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山,原名何长生,号鹤龄,祖籍江苏阜宁,1933年生于上海,出身于五代梨园世家,为淮剧名家何益山长子。自幼受家庭艺术熏陶,五六岁时便已上舞台客串“娃娃生”,上过3年私塾后便在乐队司职小锣,13岁时正式随父亲学艺,曾用艺名“小何益山”,后改用现名(也用何筱山)。1951年于“利民”、1953年至1957年于“精诚”及“志成”淮剧团担任“挑梁小生”。1979年后加入上海淮剧团。曾主演过《哪吒闹海》、《合同记》、《五台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罗成》、《乱点鸳鸯谱》、《送京娘》、《郑巧娇》、《东海最前线》等剧目。由他编著的《戏与梦》一书讲述的 就是他们何家“家班”与上海淮剧的百年兴衰史。
综观淮剧诞生至今二百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江苏、上海相继出现过二三十家家族型、箱主型之类的“家班”,他们为弘扬、发展淮剧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指引下,“家班”成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作品,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正当他们大展鸿图之际,却在“文革”中遭遇了“四人帮”的致命打击,剧团彻底瓦解,荡然无存。《戏与梦》一书就是想将“家班”长期以来通过努力拼搏而取得的辉煌业绩再重新展示出来,从而也填补了淮剧“家班”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文字详细记载的空白。
《戏与梦》由何小山编著。
14.培养“家班”新人
父亲何益山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名贯大江南北。他所弘扬的京剧艺术已流播到苏北十几个县和一二百个城镇乡村,深得广大观众喜爱。为了发展、扩大“家班”事业,父亲确定了二位表兄及大表姐为接班人。大表哥周为翰是姑父周廷福的长子,他扮相清秀,嗓音浑厚,高低齐备。他的表演风格与父亲如出一辙,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父亲对其抱以厚望。大表姐工青衣花旦,受母亲袁彩凤影响较深,扮相雍容华贵、气度大方,唱腔悠扬婉转、甜润清新。二哥生来大智若愚,八面玲珑,父亲教过的戏,他上了台从不走样。每天上午,总见到父亲操琴为他们三姐弟吊嗓子,排练剧目。并先后教他们演出《二进宫》,大姐饰国母李艳妃,大哥饰兵部侍郎杨波,二哥饰定国公徐延昭。在《托兆碰碑》里大哥则饰令公杨继业,大姐反串杨六郎、二哥饰杨七郎;而在《三娘教子》里,大姐饰王春娥,大哥饰老薛保,二哥饰倚哥。父亲对他们真可谓是“精雕细刻”,指望三人将来成为京戏有用人才,出人头地。通常父亲决定的事情,姑父总“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十几年来,姐夫与舅弟感情融洽,彼此亲如兄弟,肝胆相照。可是偏偏就在教京戏这个问题上,让姑父难以接受。确实,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如他主演的《孟丽君》、《七星庙》、《九焰山》等剧,都离不开子女为其搭配角色,一唱京戏就宛如拆其左右双膀。两人的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最后是父亲忍痛割爱,作出让步,成全姑父“三可子”事业。可是,让父亲最为痛心的是他非常疼爱的大外甥周为翰,年纪轻轻才十六七岁,即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也尽到了一个做舅父的责任。在与父亲分开后,姑父率子女去盐城、淮阴、淮安、宝应等地和刘玉琴、计祥生、华良玉等联袂献艺。
15.客串“亮相”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父亲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多么渴望能重新回到美丽的江南和他的发祥地上海。当年,祖父母在老家何家桥看守着包括姑父、二叔的数十亩田、七八间房屋,父母亲带领着我与10岁的二弟何长春(幼山)、7岁的大妹何长秀、4岁的二妹何长贵一行六人,雇了条民船从水路出发驶向江南。小木船所经之处,也有“敌占区”和“解放区”,许多关口都设卡,并作盘问检查,以提防“敌对分子”逃逸。我们的船一遇到上述情况,父亲就会从船舱内搬出关公的“夫子盔”和“青龙刀”,对方一看就马上明白是唱戏的,也就无须多费口舌,立马放行。有了这种特殊的“通行证”,一路上几乎是畅行无阻。小船悠悠荡荡的,行程缓慢,主要依靠双桨划行。扯起篷帆、借助风力后船速就会快上一倍。偶尔遇上顶风,我也会上岸一起参加拉纤。我记得有一回,船经过辽阔的兴化荡时,大约有一两天时光,荡水清澈见底,绿油油的水草静静地躺在河床上;水浅之处不足~米深。一天临近中午,骄阳高挂,春意浓浓,我还跟着大人脱掉了长裤跳入水中嬉戏。这次出门,从登船起途经扬州、渡长江,到达镇江,整整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此结束了在苏北各地长达八年的流动演出。父亲因不堪小船上的生活,背脊后患上了疥疮,还患上了红眼睛。久别江南,难免使人产生了疏远之感。为了全家生计,父亲先独自一人身背一把京胡来到古城苏州,探索那里淮剧市场状况。父亲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当地同行的极大关注。首先接待他的是14年前曾一起开拓常州淮剧事业的“鸿生剧团”当家花旦陆琴芳,她一见父亲就高兴万分,立即为之治疗疥疮和眼疾。很快又拟定了父母亲的演出事宜,并派人将母亲与我兄妹从镇江带来苏州。我们的演出点为“东方”大戏院,它和另两家戏院连结在一起。有一家是演苏州评弹,另一家则演无锡滩簧(即锡剧)。由西向东延伸的第三家才是“东方”大戏院。戏班阵容相当整齐,老生有父亲何益山和王九林。王原名王宝阳,师从京剧演员赵洪声,有小赵洪声之称。其戏路较宽,在全本《甘露寺》(即《龙凤呈祥》)中,父亲饰乔玄,他则饰别人都不会演的东吴国太,行腔高亢之极,几乎无人匹敌。小生有吉根宝(不久便退出)、张小亭,青衣花旦有母亲袁彩凤、陆琴芳、王凤仙、罗兰芬(王九林夫人,亦是母亲袁彩凤同门师姐)、仲素琴(嫁给三花脸邱海波,曾改姓邱)以及小花旦邱艳琴(其父亲是班里京胡琴师,后嫁给顾神童)。还有来自京剧花脸的刘洪奎,武生则由苏金山担纲。邱海波为当时淮剧丑角中的佼佼者,他的《迎亲送礼》和《瞎子看灯》堪称一绝,就连同行看了也禁不住会捧腹大笑。戏班的演出剧目除了传统折子戏外,还将《薛家将》、《铁台山》、《文素臣》、《狸猫换太子》连台本戏搬上舞台。父亲为班里演包公戏的专业户。在头本《狸猫换太子》里有幼年牧羊包公一角色,正需要十一二岁的小演员,于是这个角色就非我莫属了。这也是我在苏州“东方”大戏院时唯一的一次客串亮相。日常演出中,我总是干我从九岁十岁时在草台班开始学打的小锣老本行。不过,在乐队里,“武场”上的大锣、铙钹、堂鼓乐器我都能拿得起,有时大鼓佬不在,我也能充当临时“司鼓”工作。对“打闹台”、“冲头”、“七子锣”、“水点鱼”等点子,也都能敷衍一二。
我们全家住在距离剧场仅数十米远的一处旅馆里。母亲很辛苦,腹中正怀着小三弟何长华,却每天还要参加日夜两场的演出。当然是无法照顾两个年纪很小的妹妹的,只能从当地雇用一个保姆来料理家务和看管小孩。演出时我兄妹基本上都在后台玩耍,从不擅自离开。唯独12岁的我,敢于到不远的阊门的城门口去遛一遛,到附近的繁华街道上去逛一逛。我对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很感兴趣。但那时,对“电影”这两个字的概念还一点都没有。某天,父亲的一个朋友听说我从未看过电影,他夫妇二人就带我去一家电影院观看了一部片名叫《孟姜女》的电影。我们三人坐在十多排后的中间座位,当银幕上出现一队骑马的官兵紧追万喜良的镜头时,因见到马群迎面直扑过来,马蹄仿佛要踩到我头顶上时,我被吓得“哇”地一声惊叫起来,这引起了旁边观众们的大笑。当我发现别人都没有像我那样惊慌失措时,才感悟到银幕上不过是些影像在闪动,并非有真实的物体存在。我这个不谙人事的孩童被虚惊了一场,出了一个小小的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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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淮剧诞生至今二百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江苏、上海相继出现过二三十家家族型、箱主型之类的“家班”,他们为弘扬、发展淮剧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祖父何明珍创建近百年的“长盛班”即为其中之一。到了父亲何益山继承后,“家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因为他十分重视培养新生力量,对家族成员中下一代的艺术素质的提高进行了严格训练,故接班人层出不穷。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家班”已经形成了一套实力强大的演艺阵容,家族成员分别担当了“志成”、“精诚”两个在当时的上海属一流剧团的主要艺术骨干、并发挥挑大梁作用,这在淮剧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指引下,“家班”成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作品,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正当他们大展鸿图之际,却在“文革”中遭遇了“四人帮”的致命打击,剧团彻底瓦解,荡然无存。《戏与梦》一书就是想将“家班”长期以来通过努力拼搏而取得的辉煌业绩再重新展示出来,从而也填补了淮剧“家班”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文字详细记载的空白。
因祖、父辈均早早过世,历史材料尚显匮乏,曾一度使写作中的我进退维谷,幸而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应邀参加“上海淮剧志”编辑工作,我负责撰写上海各民间职业淮剧团“来龙去脉”的任务,对当时尚健在的近百位淮剧前辈、同仁挨家挨户登门采访,其中就有如:
裴少华:92岁,早年为文武花旦,母亲袁彩凤的同门师兄;
韩德胜:87岁,“韩家班”创始人韩太和次子:
李秀英:87岁,淮剧早期四大名旦之一,梁广友遗孀:
卢步贤:84岁,兄弟淮剧团后期领班人:
张连:84岁,早年为父亲何益山京剧琴师之一:
武志香:83岁,师祖武旭东之子,夫人武云凤;
朱兆祥:83岁,早年与父亲何益山为同班艺人:
王凤山:83岁,“王家班”老大,前上海信谊淮剧团团长;
梁广义:81岁,梁广友八弟,志成淮剧团司鼓;
何银珍、何祝珍(族祖,早年演于祖父的“长盛班”);
何步江、何步佳(堂叔,给我提供了珍贵的“家班”史料)……
除此之外,采访过的尚有:淮剧小老郎之称的何孔标弟子杨占魁:淮剧皇后之称的筱文艳;武旭东再传弟子武小凤;王文安女弟子、前“春光”淮剧团团长筱惠春;谢家“同盛班”当家花旦谢艳霞;淮剧超一流武生谢富鹏;架子花脸谢长义;何孔标女弟子、“联义”淮剧团创始人蒯云霞和赵艳秋;扎根淮剧的原京剧花旦陶美君;与淮剧合作多年的京剧老生姜文奎;前“建新”淮剧团团长顾神童;“顾家班”创始人顾汉章侄儿顾少春;“施家班”当家花旦施龙花;江苏省淮剧团前女小生周美云;耿濂童弟子、何益山义子陆少林以及前沪北大戏院经理曹杰;前高升大戏院老板冯长荣等等……他们在漫谈自身淮剧多年演艺经历的同时,不少人很坦然地描述当年曾目睹过祖父何明珍的“长盛班”和父亲何益山同班合作演出的情景,这无疑给我撰写“戏与梦”一书充实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资源。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淮剧艺人,息影舞台已二十多年,回顾自己有何德何能,居然也铸就了斥资不菲的出版工程,我想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党的政策好,归功于上级领导对历史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视,让我的作品有了问世的机会。为此,我特别要感谢尊敬的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先生,感谢郦国义先生及诸位专家、学者评委先生,感谢上海市文艺人才基金理事会全体人员,以及上海淮剧团新老团长陈忠国、王坚强先生,由于他们的悉心关爱和支持,才使我今天得以夙愿以偿、梦想成真,这实在令我没齿难忘!
2010年9月19日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相伴四五十年的淮剧舞台,一朝分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回眸往事如歌,恍如黄粱一梦。当年我曾暗暗告诫自己:人虽然离开了奋斗过的岗位,但肩上担负着的弘扬淮剧事业的责任则永不可“下岗”。只要淮剧事业需要,而自己又能胜任,则不管做任何工作都决不推却。1991年1月,在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下,上海淮剧团受命撰写《上海淮剧志》,我被聘请为编辑部成员。编写“淮剧志”,是淮剧界的一件大事,我能参加,说明领导上对我的信任,我是义不容辞地要做好这份工作的。编辑部共有4人,我与庄祥伟(原我团弦乐伴奏员)、李神童(副主编)、应耐良(主笔,来自上海艺术研究所)。“淮剧志”中需要将上海历史上所有民间职业淮剧团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而四人中唯有我一人是出身梨园世家,我感到了责任重大。首先要召开原各区淮剧团有关人员的座谈会,这就遇上了困难,许多人已数十年不甚接触,地址不明,难以发函,也无电话可通,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有靠两条腿一家一家登门寻访。那时有些人家交通还不便,一天跑不了一二家,如原“烽火”淮剧团谢长义家住北石路,我要先从《上海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然后乘车到铜川路,再从北石路由东向西找去,穿过一片荒野路基(两旁尚有农田),走了约有三四站路,才摸到他家。此刻,午饭时间已过,他煮了一碗汤圆给我充饥。随后还亲自送我到曹杨路乘车回家。谢长义生于1925年,与著名花旦谢艳霞是同胞姐弟,他不仅是该团的当家花脸,甚至在整个淮剧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寻找原“烽火”的徐桂华也不容易。当颇费周折查找到他居住在靠近徐家汇的老式民房里,去后一看,已成一片废墟。找到动迁组,知道了他临时居住的拆迁专用房远在郊区,去那里当时还根本没有交通车可乘,仍要依赖两条腿跑。这时已经跑了半天了,觉得很屎,本想放弃一走了之,但考虑到淮剧志工作刚开始,人员如不召集齐,如何开好座谈会?下定决心,抖抖精神,迈开大步又走了约两个多小时,终于和徐桂华见了面。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联系上后再从原路返回,等回到家时,已是夜幕低垂。
第一次座谈会于3月21日上午在上海淮剧团四楼排练厅召开了,出席者为原“烽火”淮剧团的十几个成员。座谈会此后又举行过三次,除了原“烽火”的成员外,还有原“志成”、“浦光”的成员,累计有四五十人。我还在此后的三四年间先后在上海、苏州、盐城(苏、盐与李神童同去)探访了淮剧艺人将近有七十人,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近六十。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在早年与父亲何益山共过事,部分人跟我同过班,也有少数人过去从未接触过,在我自报家门后,人家知道我是何益山的儿子,自然是热情接待。与探访同步进行的是我还要到藏书楼、市图书馆,市、区档案馆去搜集有关淮剧的各种资料。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数九,我都是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地去查阅、笔录、复印,经常是上午进去,傍晚才出来。前后8年,据不完全统计,我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撰写了153000字的文稿。我为能参与并顺利完成《淮剧志》的编撰工作而感到无比幸运。
1989年后,我人虽说退下来了,但一颗不老的心与淮剧却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团里有演出需要帮忙,只要一个电话,我会马上丢开手上的事情前去帮忙。还在我刚退休没几天,我团将于浦东张家浜文化馆上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个扮演桑春荣的演员突然病倒,团里马上就找我去紧急救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排练,5月30日套乐总排,6月2日正式上演。整台戏都是中、青年,仅我一人是老演员。观众依然对我很热情,对我仅有的一板十几句“自由调”唱腔,给予了掌声鼓励。同年9年,我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编排大型历史新剧《金鞭记》,我又被请去“救火”,在剧中配演唐明皇。1990年春节,我团推出了一台晚会,一些老艺术家都被请去登台亮相,其中前辈杨占魁老师演了《书房会》(《赵五娘》中的一折),何叫天老先生和他夫人高艳秋合演了《经堂会》(《经堂会》与《楼台会》轮换演出),马秀英演了《骂灯》,而我与妹妹何长秀则演了《河塘搬兵》;团里因为知道妹妹“南北和”老旦佘太君“马派”的“自由调”唱得有劲,还别出心裁地让其在《河》剧中反串饰演杨(六郎)延昭,让我饰八贤王;我还在压轴戏《金殿认子》中饰演了安寿保(随晓宝饰王金龙,李神童饰皇帝,施燕萍饰李氏等)。1992年6月,我团恢复上演了近代剧《丁黄氏》,我则又被请去在剧中配演了县官倪毓祯,那次,筱文艳(饰赵奶奶)和何叫天(饰谭沐江)两位老师也一同披挂上阵,扶持淮剧后备军成长。
剧团需要我参加演出,说明我还能起些“添砖送瓦”的作用,我也乐意尽心尽力地把戏演好。但这时,我的“重头担子”却其实已移到剧团外,去帮助扶植社会上的业余淮剧。一开始,我对这问题还有点保守,认为社会上的票友么只是自娱自乐而已,指导指导他们玩玩是可以的,但从没想过要和他们一起搞演出。因此,当1990年沪西工人文化宫打算组织一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淮剧专场演出,文化宫负责群众文艺的钱俊(前“华联”扬剧团著名演员小金运贵之子)打来几个电话邀请我参加演出时都被我婉言谢绝了。4月25日晚上10时半,钱俊同前“浦光”淮剧团演员徐彬和曾在“文革”中保护过表兄周小芳的李怀芝,热心淮剧的爱好者张海云、施泽永来了个“深夜拜访”,再次邀我能参加演出。在如此盛情相邀下,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4月30日晚,庆“五一”专场就在西宫小剧场开演。参加演出的基本上都是专业剧团的退休人员,其中由我团的包丽萍演《刘二姐赶会》,何叫天老先生演《锄包勉》(饰包拯),而青衣、老旦都是票友扮演的。我在《五台山》中则仍饰杨五郎,由前“烽火”淮剧团团长程少楠饰老令公杨继业(以前他一直演小生、须生),由我团李文藻饰宋王,由张玉昆饰杨七郎、前“浦光”淮剧团徐彬饰八贤王、胥洪林饰杨六郎,这也是我们几个唯一一次合作这个剧目。自从这次开了头,便一发不可收,不是东家请,就是西家邀,要想止步都收不住脚了——人家那么热情,尊重我,爱戴我,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帮助,因为他(她)们非常热爱淮剧这个故乡的剧种;而且他们有着与专业演员一起合作演出的强烈愿望。为此,我不忍心拒绝;再说,我驰骋舞台数十年,今日能赚得些许虚名,除了自己的努力,还不是靠着广大爱好者的呵护。上海有数百万苏北的家乡父老,离开了他们,我将一事无成。我将珍惜来自他们的热情。在这一方面,前辈艺术家做得很出色,我愿以他们为榜样,转变观念,诚心实意地融入到爱好淮剧的大众中去。此后,我从1990年至2008年的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先后参加过沪西工人文化宫白玉兰淮剧团、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淮剧团、“市宫”茉莉花淮剧团、浦东文化艺术中心百合花淮剧团、铁路文化宫铁鹰淮剧团、曹杨文化艺术中心淮剧团、西部淮剧研习社等淮剧业余团体的演出活动,在中国大戏院、天蟾舞台、星火电影院、中兴剧场、浦东张家浜文化馆、邮电俱乐部等地累计演出过四五十场,还与他们一起赴苏州、无锡、盐城、建湖演出。剧目有《琵琶寿》(饰陈世美)、《女审》(饰陈世美)、《打经堂》(饰刘全)、《要彩礼》(饰宋王)、《方卿见姑》(饰方卿)、《牙痕记》(饰安文亮)、《白虎堂》(饰八贤王)、《罗成叫关》(饰罗成)等。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合作的虽也有专业同仁马秀英、颜小琴、李文藻、朱奎童、韦金根、王志豪(淮安淮剧团)、徐彩魁(滨海淮剧团)及王小凤(泰州淮剧团)、朱巧云(滨海淮剧团)等,但更多的场次都是与票友朋友如朱爱娣、于梅英、吕立和、夏秋萍、邓正明等上起联袂演出。如果包括参加本市一二十个各地区的淮剧沙龙、各种集会、纪念和庆祝的清唱会活动的话,那我参加演出的次数就多得难以计数。他(她)们虽然没有多少专业基础,不能跟专业人员相提并论;演唱质量上与专业有一定差距,可他(她)们唱的都是标准的“淮”剧,传承的也都是前辈艺术家流传下来的宝贵遗产。一笔写不出两个“淮”字。他(她)们的热情参与就是在弘扬淮剧。和他(她)们一起演戏决不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原来在剧团演出时,应该做的技能动作,我能做的尽量力求完美,不敢偷工减料。如我在六十六岁(1998年)时,应邀赴无锡环卫剧场演“五台山”。那里舞台不是木质结构而是水泥浇灌而成,非常坚硬,而我扮演的杨五郎提出在五台山庙堂出家,被父亲老令公一脚踹倒,按惯例必须转身翻个凌空“抢背”,我也考虑自己上了些年纪怕有闪失,但看到满场观众高涨的热情,也顾不得许多,凭及幼年扎实功底,平稳、安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个“抢背”表演动作。不要小看这种看起来似乎很平常的舞台技巧,如果处理不当,掌握不住起劲的份,也能摔坏头和膀背,如2001年6月29日,沪西工人文化宫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西宫”与“铁宫”、“市宫”联合在小剧场举办“东方淮韵”演出活动,一位票友在台上损“抢背”,不慎失手,摔成重伤断送了自己宝贵的性命。我的演出认真,我觉得这也是对戏迷朋友的一种尊敬。对有些要求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我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总是欣然应允。“名票”丁辉希望与我合演一出“昭君出关”,她请一位主胡按照剧本替她作曲(票友没有曲谱不会唱);可能这主胡个人利益没得到满足,耍了丁辉六七年,最后连剧本也不肯归还,使得她想与我演戏的心愿功亏一篑。那些年,上海淮剧票界所组织的演出活动,确实搞得十分频繁、兴旺,再加上从苏北淮安来沪以文武小生陆文虎、杨广益、张大龙为首的民间职业淮剧团也一直活跃在虹口、杨浦、闸北、普陀等区,这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些来自专业与业余两方面能量的演出团体撑起了上海淮剧的半壁江山。我始终为他们加油助威,这也是为淮剧推波助澜,为他们付出一些辛劳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作为出身于淮剧世家的我,对淮剧有着特殊感情。我纵然不似父亲何益山那样“统帅三军”,也能算一个称职的普通演员,虽未创下什么丰功伟绩,却有一颗对淮剧火热的心。
唱了一辈子的淮剧,我的下一代没有接班人,由于“文革”时我与父亲何益山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位卑言微,被人看不起,让子女再去继承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戏曲事业,这不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吗?长子何林“文革”时支援大三线,最后落户广东,次子何天豪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在技校任职教师,女儿何芳在崇明农场,后顶替她母亲于金妹到国棉十一厂工作。幸喜第三代虽没有回到戏曲圈子,但已属于文化艺术范畴。1984年出生的孙女何艺璇(何林女儿)是土生土长“广东人”,毕业于东莞亚洲(香港)影视学校和中央戏剧学院,如今效力于广州南方传媒集团。1986年出生的孙儿何文斌(谱名何云冠)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2006年考入上海大学数码学院,2010年毕业,现已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本书经过两年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再加上一年的潜心写作终于完稿了。我这支秃笔也将“休息”了。我和广大戏迷朋友一样,永远热爱我们乡音土调的淮剧,并希望她世代传承下去。近年来,为了抢救师姐武小凤代表作《梁祝》的经典艺术,我欣然饰梁山伯,她饰祝英台,于2006年园满完成了《花园会》音配像摄制工程。
江苏省(盐城)建立淮剧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其意义非常深远,我也义无反顾,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尤其在四年前我团向中央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关系到上海淮剧的生存与发展。我作为历史悠久五代梨园世家的传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没有辜负淮剧团领导的信任和重托,竭心撰写了淮剧一十五代“传承谱系表”,并贡献了父亲何益山等一批珍贵历史艺术资料,为成功“申遗”尽了自己的努力,2011年6月8日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还授予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市委宣传部陈东副部长肯定了我这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感谢她对我鼓励和鞭策。我将《戏与梦》一书向建党九十周年献礼,以表达我对党一片赤诚之心。我本是一个演员,谨以一篇唱词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先祖逃灾荒,
背井离家乡。
口含黄柏味,
有苦自家尝。 风餐雨露宿,
沿途倍凄凉。
千里迢迢路,
飘然过长江。
“徽班”艺高尚,
“三可”夹“皮黄”。
“淮调”“老拉调”,
苍劲古朴腔。
风尘卖艺唱,
中城显光芒。
淮剧扎根长,
花开遍地香。
祖创“长盛班”,
沪、苏两地忙。
“家班”父执掌,
大戏放豪光。
“古城”又相会,
父饰关云长。
“三本铁公鸡”,
武打真刀枪。
父饰向老帅,
叔演张嘉祥。
一出“芦花荡”,
众演“溪皇庄”。
“志成”淮剧团,
群英阵容强。
母舅何益山,
外甥周小芳。
全部“杨家将”,
搬兵到“河塘”。
背靴老寇准,
三演“白虎堂”。
“五台山”出家,
我饰杨五郎。
精品“秦香莲”,
“千里送京娘”。
“虎符”“红楼梦”,
剧团绩辉煌。
万恶“四人帮”,
舅甥齐遭殃。
恶人来当道,
似虎豹豺狼。
凌辱挨殴打,
神失体鳞伤。
山河同悲泪,
亲人痛断肠。
救星共产党,
拨云见太阳。
平反来昭雪,
心悦得安康。 筱文艳团长,
招贤纳优良。
何氏两兄妹,
才艺并相当。
粉墨重登场,
雅韵味深长。
生旦双行当,
联袂相益彰。
为“淮”献力量,
意志坚如钢。
扬鞭怎歇蹄,
奋进不彷徨。
期盼“淮”兴旺,
谱写新篇章。
综观淮剧诞生至今二百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江苏、上海相继出现过二三十家家族型、箱主型之类的“家班”,他们为弘扬、发展淮剧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指引下,“家班”成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作品,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正当他们大展鸿图之际,却在“文革”中遭遇了“四人帮”的致命打击,剧团彻底瓦解,荡然无存。《戏与梦》一书就是想将“家班”长期以来通过努力拼搏而取得的辉煌业绩再重新展示出来,从而也填补了淮剧“家班”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缺乏文字详细记载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