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理解与误解之间，距离与误解之间，距离究竟有多远？

我拿什么才能缩短这距离，一个拥抱，一块你喜欢的蛋糕？还是，一封写给你的信？

美国权威选书刊物《书单》倾力推荐，“保证让你落泪的温暖之书”！本书是一封母亲写给女儿的忏情之书，一段有着纯真的爱、鲜烈的痛，青春的错误但没有丝毫后悔的成长记录。

十五岁生日的前夜，女儿与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劳拉盛怒之下打了她一个耳光，女儿愤而驾车出走，不知去向。

面对女儿的愤怒逃离，劳拉惊慌失措。在焦灼而漫长的等待中她决定给女儿写一封信，向她吐露自己心中尘封多年但至今仍刻骨铭心的那段成长之痛……

“从头开始。”玛格丽特修女一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故事的最初，我想是在一九六九年，那年我正是你这个年纪，是我高中的第一年。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个农场，你知道的，就在扎卡里，你的外公外婆曾居住的那幢老房子。那时的扎卡里跟现在可不一样，那里还只是个偏僻的小镇。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住在火星，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我们的屋子就在一条砾石小路的尽头，和其他的屋子有差不多一里半的距离，大多时候，我很讨厌住在这里。用你的话说，我可算是个地道的乡下女孩儿，因为我会骑马，如果必要，我还会挤牛奶。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什么奶牛、马匹或是收割苜蓿。我上学读书，翻阅无聊的杂志，每星期五晚收看电视剧《帕曲吉一家》，心想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一定都比我的多姿多彩。也许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

你外公外婆都是浸信会教徒，你可以想象，他们对我的管教比我对你的要严厉多少。形容他们为“保守”是很宽容的说法，如果要更确切地形容他们，我想“眼光狭隘”和“种族主义”应该更为恰当。

我母亲憎恶《帕曲吉一家》，她认为一个四处流浪的单身母亲和一群留着长发的小孩，再加上一辆满是涂鸦的校车，简直令人不齿。这样乱七八糟的一家子竟然还在电视上大肆播放！而我父亲，也就是你的外公，我真不愿意说出口，但他的确是憎恶黑人。

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路易斯安那州的学校才开始融合。我一定告诉过你，直到一九七。年以后，我们扎卡里高中的白人学生和林肯高中的黑人学生才合并成立起一所学校。可想而知这项决定引起了多大的骚动，尤其对于像你外公这样的人。他们发起了很多次集会，联邦警察出动了，三K党也插手了……

我父母开始考虑我的转学，他们决定送我去巴吞鲁日的天主教会寄宿高中。我父亲说，那比让我坐在一个“该死的有色人种”旁边浪费一整天的时间要好多了。现在，我终于要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讲过的这一部分了，至少没有具体讲过。也许你听我提到过“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但他是有名字的。他叫做蒂姆·普利金。

蒂姆那年十七岁，在扎卡里高中是我的学长，我那年只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第一次讲话——是在新老学生的见面派对上。我那时和我的朋友们站在健身房天台旁边，每个人都穿着流行的喇叭裤和松糕鞋。就在那时，他突然走向我，

他说：“嘿，呃，劳拉，想跳支舞吗？”

我很惊讶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之前坐过同一辆校车，我也在餐厅见到过他，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蒂姆并不是那种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他的肩膀太窄，脖子也太细了。他参加的社团也都很偏门，比如“侦察鹰”和“汉姆热爱收音机”之类的。但他有着漂亮的栗色头发。当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他那漂亮的头发盖在额头上，潇洒地半遮住他的右眼。那个新生之夜他的胡茬剃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洁白的翻领毛衣，外套是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我还记得那首歌是亚骑士的《蜜糖，蜜糖》，一首愚蠢的歌，而且很难伴着它起舞。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生，一个学长，两人头顶上悬着飘动的彩色纸带，七彩的灯光……所有这些加起来，虽然现在想起来是那样的笨拙，但那时已经足够让我们感觉刺激和浪漫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当然那时我们并不这么说。我们在早上的校车上坐在一起，中午吃饭时坐在一起，在回家的校车上也坐一起，晚上在家还会互通电话。如果方便，我们周末还会约在绿林购物广场见面。尽管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而且年龄相差了两岁，但是我们之问最大的障碍恐怕还是蒂姆的家庭。

普利金家族和我们家不同，不是所谓的“地主”。他们家是法裔路易斯安那人。而那时在扎卡里，任何说法语的人，地位比黑人好不了多少。“湿地里的大老鼠”，我父亲是这么叫他们的。更糟的是，当我父亲和他农场里的老友开起玩笑，“从密西西比河来的黑人”，就成为普利金家族的名字。

蒂姆的父亲，杰克·普利金，在扎卡里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废旧电器修理店，但这里的人几乎不肯光顾那家铺子。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像我家这样的白人。按照我们的说法，他们家店铺是开在一条“鱼龙混杂”的街上，通常只有黑人才会进去。如果这么说听起来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他们的家就更糟糕了。他们“家”就是一辆废弃的野营房车，在扎卡里最偏僻的小树林里。他们家与整个扎卡里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有如我父亲一般保守老派的扎卡里居民们的指指点点中。P7-10

去年春天，江苏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即将出版的美国小说《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译林出版社竟然是从《来吧孩子》一书出发找到了我，认为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正是小说中“母女关系”的经历者。我收到小说文稿，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阅读，不知不觉就读到了最后。小说细腻朴实的描述，对为人母亲、为人儿女的心情的丝丝入扣的铺捉，深深吸引了我；小说主人翁的许多心境激起我似曾相识的强烈共鸣，尤其是结尾处，让我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回头定睛一看，作者名字：乔治·毕晓普——咦，不是个男人的名字吗？！我原本以为，一个母亲，以第一人称，给自己女儿推心置腹写信，毫无疑问作者定是位女作家，而且多半是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作家。谁想得到，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者居然是一位男性呢？一个大男人，怎么能了解为人母亲的感受呢？再不客气地说，一个男人，他有什么资格大谈母女之情？一个个问号冒出来，我希望得到作者的更多资料。在译稿杀青以后的这个暑假里，我在网上搜索起“乔治·毕晓普”这个名字。原来乔治·毕晓普，因为他的这本今年才发行的新书，正在美国走红。亚马逊网上，许多购书留言已经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很明显，他迅速地拥有了广泛的读者。但我能在网络上找到的作者的信息，还是非常粗略。于是我在他新书的官方网页上，找到他的联系方式，给他去了一封简单的邮件。没想到，在美国各个州巡回签名售书、日程满满的他，非常认真地给我写了长长的回信，而且就在我信发出的第二天：真是一位绝对敬业的作家。从他的网页和回信里，我知道，原来乔治·毕晓普是个从未娶妻生子，也没有文身的男人！在他的新书发布的采访里，记者也问到，身为一名男性作者，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和自己经历迥然不同的小说。他答道：“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只是用来坐在电脑面前打字，但谁会想听这样一个故事呢。”当然，作者说到这里就谦虚了。因为他丰厚神奇的个人经历实在令人佩服，而这对于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实在是最好的注解，不必作者本人再多言。

乔治·毕晓普毕业于美国新奥尔良的洛约拉天主教教会大学，英语文学与交流专业。一九八三年毕业之后，乔治移居洛杉矶，立志成为一名演员。在随后整整八年的时间里，他出演过各种商业广告、舞台剧，客串过情景喜剧，终于在一部小制作电影里当了回主角。此后的他，暂时搁下了明星梦，于一九九二年离开祖国，来到刚刚独立的斯洛伐克，成为一名志愿英文教师。一九九四年，他在国际教师培训协会接受训练，成为一名正式英文教师，拿到了教师资格。乔治非常享受旅居国外的生活，后又离开斯洛伐克，相继在土耳其和印尼分别执教两年。一九九八年回到美国之后，他选择了继续学习，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攻读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二〇〇一年拿到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后，乔治重又踏上了游居国外的旅途。二〇〇三年先到阿塞拜疆教学英文，二〇〇五年又跟随美国英语教学小组到了印度。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乔治则在日本东京的东洋大学任教。

这本书，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在此之前，他也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和论文。作者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的灵感来自他在印度的一场梦境。一场梦？听似儿戏，但其实并非如此。想必谁都有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仿佛比没睡还累，一场梦做得或者惊心动魄，或者荡气回肠，甚至许多细节还历历在目，回味无穷，可是梦境稍纵即逝，大多数人眨眼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其实在你梦中的每一个角色，多多少少都是你自己。我们创作自己的梦，就像画家创作一幅精致的油画，作曲家创作一部动人心弦的交响乐。灵感就这么降临，醒来之后的乔治，迅速记下了故事的梗概，用了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逐渐丰满，完成了整部作品。小说是一封长信的形式，故事发生在当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即将迎来十五岁生日的女儿，在生日前晚和父母大吵一架。母亲一时冲动，扇了女儿一耳光。当天半夜，女儿竟开着父母的车，离家出走了。母亲带着愧疚心情，希望重建母女间的信任，在万分焦急的等待中，开始书写一封给女儿的信。信里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母亲自己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所经历的种种。在这封长长的信里，母亲抒发了自己焦虑、惭愧的心情，更是毫不避讳地坦承了当初的自己，是如何被迫送往严厉的修道院学校；如何与自己的初恋男友相遇，以及随后因为残酷的战争而分离；也解释了自己右臀下方，那道至今还清晰可见的文身的来历。

古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有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当然是有点调侃了，但也不乏它的道理。而乔治，既读了书，又行了路，想必也是阅人无数。以这样丰富的经历，成就了这部不限国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欣赏和与之产生共鸣的作品。在我与作者的通信中，他敏锐地揣摩到中国读者的心理，非常主动地提到关于书中唯一的中国角色——苏琦琼的灵感来源。苏琦琼是书中“施舍对象”其中之一。“施舍对象”英文原词使用的是“Charity Cases”，当初我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反复推敲了一番。乔治在来信中澄清道：所谓的“Charity Cases”，指的就是几个在学校不太引人注目、不太有人缘的学生，并没有贬低性。对于书中出现的有色种族的学生，乔治还特别补充说：“其实在我高中里的几位黑人男生，包括那位亚洲男生，当时在我们中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这里一定得说清楚，还他们一个公正。”回到苏琦琼这个人物身上，读完小说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一开始不太起眼、内向文弱的中国女生，到最后其实造就了故事的一个高潮。不夸张地说，她扮演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英雄角色。作者特地这样安排，是表达了他对多年以来所接触的所有亚洲学生的喜爱和敬意。“苏琦琼”取意为美好的玉石，这个名字，也是作者费了不少心思，询问了自己从前的中国学生之后，最终定下来的，是他认为最为优雅、最能代表中国女孩儿气质的一个名字。

作者虽然出身于文学专业，但难得的是，他毫无展示或炫耀自己学问的意思，而是质朴地把一个可以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的故事娓娓道来。故事里的母亲劳拉，把自己年少时为了权衡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辗转痛苦的坎坷经历，在一封信里对十五岁的女儿开诚布公。在母亲的经历中，有时候是大悲剧，但是最后却还是能让人振奋起来，看到希望。为什么？母亲劳拉几番陷入孤苦无助的绝境，但生活要继续，劳拉的伤痛也每次都能渐渐痊愈。在故事接近尾声的地方，劳拉在一次惨痛的打击下，几乎起了轻生的念头，而她还是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结果，不言而喻——此刻坐在桌前写信的劳拉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健康活泼的、即将迎来十五岁生日的女儿。虽然现在的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与父母产生了矛盾，但就像当年的劳拉一样，最终矛盾会化解，问题会解决；有一天，女儿自己也会当上母亲，体会当母亲的烦恼。

我们只有一次当儿女、当父母的机会——大多数人当孩子的时候不懂父母，当上了父母发现自己不懂孩子。如何教育儿女，两代人之间如何沟通，不是只有中国父母才头疼的问题。小说一改美国父母在我们印象中对孩子放任自流的形象。文章里的母亲，也为女儿的青春期的奇装异服、古怪脾气头疼，也不允许她在没有成年人的看护下出远门、过夜、旅行。也许只是因为国情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让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所烦恼的具体问题有些区别，但两代人间对彼此的关爱是相同的，怎样去表达这份感情，怎样让对方接受，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懂什么”，而许多隔阂也许正从这句话开始。每个家庭间沟通的方式不同，当彼此间产生了误会和矛盾，母亲劳拉的坦诚，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沟通方式。绝对的对错是没有的，当孩子迷失的时候，父母能做的最好的事，也许就是提供出自己的经历，给孩子们一点参考和提示。接下来的路再怎么走，便是孩子自己的命运和选择。作者自己也说，如果他这本书，能够让某位看了书的母亲，提起笔，认真地给自己的孩子写封信，写下一些心底宝贵的、从来不曾说出口的、欲言又止的话，那么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意义就实现了。

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时我脑海中也闪现出自己的经历，浮现出一些和妈妈相处对话的情景。想到她平日里对我的信任和宽容，禁不住心生佩服和感激；想到那些有过争吵和不快的片断，也更是能理解和体恤她当时的心情。如果作者的愿望是让读过书的母亲们提笔给孩子写一封这样的信，那么我作为译者的愿望，就是能让每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也更加能体谅自己的父母。作者的文风平易近人，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最注重的，也就是尽量忠实地还原他所使用的语气、用词，力图最准确地传达出作者。

《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是乔治·毕晓普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我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我想不论是我或是他，都带着最诚恳的心情，希望读者您能从中找到一些享受和启发。

二〇—〇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