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有意思，是梁由之先生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八十溯往》为“海豚文存”之一，沈昌文编著，本书是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

《八十溯往》为“海豚文存”之一，沈昌文编著，是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

《八十溯往》收录了我唯一的完整学历、学徒生涯纪程、学习做出版、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在追求特色中前进、开放·品格·服务、——纪念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五周年、三联书店六十周年时的一些感想等内容。

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学徒生涯纪程

学习做出版

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

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

在追求特色中前进

开放·品格·服务

——纪念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五周年

三联书店六十周年时的一些感想

几十年前的往事

一份常常引起争议的刊物

一部分人的刊物

一场神经病

天天“谈情说爱”

我的“黄金时期”

过去和现在的“三结义”

有思想的出版家

我的宽容和不宽容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万有文库”——让中国跟上世界

关于《书趣文丛》

“第一推动丛书”推介

推介《纽约客书林漫步》

推荐《达尔文全集》

寻觅知己——《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十年文萃》序

推荐万圣书园

爱“国林风”的一个理由

两只羊的交往

开文化卡车的扬之水

于愿足矣！

七十岁幼！

纽约访董鼎山小记

怀念董乐山兄

读李小记

“废物利用”

小董、大董和老董

为“索引派”呐喊助威

鼓励学生编书

肉食小记

跋：永远的追随者

前面说过，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想学一些技能，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上海人叫它们“野鸡学堂”)里瞎混，如是而已。不过就小学说，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现在更名为上海闸北区中心小学。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那里全讲宁波话。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对这十分不满。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就要我转学。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凭我们身份和家产，当然进不去。怎么办？幸好，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大写”，即文员。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职工子弟，优先免费入学。为了办这手续，我更名改姓。原名：沈锦文，现在改名为王昌文，因为这亲戚姓王，他的孩子排行都是“昌×”。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为了进这小学，从此姓“王”。不仅此也，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棚户”，属“野蛮小鬼”之列，开口闭口要说“触……”。我记得，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进这学校，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免得露出土气。

小学六年，平稳度过。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但我做不到。原因很简单，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多是陈先生在南京办的一所师范学校来的)。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谆谆教学。过不多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让我退学，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沈。从此，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我就叫“沈昌文”了(恢复原姓，名字就不恢复了)。

一九四二年底，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学校里不教英语了，改学日语。很意外的是，来的一位日本女老师，教学态度特别仁慈。当时日本士兵在上海十分凶狠，老百姓都非常痛恨。可是这位日本女士却同我们小学生打成一片，十分融洽。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也因这缘故，我的日语学得十分努力，老师很称赞。

一九四三年中，小学要毕业了。小学校长章印丹先生很挂记我这个穷孩子。他专门把我找去，告诉我，要是我考得进也是工部局办的指定的中学，他可以为我张罗一笔奖学金。原来，当时上海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元老沈恩孚老先生八十寿辰，收了一笔寿仪，准备将之作为奖学金。我经章先生介绍，专门去见了沈恩孚先生的公子沈有乾先生。他通过审核，给我一笔资助，让我进了也是上海工部局办的著名的育才中学。可惜的是，这笔资助只够一年的学费。在育才中学上到初中二，只上了一二个月，家里再也筹不出钱。于是，我只得悄悄地离开学校。所以要“悄悄地”，因为已经在那里白上了几个月学，怕学校追究。

这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店员工人，上海街头的所谓“小赤佬”，再也同学生生涯无缘了。当然，有时也冒充学生，同过去小学的同学闲混，但是自己知道，我只是个冒牌货而已。P2-4

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组织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系，格局宏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沉潜蕴藉数年后，俞兄从沈阳到北京，出掌海豚出版社，重出江湖，不负初衷。短短一年多时间，赓续旧梦的“海豚书馆”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他兀自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海豚文存”。

承俞兄抬爱，邀约我担任“海豚文存”总策划。即将出炉的“文存”是与“书馆”平行的一套书系，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相对而言，“文存”不作细致的划分，来路比较野，内容比较杂，不那么经院，不那么学术；若较诸新鲜感、冲击力和可读性，则容有一日之长，或将不遑多让。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爰书数语，以引珠玉。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记于深圳天海楼

为“索引派”呐喊助威

葛永庆是我念大学时的老同学。说“同学”，不假；但也稍有攀附之嫌。我们那时一起上的学校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海上新闻界名人顾执中先生创办的。顾先生宅心仁厚，特别照顾职业青年，在民治新专里专门开设了夜班，学生不论学历，凭入学考试成绩录取。我当年是在业工人，白天站柜台，搬货物，打算盘，早晚则找机会进修。一九四九那年秋天，我想找个地方进修新闻电讯，获得新的谋生手段，这才考了进去。不料读这系的学生太少，开不了班，于是学校把我转到采访系。这一无意之举，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绝大的影响——从此我改行习文了。而且，采访系里不少不是像我那样的在职青年，而是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葛老兄就是如此。我这只有初中一正式学历的“大学生”，由此结交了一大批刚从高中毕业的年轻有为的新同学，岂非“攀附”？！

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为谋生，无法进复旦去做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只得另谋出路一考到北京来做出版社的校对员。从此同上海的老同学暌违两地。但也凑巧，有的同学复旦大学毕业后也进了出版界，成为同行。葛永庆就是一个。

但更巧的是，我们干了一阵出版后，居然对一件事情发生了共同的兴趣，那就是索引。葛永庆对此颇有深究，有不少研究成果，而且以后主持了中国索引学会的工作。我这人不是深究问题的材料，何以也投入呼吁中国加强索引工作的队伍呢？那是出于一种比较特殊的情景，容我细细道来。

六十年代初期，我蒙领导派遣，借调到中宣部属下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央反修小组的领导下，推动和管理出版“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历史书的事务。因为工作需要，上面允许甚至鼓励我执行“废物利用”的方针。那就是，可以只看业务，不顾政治，去找一些“有问题的”外语专家做事。这一来，我可以自由地同李慎之、董乐山等几十位戴了极右分子等帽子的大专家自由交往。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索引问题。中译本照例把原书的索引一删了之。专家们对此意见很多，我也觉得这十分不利于使用。我那时已经学会上纲上线，立刻把这问题提到“不利反帝反修”的高度，希望中译本照印索引。但实际上没法做到，因为这类书的出版时间都很急，那时又是铅字排版，等到正文校样改定，有了确实的页码，已实在来不及加到索引上了。无奈，后来想出了一个穷办法，那就是要译者把原书的页码标在原稿相应的地方，然后照样印在书上，术语叫“边码”；而原书的索引照印不误。我当年很高兴自己的这一“发明”。

由这开始，索引成了我心头的一个疙瘩，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以后，看到葛兄大作，才知道以他为首的一些上海同行早就有见及此了。他们注意面极广，把索引提到促进学术发展的高度，而且建立了机构，经常发表扎实的论说，身体力行地努力在做，使我非常感佩。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工作有大发展。出书品种之多，此前无法比拟，据说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不过，质量的相应提高，却还无从谈起。索引为其中一个著例。我们所出学术著作，百分之百没有名目索引、人地名索引。这在国外是不许可的，是出版业的耻辱。现在有了电脑，编索引比过去不知省力多少。可是，至今我只见到朱正老先生的书附有索引。后来知道那是他作为作者自己编的。

职是之故，我从退休以后，近十多年来，十分愿意跟在上海“索引派”诸君子后面，摇旗呐喊。“索引派”，是我加在上海葛永庆兄等身上的美称。眼下注重索引的人实在太少，他们的活动犹如共产党组党以前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我想，只要努力呼吁，索引问题迟早会被社会所认识。这也是我愿意为葛兄文集写这小序的原因。  三○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