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书写文字也；画者，绘画人物也。二者在任何外国均无密切之联属，书为文人之艺能，画为匠人之技术，书与画固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者，且均于国家之文明，社会之进步占有限之重要，故不十分重视也。但在中国则不然，数千年来全国上下无不以书画为国家精神所在，个人名誉所关视之极为神圣，此则许多外邦人士所不能了解者。盖中国之所谓“书”者，并非社会上应用之文书；而所谓“面”者，亦非社会上应用之绘画。书乃文人消遣之书写，应用外之书写；画乃书写之变形，书写之延展。书与画二而一，一而二，固不可分者，故在中国永远并称之。至其所以重视者，系以美术眼光、考古旨趣、赏玩目的及崇拜先贤之心作根据，并非以实用作观点也。若以实用言，书之工整清晰足矣，画则与文人根本不产生关系，更无所谓应用，是书画与文人之关系有限，似无特别讲求与注意之必要。然考之实际，书画在中国几与文人不可分，为文人之必要技能。社会普遍心理皆以为凡属文人必须能书，必须能画，且必须精书精画方为上乘。究竟能书能画于文人之行能何补，于社会之贡献何在？固无人理会，亦无人研讨。但不能书不能画在文人自身上总觉内心歉仄，在社会观听上亦感盛名之缺累。社会已形成一种不可理喻之风气，以为文人精于书画非仅能增高个人之声价，抑且昌隆一代之气运，宏大之国家之声闻，于文人于社会于国家均极重要，故多年以来文人士夫未有不努力以赴之者。此种畸形发展为中国所独有，亦为中国人所独能领会。考其所以致此者，系中国数千年旧社会之自然演成，并非人为之结果也。盖中国旧社会秩序严整，土民活动各有界限，文人为四民之表率，一举一动民俱而瞻。文人士夫为礼法所束，除读书外几无文人所应为之事，所许为之事，于无可奈何之中而以书画为消遣之，日久为之益精。迄今书画作品在中国文明产物中已占极要地位，国人习而不察，视为当然。然而，外人来华多数不能了解，不明究竟，非受中国文化最深洗礼者仍不知中国书画之可宝贵也。考书画在中国其肇兴远在数千年之前，但因纸墨之未能同一进步，中古以前产物无法保存，垂之久远。故秦汉以上之伟作今人只可见其刻拓，欲图一见真迹，绝不可能，是诚中国文化上一大遗憾，弥足惋惜者。惟中国书画之能有今日结果，亦系演进而来，并非一蹴所成，其发展过程实为留心古玩者所宜悉，谨择要略述如下：
书画著录均谓绘画肇始于舜妹嫘氏，文字创建于黄帝仓颉。然严格言之，当以伏羲之画八卦为中国书画之起源。惟其所用之方式及文具异于今日，其书画均用刀刻于兽骨龟甲或铜器石质之上，在审美上多不能适意，且工作上亦多感不便，故至黄帝时即完全改变，发明漆书，用聿蘸漆书于竹简之上。此种方式在人事未繁之际颇足应敷，故此制行之甚久，遗迹今尚可寻，竹简虽不可得，聿笔随处可见也。周宣王时，始造毛笔，秦蒙恬又改造，柘木为管、鹿柱、羊毛为被之毛笔。但周宣王时仍系漆书，至秦始添用缣素。迄汉蔡伦造纸，同时笔墨亦随之改进，书画至此为之大变。以前因竹帛成本太贵，用之不易，故书画纯为实用，此后则转趋于美术方面矣。然初起之时尚系文人之尝试，未得社会之同情，以故汉晋五代画、壁刻石以及魏碑、墓志等其造诣已为精美，然均不书作者之姓名。是社会不重视文人，亦不以此为荣，由此可见一斑矣。
至魏晋钟、王以后，风气又变，文人以书画为高行，社会亦以此相推许。降及隋唐五代而有欧、柳、颜、褚之四大书家，荆、关、董、巨之四大画家相继而出，嗣后日有进步，代有闻人。惟蔡伦所造之纸系用树肤、麻头、敝布、渔网等为原料，在方便上及经济上固为合适，但对于耐久一点尚未计及，故汉晋南北朝之书画存至今日者为数甚少，即此少数是否真迹仍系疑问。及隋唐之时，佛法大行，为写经故，纸料亦大改进。见于记载者有南唐李后主所造之“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纸料虽已进步，只以天下扰攘，生民不安，士大夫无暇及此，故著名之书画大家竞不多睹。
降及炎宋，社会重视书画之心理业已养成，所用之文具及纸绢业已美备，又加以宋代各帝王特别嗜好，极力提倡，立画院，置官爵，延名流，招学士，广栽植，宏奖励，因之绘事有长足之进展。故宋代为绘画之黄金时代，为最发达之时期。惟书之用途尚不如今日之广泛，只不过写书札、斗方、手卷、题跋而已，并未有今日之对联、中堂、横披等可以悬之堂中者。
有明中叶以后，书家辈出，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喜作巨幅，遂创为今日以字为画之先例。清以满洲入主中国，丈人尚有君国之思，多数隐于书画之中，故清代顺、康、雍三朝为书画名家之多产时期。乾隆承祖宗之余烈，恣意推奖文事，并以书画笼络汉人，犹以喇嘛教羁縻蒙古者同。且其个人亦嗜书知画，用全幅精神，使中国聪明俊秀之土走人写字画画之一途，以为统治之便，汉人不察，竞受其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于是天下风从以致，社会无形中认为书画为读书人必要技能，人人必须能书，必须能画，若能精于其一者即可吃着无虑矣，故书画以家名者车载斗量矣。降及今日，此风未除，吾人虽不必能书能画，但既名文人，居室之内，收藏之中，必须有书，必须有画，方能免俗。甚且于社交之中必须明书必须明画方能应付圆通，否则总觉于知识上身份上显露缺乏。是非固另一问题，风气习惯似不可必逆也。固吾人生在今日之北京，不必言考古，不必言收藏，不必装名士，不必说鉴赏，即为社交计，书画之普通常识不能不略予注意也。
第二节 书法源流
上古未有文字，结绳以计事。伏羲画卦，亦不过对于自然界之重大现象制为符号，其他仍付缺如。至黄帝时左史仓颉始造文字，是为古文，亦日古篆。周宣王时太史籀又变为简易，创为大篆，亦日籀文。秦李斯又为省改，制作小篆。同时程邈增减篆体，以趋约易，创作隶书。降及列国，天下多事，篆隶之工整碍于急就，始制草书。裨谌史游并擅其长，后汉杜度尤工此体。章帝好之，命上表章亦用之，故谓“章草”。张芝之草书，卫瓘之藁草，“二王”之今草、小草，蔡襄之散草、飞草均以草书著名者。东汉王次仲又创“八分书”，谓“割程邈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故名“八分”。以后顺自然之演进，而有今日之楷书，亦曰“真书”。分书者，真书之祖，而隶书者，又分书之所从出。简言之，今日之楷书即系由隶书邅递蜕变而来者。后汉蔡邕又变隶体而为飞白书，笔画枯槁而中多空白露地，汉魏宫阙署额多用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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