我听见街面上一阵吆喝,狂风一样,知道出事了。 一个外地的货车驾驶员,在路边买烟,估计是嫌贵,与贩子动了手。有上百人围观。我挤进去,右手抓住凶暴暴的司机手臂,一拐。他反力相抗。我缩指成爪,一扣一拉。他吃不住痛,身体歪向我一边,开始失去重心。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是左撇子,对准他的肋部斜切了一掌。掌沿像切到了一团猪油。 司机蹲下去,没有声音,但开始呕吐。我走了,快步离开,到茶馆泡茶。盖碗里的茉莉花还没有沉底,进来不少人。递烟,点火,有人马上开了茶钱:“伙子,那个司机还没走哟,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王老师进来了,一言不发,像不认识一样,躲在角落里喝茶。我感到有点异样,就不大理睬众人。大家觉得无趣,就各自埋头喝茶。两个警察进来,高喊:“哪个打了人?”众人都没有开腔。司机待在门口,我看清楚了,他大约有三十出头的年纪,体重至少比我多出40斤,胡子八叉的,颧骨高耸,从筋骨上看,是个下力人出身。但是他怎么禁不起我一掌呢?我绕到司机身后对他说:“你再不走,老子叫你走不成!” 他听瞳了。用手捂着腰,对警察说找不到人,算赇了…… 王老师慢慢走过来,坐了一刻钟不说话,喝茶。他吐出了一根茶梗:“出手没有轻重,你这样下去很危险!唉,其实练武练的就是一种心性。”说完起身就走。这一走,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现在想起来,生活中的告别远没有诗意,很多人与你擦肩而过,一辈子就再也不会见面。二十多年了,王老师的面庞日渐模糊。如今我只记得他的眼睛,炭精一样,偶尔会在黎明时分我的某个遥远的梦境边缘闪烁一次,两次。一醒,他就变得面目全非。 我的习武之道并未终止。我开始狂练腿功,立定跳远,下蹲,负重登山,金鸡独立……几个月后,已可以凌空踢碎2厘米厚的木板。但对手不是木板,他不可能在你的最佳发力点等待你的飞腿。我开始找人比试。 街上有个人叫雷洪,成天在练剑术,风声大作,从不与人说话,做得很。我对他说,要过过手。他笑了一下转身就走。我赶上去,几十个人立即围了一圈,公路交通立即瘫痪。他突然回身,双手按在我胸口。我倒弓,卸了他未吐出来的力道,双脚直踹他的胫骨。这是他想不到的。令我也想不到的是,他身体前赴,像一个失去革命立场的面口袋,门户大开倒向我。我再次起脚,把他踹上天……我回家拿来跌打药酒,他还歪在地上呻吟、呕吐,秽物和鲜血。他自己把药酒在腰部涂抹了半天,一言不发就走了。过了几天就请我喝酒。我们还交了一阵朋友。他的力道太差,无论他怎么练,除了击打不懂武功者,否则是毫无用处的。 记得几年前我在乐山大佛游玩,看到了这个雷洪。他大腹便便,像个老式推土机,比孕妇还孕妇;头发稀疏,提个包包,但像局长那样油光满面,不怒自威。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他的眼睛色迷迷地盯住与他手拉手的妹子。我想,真该对这个油水肚皮再补一脚,他的体态就不至于如此不堪。 史载,董卓为司徒王允杀死,后被值夜的军土在肚皮上插了一根灯草,点了整整三天三夜,板油还未耗尽。后来董卓的部将李催郭汜兴兵为董卓报仇,想把董卓的尸首装在棺材里,结果装进去几次,均被雷霆劈裂。雷洪不是董卓,估计他的肚皮比董卓的要小一号,点灯的话,可以支持一天。 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路灯都是昏黄的,好像是统一制式。路灯下看不清行人的面容,灯光把人拉成竹竿,鬼影幢幢。而且一到晚上8点,街道上就无人了。无人而备显空旷的街道是寂寞的,时间就像悬挂在茶馆顶棚的白炽灯,糊满了死蚊子。 《楞严经》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我浅显地理解为:在眼见的作用中,见到所见的事物时,所见的事物并不是能见的自性;能见的自性,远离所见的事物和能见的功能,因为能见的自性,不是能见的功能所能见到的。我偶然参悟此语,已经是20世纪末的事情了。 1999年,我在《卞和》一诗(见《非非》2000年年鉴)开头,回忆了那一段暴力岁月:“我自幼迷恋杀戮,在不规则的年代投身搏斗。大口大口吐血,手掌骨折断。我给自己接骨、正骨,因脱力而未能复位。天气阴冷,手背上突起的包块唤醒疼痛,蛰伏底部的激烈随时可能漫过大堤。弯曲的掌骨让我想到壮烈、荒唐和任性……散漫的回忆,引导脱离主旨的细节,直立、自行其是。尖叫折断梦的翅膀,我成为体制中人。从茶的呼啸中惊醒,在亏空的肾脏盛开。纵欲、出名的场面,在文件下演绎。从往事中突出的锥尖,是飞翔的终结者。我卡在噩梦与美梦中间——悬念明亮依旧。丰润生汁的身体继续膨大。危机过去了。亲吻定格,被舌头深入。粘腻的怀念在嘴角意犹未尽。聚合、发衍的可能是多方面的,细节在故事的悬崖纵身一跳,延伸为悬空的梁柱。白天休息,在黑夜成长,汇聚足以同主旨抗衡的思想,满怀血气去劈荆斩棘。” 现在看来,这段描写不真实的地方在于:我那阵还因为开始练硬气功,不但不近女人,还因为肾脏经常发出暖水冲刷的微声,很少遗精,自然对女人没有实质性兴趣。与女人交往,是纸面意义的,写信、寄枫叶、借书还书之类的情义。一言以蔽之,是纸情。一张纸就隔开了我与明亮事物的关系。它们投射在纸背的光,并没有留下影像。比如,那个时代的女性青春,肉身革命尚未从宽大飘逸的衣裙里突围而出,很容易被“倩影”一词囊括并抽空。倒是纸质的纤维造像,飞如暗器,逐渐成为了我的光源。 4 1982年,我立定摸高达到3.15米,被选拔去参加四川省中学生篮球运动会的集训,几乎就不再上课了。每天早晨长跑5公里,下午练球。晚上,又坐到茶馆中。 教我硬气功的师傅,依然姓王。他是贵州气功王高老山的徒弟。70年代末,高老山组织的气功团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巡回演出,王老师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他天庭开阔,梳着大披头,发出凡士林的油光,但还蓄起内地人罕见的浓密八字须,有些像香港的打星元华。这就不和谐了。他浑厚的嗓音旁若无人,让人联想起广播站级别的普通话。我估计,普通话是被演出憋出来的。在背后,人们喊他“港客”。 王很不喜欢“港客”,说这是骗子的称呼。他甚至故意装作大舌头说话:“港客?嘶哑地暴叫‘钱钱钱’。我怎么是骗子呢?” “港客”只用一招就把我镇住了。 坐在茶馆里,“港客”目露精光,把粗大的胳膊平放在茶几上,胳膊上纹了两条龙。可惜的是,他的太阳穴像个暗门在翕动,没有如金庸、梁羽生描写的那般“高高冒起”。手臂上鼓起了一个鸽子蛋大小的包,包在手臂上游走,像个潜泳者。我看见包块游到了上臂,在腋下消失。十几秒后,包块在另一腋下出现,然后顺手臂徐徐而下,抵达手臂指尖。手掌血红,突然胀大如蒲扇,然后,渐渐蔫下来。 “想学?”他嘲讽的嘴角向下撇了几下。 我感到这个人比较难对付,“水”很深,因而没有作声。 喝了一瓶白酒,他高兴了,决定要试我几招。我们来到茶馆背后,那里有一座很大的沙丘。他双手卡腰:“你来推我,用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我自信自己的腿部力量,一侧身,猛然用肩、胯顶过去,力道起码也在300斤上下。但竟被反弹回来,如同撞到一砣生铁。 他的八字须翘起来:“呵呵,如何?撞痛了吧?” 第二天,他又来喝茶。当场用掌劈断了茶馆门口的5块红砖。 从他双手运气的姿势上,我想起曾经在秘本《少林绝技汇编》里看到的导引图式。但问题是,少林气功的意念导引,是从下丹田开始流注循环,先达会阴,过尾闾,沿督脉上行,经夹脊,至玉枕,再到百会,顺前额下至面颊,过“鹊桥”(指舌),接入任脉,仍然回到下丹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周天”。“港客”的导引术似乎不同,是从左侧到右侧,从左手到右手。 我提出了这个疑问,“港”客没有说话,只是惊异地看我。转身走了。 傍晚,他把我从家里叫出来,样子很严肃:“也谈不上拜师了,因为你是学生,估计你也拿不出钱。你晚上开始‘入定’,懂吗?排除一切杂念,觉得太阳从百汇穴不断涌进身体,体内光芒万丈,把光热汇聚在丹田。有感觉了再说吧。” 我谢过他,深夜就在小天井里入定。舌抵上腭,全身放松,摒弃一切思虑、欲望、杂念,用自然顺腹式呼吸法,以鼻吸气,不勉力而行,顺其自然,以意将吸入的气微微送入下丹田。 有天深夜,父亲起来小解,看见我站在小天井里,像个疯子,把我臭骂了一顿。我以后就从后门溜出去,在河边练习。一周以后,我逐渐感到丹田大热。而且练习完后,根本无法入睡。 记得那阵正是冬季,我仅穿一件毛衣,下身穿一条单裤,也不觉得冷。 在这个紧要关头,“港客”却出事了。 他在川南运送一批“货”,与宜宾、叙永一带的黑道发生火并。一个人对三二十人,他受了几处刀伤。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茶馆里,身边多了两个帮手,一个帮他提包包,一个为他拿衣服。 “港客”叫人打开包包,里面有两把长剑,以及单刀、九节鞭、线标、三节棍,还有两根3寸宽的腰带。这些器械少量是表演道具,多数是真家伙。二十几天不见,港客瘦了一圈,八字须像螃蟹嚣张的大钳,占领了面部的很大地盘。港客手臂缠着纱布,文身的龙鳞从纱布缝隙里冒出来。他伸手拿剑,转动庞大的腰肢,比划了几个姿势,像个戏剧人物。他再换刀。速度大为加快,可见使刀比用剑要拿手得多。他身边的两个帮手一看就不是蜀人,骨骼棱棱,像水竹一样筋节有力。 对于器械,我除了在业余体校偷练过几天棍术,别的一无所知,因而无从评判。 “港客”简单说了说受伤情况,也没有更多自吹,但坚持不喝酒了,说是怕影响到“内行”。临走,他突然问我练得如何了?我实话相告,他指点了几招。比如,如何把丹田气引向头顶和胸腹,但如何上到手掌,他就不说了。 3个月后,他试了我一次。在我头顶放了5块砖。我把意念堆往百汇,他抡起一块就砸下来,我发力向上一挺。头上的砖碎了,当时觉得头略有点晕。因无大碍,觉得十分神奇。 别人不讲就算了,我开始琢磨如何把气导引到手掌。记得是一个晚上,大约10点钟,我在后门边的釜溪河边的一个码头练习吐纳。釜溪河发源于荣县北境尖山子,古时称荣溪、荣川,清代至20世纪初又叫自井河、盐井河,长146公里。两百年来,本地的井盐多是经船运,盐船所过之处,建有专用的运盐码头。码头就像一个动词,激活了码头周边的人居与商业,并逐渐演变为集镇。相对于刚硬的咸风与重浊的卤气,釜溪河则过于清浅了。它带着盐船磕磕绊绊汇进沱江,再转入长江,直走楚天和江南。 深夜,尚可以看见停泊在码头周围的盐船乌篷里,透出的煤油灯火光。静下来,甚至可以听见船老板云雨的声音。木船把失重的力量昭示在水上,云雨越是激烈。秋水涟漪荡至河心,声音伴随煤油灯的微光倏然入水,像一条鳝鱼在空中逶迤,再刺破水面。我闭上双眼,两手平摊,世界只有河风的呼啸,将盐船推远、将云雨抛开。但一张破报纸突然在风中噼啪作响,而一些落地的枯竹叶也闻风而动,像一个死人掀起了末日的鲸骨撑裙,灯笼翻转,把一连串臆想中的太阳裹住了,这让我头皮发紧。骷髅有表情,显得镇静而矜持,与那些聚光灯下的歌星相仿。张开大嘴。吹气如夜来香,如臭牡丹,但颌骨的闭合装置失灵了,大口无声,如蛇吞象。白骨发出玉石的荧光,迎风长肉,渐渐丰腴,但腿脚还是白骨。河风弱了。贴地,猛然又旋起,再黏合一股凉意顺脊柱泠泠而下。我一惊,发现浑身早已是大汗淋漓,而且被风吹冷,脚心却没有知觉,但是我并没有摔倒。 看了看表,时间过去了4个钟头!怎么可能?我估计至多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样子。但4个小时就流过去,把我的腿脚冲刷得毫无知觉。我上身暴热,下体寒冷,像个被怪刀砍开的子爵。 星光洒满了河岸,蟋蟀鼎沸,将河面绞碎。那激烈的云雨声潜伏在一口锅里沸腾,而一层绸子碎片浮起来遮羞,碎得不能叫绸子了,但感觉总是丝织物。软而烂的水面,躺着银河的一翼。它略一搅动,丝绸完好如初,在风中抖动。裙子在风中滴水。白骨之脚,在水体上兀自跳起芭蕾,一步一条死鱼。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那个骷髅如果从幻境里来到我跟前,我绝对要打碎她,把她的烂骨头填进她的蛇嘴。我心头烦躁,胃有点痉挛,索性跳进釜溪河游了一个来回。回到岸上,抽支烟,仰望星空,觉得躯壳化在泥土里,扶也扶不起,关也关不住,魂要出去梦游了…… 星星往天空深处殒落,河面上就多了一个鱼泡,就像希望,在一种不喜不悲的状态中持续。然后,风把水面带往对岸。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遗精了,心里大为不快,也隐隐不安,又跳进河里游了一阵。总觉得那个穿长裙的骷髅,来过。我闻到身上有股奇异的香气。 两天后,觉得浑身燥热,与朋友说话,对方惊讶地发现,我的舌苔全黑了。我感到是岔了气,就是俗称的走火入魔。好不容易找到“港客”,·他冷冷一笑,那撇夸张的八字胡像蝙蝠翕动。我猛然觉得,这一开一合的姿势,很像骷髅裙底之物。心里一惊,如入冰窟。他说:“这是你活该!你不该自以为是。你自己想办法吧。”说完,跳舞去了。 那时没有出租车,连人力三轮在号称“小山城”的自贡也尚未出现。赴舞会,人们也是大汗淋漓地走。我厚着脸皮跟到了人民公园的舞场。这是一个露天的篮球场,塑料布把这个昔日的政治聚会空间包裹起来,密不透风。2角钱一张的门票,3角钱一瓶的汽水,就是说,5角钱即可以实现平地飞升。奥吉亚斯的牛圈经过匆忙改造,就成为了情欲的飞地。沉默多年的高音喇叭,已经不再吐出口号和宣言的唾沫了。胶木唱片吱吱呀呀,声音贴地蛇形,喇叭只吐温柔的黏液,黍占黏糊糊,在篮球场上飘起了可疑的毛毛雨。估计是舞池里汗味太大,主办方不得不喷洒浓郁的空气芳香剂以正视听。还可以发现,那时的男男女女都喜欢穿白色的衣裤,紫光灯打在身上,白得妖异,像丹田融冰,直走胯部。一曲终了,红灯四射,有些胖婆绷得太紧,卡着腰特意把“骆驼桥”亮出来(这个词,我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知道的),在舞曲间隙里等男人邀请。“跟着感觉走”的序曲响起,紫光灯中的“港客”显得笨拙而用力过猛。那阵流行“站舞”,所有的舞客全部浸在昏昏欲睡的臆想里,双股战战。越是舞池的中心地带,越是安全。联防队员手提电警棍,在浓得化不开的饺子阵里巡视,也拼命往核心乱挤,看见有伤风化的举动,会突然扭亮警棍脑壳上的电筒,光束总是直奔髋部。他拍拍那个梦游者的肩膀,不意回到法制现实,要规矩点。“二排”一走,又秩序井然。据说,还是有发生性交被捉住的。“港客”粗大的胳膊搂紧一个女人的腰,女人成了8字,还腾出一只手在摸女人的下身。他在失重,激起了涟漪,像一个高举篙竿的船夫,白色的牛仔裤帐篷在女伴的“骆驼桥”上走秀。但是,他的八字须把灯的紫光挑起来,像挂霜的猎手。他安心埋伏,透过女人的卷发,看我。他的半截脸,海洛因一样的白。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港客”。后来听说他跟一个女人在人民公园长椅野合,被联防队抓了个现行,整成了流氓。估计也定不了什么大罪,但他就此消匿了,蒸发得干干净净。 事实上,当时我就明白,“港客”不过是在等我出钱,付他一笔他认为“大体可以”的学费,才会为我处理岔气的问题。但我身无分文,自然不再会去考虑这事。这大概也是古话“富不读书,穷不习武”的真谛吧。 打听到我的一个同学陈永东的父亲是习武者,我去找他。陈伯很热情,给了我一点麝香服下,屙出很多黑血。他练的是内功,无法处理硬气功出现的全部问题。他为我封闭了气道,建议我改练,我没有照办。舌苔恢复原状后,一天晚上,我试着运气。 丹田蕴热后,硬气功发气如同托举千斤巨石,肠肠肚肚都在向上,好像腹腔都被提空。我感到嘴唇发木,一股发腻的液体直冲天堂,鲜血喷口而出。那个穿裙子的骷髅,除了脑壳外,身体已经与常人无异,就像舞池里的女人,有肉的韵致。她的蛇嘴把我的血接住,立即唇红齿白,然后俯身,吻我的脚。但她的脑门发出紫光灯的反照,冷沁色,像裹挟青苔的冰块。 我倒地了,剧痛让我醒来,摔倒时肩膀撞在一把铁锹上。这是当时的我无法解释的怪事。过了2个月,我再次试图验证,沮丧地发现,骷髅不但再次显身,倒在我怀里作娇柔状,而且她吐出的味道不再是臭牡丹,而是腊梅花的浓香。我连自己以前拥有的“气感”也消失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早已变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循规蹈矩,还戴眼镜。偶然读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似乎发现了一些端倪。在本雅明的理论中,韵味是传统艺术的总体性规定,就是震惊。本雅明面对的是波德莱尔,他发现了“震惊体验”——是在“故事”中绵延承接的经验,无法把握机械化大生产的庞大物质景象时一个诗人的潜意识恐惧。他发现自己注定生活在过去不可信任、现今不可把握、未来不可预见的拥挤的空旷之中。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空洞拉伸出来的罩子,区别于深渊的是,我能看见,我能触摸,但是我无法说出。 在本雅明眼中,震惊是一种现代性体验。它和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新事物层出不穷地涌现有关,人们对此缺乏准备,因此而产生了震惊。“韵味在震惊经验中四散”,这是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概括,也是对现代文化,特别是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反应的说明。但我奇怪的还在于,面对“气感”消失的震惊之余,却有一种韵味在震惊经验中悄然聚拢。我看见骷髅日益丰腴,盆骨的温床把涟漪荡往后腰,臀部把所有的线条悬挂起来,成为了腰线的辐射,将我无数揣测的丝缕逐一展示。她成长为一个女人,把我斜躺在地面的影子捡起来,叠好,装进她的裤袋…… 王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一书的第三章的“篇引”,是本雅明的一段话:“历史中的所有阴差阳错,所有的哀伤和失败,都可以在人的脸相上,更准确地说,在一个骷髅上表达。虽然骷髅之为物,毫无象征性的表意自由,毫无古典的和谐得体,脱去一切的‘人文’的修饰,但在其中,人受制于自然这一事实则表现到了极致。”我不能确定我已经完全吃透了此话的意思。骷髅人既是历史表象之物,又是现实的表意之形,纵横交叉。当它与那个舞厅的女人意象磷火归一时,我必然会受制于历史,其实也暗示了我会受制于现实,受制于现实中女人膨大的身体。因而,有关“女人是水做的”之类,我是不大相信的,她们才是难啃的骨头啊。 这样的情况,逐渐出现了,震惊都来不及! 5 1983年五六月份,我经常在家昏睡,经常迟到,为免心烦,干脆就不去学校了。自己偶尔吊火车出去散心,往南到宜宾的安边,或到重庆沿线游玩。这里,必须记录其中一次回家中途时的突发事件。 邻居小高很耿直,他已经工作了,在看守一所河道闸堰。由于井盐滞销,盐船的踪迹稀稀拉拉,闸堰逐渐成了河上的摆设,但修理闸堰的工具房依然完好,老虎钳、锉刀、钢锯、錾子、二锤都很齐全。利用这个机会,我找到一根无缝钢管,点燃红炉,用两天时间制作了一把火药枪,长度刚好可以放进袖管。 我到卖鞭炮的杂货店去问,他们竟然有很多根鞭炮导线,每根有二三米长。我买回来,把导线剪开,倒出黑色的火药,有一大塑料瓶。导线里木炭太多,硝石、硫磺的量不够,我从闸堰的石壁刮下硝石,硫磺只好去买。回来又配置了两天,我均出一小勺炸药,包好,塞进一个枯树洞,用一根导线点燃。枯树没倒,但炸出了一个大洞。开始时,火药枪枪膛里我只装一寸长的药,用捅条捅几下即可,红炉旁的铁屑就是理想的铁砂弹。 我站在闸堰上试放了一枪,一声闷响,声音并不大,但撒在河面上的声音扑了回来,四面都是金属桶倒塌一般的破响。这才发现,火药枪的声威,是在枪响之后。 小高不敢靠近,甚至不敢来试放一枪。他偶尔出钱与我一道外出,够哥们。其实,这也是我之所以制作火药枪的一个原因,但我违背了以前练武的原则。他不能打,也不能跑,在外面就危险了。 一天傍晚,我们从内江返回,到D镇火车站下了车,步行十几里,到达了D镇街上。 因为认识一个朋友何镇江,就住在D镇,我去过几次。D镇分上下两场,起始于古代传递文书档案和接应官员小息的驿站,近代以来成为自贡井盐外运的陆路门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地矿部第二地质大队和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管子站、市无线电三厂的相继落户,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的市镇。清末民初,维新党人、哥老会和江湖行帮多在这里聚集结社。人杰众多,比如大名鼎鼎的江姐江竹筠、戏剧家陈戈、高僧正果大师就出生在此。D镇历来还是耕牛销售地,人来货往,市井繁华。一条主街长达三华里。商店像街道的翅膀,悬挂两旁,布匹、百货、农副土特产品充斥其问。这里小巷子尤其多,曲折盘回,不知终点。 D镇人喜欢挖地窖和地道,因为此地有深厚完整的粗质黄砂岩。何镇江家里就有一个地道,可以通往屋后的菜地。说这些大家可能不感兴趣,我再提到后来崛起的恐龙博物馆,估计大家就猜出是哪里了。 我和小高找到何镇江。那个年代,夜晚的小镇早已关门闭户,好不容易敲开一家饮食店的条门,草草吃点东西,大家就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闲逛。 街道上除了昏暗的路灯和风中飞舞的纸屑,真是鬼都没有一个。明晃晃的月光,撒在马路上,像一层盐粒。但是,我觉得要出事。 10点钟了,何镇江觉得太寂寞了,提议约D镇的美女李桂花出来。我听他说过几次,李桂花无比妖媚,很“椭”(自贡方言,很漂亮之义),与社会上不少人有染。何镇江带我们七八拐,来到一栋土墙房子。他吹了几声口哨,李桂花一面穿衣服,一面悄然开了门。她穿一件那阵时髦的运动服,下着牛仔裤,发出轻微的笑声,风姿颇为老练。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惊讶,很难把眼前这个身高近1.7米的女人,同身后孤零零的土墙烂屋联系起来。 李桂花带我们去附近一个学校操场闲聊、冲壳子、哈哈大笑。声音惊起了树上的乌鸦,呱呱乱叫,把一树的月光摇落,银光的弧线不断弹跳,然后熄灭在李桂花的腿上。 何镇江故意约小高到一边闲聊去了。我和李桂花在操场来来回回地踱步。我一直无法看清她的面庞,她走的是一字步,模仿模特儿的步伐。据说,少女时节的女人,总是喜欢这种紧凑而略带防卫的步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她摇晃的腰肢像插在捣药臼里的木杵,显得嚣张。 周边的树林聚集了一层淡雾,飘来牛粪和田野的气息。而且,田野 的气息里还有一股稻草的霉味,习惯了,就觉得舒坦。树冠就像铅笔速写,赋予眼前这个女人一种不真实的出尘感。 多年以后,我读到本雅明的书,尤其是他1928年出版的《单向道》。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有如下献词:“我以她的名字将这条街命名为/阿西娅·拉西斯街/作为工程师/她让这条街穿过作者。”阿西娅·拉西斯是本雅明近乎单恋的情人,有些像叶芝之于毛特·岗。我注意到他使用了富含深意的“穿过”一词,爱如利刃,诗人们喜欢那种被爱深深刺中而拔不出来的持续感觉。所以本雅明后来提出了他的美学旨归:“都市诗人的快乐是爱,但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灯火阑珊处的爱,这最后一瞥的永诀在诗章里与神奇的时刻相融合。”这种浓郁的气息,我当时的确能感受,只不过说不来而已。如今一点就破,道理清晰了,但气息漏走了。 所以,李桂花是一盏昏暗的路灯,既无法照亮街面的动静,也无法梳理街巷的走向,她照亮的是暴力荡漾街区的岁月下我的一个截面。 一会儿,听见一串脚步急促而来。上来了3个人,年龄都要比我们大。他们说,李桂花怎么在操场上卖骚?显然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说,说话规矩点,我们不过是在摆龙门阵。对方嘿嘿几声,拳头就砸过来了。 说句实话,多年来我很少感到害怕的味道,但此时体会到了。嘴里有一种我不熟悉的味道,像那个骷髅用蛇嘴吐进来的肺气,发冷,陌生得坚硬,还有一点点香味。我的身体和骨骼在气味的穿刺下发痛,痛不可挡。我伸手,但对方的拳头已经击中我的额头。 月亮破了,一树的月光破了。我猛然觉得,手脚在冷意中痛得发热。 我突然接住了对方的第二拳,右手锁住他的锁骨,左手反拐,将他的手卸脱臼。就在对方下蹲时,我再用膝盖猛顶他的面颊。这一顶,少说也有三百斤的力量。 枪?一个字飞舞在眼前。火药枪插在袖管里,但是没装引药。我抽出来当短棍用,对准另外两人就抡过去,直到枪管弯成一根弧条,才住手。 三个人倒在地上,奇怪的是都没有吭声。 李桂花早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和小高、何镇江往外走。小高说,肚子痛,钻进了学校的厕所。这应该是紧张造成的腹泻,我和镇江只好在外面等,一面把弯曲的钢管拗直。这一等,来了二三十个人,手提扁担,把我们围了个严严实实。 我们退进厕所。我和镇江用肩膀把小高送上围墙,让他上房顶呆着。我对镇江说,你熟悉地形,自己设法吧。我出去了。 这段往事,我只跟一个在医院的朋友讲过,他学术地认为,高度紧张引起血压上升、心跳加快、代谢率提高、细胞耗氧量增加、血管舒张、脾脏中的红细胞大量进入血液循环、骨胳肌和心脏中血流量加大,同时抑制消化管蠕动,肠壁平滑肌中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人的力量倍增,反应速度比平时迅猛;外形可以出现瞳孔放大、毛发直立。这些就是在精神极度紧张时的反应。可以认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在于动员全身一切潜力应付紧急状态。对他的分析,我没有多说,只是问:“紧张的人,也有屁滚尿流的吧。”他不否认,但承认自己没有经历过。 我当时觉得,既然走不了,那就不走。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下重手迅速打倒两个,才有希望脱身。这一想,力量回到腰部,我努力调剂呼吸。镇静多了。 我站住,好大的月亮啊。对方在乱喊些什么,我已经听不到了。一阵劲风,我侧身让过一根扁担,但身后的风声已经迫近后脑。我大喝发力。扁担击中后背,立即弹断。我捡起那根断扁担,立即打倒两个。 月光黑下来,我几乎能看见对方慌乱的身形。我往一堵墙边靠,只要背后无人,我估计还能抵挡一阵。靠住高墙,对方不敢上来,那种拿扁担像刺刀的姿势,至少是懂一点招法的。因此我突然冲向一个高举扁担的身影,扁担在空中,手立即被我制住,卸下,用风魔棍的打法,横扫下盘。 我觉得差不多了,拔腿狂奔。看见一堵围墙,一跃而过。外面是农村,不禁心头一喜。 几块石头呼啸而来,追我的人迫近了。我纵身一跳,落地,却陷到水田中央。泥到了腰腹,人立即拔起来,再跳,我又落到第二块水田里。追我的人在田埂上绕来绕去,我跳了四块水田,侧身倒卧在水田边的水草下。听着他们从头顶跑过,知道他们肯定会原路返回,因而没动。 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原路返回?没有地缘理由,只是觉得田埂曲折,世界漆黑,如果他们不原路返回,就会绕很远,不划算,何况他们内心也是恐惧的。记得侧卧在水草丛里,我是不速之客,打扰了青蛙’的求欢仪式,它们陷入了集体缄默。青蛙是雷公的使者,俗话说“青蛙叫,雨水到”,但对着明月高叫而求欢,也许是人类的仿生学行为。 偶然想到李桂花,想起何镇江。他可以在深夜熟门熟路把对方叫出来,而且是口哨勾魂术,我认定他们是交易过的。而且,这个交易引发了当地人的醋意。这个在水田里获得的猜想,事后证明是正确的。 多年以后,偶然读到法国戏剧家萨缪尔·贝克特在《马龙之死》里的一段话:“……假如一个人等了足够长久,就将永远等下去。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谁也不可能出现。除了徒劳无益的等待之外,再别无可能。也许,他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觉得今天的历险很奇异,我并不慌乱,但愤怒让我忘记了冷意,尤其是辜负了大好的月光。 待他们拖拉着脚步从头顶跑过回去,我从水田起来,却失去了方向。我看了看表,已经深夜12点,怎么办? 隐约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估计距离铁路线不远,于是朝估计的方向走。我的鞋早不知去向,穿袜子狂走。 半个小时后,我找到了铁路。辨明方向后,走10公里回到了市区。我的指关节、肘关节均有脱臼,皮肉伤有十几处,背部发乌,痛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见到小高,他没事。他躲在厕所房顶,下半夜才下来,他是顺公路步行回来的。 几天后镇江也回来了。他说,他是从一个地道跑出去的。厕所里会有地道?会不会是李桂花的幽径?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他最大的贡献是,竟然把我陷在水田里的皮鞋找回来了。这双车轮底皮鞋,后来一直带我进入初恋时节。 我没再说什么。但是我一定会再去D镇。 如果说“入魅”的过程是源于一种对权力、情色的狂喜,那么,我的“入魅”则只能是一种遭受屈辱的狂怒——我连对方的哪怕一张脸都没有看清楚!我要返回到“魅气”弥漫的D镇街巷里,让那些游走在昏暗光线下的魅影,在暴力中显形。 6 一个月后,觉得事情早过去了,我当时手里有20元,就请了7个哥们喝茶。其中有两人练有打铁蛋子之技,几乎百发百中。这有些像古代那些打飞蝗石的人,级别不高,但特实用。为此,我特意打听到一家化工厂有磨球机,请人找了半口袋,一斤一个的,正顺手。 已经进入雨季了,从东兴寺茶馆出来,飘起了漫天细雨,看来一时半会停不下来。大家装作互不认识,乘公共汽车而去。售票员总是眼观六路,老于世故,根本不问我们是否买票了。一个钟头后,车到D镇终点站,大家下车,稀里哗啦,雨下得真大。 我来到街上,空无一人。走近李桂花的土屋,我学何镇江的口哨,一种山鹧鸪的叫,呜鸣呜呜呜,“行不得也哥哥”,音调委婉。屋里灯亮了,但又迅即熄灭。我当时想,多半是没有吹出激越的荡音,或者,雨水把哨音打湿了,跑偏,对方对不上暗号,自然不理睬。另外的可能是,何镇江恰好就在土屋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什么还要去找李桂花?何况事情多半不可收拾,她一旦知道了,会很麻烦。这只说明,我对这个女人有想法。我把她的下身虚化了,而把上身奋力拔高,成为了大理石基座上的胸像。 我们退到土屋旁的一条小巷子,干等。等待戈多。何镇江告诉过我,那三个人就住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不会出来了。甚至希望他们不出来。一个人一直把自己埋在仇恨里,当他伸出头来,发现仇恨颇像牛屎堆,自己就是一只屎壳郎,在勤奋地推路过桥。我玩的不过是粪球游戏。 比我狠的人多的是,“港客”就是一个。他是“吃人粪的戴胜”。戴胜喜欢四处巡视,体态风度极佳,头随着步伐一点一点的,节奏鲜明,是一个头戴礼帽、体态潇洒、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这种唐·璜式的嚣张装束,很容易蒙蔽青睐的眼睛。戴胜太懒,把粪便堆集在巢穴内,臭气熏天难以入鼻。这反而成全了它,构成一种知名的武器。若遇敌害,它就从尾脂腺分泌出一种黑褐色油状液,气味恶臭,把危险排拒在自己的空间之外。 比较起来,我不如“港客”。他无所谓仇恨,所以他有懒的本钱。 一道门开了,灯光把一个懵l董的身影铺在地上,看样子是去上厕所。他撑开伞,所以根本没有发现有一群狼围在周围。 嗖的一声,我知道有一颗铁蛋子飞出去了。铁蛋正中后背,他哇了一声就前扑倒地。几道门相继打开了,出来几个人,一见阵势,一些人慌忙关门,一些人急不择路,竟然往街上跑。 立即又打倒三个。一个人跳过来抱住我,在这之前,我找不到动手的机会,现在送上门来了。我用肘夹住他的头,顺势往墙壁上撞,“穿夹壁”的土墙也塌下一大块。 巷子里喊声四起,我们马上退走,是希望他们追上来。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而扫兴得很。 晚上10点钟,还有一辆收班车。10分钟后摸到车站,看到一辆公交车,前后门大开,车灯明亮,但里面空无一人。凭直觉,知道是陷阱。我们立即上小路,急行20里赶到D镇火车站。不管有没有客车,货车总是有的。 我买了十几个馒头、包子和一瓶高寺牌白酒,大家吃了,情绪逐渐兴奋。 一进火车站,大家分开走,赶上了重庆到安边的慢车。 …… 治安部门追查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线索。何镇江被弄进去盘问多次,他只说,当晚有人证明他不在现场。这人是谁?我没问,也无需问。我没有向他说明一切。 20元能够做什么?做成了一桩在我生命中撞击不已的事情。这7个朋友,现在均已成家立业,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尽管那时,我们是多么无知和血性。 有一天我问何镇江“山鹧鸪是怎么叫的?是不是呜呜呜呜呜呜……” 他泛起死鱼眼睛,翘起了鱼嘴:“不是。是这样——‘行不得也,花哥哥’……” 7 我的叙述应该结束了。 时间到了2008年金秋,我论述古代侠义的专著《拆骨为刀》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回到老家,几个朋友请我到D镇喝手工茶、吃豆花。我们来到一家开设在果园中的农家乐,浓密的树荫下,老板反复看我,我笑笑,发给他一支烟。我发现D镇变得十分陌生了,那些小道、巷子、厕所、桉树林之类,已经被房地产的热潮摧毁殆尽。 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也来了两个,我把《拆骨为刀》分送大家,讲了一个《淮南子·人间训》里的典故:世事纷繁,却彼此暗含玄机。由于事物是不同类属,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识别。所以,有些事态看起来相似,却分道扬镳;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 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了死腐鼠,富户虞家要遭灭亡了。”这话怎讲?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虞氏家族原是梁地的大富,富足殷实,钱财多多。虞家在大道路口边建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宴,摆排乐舞,宴请宾客,大玩弈棋之类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而行经过楼下,楼上玩博棋游戏的人,赌博忘形,大笑不止。正在这时,一只飞过老鹰将嘴里叼着的一只死腐鼠掉落下,正好落在一个游侠脑壳上。游侠听到楼上的喧哗,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扔下的死鼠。那位倒霉游侠就对同伴说:“虞家富贵享乐的时间已很长了,平时对人常轻慢无礼,还有一种侮辱人的心志。我们平时不敢冒犯他们。今天虞家竟然用死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就无法在天下树立英勇之名。我们协力,一定要消灭虞家。”当晚,众游侠合力杀入虞家,把虞家消灭了。 侠的本义就是“辅助和挟持”;羲字指羊,是“用我来宰羊以作祭品”的意思。又因“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羲字从我。侠义之魂戛金断玉,响彻古代中国的锈红色长空。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是一种自戕,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喜欢武侠的人,知武而不知侠,慕侠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文绉绉的“游侠”“任侠”一类的词语,在西汉就变质了,以后更是江河日下。唐朝诗人写了很多纵马仗剑闯荡江湖的豪迈诗篇,其实,他们一般是骑在毛驴背上雄视古今,踏上致仕之途或碰壁后,又慢镜头一般在落寞中颠簸,脑壳却在拼命壮怀激烈,臆想“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姑且就叫“驴上诗思录”吧。所以,不要一听“侠”就双股战战。 在座的人楞楞看我,不知道我这番倚老卖老的话在指什么。 如今喜欢高谈“祛魅”的知识人,很难明白一点:祛魅需要比“入魅”更多的力量和时间。祛魅后,我们的身体就像经过大扫除的客房,墙壁有凹洞,也有涂鸦,地面全是扫帚扫划出来的水痕。 我置身的果园里,有几株金桂和银桂花,香气在桔子林间盘绕,拉出了狐步舞的蛛丝弧线。桔子青红相间,几滴露水,滴落在我头上。 我问老板:“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李桂花的人?”他很肯定地回答:“没得。从来没得。巴掌大个地方,我活了四十多年咋会不晓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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