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秘密花园》叙述了一百五十年前唐恩小筑的那些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当时都有些什么想法。它说明许多不同的关联,包括他们的感情和政治活动的关联、科技和当时生活形态的关系等等。本书第一部描述达尔文在唐恩小筑的生活以及在花园“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从兰花、鸽子、报春花,到让孩子们对着虫子奏乐,测试它们的音乐反应。。第二部说明这些网络在20世纪里如何进化。某些论据导致特定想法的消失,其他的则融入数理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的新语言里。这个故事里有对立的态度、清楚的事实、模糊的观察,这些都来自达尔文对唐恩小筑四周田地及花园里的活动巨细靡遗的观察。最新的惊喜就是,即使是最新的演化概念,我们都能在.达尔文的花园中找到它的起源:花园里有伟大的演化故事之钥,不只是存在于达尔文的时代,也存在于我们的时代。本书由迈克尔·博尔特编著,由洪佼宜编译。
达尔文结束了乘坐“小猎犬”号漫游全球的那段经历之后,回到英国的家乡,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不止如此,他还越来越自闭,不愿跟人往来,不愿去参加什么学会。
他就住在一个伦敦市郊,自己有个小房叫“唐式小屋”。屋子是很难看,他老抱怨,但是他的花园经营的很好,这就是他的秘密花园。他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观察他种的植物,他试着拿一些植物的种子,在这里头培育。养过鸽子,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解剖世界各地的殖民者、探险家、商人寄给他的标本。在这个地方,他孕育出了他对世界的一个崭新的认识。他认为他每亩地里面的53767条蚯蚓要比拿破仑重要;他结交那些人看起来比较粗俗,比较怪,跟他这个中产阶级、士绅文化非常不一样的养鸽子的人,这让他想起了天择的这个机制是如何的。
《达尔文的秘密花园》的这个花园就是孕育了他轰轰烈烈地推翻了人类长久以来坚信的神创论《物种原始》跟他后来所有的一生伟大成就的一个地方。
《达尔文的秘密花园》由迈克尔·博尔特编著,由洪佼宜编译。
拉马克以前是名军人,后来研究植物学,1778年出版《法国植物系》一书。他比伊拉兹马斯认真,在巴黎国王花园内当助理植物学家,直到1793年。那一年,玛丽皇后和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也转任新成立的法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任职“昆虫与虫类”教授。拉马克最有名的著作《动物哲学》于1809年出版,也就是达尔文出生那年。书中赞颂“生命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想在时间的进程中求进步”。这个论点认为动植物等级是逐渐提升的,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朝上层发展,因此物种会被其他物种取代。他在巴黎近郊岩块里的贝类化石中,看到这样的次序。其中某些化石看起来很像博物馆里收藏展示的现代热带软体动物。
拉马克的变化观念被拿来与拿破仑的成就及法兰西帝国的创立相提并论。同样的,也被许多英国评论家拿来与革命和巴黎街头暴动相比。而在“小猎犬”号的船长室内,菲茨罗伊和达尔文两人厌恶拉马克的想法,带着满腔的爱国情操,愤怒地指责法国人的自大与暴动。重点是,这愤慨的心情来自对无神论的恐惧。拉马克告诉世人,生命的存在不需要上帝,人类并无天命。
当时,世人怀疑无神论的势力正在扩张。消息传到菲茨罗伊耳里,听说有个受欢迎的左翼团体在伦敦贫民区违法贩卖小报,歌颂无神论、赞扬每个人未来都能进化。为首的是现世主义者霍利约克,他不只一次因为亵渎上帝的言行而坐牢。另一位所见略同的当代人物是功利主义社会改革者边沁,他于1826年在高威街创立了“无神学院”,就是后来的伦敦大学学院。边沁信仰“进步”,他修饰拉马克的想法,改成人类要负责带领世界走向完美。
拉马克1809年出版的书中提到过一部分这些看法,达尔文在爱丁堡求学时也曾读到。然而,现在在巴黎发展的新观念和拉马克完全相反。居维叶是个敬畏上帝的年轻人,比达尔文早四十五年出生。他相信物种是稳定的,是在不同时期创造出来的,因此它们根本不会演化或改变。它们是不变的实体,依照造物主的伟大设计成长。为了让新物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居维叶赞同生物会绝种的说法,无论是大洪水或是人类造成的灾难都可以,而这也能成功地解释化石中的生物形态如何消失绝迹。
新上任的“第一执政”拿破仑聘请居维叶任职法兰西学院的自然史教授。居维叶不接受拉马克先前的看法,拉马克主张物种的转变是缓慢、流畅的,这种以后天特征遗传为机制的演化论,与造物者发明新设计后会造成生物相的突发转变之理论不兼容。
居维叶和他更实际的同事乔福华,展开他们在诠释生命科学上的著名辩论。那时,达尔文的朋友格兰特人在巴黎。1830年,两人在法国科学院的那一场辩论达到高峰,他们争论生物形态是根据造物主设立的标准设计产生,还是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弹性地调适。前者是死板且能测量的,而后者,套句乔福华的话,则像是“诗人想要以另一种形式去歌颂宇宙的壮阔”。这句话是乔福华在一年后被要求为辩论总结时,受他的朋友德国诗人歌德影响所说的。这是这两个法国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一位代表着拘泥形式的看法,另一位则是更狂野、更明显的机能主义代表。P13-14
伦敦与唐恩小筑之间这条首都东南端的路线,是趟近代史旅程。从伦敦塔桥开始,就有维多利亚时期留下的排屋,再沿着老肯特路走,会令人想起从前的贫民窟、小型工业的遗迹、大船坞等等。百老汇路接着穿过路易斯罕,进入20世纪30年代老旧的双拼屋住宅区,还有曾经风光一时的教堂和街角商店。这里是诗人贝杰曼的城市住宅区,有湖可以划船,还有游泳池,不过也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信形象一样,逐渐没落。
道路接着开始逐渐上坡,一直走到悬崖,悬崖上有嘹望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用来提防敌军飞弹的。接着右转往上走,就到了比金山航空站,这里现在是机场,就在新盖的大医院后面。快到飞机跑道之前,有个十字路口,其中有条羊肠小道直通唐恩村的中心。唐恩村现在的英文名称为“Downe”,字尾仍有“e”,而达尔文的房子唐恩小筑仍只拼成“Down”。走在这条小径上,你得小心一四六路红色小巴,这条小径上的巴士站是普通巴士站的两倍大,供作避车处之用。
唐恩小筑位于白垩山丘,海拔略高于65米,几乎到了山顶,刚好迎接来自俄罗斯寒冬的考验。这片酸土上仍有山毛榉林地,算是伦敦外环M25高速公路以内硕果仅存的。由于人口增长,住宅区早就夺取了大部分的林地空间,只剩下少数林地在这些住宅区的夹缝中求生存。村子里仍有一间邮局、一家“乔治与龙”酒馆、一间杂货店、一间有燧石方塔和圆尖塔的圣玛莉教堂。大约两百年前,唐恩村的房子只有五十户不到,居民大多是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佃户。而今,这里连印度餐厅都有了。
村子的北边被高艾姆斯大庄园包围,那里直到近期一直都是骆伯克家。骆伯克是地方上的大地主,拥有很多市郊的土地。庄园的土地和花园与周围景观交融,让大自然显得井然有序。约翰·骆伯克爵士是19世纪中期的银行家,也是国会后座议员。所以,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偶尔会来唐恩村用餐。查尔斯-达尔文于1842年搬到村子南边的唐恩小筑,直到1882年过世,一直都住在这里。他很少见到首相这类的名人。“如此伟人来拜访我,真是无比光荣。”达尔文写道。他见到首相的谦卑反应,和他邻居的傲慢态度,有天壤之别。
约翰·骆伯克爵士不仅有土地、有权势,他还是知名的天文学家,也是皇家学会会员,是一位寻求从定律和公式的角度客观解释自然的人。他有条有理的世界观和他邻居更有弹性、更不确定的态度形成对比。这些19世纪初皇家学会的新成员认为,人的力量能控制自然。相反,达尔文的看法就不这么清楚、明确,对于科学和社会的本质,他没有标准答案。他认为生命既神秘又复杂,不可能如此轻易就能发掘、了解。
19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是个阶级分明的社会。不管是狄更斯笔下遮蔽了首都自然景观的肮脏伦敦,还是位于满布山毛榉林的北当斯白垩高地的唐恩村。城镇也好,乡村也罢,富人和穷人都是泾渭分明。城市里拥挤的贫民窟有其乡下分身——所谓的“好命穷人”:在骆伯克或达尔文这些士绅家庭中工作或已被辞退的仆役。这类乡下人愈来愈多,即使住的是玫瑰覆盖的农舍,也掩盖不了乡村生活的辛苦。教会和庄园控制着这个传统,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
近代的工业革命粉碎了这项传统。人口骤增、城镇不断扩张,控制过剩的人口成了当务之急。在唐恩村的穷人担心被送进新设置的救济院,也害怕会被强制移居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人心惶惶,人民惧怕英法之间又有战争。达尔文自己也愈来愈怕,担心法军从多佛登陆进攻伦敦的话,会行经他的土地。幸好英格兰在数十年前为了吓阻拿破仑的海军,沿着东南海岸线建造数座马泰洛碉堡,让他松了一口气。
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及社会骚动,也反映在科学界内部的激烈辩论上。许多学会聚会讨论生命的控制与意义、人口的成长、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等。新的航海及地图定位技术使得海外探险陡增,加上科学突飞猛进,不仅壮大了帝国、建立起新世界,也提供了探索新大陆及自然界的机会。
然而,19世纪40年代初期,人们对英国社会未来的经济发展,依旧人心惶惶。拿破仑战争付出的代价及农村地区对19世纪30年代改革运动的不安,让大部分的村庄岌岌可危。以唐恩村为例,过去就已经住在村子南边大方屋的教区牧师,在生活过于拮据时被迫搬走。唐恩小筑当时也求售。到三十三岁的达尔文来看屋时,房子已经空置两年了。房子很大,楼下有四间会客室,楼上至少有八个房间,屋外还有大片田地和两间农场工人宿舍。售价为2200英镑,算是相当便宜,而且可以立即入住。达尔文的妻子埃玛当时大腹便便,第三个孩子还有几周就要出生,他们希望能在孩子降生之前搬出伦敦。
达尔文和埃玛在1839年结婚,两人是直系表亲,从小就认识。埃玛的父亲乔塞亚·威基伍德拥有著名的斯塔福郡陶器厂,他让家人涉入辉格党的政治活动及政治改革。埃玛很有见解,比大部分的女性同辈更勇于表达。她有幸能受到许多卓越人士的熏陶。19世纪早期的卓越人士,包括华兹华斯、柯立芝、拜伦、史密斯等,都是威基伍德家的朋友,也都曾到英格兰中部的梅尔庄与他们家同住。梅尔庄离士鲁斯柏立的达尔文家只有32公里远。1836年,达尔文结束四年的世界航行,返乡之后,便与埃玛坠入爱河。
唐恩小筑吸引达尔文的地方是它的花园。虽然他认为房子本身很丑陋,但它的确住得下他成员渐增的家庭和仆人。而花园正好能让他挥洒灵感、测试最新想法。此外还有景观地,包括果园、三片田地以及充分的造林一空间。
这里远离伦敦可怖的机构大楼,但若偶尔要进城拜访,也不嫌远。规律的乡野新生活,是这位年轻人抗拒不了的美好前景。他能够陪伴家人,也能花时间写信给他的科学家友人讨论实验结果和显微镜下的观察发现。在唐恩村,这一切互动都自然地呈现,各种时空中错综复杂的程序,全都围绕着他。能坐下来观察所有事物、思考他仔细计划的实验、被周围缓慢浮现的秘密诱惑,一定很理想:花园会成为他的实验室,让他能更仔细地窥探生命的生物细节。
达尔文希望能通过独自一人的沉思和实验,找到他要寻找的答案。他在1836年10月从南美带上皇家海军“小猎犬”号的杂乱无章的概念,开始成形。仿佛他在世界的另一端观察产生的心得观念,在这里也看得到,它们都循着一套相似的模式,把地点、环境、物种联结起来。他在航程中就注意到这些蛛丝马迹,回到伦敦后,他也从谈话中发现别人也有类似的观察,这令他相当惊讶。但是,在物种分布方面,要能对大众给出有力的解释之前,有更多问题尚待解答。而前人的悲惨遭遇,让他有充足的理由来小心行事。在搜集到更多证据之前,他把随手写下的笔记锁在壁橱里。这也是他和家人搬进唐恩小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然而,他的决心更甚以往,他相信肯特新花园里的科学研究一定会开花结果。他要在唐恩小筑奉献生命,找出物种的进程。(当时,大多数人把物种随地质年代变化的神秘方式称为“物种的演变”。之后,其他名词也被用在涉及演化的过程中,像是天择、适应以及更近期的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生物个体族群中遗传基因的随机变异现象]。本书采用各种名词来描述达尔文的想法,包括“演化”一词本身。)
达尔文相信科学调查能解开演化生物学的秘密。他比同辈超前,认为可用科学测试的合理解释,来说明地球上的生命,他决心朝这个方向研究。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有这类疑问的人,这点我们应该清楚。达尔文的长处在于他的多元,他是头一个能说自己并不是任一领域专家的人。偶尔,缺乏专精的学科让他觉得困扰,让他觉得自己在日渐专业化的科学界毫无可信度。他的不安全感,使他更努力地工作,希望从一开始就赢得尊重,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在1839年《“小猎犬”号航海日志》论文出版之后,某位评论家写道:“这位强壮、聪慧的男人,也是位锐利深入的观察家,他呕心沥血写出的原创文章,相当迷人。”达尔文经济独立、不属于任何学会,他自然地选择亲密的友情,也热切地与各种想法交流,因此成为广受敬重的人物。
今日,大家仍然在这儿打板球,就在那草坪边四公顷大的“家庭草地”尽头。房子附近有花床、“厨房花园”、砂砾步道,步道的尽头是片杂树林。那些小块土地都还在,还种着各种花草,花草的种类都是园丁认为和19世纪中期相同的。兰花墙边的长温室里,还栽种着经典的兰花、报春花、茅膏菜。现在,“厨房花园”里的蔬菜.,都给了当地英格兰遗产协会的志愿者,这些人负责唐恩小筑博物馆的营运。达尔文和他太太埃玛地下有知,也会同意这样做。因为花园不仅照顾得很好,也能供日常生活所用。达尔文一家的居家风格仍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唐恩小筑的每个角落。
达尔文的想法也更上一层楼。DNA定序、在发育胚胎中新辨识出作为各种机制开关的基因、新发现的化石和各种变异等等,跟以前相比,大家对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宽广、更全面的印象。令人兴奋的最新趋势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是自我组织、互相作用的,依赖环境的物种为了因应不同的环境,成了改变的管道。兰花和报春花、蚯蚓和鸽子,在这些达尔文花园里的生物身上,都有这类新发现。而一想到今日唐恩小筑花园依旧处于演化科学的中心,不禁令人惊讶。达尔文在他的肯特花园里寻找的东西,不仅在19世纪40年代意义重大,在今日也是如此。
本书叙述了一百五十年前唐恩小筑的那些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当时都有些什么想法。它说明许多不同的关联,包括他们的感情和政治活动的关联、科技和当时生活形态的关系等等。本书第一部描述达尔文在唐恩小筑的生活以及在花园“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从兰花、鸽子、报春花,到让孩子们对着虫子奏乐,测试它们的音乐反应。就是这里激发了达尔文的灵感,让他解出一些天择的微妙之处和他的演化思想,在此他出版了他最有名的书《物种起源》,使他的理论得以开花结果。第二部说明这些网络在20世纪里如何进化。某些论据导致特定想法的消失,其他的则融入数理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的新语言里。这个故事里有对立的态度、清楚的事实、模糊的观察,这些都来自达尔文对唐恩小筑四周田地及花园里的活动巨细靡遗的观察。最新的惊喜就是,即使是最新的演化概念,我们都能在.达尔文的花园中找到它的起源:花园里有伟大的演化故事之钥,不只是存在于达尔文的时代,也存在于我们的时代。
自《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后,本书的论据和情感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逐渐发展成形。众多老师、同事、朋友都曾参与,尤其是我的小家庭和列斯特的爱尔德曼牛顿学校、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东伦敦大学以及自然史博物馆的同仁。通过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与许多其他科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让我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康罗出版社的荷里斯,没有他的从头参与,这项计划不可能成真;他协助设计本书架构,编辑本书的每一页。书名一语道尽,出自布朗出版社的泰立克。感谢巴洛、罗斯·达尔文、洛伯特·达尔文、卡普林斯基、莫顿、罗宾森、史基特、温特巴腾以及邬斯特等人的支持与鼓励。
达尔文的大部分文章现在都能在网络上搜寻得到并免费取得。
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得到贝特曼、查罗讷、柯林森以及迪尔切等人亲切的专业协助。本书参考了许多网站,部分采用得相当谨慎。感谢林奈学会、地质学会和皇家学会的图书馆员,他们总是乐意去寻找困难的参考数据。
穿越过达尔文的生活与工作,这是一趟让人着迷的旅行。达尔文留给后世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新视野。
——英国皇家植物园,克兰教授
作者写下了达尔文让人惊异的一面。
——《每日邮报》
作者笔下的达尔文,不再只是传记里的人物。
——《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