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广东”是一个新的信号，新的社会理念，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最富有创造性、最有社会主义伦理意味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

万俊人编著的《什么是幸福》这本书立足于广东现实，着眼于中国未来，第一次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什么是幸福”，以及“建设幸福广东”这一重大课题。

万俊人编著的《什么是幸福》将“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提出，读后有振聋发聩之感。对幸福的阐释，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既有现实的人文关怀，也有对未来的真诚思索，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情怀。

《什么是幸福》为我们观察现实，洞烛未来，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与思路。

前言

一 为啥谈幸福

 “幸福广东”的由来

 列车正在拐弯

 幸福：五味瓶+麻辣烫

 幸福新主义

二 什么是幸福

 幸福四要素

 幸福“道”与“术”

 幸福政治学

三 幸福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幸福六法门

 幸福终点站

四 幸福究竟有多远

 丈量幸福

 幸福路线图

 幸福齐步走

后记

幸福：五味瓶+麻辣烫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它与人们的心态有关，与人们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角度一致。如今社会转型太快，很多公平问题照顾不到，个人的心理调试出现了危机。历史的车轮不仅碾压身体，也从每个人内心碾压过去。内心受到的碾压比身体所受到的碾压更令人承受不起。

李江涛：

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涉及的面挺多，现在社会的不满在积聚。从推进社会进步的角度也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不满程度和痛苦指数是什么样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行为，从跳楼到灭门案的发生，过去是灭别人的门，最近都是灭自己的门，把自己全家都干掉了。现在这种状况非常危险，比如说郁闷、压抑、委屈、冤枉、恐惧、失望、被剥夺感都属于痛苦，我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产生这些心理的原因？然后我们才能找出改革的途径、方向，这是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幸福的同时，也要研究它的反面，研究人们的痛苦。在我们看来，很多不应该痛苦的，但是人们还是痛苦的，为什么？这就反映了人的复杂性，因为幸福还是对需求的满足。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的提法是很好的，越低层次的需求，如果不能实现，他的反弹是越强烈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第一，由于社会分化，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追求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有将近两亿的贫困人口。还有一些人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他就有了心理需求，现在有话语权的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他们所表达出的，很多是心理方面的需求，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成问题，他只是不忿。

西方的理论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平等是人天生就要追求的。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这样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反应，如果不平等的时候，就会感到痛苦。

第二，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是从农耕文明发展过来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原来封建社会的逻辑，现在也延续下来了。就像有人说，我们脑袋上还拖着一根“辫子”。既然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的东西，它就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和我们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成绩，爬山到一半的时候，悲观的人说这么久才爬到一半，乐观的人说我们已经爬了一半了，这就是人的心态不一样。封建社会遗留下来一种心理，使我们都追求特殊性，表现在人人都追求例外、追求特权，不是追求平等。这在我们的社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要跟你不一样，我就要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躲避惩罚，都想追求这个东西。这样的例子不用说了，大家都明白。

追求特殊性和我们生而平等的人性是矛盾的，你一方面想追求平等，当别人有特殊性的时候你是不满的，但是当你有特殊性的时候，你又很高兴。这就像有人说的，特权就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好，大家都觉得特权不是好东西，但是人人都想拥有特权。我们为什么从追求平等变成了追求特殊性？这是要研究的，人的心态为什么是这样的？

第三，现在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很多人在心态上有这个东西，你无能，你就应该受苦受难，我本事大，我就应该获利多一些。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跟我们的启蒙运动没有完成，或者说有缺陷是相关的。“五四”时的启蒙讲“德先生”、“赛先生”，从来不讲人性，人本主义是不讲的，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也是不讲的。现在社会当然是两极在搏弈，一方面社会现在也在提倡同情心、爱心，另一方面又为了争夺利益不择手段。这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

从广东的情况来看，也跟我们国家的大局类似，北部山区51个山区县，它的人均GDP是非常低的。万教授去梅州演讲，他们没有带你去看看，我们有对口扶贫点，在梅州五华有一个村子，我去过三次，那个地方是非常穷的，跟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差距太大了，这里的人均GDP是其他地区的6倍以上。改革开放前省区的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江苏，苏南和苏北相差4倍多，广东省现在是6倍以上。苏南和苏北的收入差距现在在缩小，而广东省是扩大了，这是非常不均衡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再从西方国家发展的状况判断，中产阶级的壮大是非常重要的。

吴重庆：

这个社会的确转得太快，很多公平问题照顾不到，所以个人的心理调适出现了危机，个人的心理适应跟不上社会转型的节奏。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不仅有社会性，也有生物性。在同一个人身上，生物性和社会性是需要匹配的，身心是需要协调的。匹配和协调都需要时间，社会转型过快，留给个体的时间过短，只好搁浅在转型大潮的滩头岸边，忧郁、自杀由此而起。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自杀，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个人跟不上社会的大转折，一下子就心理紊乱了。

现在大学出现学生自杀、心理抑郁，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据统计，哪种人最容易出问题呢？不是来自城市的，也不是来自农村的，而是父母都是打工者， 是从小跟着父母来到城市流动的那批学生， 他们从小就被抛离出社会和文化的母体，最容易出现心理危机。

所以我觉得心理的问题是个体跟不上社会转型节奏的结果。常常说历史的车轮把人碾得粉身碎骨，其实，历史的车轮不仅碾压身体，也从每个人内心碾压过去。内心受到的碾压比身体所受到的碾压更令人承受不起。

陈实：

李江涛和吴重庆共同提出了“社会心理”的问题，为我们谈“幸福”拓开了一个视角。两位教授谈到三种心理，很值得注意。一种是李江涛说的，“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成问题，他只是不忿”，他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种是吴重庆说的，社会转型太快，他心理跟不上。跟不上社会的大转折，一下子心理就乱了。还有一种是“你说什么是幸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是不幸福”，这种心理还特别容易获得掌声。其实这种心理，李江涛也有一个命名，叫做“追求特殊性”。它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例外，“我就要跟你不一样，我就要获得更多的利益”。

出现这些心理反应，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关注了“发展”，忽视了“幸福”。我们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管理、文化生产，不太合乎幸福的本质要求，与幸福产生了矛盾。社会越丰裕、越繁荣，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越有问题，越有危机。

其实，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心理学、哲学也好，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回答“人应该怎样活着”、“人怎样才会幸福”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回到出发的地点，以“幸福”为目标来思考“发展”。不仅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消解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方面的普遍焦虑；而且要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到自我实现需要，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

幸福是没有绝对值的，但幸福有很强的主观性感受。生活满意度、心理愉悦度、社会和谐度、精神生活、精神文化、精神文明，这些非物质财富所产生的幸福度，远远大于物质财富所获得的幸福度。当我们用这样的理念思考“发展”的时候，当我们用这样的理念构造幸福方程式的时候，“发展”就有了新的理念，“幸福”就成为新的“主义”。

P31-38

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幸福？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永恒问题。人在世上，总是以追求幸福生活为最高目标的，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幸福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蛋糕做大，现在还要学会如何把蛋糕做好，如何公平地分蛋糕，也就是怎么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幸福。如果分不好蛋糕，那么，蛋糕做得再大也没有意义。

幸福就像一辆双轮车，一个轮子是“共建”，一个轮子是“共享”。只有一个轮子不行，两个轮子一大一小也不行，都会造成翻车。现在我们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让这两个轮子平衡地、稳健地前进，让每一个人既有创造幸福的义务，也有公平地得到各种发展机会、合理地分享成果的权利，让公正无私的法治阳光普照大地，确保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这是幸福社会得以天长地久的根本保证。

就精神层面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目标在于安定与和谐。儒家的仁道仁心，道家的逍遥齐物，说的都是中和之理。万物的发展生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由排斥变为合作，由分争转而共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万物乃得以生生不息，而人的道德精神亦得以充实提升。

因此，“幸福”无疑是今天最让人动容的两个字。《什么是幸福》这本书汇集了众多学者的学识与智慧，立足于广东的现实，着眼于中国的未来，第一次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什么是幸福”，以及“建设幸福广东”这一重大课题，为广东的健康发展把脉问症、建言献策，观点很具思辨性，很有冲击力，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考。

《什么是幸福》为我们观察现实，洞烛未来，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与思路。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但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幸福广东”不是梦，它将像鲜花一样，灿烂芬芳，盛开在美好的明天。人民感到幸福了，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兴旺。

在春天来临的日子里，人们对春的希冀、想象和追寻究竟是什么？我想，最简洁也最真实的答案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多么美好！可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不太习惯说出这两个字，或者不愿意直言幸福，甚至早已遗忘了“幸福”二字的本真含义。仿佛我们希冀的只是忙碌，而忙碌便是生活本身，一如我们把挣钱或者劳作当成了生活的目的。于是，揪心、疲乏与焦躁之后，我们发现，希冀越多，心情越是沉重，心灵越发不安，思绪日益混乱。无法摆脱的心思是，即令如此，我们希冀依旧，追寻依旧，烦躁依旧。我们不得不寻求某种或者某些心灵的解脱，或者是疑惑的解答！

更为重要的是，这情景似乎也不仅仅凸显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也渐渐凸显为我们这个社会日趋普遍而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端着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没有随之改善？究竟怎样我们才能变得不那么烦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怨恨？偌大的生活世界里难道就找不到一片惬意的净土？或者，哪怕是一份淡淡的愉悦心境？如此等等，确乎构成了我们心底和现时的社会不得不直面的连环结。人们期待着第一声春雷滚过冬季冰封的大地，洞开这些疑惑的时刻和人们郁结既久的心空。

南方的春天总要来得早一些。新春伊始，从南方羊城真的传来了第一声春天的惊雷：在广东省新年“两会”上，传出“幸福广东”的官方新辞，一时间传遍东西南北，引来无数评说。于我，一位久居黉门却常常心系当下的伦理学者抑或所谓“现代知识分子”，听到“幸福广东”一语的感受是如此激动而丰富。起初，有如别梦依稀春又至，窗前几声燕归来；徐来些许清新，但更多是习以为常；继而，仿佛当阳一喝断流水，羽扇三摇拂广庭，不禁若有所思，颇感耐人寻味；最后，竟然虎啸群岭空音远，风穿莽林碧浪高，于是沉潜思绪，汇聚心力，庶几已有曲径通幽，别见洞天之感。我开始明白，当“幸福”不再只是作为个人美好生活的理想，而是作为一直处在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南国广东之社会发展目标时，幸福便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伦理学理念，而必定会擢升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战略，一种被哈佛大学原资深校长博克先生称之为“幸福政治学”的全新社会管理理念。我甚至很快便确信，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新政”的时代宣言和庄严承诺。

巧合的是，我与“幸福广东”的机缘随之而来：初春3月，我应邀回中山大学参加母校哲学系五十周年庆典。在庆典盛会上，我被给予一次表达感恩的发言机会，发言时，有些醉意的我被记忆拉回到那些曾经诗意的岁月，于是，心到动情处风起云涌，言由胸底出，竟有一番慷慨，几多掌声。脚步坎坷地走下讲台，来不及抚平心跳，便遇到二位学兄一蒋斌和田丰，他们一个劲儿半是邀请半是怂恿地要我再次走上“岭南大讲坛”，并且不由分说地下令我讲讲“什么是幸福”。

可是，究竟何为幸福？其实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弄懂过，即便在北大、清华的讲台上反反复复地多次跟我们的学生们讲过诸如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学之类，但至今也没有给出个哪怕是基本明晰的答案。我深知，关于幸福，绝不仅仅是个知识理论问题，其间多少实践智慧，多少春秋文史，多少感天动地的传说！然而，师兄之约难违，3月底，我终究还是硬着头皮走上了“岭南大讲坛”，在广东科学馆的报告厅里面对着满座的广州市民，将我对幸福仅有的理解尽情托出。据说报告厅旁还开了个分场，足见人们对幸福问题有多么关注！我了解，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最高理想就是民族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但在先生的故乡放言幸福，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有些孟浪的冒犯。职是之故，我的整个演讲始终没有摆脱紧张与惶恐。我必须承认，这一次的演讲在我的诸多演讲中即使不算是最差的，也肯定算不上是出色的。

让我意外的是，回到北京一周后，我接到广东方面的消息，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便读到广东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参考文丛》摘编的我的演讲录音整理稿，并作出“印送省委领导、各市、各部门领导阅读”的批示。随后，我又应梅州市、深圳市等地的邀请，先后做了《以人民幸福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幸福新政》的学术报告。不久，我接到了4月29日汪洋书记给我的回信，希望我和我目前负责的中国伦理学会继续支持“幸福广东”的理论研究。5月初，我应广东岭南文博研究院的邀请，再赴广州，与广东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就“幸福广东”的议题展开学术对话。

对于我，这种对话方式无疑是新鲜的，也深受启发。对话是自由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海阔天空，无所不及，与会者相互交流、相互发问、相互讨论，乃至相互批评。我真诚地感谢参与此次学术对话的广东学界同仁！他们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为对话带来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经验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能量，他们的许多见解对于我都具有新知启蒙和理论学习的意义。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不仅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解决之道，而且了解到许多来自广东改革开放实践鲜活的地方性知识，那是我从任何书本上都无法获得的。

现在，广东省出版集团下属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又将此次对话的内容整理出版，不啻为我们的探讨打开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对话平台，它使得我们的对话有可能扩展到广大的读者，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开放的公共对话。对此，我充满期待。如果这本对话整理文本能够作为社会公共对话的引子，或者参考，或者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回应——无论是批评的，还是赞同的，抑或是留有疑惑的，那不仅是此次对话本身的话语力量或思想魅力，更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话所聚焦的主题及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意味：“幸福广东”的真义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表达的终极意义。

为此，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持守幸福生活的希望，一如农夫眼前的春绿秋黄，牧童口中悠扬的笛声，以及所有步履匆匆的人们心中的梦想。不是么？在我即将写完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分明从窗前微微露出的霞光里看见了遥远的南方的岸，那一定是等待着我扬帆远航的地平线，在那无垠的大海上，你和我都会打捞起沉甸甸的希望。然而我真正想说的是，不管我们眼前的风浪有多高，也不管我们可能会有多大的打捞收获，我们都不能忘记遥远的岸边，翘首期盼着我们回归的孩子和老人，他们的期盼是我们打捞收获的真正动力和真实目的！

万俊人谨记

于辛卯仲夏夜凌晨时刻

《什么是幸福》一书，为我们观察现实，洞烛未来，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与思路。

——蒋斌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什么是幸福》将“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提出，读后有振聋发聩之感。

——蔡禾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

人类总想走近幸福。幸福为何物？通向幸福之桥如何构建？此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发人深省。

——钟国兴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总编辑

本书对幸福的阐释，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既有现实的人文关怀，也有对未来的真诚思索，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情怀。

——颜泽贤 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现澳门城市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