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外国新闻从业人员在华的活动史，第一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近代史，细说，那时中国，那时人，那时真相。

1840，鸦片战争后，外国办报人、记者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记录下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巨变。那么，杰克·伦敦来中国遭遇了怎么的噩梦？真实的斯诺和史沫莱特是什么样的人？外国新闻女郎如何逃脱上海教父杜月笙的暗杀？蒋宋身边的外籍高级参谋和间谍如何影响了那时中国？海明威身负间谍使命携新婚自愿者妻子在香港做了些什么？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跟中国人写的不一样吗？外国记者保罗·法兰奇用这本《镜里看中国》讲述近代中国鲜为人知的历史！

1840，那一年，外人的侵华远征军驶抵中国广州珠江口，几十艘战舰运载着利炮轰开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国门。随着这些战舰而流入中国的，除了炮灰、鸦片，还有为着各种目的远来的洋人，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办报人、记者。这些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记录下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巨变。

今天，我们将之翻译过来，让国人参见，就是期冀以此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中国，看历史的视角和思维。

外国人眼中存满白色恐怖的旧北京与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什么不同？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中国历史大事件，有哪些详细的内幕和始末是不为中国大众所知的？对日本侵华，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镜里看中国》将爆料：杰克伦敦报道日俄战争时差点送命，发誓以后再不来东；蒋宋如何利用外国记者争取国外援助，并铲除内部间谍；国民党对在华外国记者报道进行控制，最后这些主张新闻自由的记者都投奔了延安；海明威陪其妻子来中国报道，每天花天酒地，其实肩负间谍使命；本书为您记录在中国的一批批一个个外国记者，和他们眼中的近代中国。《镜里看中国》中作者保罗·法兰奇搜集的历史资料都是一般中国读者难以接触到的，这些真实的记录详实地记述了那一段历史时期洋人的中国亲历。

镜像中国

 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形形色色的外国记者

 目的各异的他乡人

 合理看待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痴迷

 旧中国的外国记者队伍

宗教、财富和掠夺

 到中国开疆拓土的第一批人

 传教士们谨慎的声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十商人=掠夺者

 角逐在香港

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及上海滩

 来自太平天国的现场报道

 马克思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

 映像中国

 华尔指挥的雇佣兵

 上海大爆炸——大报竞争

 竞争加剧

 从华尔到戈登

义和团和洋人

 上海滩首位报业大亨

 报道中日甲午战争

 “在京外国人全部丧命”——义和团围攻洋人

 莫理循与义和团运动

 莫理循的两副“拐杖”

 争夺之行与正义之声

 在上海的那些人

 德语报刊一瞥

 《南华早报》粉墨登场

秃鹰降临——驻华记者接踵而来

 中国领土上爆发的外国战争

 摄影和日俄战争

 蒋介石高级幕僚端纳

 徒步穿越中国的英国人

步入共和的新闻界

 中国人的中国

 就发他丫爱看的

 辛亥，叛乱还是革命？

 看西方——一战爆发

 侵略者的北方咽喉

 各租界和通商口岸——声音无处不在

 一位冒险家的中国行

振聋发聩的20年代——革命付诸行动

 喋血街头——外国新闻媒体五四亲历记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公共租界之上海心态

 敲着打字机干革命

 禁令——审查游戏

 来自白俄罗斯和日本的声音

堕落的30年代——名人、匪帮和新闻女郎

 两个冒险家的穿越之旅

 新闻女郎和上海黑帮老大

 上海滩名记项美丽

 中国新闻的旋转之门

 卡通记录的旧上海

肮脏的30年代——左翼、右翼、帝国主义者和间谍

 划分山头与站好队

 派系纷争的幕后

 溥仪与满洲险滩

 淞沪会战

 红星照耀中国

 阴谋、暗杀与间谍

 蒋委员长哪儿去了？西安事变

 黄浦江畔的犹太人和纳粹分子

 广播电台在上海

 电影院……新闻片到了

战况激烈——中国为生存而战

 黑色星期六——日本来袭

 日军对外国在华记者的迫害

 见证南京浩劫

 战时报灾

 史沫特莱和她的同行友人

 业余战地记者的战地行

 在中国的犹太人、苏联人和被拘禁的人

 斯诺及远离上海的记者

防空洞和掩体——战事报道

 重庆小分队：战时记者团

 丧钟为谁而鸣——间谍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

 守护者——记者团的保镖

 延安之行和“集体亲共意识”

 旧中国的结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假如”

新旧更迭——内战结束，革命开始

 最后的外国记者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报道

 蒋总司令撤至台湾

 谁使得美国“失去中国”

 旧中国新闻报纸时代的结束

两百年间，驻华外国记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旅居心态，这是在中国的任何其他社团都不曾有过的丰富体验。有些记者陶醉于中国的文化j语言或其他元素而流连忘返；有些人思乡心切，无心逗留，无论是从中国的码头登船返航还是在中国终老，他们始终当自己是异乡客；第三种人就是典型的中国沿海报业记者。记者亚瑟·兰塞姆在报道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中国，他提出的“上海心态”这一概念得到了这类外国人的认同，亚瑟·兰塞姆指出他们是生活在“密封的玻璃箱”里，即在受外国势力控制的中国通商口岸内享受特权生活。

这些沉溺于中国这种贵贱分明的人中就有项美丽。20世纪30年代后期，项美丽在上海过着典型的外国人的奢华生活，和她的恋人、花花公子作风的诗人邵洵美一起编辑前卫的中国杂志。项美丽后来成了邵的情妇，还吸食鸦片上瘾，不过后来又成功戒烟，她把这些经历写成文字向《纽约客》杂志投稿。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项美丽一样完成大跨越，但他们都对中国社会满怀同情之心。

中华民国成立后，密勒、克劳、鲍威尔都狂热地支持国民党。作为《大陆报》的创办人和主编，密勒是第一个将1911年的行动称为“革命”行动的外国编辑；克劳则获准为孙中山先生写传记，尽管并未完成；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被蒋介石誉为国民党最得力的对外宣传工具，尽管在鲍威尔看来这种恭维颇具讽刺意味。但他们的后继者如斯诺等都排斥国民党并拥护共产党，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是在密勒、克劳，尤其是鲍威尔创办、编辑和经营的出版刊物上开始他们的新闻生涯的。尽管记者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在很多方面旧中国外国驻华新闻团体就像是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他们的立场、人际往来以及使命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很多外国报人并不仅仅限于报道新闻，他们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不论期间他们支持何党何派——最终都归于直接参与到这个国家的事务及其发展中去了。数量多得惊人的在华外国记者都从评论员转变成了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势力的直接代理人。例如“北京的莫理循”就离开《泰晤士报》，变成了出尔反尔的“铁腕人物”袁世凯的顾问；著述颇丰的记者B.L.普迪南·威尔为许多军阀做过顾问，后因深陷一桩阴谋最终在天津街头遭人暗杀；汤姆·密勒离开上海，成为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一名说客；端纳开始也是替某个军阀做顾问，后来因为替蒋介石及其夫人出谋划策而享有盛名，被人称作“中国的端纳”。此外，哈雷特·阿班曾被称为“奉天虎”的大帅张作霖任命为新闻主管，阿班虽然对此深表谢意，但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从开展新闻报道转变为中国各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表并积极为其游说，这在旧中国报业可谓司空见惯，对于美国记者而言更是习以为常。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一开始是为了追寻公正，即使有的话最后也都会变得一心为钱而摇旗呐喊。不管是希望维持现状还是支持革命，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认为不能只是袖手旁观，仅仅报道新闻，而是衷心实意地认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当然，虽然有些人在中国仅仅待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但是这足以给他们留下了长久而生动的印象。《泰晤士报》英俊时髦的彼特·弗莱明仅凭几次短暂的中国行就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的经典——《独行中国》和《鞑靼通讯》，他本人也成了众多英国女性的偶像。1938年，英国作家奥登和伊修伍德仅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就根据回忆写成了《战地行》，书中对中国处在全面危机时的动荡情景有着动人心魄的描写，至今读来仍然极具震撼力。当然也有例外，像海明威和葛尔红对于战时在重庆的经历却一字不提。这些旅居者并不一定事先对中国有多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来的时候对中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过他们有的对此直言不讳，有的却不太愿意承认这点。彼特·弗莱明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的无知：

中国拥有长达四千年有确切记载的历史。中国的人口估计有四亿五千万。中国比欧洲还大。这本书的作者只有26岁。他总共在中国也就待了七个月左右。他还不会说汉语。

另一些人则全身心投入到在中国的工作和富有成效的生活中。密勒、克劳、鲍威尔、爱泼斯坦、伍德海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中国居住了20年、30年、40年乃至更多年。像爱泼斯坦小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记者罗伊·安德森是苏州大学创办人的儿子，他就出生在中国，尽管有些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甚至一无所知。有些人为新闻事业而献身。比如，著名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于1860年作为命运多舛的额尔金代表团唯一的记者见证了英法两国如何维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后来他遭人绑架，受尽折磨并在羁押中死去。在焚烧圆明园并且纵容部下大肆抢夺的时候，额尔金为自己辩护道：“如果我不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报仇，我如何向该报交代?”

鲍尔比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在死去的记者中，《每日电讯报》的彭布鲁克·史蒂芬斯是在上海的旧街市上被日本狙击手打死的；1937年12月，勇敢的意大利记者桑德罗·桑德瑞在美国的“班乃号”军舰上身负重伤，该舰当时正从南京撤走美国人以及其他中立者，不料受到日本歼击机的猛烈轰炸；资深记者J.B.鲍威尔因遭受日本人的折磨于20世纪40年代不幸逝世。P9-11

在“三S”背后

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A.L.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外国记者在近代中国的三面旗帜。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对外国记者的研究是以“三S”为焦点的。这三个人固然伟大，但显然，在他们身后，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另一些外国记者也有着同样多姿多彩、惊心动魄的事迹。在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至少有500名外国记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报道中国，影响中国，有些人甚至还卷入了中国政治。然而，对这些人的介绍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的形象被“三S”的巨大身影所遮蔽。

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开掘近代来华外国记者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美国一些老“中国通”们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聚会，回忆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的岁月。学者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据此编篡了《报道中国》，该书讲述了那些1930-1940年代中20多名美国来华记者的亲身经历。于是，人们透过“三S”，看到了更多的美国记者：阿奇博德·斯蒂尔(A.T.Still)、蒂尔曼·窦奠安(Tillman Durdin)、佩伯·马丁(Pepper Martin)、凯思·毕奇(Keyes Beech)、克里斯托夫·兰德(Christopher Rand)、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安娜尔丽·雅各比(Aunalee Jacoby)、格拉姆·裴克(Graham Peck)、莫瑞斯·沃陶(Maurice Votaw)……199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彼得·兰德撰写了《中国通：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着重刻画了6位抗战时期到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其中既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海伦·福斯特(Helen S.Foster)和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也有他们相当陌生的瑞娜(Rayna Prohme)、易罗生(Harold Isaacs)和巴巴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s)。1932年，满腔热情的易罗生曾在上海主办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后被认为是托派分子而与中共决裂，抑郁回国。这段历史过去很少有人涉及。而美女记者史蒂芬的凄婉故事也进入了兰德的视野。史蒂芬1945年在重庆出现时，其青春靓丽曾迷倒一批美国记者。1947年，史蒂芬在新疆采访时飞机失事身亡，她的墓碑被热爱她的人们竖立在南京城外。她的葬礼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主持。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兰德努力的搜寻，历史能记住吗？

在疯狂追求史蒂芬的美国记者中也包括彼得·兰德的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克里斯托夫·兰德。在彼得眼中，父亲是个神秘人物。他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中国之旅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篇章。为了实现自己的光荣和梦想，父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家庭破碎了，1966年的一天，充满负疚感的父亲从六层楼上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解破父亲的自杀之谜，兰德对克里斯托夫及其他同时代的美国来华记者作了系统的研究，从而揭示了那个时代悲剧的成因。

几乎在兰德书写“中国通”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张功臣的《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1997)问世。该书对建国前上溯百年的外国记者在华活动作了概览式的描述，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克理尔曼(James Creelman)、密勒(Tom Millard)、莫理循(G.E.Morrison)、端纳(W.H.Donald)到鲍威尔父子(John B Powell & John W Powell )，比起充满感情追溯父辈轨迹的兰德，张功臣的研究冷静而理性，这大概是国内首部系统描写外国记者在近代中国活动的研究著作，在张之后，国内研究外国记者的视域明显扩大了，从当红的“三S”波及更广阔的人群，比如南开大学学者罗宣撰写的《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卢斯与中国》(2005)就是研究美国新闻大亨、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专著。在对国外记者的研究中，不仅目标人群更为开阔，同一人物的多个侧面也得到了纵深展示，比如斯诺1936年去西北参访红区时抱有哪些复杂动机？史沫特莱到底是不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诸如此类的问题曾受到过学者们多次拷问。

但无论如何，比起那些外国记者在中国舞台用青春和生命谱写出的宏伟篇章来说，学者们的描述还是太薄弱了。外国记者与现代中国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故事等待诉说，有太多的隐秘需要揭示。2009年，英国研究者法兰奇(Paul French)的《镜里看中国》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同样是概览式的描述，但法兰奇给笔下人物予更多鲜活的细节；给历史予更细致的多角度透视。比如他发现，斯诺夫妇并不像左派描写的那样简朴，在1930年代的北京，他们“整日流连于北京饭店楼顶的各种晚会及其他社会活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于莫斯科的抗议，曾删去了大量“引起苏联共产党不快”的细节，再比如，英国记者加雷思·琼斯(Gareth Jones)在北京的神秘之死、英国业余战地记者奥登(W.H.Auden)和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38年的中国之旅等——这些细节都尚未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

法兰奇描写的这些来华外国记者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见证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在鸦片战争、民国风云、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大时代的烽火中穿行。他们向世界报道并解读中国，是中国历史变革的目击者和镜像者。作者在解释他的写作动机时说，他想让读者知道“很久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曾经是国际媒体追逐的头等要闻之一”。法兰奇说：

去翻一翻外国记者曾经写下的中国报道，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报道，你就会发现当时绝大部分西方报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每天刊登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比今天多。

法兰奇打破了以英雄主义的笔触描写主人公的模式，把上个世纪前来中国冒险的记者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端上台面，逐个呈现。正如他指出的：“这些来华记者立场各异，对中国既有臆断和偏见，也有希望和梦想。他们并非永无过失，他们发布的消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错得离谱。”但他们大都“精明能干、精通业务，并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着人类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骗子也不在少数，间或也有间谍……。他们会变更立场，无视公正，心怀偏见，甚至有少数人是彻头彻尾的一流骗子和无赖。”(见作者序)然而，无论对历史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有着每个人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们不应被美化或丑化。

在100多年间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排列出了一个的长长名单，法兰奇对他们进行了筛选，他毫不讳言地说：“首先，我要筛选出最有意思的人物，最引人入胜的经历，省得读者自己去各处搜寻。显然，我选择的时候会选我认为最有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写作中，法兰奇始终注意着历史环境对他笔下人物的影响。他说：

我始终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他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深入研究那些战争年代转向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就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受到三十年代大萧条打击的美国和欧洲，西方政治上左、右对立鲜明并导致重大事件，比如西班牙内战、苏联的崛起，等等。他们到中国是带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影响，由此对中国的这个事业或那个主义产生同情，这都跟他们各自母国的时政有密切关系。他们的这些经历显然在文字里流露出来。

在以往对外国来华记者的研究中，美国记者是中心。在《镜里看中国》里，美国记者依然是中心，但与此同时，法兰奇引入了对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记者的讨论，所关注的目标媒体也从报纸扩展至当时的卡通、新闻电影、摄影、广播等多种形式。这些都是本书独到的。  法兰奇出生在英国，20多年前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至今，他是Access Asia信息服务公司的创办人和发行人，长期生活在上海，文商并重。他的首部涉及新闻的著作是2009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卡尔·克劳：一个坚强的中国通》，《镜里看中国》是他的新闻系列的第二部。他的第三部新闻系列作品《北京谋杀》是关于1930年代英国驻华记者雷思·琼斯的专著。法兰奇追求学术性和市场化并重的双重价值，所以他的选题和写作风格是以雅俗共赏为特征的。但这样一来，严肃的学究们或难以得到满足。然而，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风格可能正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无论如何，法兰奇的《镜里看中国》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更宽广的舞台，让我们细看“三S”背后的那些光怪陆离的外国记者，重新品味他们的“光荣与梦想”，重温远去的历史，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嘉许的。

张威 2011年盛夏于北京凌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