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编著的《梦书怀人录》为重版图书。作者长期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文界朋友济济。他又擅长散文。他写人的散文集曾得过大奖。作者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中掌握了许多文艺史料和掌故。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这是正宗书话的必要条件。作者是写正宗书话的高手。

作者是一位热衷收藏新文学版本和撰写书话的资深编辑，积蕴有多方面的深厚素养。姜德明编著的《梦书怀人录》汇集有怀人散文和书话随笔70余篇。《梦书怀人录》的作者下笔如流水，絮絮如谈家常，显示了作者博洽的学识，以及道说不尽的对书的缕缕深情。

我的藏书（代序）

最爱办报是夏公

夏衍谈画记

夏日访夏公

艾青书简

唐弢的信

忘不掉的闲谈

一事难忘

张友鸾

林辰先生

唐瑜印象

余所亚

拾来的“金子”

无缘一面的劳荣

卖书人

许姬传

怀粱永

谢老话北大

方成的漫画

舒婷的散文

琐忆

夜访吕玉堃

名优祭

庆云与燕乐

小梨园和大观园

阿Q是个胖子？

鲁迅与《漫画生活》

鲁迅与赵荫棠

胡适的签名本

知堂的藏书印

钱基博藏品说明

俞平伯题《怀珊集》

可敬的“傻公子”

圣旦的《发掘》

萧乾的题跋

胡风与新波

徐志摩与《卞昆冈》

熊佛西的人物小品

熊佛西与徐志摩

凌叔华的画

“五卅”大鼓词

《女儿书》

李健吾的散文

最美丽的情书

怀人的散文

端木蕻良的画

石挥的书

孙楷第的藏书

作家写广告

江绍原的《乔答摩底死》

陆镜若与《社会钟》

李涵秋

读遐翁词

《天津游览志》

天祥二楼

我与旧书店

书账

家藏《三字经》

清名伶“十三绝”画像

杨大瓢的书

法律的歌诀

《中国儿歌集》

章行严诗词集

《思闇诗集》

《蟫香馆别记》

《东洋风土竹枝词》

《日京竹枝词》

《汉口竹枝词》

《沈阳百咏》

《镇城竹枝词》

《镇江沦陷记》

《吕晚村手书家训》

《金陵卖书记》

《为书籍的一生》

史料谈屑（六则）

后记

夏衍同志说过，他一生从事的职业还是最喜欢办报。这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切的体会。在对敌斗争中，手持武器上前线自然是战斗在最前方，而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办报，也是在前沿阵地打仗。请想当日发生的大事，当日就要作出反应，第二天清晨便可告自于天下，工作起来是何等紧张，又何等痛快。一篇篇有力的文字，正如射向敌人心脏的一颗颗子弹，可置敌人于被动局面。人民欢乐，办报人捧着报纸也会有一种胜利的愉快感。对于有着无限精力和才干的夏公来说，办报，写社论和杂文，更是如鱼得水，发挥了他的所长。

从抗战开始主持《救亡日报》，后来在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领导工作，以至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香港先后参加《建国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他一直没有脱离新闻工作岗位。到了上海解放以后，他主管宣传和文化阵地，也没有完全脱离新闻工作，业余时间还坚持为《新民晚报》写专栏文章。直到50年代初，他调到北京来，再也没有直接领导过报纸工作了。但是他一直关心报纸，与《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关系比较密切。早在进城初期，周扬、丁玲等同志都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组的顾问，后来形势有变，不再开会，也就自行解散了。1956年7月1日报纸改版，恢复了文艺副刊，当时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为文艺部请来萧乾同志作顾问。因为30年代萧乾在《大公报》办副刊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当时就受命协助他工作。他来了出了不少点子，介绍了很多作者，写了不少文章，办了不少实事。除此以外，对副刊支持最多的便是夏公了。当时文艺部的领导人林淡秋、袁水柏、袁鹰，在白区工作时都认识夏公，现在更常向他求教，除了请他出主意和写稿之外，并多次请他到编辑部来开座谈会。每次开会很自然地便以夏公为中心，连新闻出版界的元老胡愈之同志，也总是请夏公先发言。姚臻、林林、廖沫沙等同志，更尊夏公为老领导，表现得非常谦虚。夏公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没有党八股，人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出于一片真诚。60年代初，我们在副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很自然地又请夏公挂帅。本来唐弢同志另有编写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不拟参加，待我讲明是夏公提名时，他一口答应了。开篇的打炮文章，夏公指定沫沙同志写，作者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P1-2

我的爱跑旧书摊和藏书，当然与喜爱文学有关。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与家庭和后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不无关系。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武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账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甚至时常派店员到外地去收货。收来的货先堆在店铺的后屋里，我到店中闲串，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有一年。店里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签着“长君”的名字，我留下了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曾孟朴的《鲁男子·恋》、夏康农翻译的《茶花女》。奇怪的是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当是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合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那个日记本我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其实现在想来，那个“长君”也未必是女的，我的种种联想，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觉而已。但是，它给我日后的喜欢搜罗丛残埋下了种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绝对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一切从兴趣出发，下午常常逃学，不是看电影、话剧、曲艺，就是往天津天祥商场去逛旧书摊。我说过，那里的二楼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20年前，我重访那里，只留一家小小的书店，往日情景俱已不见，那是任何人也无法挽回的历史了。

1950年我移居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我来到壬府井大街的一家报社工作，与东安市场的数十家旧书摊为邻。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那儿散步，顺便淘一两本旧书回来。我想，如果当年把我分配到《新疆日报》或《西康日报》，也许我就无缘收藏现代文学书刊了。

又因为编文艺副刊的关系，我结识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位藏书家中的两位，即阿英、唐弢先生。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写《漫步书林》专栏，是袁水拍约的。有一次他来送稿，水拍同志不在，是我接待了郑先生。谈了一小会儿，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了。我不止一次地参观过阿英、唐弢先生的藏书，大开了眼界。他们两位也分别到舍下看过我那可怜的一点藏书。特别是6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们时常在那里碰面。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没有收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两位先生少不得都对我有所指点，告诉我什么是稀见的版本或查禁书，哪一本又是印数极少的作家自费版。他们是我的书友，也是我的老师。他们的重新写书话，也都是我约来的。可惜当时的往来书信，都在“文革”中失掉了。

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所以我劝今天的同好们，如果一旦看到需要的书，千万别犹疑，赶快拿到手中，机会难再啊！  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亦入藏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寒舍也有一两本古色古香的明版书。一旦被不明真相的朋友见到，誉我一句：“阁下真是博学呀！”我便连忙解释，并惭愧得无地自容。担心古代优秀的刻本流失之心倒有，“博学”说则没门儿。

现在连北京也很难看到旧书了。你到了琉璃厂，可能会看到几本，刚往那儿一站，好心的店员便过来劝你：“这都是供应外宾的。”没好意思出口的话是“你买不起。”看看那书价，还真是买不起，只好躲开。每年春秋二季的古籍书市，总会摆出一点旧书。但抢购者如潮，我这个六旬开外的老人挤不上去，多年来不敢问津。最近，偶然碰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说这次春季书市，他去了好几趟，抢购了几本，其中一本1905年出版的语文教科书，至少比他的年纪还大。他住西郊，家里人禁止他出门挤公共汽车，他都是偷着跑出来的。这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淘书的兴致之高令人尊敬。碰到这位老先生之后，我不想再买旧书的决心又有点动摇了。

本书初版于1996年8月，迄未再版。当时我曾在《后记》中表示：

编书不易，起个书名更难。因为好书名已被前贤

和当今高明用尽了。想到当年周越然的一本书话集倒

亦干脆，他用了三个同样的字《书书书》。其实这书名

并不一般化，念起来还带点音乐感，留有一定的空间，

可以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可惜他另一本书名就太

实了——《书籍与版本》，没味道。我为不能给自己起

个好书名而感到遗憾。

这次书名依旧，只改正了文中的错误，抽出几篇不合体例的文章。尽管我平时也懂得行文之间容不得马虎，但限于自己的水平不高和责任心不强，亦时有差错出现，甚至是不可原谅的硬伤。多年来幸有读者来函指正，我惭愧之余深谢这些细心人，并一一改正。现在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这些不相识的热心人致以敬意。如有不当，仍望不吝赐教。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