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编者宋致新挖掘、抢救、整理和汇集了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的材料，并配以生动的照片，真实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复杂曲折的充满辛酸苦涩的历史史实，试图探究那场大灾的真相及前因后果，给后人钩沉历史并警世。全书资料翔实，数据可信，图片深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感知历史，并记住这段历史。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场浩劫，至少3001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然而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书上竟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如果你被《1942：河南大饥荒》中的内容所震撼，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1942：河南大饥荒》由宋致新编写。

历史不应遗忘(代前言)

一 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

 十万火急大逃亡

 等待收成

 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二 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豫灾实录

 看重庆，念中原！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高峰关押在78军的一段际遇

三 南阳有家《前锋报》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

 《豫灾剪影))序言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跟踪豫灾的《前锋报》社评与时论

四 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3亿元救命款被用作贩运私货

 200万元赈灾款之谜

 38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

五 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难忘的1943年

 唐河的“人市”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后记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但也有些将领把部队的给养削减一半，像汤恩伯，还在军中建立了孤儿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羞愧难当而潸然泪下。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田地的价格压低到20磅或30磅小麦一亩，然后被买走。如果付现款，每亩则只要16磅到18磅小麦的钱就能成交。

人们如果还能保持一点理性的话，仅仅是由于还能认同这里那里的个别官员、职员和领导人，他们还在毫无希望地尝试着扭转局面。在郑州，有个官员发给难民家庭一个上面盖了红色印章的小布块，说这是通行证，如果能走到铁路终点的话，就可以凭着此证免费乘坐火车往东边逃难，但他却无力随通行证一起发给难民一些食物。即使其中最好的人也变得残忍了，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残暴的，但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只要共产主义理念能承诺他的政府施以任何仁政，那么，就和我成长于其中的仁慈、自由理念毫不冲突。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幽幽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仅仅几百英里之遥，但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法币进行救援。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于是，河南大灾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心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周刊杂志上，接着传遍了整个美国。蒋介石夫人此时正在美国访问，这个报道使她非常恼火，她要求我的上司亨利·卢斯开除我，但遭到卢斯拒绝，他说我的报道为他增添了光彩。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争论，那是后来的事情。

在重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我和电报局的共产党串通，偷偷送出了消息。我曾经通过军队情报系统给史迪威将军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还给中国的国防部长呈递过报告(他坦率地告诉我，要么是我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在对我撒谎)。我向毫无实权的中国司法部长求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那位四川省的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这样对我说。

我们花了5天时间，还是通过备受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才和蒋介石联系上。宋庆龄在家族的排序中，是蒋介石夫人的二姐，她坚持一定要让这个大独裁者接见我。孙逸仙夫人是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却在革命生涯的磨砺中变得非常坚强。她安排好了约见，又在最后时刻给我一张便条。“我听谢’，她写道，“他(蒋)刚刚做过一次枯燥沉闷的长途视察回来，心情非常烦乱，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P36-38

正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在《西行漫记》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一样，另一位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Theodore.H.Whete)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也因真实地报道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了他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白修德(1915-1986)，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自幼家境贫苦，当过报童，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后来转入该校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1938年大学毕业后，他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便来到亚洲。193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来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

《时代》周刊是美国纽约的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刊物，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山东曲阜，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抗战期间，《时代》周刊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消息报道最多，重庆政府也把它视为“知己”。1941年5月，卢斯夫妇到重庆访问时，蒋介石亲自为他们举行盛大宴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一年多之后，恰恰是《时代》周刊，登载了白修德披露河南大灾的报道，使蒋介石政权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战，白修德起初在发往美国的新闻稿中，对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一味赞扬。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大饥荒，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寄回美国发表。这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随着隆冬的到来，河南的灾情像一场没有及时扑救的大火般熊熊燃烧起来。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当局严密地封锁新闻，反而激发起白修德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来到河南，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般的惨景……

他们从洛阳走到郑州，对灾区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据白修德估计，在灾荒中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有300万一500万人！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返回重庆途中，便在第一时间从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大灾真相的新闻稿。按规定，凡是发往国外的新闻，必须先发到重庆经过检查，但勇敢的电报员为了让河南灾荒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居然不顾一切地直接把它发到了美国！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试想，当一个政府管理下的人民，居然到了饿殍载道、人自相食的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竞责令《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当即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白修德不仅真实地报道了豫灾，而且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直接见到了蒋介石，向他面陈大灾的严重性，请他立即下令赈济。蒋介石对于这个莽撞的美国小记者非常头疼，他起先佯装对灾情不知，继而表示不信。白修德步步紧逼，并让等候在接待室外的哈里森·福尔曼拿出在河南灾区拍摄的野狗刨食死尸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在事实面前，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灾情严重，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开始下令救灾。

通过这一事件，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先是崇敬和钦佩，继而是可怜，随后是唾弃”。他认为，这位统治者“对他的人民毫无用处”，国民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能力”。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ty—A Personal Adventure)，用相当大的篇幅追述了这段往事。他称这场大灾是他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中外文化的交流，白修德的回忆录被介绍到中国，1942年河南大灾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被披露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

1942年的河南大灾是一场浩劫，300万一5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而这样的惊天大事，在历史上居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由于我的父亲李蕤(流萤)曾写过《豫灾剪影》，使我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而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形成？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见死不救？为什么要实行新闻封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如何？灾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量死亡？这一切，引起了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近年来，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回忆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国内文化界对于这段历史的注目，更激发了我探究大灾真相的强烈愿望。

我想，要钩沉这段历史，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收集整理现在可能获得的一切有关资料。

美国记者自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和回忆，我虽然在一些书刊上看到零星转载和引用，但没有看到过完整的全文。本书中白修德文章的获得，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大学校友、现定居美国的高伐林。他不仅在纽约的图书馆中查找了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那篇轰动了国际社会的报道《等待收成》，还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2日)，他又购到白修德自传《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的英文原版，不远万里地寄回国内，由我哥哥赵致真翻译成中文。我的大学校友、河南大象出版社的副社长崔琰也为我提供了关于白修德的有关材料。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和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是反映豫灾的重要文章。我到湖北省图书馆文献室查找，得到热情帮助，但发现60多年前的《大公报》原件已残缺不全，而合订本的字迹又难以辨认。为了收录完整的全文，我设法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联系(我曾读过他写的《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请他提供《看重庆，念中原》的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将原文通过电子邮件发来；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影响甚广，而张高峰是怎样一个人，他被捕的经过如何，这一切，尚属未知。我就在网上搜寻有关信息，得知张高峰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于是，我打电话给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的主任张玉芳，托她代为寻找张的亲属，但张高峰去世多年，家已迁址，亲属难以找寻。我又托大学同学、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乔以钢相助，她费尽周折，打听到张高峰儿子张东的电话，谁知当我拨通这个电话，才知道张东的父亲虽名叫张高峰，却不是我要找的张高峰。这两个张高峰都是天津人，都是记者，年龄也相仿，想不到竞有如此巧遇！张东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大公报》的张高峰之子见过面，天津《老年报》还专门作过报道，可惜近年两人没有来往。正当我为此犯愁，却收到张玉芳寄来的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书中有张高峰青年时代的同学张道梁的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张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经过，还附有张高峰晚年的照片，令我喜出望外。张玉芳在信中还为我提供了张道梁先生的电话，张老先生已87岁，通过他的帮助，我又与张高峰之子张刃、张攻取得联系。书中所收的张刃的文章和张高峰年轻时代的照片，就是这样得来的。

我父亲采访豫灾的十多篇通讯都发表在南阳《前锋报》上。1998年父亲去世后，我从《前锋报》编辑张林翰为父亲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得知《前锋报》当时发表过几十篇有关救灾的社评，张林翰和另一位原《前锋报》编辑王骏远在晚年曾专程到南阳档案馆复印了这些社评，珍藏起来。但张林翰已于几年前去世，王骏远老先生当时正病危住院，我无法通过他们得到这些社评。于是我通过全国复印缩微中心购得当时《前锋报》胶片，又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前锋报》70多篇鲜为人知的关于豫灾的社评。这些社评，对于研究河南大灾，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料(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能全部收录)。在我编书期间，王骏远先生去世，其子王小宁将父亲生前留下的有关《前锋报》的材料收集在一起，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使我得以了解《前锋报》的情况。

在挖掘、收集有关河南大灾的文史资料方面，尤其值得感谢的是长期主编《河南文史资料》的袁蓬先生。他是《前锋报》的老编辑，是当时隋况的知情人。1985年，我父亲刚刚平反不久，是在他的提议下，才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仅存一册的《豫灾剪影》，在《河南文史资料》上发表，使这份史料得以流传。多年来，《河南文史资料》刊登了大量关于河南大灾的回忆文章，像张仲鲁、杨却俗等国民党官员中知情者的回忆文章，为今人全面了解豫灾打开了新的视野。从杨却俗文中得知，他在台湾发表的原文附有关于豫灾的照片，为了获得这些照片，我又委托侄儿赵琦的朋友冯文在台湾查找，终于找到刊登在《春秋》杂志上的原文及照片。

在河南大灾中，国民参政会的豫籍参政员郭仲隗是当时被称为“郭青天”的鼎鼎有名的人物。为了能够了解郭仲隗老先生的非凡之举，我委托郭仲隗之孙、我的校友郭豫庆查找其祖父的资料，写篇回忆文章。书中所收的有关郭仲隗的材料，就是郭豫庆提供的。

白修德在传记中提到，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采访河南灾区时，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使他在面见蒋介石时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找这些照片，在本书初版的时候，一无所获。但今年各大网站都开始公开这些照片，所以此次重版我们有幸收入了其中部分照片。除此之外，为了烘托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从《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夏明方等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历史现场》(李辉著，河南大象出版社)、《中原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等书中选出了一些照片，以便与文字相配。在此，对照片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刘道清，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别具慧眼地将本书列入抗战系列丛书，使这段惊心动魄而被尘封几十年的历史重现于世。本书第一版责任编辑曾凡国和第二版责编胡心婷，不辞辛苦地帮我查找资料和图片，并在资料、图片如何分类、编排上提出了好的建议。我的丈夫沈冬及其学生何轩、李晓玲、吴静等，在排版设计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总之，为了钩沉这段历史，我不但打扰了许多老同学、亲戚朋友，也冒昧地打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并采用了一些已出版的与河南大灾相关的资料。我感到，这些材料来之不易，若不是国家对历史资料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不是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不是今天仍健在的当事人的亲友、后代的热情帮助，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也许会永远湮没。

在此，谨对众多的人所提供的来自各方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编者

2012年5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