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作者郑曦原)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的姊妹篇,时间上与其相承续,系《纽约时报》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间对华报道的选编。
1911年,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结。之后十年,共和制在动荡中初具形式,列强环伺的局面依旧,社会生活中西风东渐,中国被日渐引入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构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与希望的时代。
入选本书的《纽约时报》200多篇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角度,对中国这十年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令人惊叹。以西方人的眼光,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做了预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这里读者可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百年后回眸历史,给人很多启示。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政治篇”。
1911—1921年的民初十年,帝制终结,共和初始,革命党、保皇党、北洋军阀、西方列强,争相粉墨登场,将共和与专制、国家独立与列强干涉间的激烈角逐、反复争夺,展现得叫人惊心动魄,堪称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
《纽约时报》将目光紧紧追随着这个老旧帝国,客观记录了它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身,为其做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第三方记录。其中有对历史的还原,也有对百年后中国的预言。
《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作者郑曦原)分为政治篇与社会篇两册。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政治篇”。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收录第一篇民国初创-第三篇维护国权内容。
“事实上,所有对其他肤色人种抱有同情心的外国人都已被中国人的可靠品质所打动,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我们将中国的落后与悲惨命运归咎于文明的缺陷与落后制度,但其实这仅仅是因为这片限定面积的土地上有太多的人为了生存在挣扎。”
“大多数中国人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都是唯物主义者。然而,如果我们与中国人近距离地接触,就会理解这种功利主义并非是这个民族的特性。中国人也可以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有西方无法比拟的庞大贫困人口。对于他们而言,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给中国带来最大影响的西方事物是圣经、煤油和香烟。”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由于心理、历史或是环境差异,中国人应隔绝于世界思想潮流之外。中国人的命运就是西方人的命运。”
“在中国,妇女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社会和商业地位,而是改善她们为人妻子和为人女儿的地位”;“值得重视的是,自从中国人将女性的脚和思想禁锢起来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诞生过一位伟大的男性”;“随着时代进步,中国家庭中男权至上的风气也有所减弱”;“我问一位熟知东西方文化的中国女士,‘什么时候中国母亲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傍晚与大学男生们一同驾车出游呢?’她的回答像一道闪电震惊了我,‘再过一百年’。”
罗斯教授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历史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他举长城为例,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手工建筑成就。在这巨大的建筑面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铁路和隧道简单得就像七个小矮人。除了埃及金字塔与巴拿马运河外,世界上再无其他事物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每50英里长城所用的砖石,就能够砌起一座胡夫金字塔(Cheops,基奥普斯,即胡夫的希腊名。译注),而长城至少有1700英里长!……幸好佛教和喇嘛们消解了蒙古人的万丈豪气,长城才没用得上。”
然而,罗斯教授认为,尽管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逐渐消散,中国人也慢慢失去祖先的英勇气概,但他们仍比白人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他为这一判断给出了一个全新而有说服力的理由。“西方出生的每10个婴儿中,通常最弱的3个会夭折。而在中国出生的每10个婴儿中,除了最弱的3个外,另外可能还会有5个夭折。这是因为中国婴儿面对的是更残酷的生存环境。如果说白人婴儿与黄种人婴儿在出生时的体质差不多,那么最后幸存下来的2个中国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会强于那7个存活下来的白人孩子。因为那7个白人孩子中,有5个由于比另外两个生存能力要差,在中国恶劣的环境下根本无法存活下去。这2个幸存下来的中国孩子会将他们强壮的生命力遗传给下一代,而下一代人同样要经受这样苛刻的筛选,同样2/10的存活率将使下一代孩子的生命力更加顽强。生活在西方的白人,好几代以来都享有充足的生存空间、消费品、医药和卫生知识,新生婴儿的优胜劣汰远不如中国那样残酷和严峻。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见,未来中国人将会比西方人更有生命力。”
“过去一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的生存技能提高,而为生存打拼的劲头也松懈了下来。这是否促使我们的体质明显改善呢?为查明这一点,我仔细询问了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教会医院里工作的33位西方医生。”
“其中,只有在青岛的一位德国医生认为,中国病人的体质并未胜于白人。他说,中国人不太容易受伤,没那么愿意接受治疗,对于疼痛的忍耐力并不强过他原来在图林根治疗过的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德国农民。另外3位在中国行医时间超过25年的医生发现,黄种人和白人的身体素质并无差异。我猜想,这些医生作为医学院学生在自己国家的短期行医经历已在他们的头脑中淡去,也无从对这两个人种进行比较了。另外有2名医生在我询问下承认,中国人耐高烧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们能在血液中毒后康复,而白人往往就此丧命。”
“其余29名医生都肯定地表示,中国人的体格有这样或那样强于自己国家人民的方面。在接受外科手术方面,一位英国医生说出了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中国人术后恢复能力都非常好。’医生们都发现,中国病人在手术中很少出现休克。在医疗器械简陋、消毒条件差的小医院里,中国人的重伤治愈率与西方设备精良、全面消毒的大医院一样高。福州的金尼尔医生刚从德国家中休假回来后,他在治疗一名手上泼有冷凝剂的中国患者时,靠着中国助手的帮助和简陋的设备,竞能达到与柏林设备一流的范伯格曼医院治疗德国工匠时的同等效果。医生们普遍认为,如果中国人与白人在同等医疗条件下进行大手术,那么中国人必然比白人恢复得快……”
“医生们常将中国人非同寻常的抵抗力和复原能力归功于中国饮食习惯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并否认黄种人有任何高于白人的生命力。另外一些在中国行医的外国医生则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但在同等条件下,黄种人比白人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我们完全可以从医生的言论中得出结论,中国人特殊的生命力至少可以部分地归结为长期严峻的优胜劣汰过程。而我们北欧祖先们在文明社会中从未曾经历过如此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一物竞天择过程增强了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和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而非体格、力量和能量方面。”
这种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而衍生出的古怪能力,使得中国人在军队作战和劳动生产方面比白人更具优势。P7-9
辛亥年八月十八,寒露。次日,是公元1911年10月10日。那时,我的外曾祖父住在四川资州的蔡家场上,他是川中袍哥的头面人物。乡场上没有报纸。袍哥的联络,靠的是把写好字的竹板倒进江里,随流而下,把一条河的袍哥都通知到,这叫“水电报”。
乡村中国没有公历,老百姓不知道这天将成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武昌举事在长江下游,水电报送不上来。所以,外曾祖父并不知道武昌城里发生了什么事。但两个月前,各路袍哥会聚资州,召开罗泉井会议,一致约定全川一起暴动,二十万人会攻成都,引发清廷惊恐,急派重臣端方率军离鄂,进川镇压,由此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半个月前,荣县首先宣布独立,在全国成立第一个反清军政权。一个月后,会党在资州杀掉端方,砍断清室擎天一柱。
外曾祖父和袍哥兄弟们折腾的这些事,后来被史家称为“辛亥革命”。罗泉井会议、荣县独立和杀端方,是四川革命的三部曲。他们也因此成为“民国元勋”。每位新上任的专员、县长,都要先到蔡家场“拜码头”,想来与此有关。
武昌枪声过后,长江洪水泛滥,十万人淹死,十万人饿死。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华夏政权以治水而兴,历朝历代也以整顿河工为维护民生第一政要。然而,每逢天下大乱,河工崩坏,百姓遭殃。这是研究革命的学者和风骚文人们最容易忽略的事。所谓史家,总是更关心帝王将相的风花雪月,而不大理会亿万百姓的生生死死。
初创的民国充满童真,一切幼稚可笑的计划都想写进这张白纸。从东京、纽约回来的少数人可能有宪政、共和的思想,怀里揣着几幅国家未来模糊不清的蓝图;但是,外曾祖父和袍哥兄弟们并不懂民主、宪政、共和,也搞不清他们闹腾的“革命”与朱元璋、洪秀全有什么区别,除了“反清复明”的光荣梦想外,他们并无更多政治理想。事态的发展把许多幻梦都打得粉碎,民主、宪政、共和,等等,不过是血色汪洋中的点点水泡。
纵使袁世凯有曹阿瞒的权谋,孙中山有华盛顿的胸怀,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奇功,凡此种种,皆不能改变中国财政一贫如洗的窘境,不能改变东亚病夫仍被帝国主义虎狼环伺的历史宿命,不能改变亿万百姓仍然深陷赤贫的残酷现实。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议会,堪称政治荒诞剧,一幕接一幕,令人眼花缭乱。
秋瑾轩亭口喋血,宋教仁上海饮弹,蔡锷将军云南讨袁,无不大义凛然,义薄云天。中国人为民主流血,为共和捐躯,可谓前仆后继。但是,悬挂列强军旗的炮舰依然在我们的面前耀武扬威,坐拥十几个姨太太的督军老爷们依然威风八面。
近代中国的独立、自强、解放运动,无法逃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和干涉,无法逃脱千年文化传统的制约和束缚,无法逃脱世界经济运动对中国民生发展的限制和规定,这是我们了解和衡量民国初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脉络的三把铁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第一次建立了共和制度,提出了“主权归民、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中国人民终于在没有皇帝的天空下如风一般自由地行走,“人人平等”也成为天地人间的公理,这是多么令人珍惜、令人感佩。
不管存在多大阻碍,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为了保国权、促宪政、兴实业,为了唤醒沉睡千年的四万万同胞,弱小的革命党人跃身而起,付出了全部幻想、激情和努力。创立民国的十年,是艰苦卓绝的十年,也是今天的人们最容易忘记的十年。适逢开创共和百年之际,我们追根溯源,力图从《纽约时报》的故纸堆爬梳出国民进步的线索,重拾迷失的记忆,重续光荣的梦想。
今天的资州,早已改名叫资中,而且也没有叫蔡家场的地方了,那里已改称“龙江镇”。市镇上还存有一排残留的老屋,昏暗的屋檐下有几束荒草斜伸出来。微风吹过,迎面送来红橘的清香。隐隐几声叹息,轻轻的,淹没在市声鼎沸中。诸多过客,行旅匆匆,谁还记得当年的罗泉井会议?谁还记得那些热血沸腾的“民国元勋”?
久违的先辈们,愿你们的灵魂在遥远的星空获得安息。
郑曦原
二○一一年七月四日于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