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里柯克是加拿大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也是继马克·吐温之后最受欢迎的幽默讽刺作家。本书《里柯克幽默小品选》选录的就是他的幽默小品文，是著名翻译家萧乾夫妇的经典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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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加拿大幽默作家，经济学家。他是加拿大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在美国，他被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最受人欢迎的幽默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含蓄的幽默，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他善于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可笑的或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放大后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产生共鸣而发出会心的微笑或无奈的苦笑。本书《里柯克幽默小品选》选录的就是他的幽默小品文。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是双语译林中的其中一本。

译序

借钱之道

我所错过的机会

阔人幸福吗？

乐善好施

大西洋彼岸的友谊

照相师的润色

适者生存

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

素昧平生的朋友

卧车里的人

“提起印度来

编杂志

大演员一席谭

吃饼冠军乔·布朗

访问典型的小说家们

记一位记者朋友

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

哀后院的消失

我的幽默观

巴黎的朴素生活

宠犬威吉——首夏日牧歌

在理发师的剃刀下

售书窍门

超人塞吉

史密斯先生的旅馆

杰斐逊·索尔普的投机生意

德罗恩牧师布道

马里波萨的旋风募捐运动

小山上的烽火

我与金融界的一段因缘

怎样发大财

萨隆尼奥

主席类型种种

纽立芝太太置古董

我首先得承认写此文时手头并没有充分的资料。我生平不曾认识或见过任何阔人。时常我以为碰见了几位，后来才发现并不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阔，简直穷得厉害。他们经济上拮据得要命，捉襟见肘，不知道该到哪儿去筹上一万元。就我所调查过的情况而言，这种错觉时常发生。我往往根据某家雇用十五名仆人的事实，就以为他们必然很阔。也曾由于一位太太坐着高级轿车去买一顶价值五十元的帽子，就以为她的家道必然很殷实。才不是呢。细一考察，所有这些人都不阔。他们手头全紧得很。他们自己这么说。他们喜用的字眼似乎是“一筹莫展”。每逢我在剧院包厢里看到八个珠光宝气的人，我就晓得他们必然统统是“一筹莫展”的。至于他们坐高级轿车回家这一事实，是与此无关的。

有一天，一位每年有万元进账的朋友叹着气对我说，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跟阔人相比。以他那点进账，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每年有两万元进账的家族也对我这么说，他们是没法同阔人比的，想尝试一下也白搭。有位我很敬重的朋友，他每年从律师这行当中有五万元收入。他极其坦率地告诉我，他发现自己压根儿不可能跟阔人比。他说，不如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他穷。他说，他只能请我吃顿家常便饭，就是他所谓的“家宴”。席间三名男仆和两名女仆给端菜。他求我不要见怪。

据我记忆所及，我同卡内基先生从没谋过面。不过，倘若我见到他，他一定会对我说，他发现实在没法同洛克菲勒先生比阔。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先生也有同样的感觉。

然而天底下准有——必然有阔人。我不断地看到这种迹象。我工作的那座大楼的司阍告诉我说，他在英国有个阔表哥，在西南铁路上干活，每周挣十镑。他说，铁路公司简直没他不行。同样，我们家里那位洗衣妇也声称有个阔叔叔。他住在温尼伯。他住的房子产权完全属于他，他还有两个读中学的女儿。

然而这仅仅是我听到的阔人的例子，确不确实，我可不敢担保。

因此，当我谈到阔人并讨论他们是否幸福时，不言而喻，我只是从个人所见所闻得出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阔人要经受穷人所无法得知的严峻考验和悲惨遭遇。

首先，我发现阔人得成天为钱而发愁。一天之内英镑兑换率下跌十点，穷人照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他们在意吗？一点儿也不。贸易逆差可以使一个国家像是遭了一场水灾。谁来收拾这个局面？阔人。活期贷款的款子猛长百分之百，穷人把它抛在脑后，照样嘻嘻哈哈地欣赏那一毛钱一场的电影。

可是阔人时时刻刻在为钱而发愁。

举例来说，我认识一个人，姓斯普戈。上个月，银行里他名下的户头透支了两万元。他在他的俱乐部里和我一道吃午饭时告诉了我此事，一再道歉说，他心绪不佳，此事叫他心神不定。他说，银行为这么件事居然就向他发了通知，可不大公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他这种心境可以表示同情。那时候我自己的户头正透支了两毛。要是银行已开始发透支通知，下一个很可能就轮到我。斯普戈说第二天早晨他得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要他抛出点股票，好把透支的数目还上。去干这种事儿好像挺难堪的。穷人就从来不会被迫去这么做。据我所知，有人可能被迫卖件小家具。可想想看，抛售抽屉里的股票！这种苦楚是穷人永远也尝不到的。

我常同这位斯普戈先生谈论财富问题。他是白手起家的。他几次告诉我，积累这么多财产只不过为他增加了负担。他说，想当初他身无长物时，他要快活多了。好几回他请我去吃那九道菜的正餐时，他都告诉我他宁愿只吃点炖猪肉加萝卜泥。他说，若依他的本意，他就只吃两根炸香肠和一块炸面包。记不清他是为什么才未能如愿的了。我看见他带点鄙夷的神情把香槟酒——也许是他喝完香槟酒之后的杯子——撂在一边儿。他说，他还记得他父亲的农舍后边有条潺潺流着的小溪。他曾经趴在草地上喝个够。他说，喝香槟酒可没那么开心。我曾向他建议，要他趴在俱乐部地板上喝满满一碟苏打水，他不干。

要是做得到的话，我深知我这位姓斯普戈的朋友会欣然把他的全部财富都抛掉的。在我了解这些情况之前，我一向认为财富是可以抛弃的。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一旦背上了这包袱，就再也甩不掉了。财富倘若积累够了，就变成一种社会服务。阔人就会认为这是为世界行善的一种途径，可以为旁人的生活带来光明。简而言之，是一种庄严的委托。斯普戈时常同我讨论这个话题，而且往往谈到深夜，以致那个举着蓝火焰为他点烟的仆人都倚着门柱睡着了，门外的司机也冻僵在汽车的座位上。

P11-13

幽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的喜剧，从十八世纪的菲尔丁和斯威夫特到本世纪的萧伯纳的作品上，都深深打着这个印记。然而像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为数却并不多；正如英国历代诗歌中不乏诙谐感，而上世纪末的爱德华·黑尔却是一位专门写诙谐诗的诗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里柯克这位“专业”幽默讽刺家其实是位地道的“业余”作家。他的本职是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

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于英国汉茨的斯旺摩尔。不知道当时星辰有过什么特殊征兆，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发生过。一八七六年我父母移居加拿大，我决定跟他们一道走。

我父亲在安大略省的锡姆科湖畔接手一座农场。那正逢上加拿大农业的困难时期，他靠勤劳勉强支付了雇工的工资，年景丰收才能打足来年用的种子，省得花钱去买。有了这一经过，我和弟兄们势必被迫离开土地，当上了教授、商人或工程师，却未成长为农场工人。然而我对农活很熟悉，所以在做政治演讲的时候，我还可以大谈诚实的体力劳动、早起以及熟睡的快乐对身心的好处。

“我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公学受的教育，一八八七年我成为该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从那里我升入多伦多大学，并毕业于一八九一年。大学期间，我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是活的、死的，还是半死的。我对外界一概不了解，每天勤奋地研究语言文字约达十六个小时。毕业后不久，我就把学会的语言统统忘光了，发现自己在智力上破了产。换句话说，我成为一名所谓杰出的毕业生。凭这个资格，我只能干起教书这个既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智力的行当。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九年，我任加拿大公学教职，这段经历使我对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却迫不得已而终身从事这种最枯燥乏味、最不讨好、待遇又最低微的职业，感到深切的同情。我发现自己教的学生当中那些似乎最懒、最不用功的，如今都在律师界、工商界以及社会上赫赫有名；而真正有出息、并曾获得全部奖状的学生，如今却在暑期旅馆当账房先生或在运河船上当个水手，靠艰辛劳动挣着工资。

“一八九九年，我愤而辞去教职，借了够维持几个月的钱，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经济和政治学。不久，我当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借此，加上我为麦吉尔大学干的一些临时工作，我终于在一九。三年获得哲学博士。这个学位就意味着我参加了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考试并得了满分。从此，就再也不能接受新的概念了。

“这期间我结了婚，成为麦吉尔大学的教员。先是政治系的讲师，后来成为政治经济系主任。这个职位是我于此行所获得的奖赏之一，我自认十分幸运。报酬是如此之丰厚，使我显得高出左近的警察、邮递员、电车售票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同时，我可以同市内穷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论余暇，我一年四季所享受的，比生意人一辈子所能享受的还要多，于是，我拥有生意人所无法拥有的乐趣——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可以在几个月里什么也不想。  “我写过一些与大学生活有关的东西——一本政治学著作，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是美国政治学学会以及英国皇家殖民研究所的会员，并为英国国教的教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同政治及公共生活有点联系。几年前，我曾走遍大英帝国，发表关于帝国组织的讲演。随后南非联邦就宣告成立，特立尼达的香蕉工人闹起事来，土耳其与意大利也开了火。关于我那些演讲的分量，我想读者从而可以产生一些概念。在加拿大，我属于保守党。然而迄今，我在加拿大政界无成功可言：从没捞到过什么建筑桥梁或码头的合同，甚至在横贯全加拿大的铁路修建工程上，连一小段也没能承包上。加拿大自治领就是这样亏待它的公民的，人们逐渐会对此习以为常。

“除了学术著作，我还写过《文学上的失误》及《诙谐小说》，均已由纽约的多德·米德公司出版(伦敦版由约翰·莱因的伯德利·黑德公司出版)。两书各只需区区一块五毛钱即可购得，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理。尽管我这序言显得荒谬，读后你仍可以走进任何书店，买两本才只需三块钱。然而两书的内容太幽默了，以致多年都未能付印。因为排字工人排印时全笑得前仰后合，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活字排版机发明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了会操纵活字排版机的工人之后，才得以付印。即便眼下，对流传我的书也仍应谨慎从事，确保它们只落入健康人之手。

“许多朋友都以为我是在脑筋疲劳得不能从事经济学的严肃研究时，作为消遣才写这类无价值的诙谐文章的。我个人的经验却正相反。那种用事实及数字加以充实的严肃的教学著作，写起来倒十分省力。写篇论中国中部民间文学的论文或者调查爱德华王子岛人口锐减情况并进行统计要省事多了。然而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写出来，并且文章本身还得值得一读，那要难多了。这种文思时续时断，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写一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也不愿写整部《大英百科全书》。”

上文节译自里柯克于一九三一年为他的《小镇艳阳录》(1912)所写的自序。他在三十几年内，共出版了将近四十部集子。他的创作生涯是以写讽刺小品开始的。收在他的第一个文集《文学上的失误》(1910)中的十几篇短文就已经显示出他的写作才能、思想和倾向性——他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滑稽的情节，来揭发生活中的荒谬。一位批评家说，里柯克把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翻译成笑的语言了。

除了创作，里柯克还写了几部理论性的著作，如《幽默的理论与技巧》(约1935)，《狄更斯评传》(1933)以及有关马克·吐温及欧·亨利的专论。他对幽默文学是曾苦心孤诣地钻研过的。

里柯克是一位充满风趣和机智的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从不在文章中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反，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他总是以平民的身份从常识的角度来谈论人和事物。《编杂志》不但用夸张的手法，强烈地揭露了买文者与卖文者中间的剥削关系，编辑人员的自以为是，草率粗暴，作者还通过那本编辑生意经，有力地揭发了报刊的本质——广告第一，利润至上。《吃饼冠军乔·布朗》和《大演员一席谭》都是里柯克极喜欢采用的模拟体。这里，他模拟的正是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干篇一律的“访问记”。这两个被访问者的性格看起来不大一样，吃饼冠军是用故作谦虚来赢得新闻记者的捧场；大演员则大言不惭地摆起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抬高自己的身价，其实，两个人都巴望记者能替他们在报端吹嘘一番。吃饼居然还举行冠军赛，真是无聊透顶。《大演员一席谭》还接触到自以为是，任意篡改古典遗产的问题。总之，里柯克的幽默讽刺，像一切好的讽刺一样，是多刃的。

《巴黎的素朴生活》处处是反笔，对巴黎上层社会的趋炎附势，骄横奢侈，竭尽讽刺之能事。

《大西洋彼岸的友谊》从侧面鄙夷地写出了暴发户倚财欺人、放小钱使大利的嘴脸，搬来的历史遗迹还要照纽约街道一样编成号码排列起来，大煞风景地盖起加油站。全文最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长。

《萨隆尼奥》写的是一个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财主，同时也广泛地讽刺了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死硬派。《纽立芝太太置古董》是通过一个浅薄无知的女暴发户的独自，刻画出那个社会里的虚伪风尚。这里，里柯克还讽刺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就是鉴赏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美与实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钟没有针和摆、茶壶漏水才算名贵，才有资格当古董，这真是自己给自己安上的龙套。

在《怎样发大财》里，作者的笑声就带着更多的鄙夷、愤慨，带着更多的泪了。这里，他也是寥寥几笔，就替财主勾勒出一副尊容来：一面是庸俗、空虚，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另一面是贪婪、残酷，靠剥削孤儿寡妇发迹。文章还顺便挖苦了那个社会极为流行的“名人自传”，那些吹牛大家总是夸耀说，他们是用五分钱打出天下的。

像《阔人幸福吗？》一文，就表现了他对为富不仁者的鄙视：他们惯用“破产”办法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到芸芸众生身上，而自己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在《适者生存》一文中，他对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的小本经营者的悲惨下场表示了深切同情。

里柯克擅长写随笔式的短文，他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英国散文随笔的传统：着眼于日常生活，信手拈来。他对生活中一些琐碎而又可笑的现象，观察得十分细致。《素昧平生的朋友》就饶有风趣地描绘了一个“不熟装熟”者(结果上了大当)的微妙心理。

作为二十世纪出生并长大的人，里柯克对二十年代出现的某些新事物不时表示反感，例如《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这种厌恶心情往往是出于留恋往昔的感伤。《哀后院的消失》就是对高层建筑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

本集中《史密斯先生的旅馆》、《杰斐逊·索尔普的投机生意》、《德罗恩牧师布道》、《马里波萨的旋风募捐运动》、《小山上的烽火》系选自里柯克的《小镇艳阳录》。该书共十二章，既分别独立成章，又与其他各章相互连贯。这里所选的五篇为该书的第一、二、四、五、六章。一九。八年，里柯克曾在加拿大的奥利里亚镇购置一所农舍，每年夏季前往度假。《小镇艳阳录》就是根据他在那里的见闻而写的。由于作品中有些人物几近影射，因而引起镇上一些人士的愤懑。但“如今《小镇艳阳录》已被公认为里柯克的一部结构谨严、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从里柯克的《我的幽默观》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待幽默十分认真，摆的位置也很崇高。大凡好的幽默家，莫不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里柯克与其所师承的狄更斯及马克·吐温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情小人物，憎恶大富贾；他不断揭露社会上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

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对里柯克还没有一个较确切的评价。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中间，里柯克是最接近伟大的。他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评价是公正的。

里柯克虽然也写过几部中篇和一部《狄更斯评传》，但比较成功的还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也就是说，相当于作曲上的“轻音乐”。像中国杂文家一样，里柯克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而他又永远不甘于平淡无奇，想遍了法儿把话说得新鲜，把武器磨得锋利。这是他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他接近伟大，因为他坚持做一个严肃的幽默家。他有意识地追求严肃的内容，而且以此自豪。

他在论文里不断提起他最向往的一种境界：崇高的幽默。这里，作者所写的那些荒谬绝伦的情节，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生活本身。幽默的内容应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诠释，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

我还特别赞赏他晚年对生命终结的看法。七十岁上他喉部开过一次刀。当有人问他对死亡的态度时，他回答说：“我怀疑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手杖交给我，我要去面对它。”

里柯克七十五岁时溘然长逝。两年后，里柯克学会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决定设立银质奖章，颁给加拿大每年最优秀的幽默作品。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个集子里的三十三篇小品和一篇小说，分别译自以下十一本书：《小镇艳阳录》(1912)、《前前后后》(1913)、《来自大愚的月光》(1915)、《愚话续集》(1916)、《狂乱的小说》(1918)、《脚灯之上》(1923)、《短路》(1928)、《文学上的失误》(1930年补充版)、《模范自述及其他特写，由庄到谐》(1938)、《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942)、(《里柯克佳作选》(1946)。其中前面的二十五篇系萧乾所译，最后九篇的译者是文洁若。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