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的建筑系任教。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系，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400元。此前，梁启超曾为梁、林夫妇联系了在清华的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平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梁、林这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重量级留学生，不得不中断了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已病人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平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
四十年后，梁思成在生命的晚年，终于从协和医院得知梁启超冤死手术刀一事的真相。当年梁任公躺在手术台上，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院长刘瑞恒在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照片，结果割去的是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顾及梁氏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这一错误被当成“最高机密”保护起来，结果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九月十四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人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人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又说：“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对梁启超而言，协和误割好肾是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医生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诱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为这个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孱弱的身体受到损伤，导致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去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自沈阳的回返，标志着林徽因肺病再度发作，自此之后，这个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病症，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
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属于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按：后该地址成为中山公园的一部分），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民国三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后又出任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按：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即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即1103年），惊为秘籍，遂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兴致所至，他自筹资金，索性发起成立了一所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最初学社设在朱启钤家中，初邀入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国学名家。
对于朱启钤为何拿出钱来兴办一个学术团体的问题，按后来营造学社工作人员罗哲文的说法，自有一些因缘巧合的复杂成因：其一，朱氏早期就从事过工程的实践活动，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二，他在军阀政治生涯中受挫之后，倦于从政，欲把心力贡献于自己爱好的事业。罗哲文在叙述这一历史渊源时，只是说了个大概轮廓，外人仍迷迷糊糊不知其所云。其实，对朱启钤的经历完全可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朱启钤在袁世凯政府任上，曾逆历史潮流而动，竭力攘助老袁重登皇帝大位，弄了一些“洪宪帝制”之类的东西，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袁世凯死后，喧腾一时的“洪宪”也随之烟消云散，朱启钤和赵秉钧、陈宦、梁士诒四大臣被新一轮当权者北洋政府同列“四凶”予以通缉。朱是个颇能搞钱之人，在台上台下结交了一大批巨贾名宦，事发后在徐世昌等当朝权贵的庇护下，朱氏隐匿于津门租界，家眷仍在北平，偶然轻装回平，也安然无恙。如此这般过了两年，奉令特赦，朱的罪状一扫而光，并很快当选为安福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在此期间，朱启钤即全力经营中山公园的修建工程，如来今雨轩、水榭、唐花坞、长廊、假山等等，无一不是他亲手经营。在实际工程中，朱氏深入研究了中国古建筑、中国园林艺术，由“票友”而渐渐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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