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纪念·建筑的情绪表达】
苦难纪念建筑的情绪表达
建筑不只有美学的功能，同时也承担宗教、政治与伦理的功能。中国传统大宅当中的空间规划便是伦理观念的体现，一房、二房与三房的居室代表长幼有序；祠堂的二进、三进代表宗族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家具，一家之主坐的太师椅、官帽椅与客人的坐椅也有分别。
建筑所应用的材料、质感、造型设计、空间、颜色、线条通通都在传达一种情绪，影响着人的情绪状态。英伦才子狄波顿在《幸福建筑》一书中提到纳粹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1937年设计巴黎世博德国馆与埃贡·艾伊斯曼恩（Egon Eiesmann）1958年设计布鲁塞尔世博西德馆两者的分别，施佩尔动用了传达“权力”的设计，高耸的场馆、巨大的阴影、雕塑式的古典主义设计，令人联想到伟大、雄壮、宏伟等词汇。1958年的设计却是平民化、高透明度、可亲近的现代建筑，传达的是民主的理念。狄波顿说建筑可以令人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假如你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明白狄波顿所指。同样，你站在柏林国会大楼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玻璃透明圆顶下时，也会明白建筑令人感受到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好的建筑往往有强烈的情绪表达，柏林国会大楼表达的是德国新时代向民众负责的政治，告别了当时希特勒在此宣誓出任总理的那段历史。
在柏林众多新旧建筑中，最强烈的情绪表达来自两座与犹太大屠杀有关的建筑，一是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大屠杀纪念碑，一是犹太博物馆。大屠杀纪念碑在2005年落成并开放，距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足足六十年，这是第一个在首都展示国家战争罪行的纪念馆。在秋日的早上，由勃兰登堡门走过，看着手上的地图，心想应该到了，但抬头看不到一座像样的建筑物，拐过弯，冷不防给吓了一跳，一面空地上高高低低，横放着一望无际的混凝土方柱碑，尽管有早晨的阳光洒下来，但依然是冷冷的墓地。大屠杀纪念碑是要传达一种伤痛、哀悼的情绪，这类建筑一般会采用雕塑群配上大型纪念碑，以便纪念日时献花及集会之用。这个纪念碑的发起人勒雅·洛舍（LeaRosh）女士在纪念碑落成五周年接受访问时说：“担心这里会变成花圈堆放地（Kranzabwurfstelle）”，即一年一度政客表演的地方，有演说、记者会及献花，但人民却漠不关心。
今天勒雅·洛舍不用担心了，我到访的那天年轻人比老年人多，有的在石碑上放上一朵花，有的在碑林中沉思，没有人喧哗、吵闹。好的建筑可以牵引大家的情绪，在这里即使对欧洲犹太人的苦难一无所知，也会即时感受到一种孤独与悲伤。地下的讯息中心，也没有什么煽情的展示，只是在一间深黑房间中，投影出一张一张集中营内犹太人的家书，看了一会我不忍再看下去，走回地面时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很沉重。彼特·埃森曼（Peter Eisenman）在设计这座共有2711根水泥柱碑的碑林时，曾不断受到质疑，五年后这些疑问终于平息了。
柏林另一处展示欧洲犹太人苦难的地方是犹太人
博物馆，它不是以文献、纪录片及多媒体来展示“苦难”，而是以建筑空间设计来展示。它不是一个普通建筑物，而是一个空间的雕塑，要参观者亲身体验欧洲犹太人的遭遇。博物馆入口是一座古典建筑丹尼尔·里博斯金（DanielLibeskind）设计的新翼呈不规则闪电形状，所制造出来的空间也是曲折的，全是一条一条狭窄的通道，幽暗的空间很让人压抑。旧翼入口是一座普通旧宅，将东西寄存后，便走入新翼，地下是三条主轴，代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顶上的天花板也是斑驳的直条，望上去狭窄的楼梯、高大的水泥墙等，处处充满压迫感。
这里有两个特别的体验地带，一是屠杀之塔，推开沉重的大门，里面是全黑的幽闭空间，只有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扇小窗，传来微弱的光线与声音，这是要参观者体验集中营里犹太人的绝望，大部分入内的游客都不愿久留。另一个是以色列艺术作品《落叶》，这是一张一张餐碟般大小的生铁铸人面，表情不一，都张开了口，铺在地上，一张叠一张。游人可以走在这些“面孔”之上，在空荡的环境中脚下会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像一边走一边尖叫一样，而这些声音，也像囚犯的脚镣在地下拖行时的声音，一直萦绕在耳边不散。
一行人由犹太博物馆出来后，大家都沉默不语，十月的柏林已经满地落叶，大家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踏着落叶，细碎像呢喃的声音伴着我们走向地铁站。
建筑物传达的情绪，可以很低调含蓄，也可以很激烈外扬。法西斯的政治性建筑外扬且盛气凌人，而悼念法西斯暴行的建筑，没有愤怒的雕像及暴行展示，有的只是无尽的伤感。
P14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