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编写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是关于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专著，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该书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分为四编，分别是“封建王国”“成长中的帝国”“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古统治与明的复兴”。附录中引用了西方和印度研究密教的论著。

芸芸众生，遍布地球，男女是最大的两类。我们每个人用一生去了解对方，往往都是举一反亿，拢共没见过几个异性，却大言不惭，硬要给整个人类的另一半作出全称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是和愚昧无知经常是如影随形。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是一本用外国眼光看中国的书，高罗佩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

《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图版

插图

作者序

第一编 封建王国

　第一章 西周和西周以前(约公元前1500一前771年)

　第二章 东周(公元前770一前222年)

第二编 成长中的帝国

　第三章 秦和西汉(公元前221公元24年)

　第四章 东汉(公元25—220年)

　第五章 三国和六朝(公元221—589年)

第三编 帝国的全盛时期

　第六章 隋(公元590—618年)

　第七章 唐(公元618—907年)

　第八章 五代和宋(公元908—1279年)

第四编 蒙古统治与明的复兴

 第九章 元(公元1279—1367年)

 第十章 明(公元1368—1644年)

原书附录与索引

 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房中术

 附录二：《秘戏图考》收藏简表(远东除外)

 书名简称索引

 中文索引

 日文索引

 总索引

中译本附录

 附录一：高罗佩的生平和著作

 附录二：《秘戏图考》中文自序

 附录三：1990年中文版译者前言

 附录四：1990年中文版译者后记

 附录五：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

 附录六：闭门造车——房中术

 附录七：昙无谶传密教房中术考

只是在为近亲服丧期间(三个月以上)，丈夫才有正当理由避免和妻妾性交。他的婚姻义务只有到七十岁时才完全停止(有的书说是六十岁)。这时两性隔离的规定才失效，夫妻之间才可以在卧室之外相互接触和把衣服放在同一个箱子里。

从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有关男女大防的严格规定可以得出结论，那时纲常废弛已成司空见惯，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汉代学者过分强调两性隔离的一种反动。这种废弛很容易解释。旧的封建忠诚已经土崩瓦解，新的中间等级正在兴起，他们既富且贵，但没有封建贵族的道德传统和道德约束。并且新的道德主张也还没有深入人心。

这种道德上的缺乏稳定在诸侯王的宫廷性生活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帝国宫廷中，汉朝的开国皇帝以天子之威和宫廷礼仪防止了越轨行为。但在诸侯王的宫廷中，淫乱放荡却一发而不可收。周代的各国诸侯受古老传统和礼仪的约束，他们的妻子是选自于其他诸侯国的贵族家庭，和他们受同样的熏陶，知道其地位有相当保障，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对她们来说，最坏也不过就是被送回娘家。而现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动人的女子都有资格做诸侯王的配偶，而且她和她的亲属的地位全都是靠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正是诸侯王宫闱丑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景帝(公元前156—前140年)的亲属，尽是些堕落之徒和色情狂。他们与自己的姐妹和女性亲属发生乱伦关系，并诱奸所有他们中意的已婚妇女。他们的妻妾也往往好不了多少。《汉书》卷五三描述了诸侯王宫廷内性生活之黑暗。

胶西王端患有“阴痿”症，只要接触女人就会生病。不过他有自己宠爱的少年郎。当他发现此人与他的后宫淫乱，就亲手杀了他。

江都王建是个堕落之极的色情狂。他奸污姐妹，让人把少年郎和女子淹死在宫中的湖里，以此取乐。他还让犯有过失的后宫之女赤身裸体整天站在庭中敲击辰鼓，把她们连续多日赤身裸体放在树上，或者把她们活活饿死。还令宫女裸体趴在地上，与狗和公羊性交。

广川王去有两个宠姬，名叫王昭平和王地余。当他生病时，有个叫昭信的姬照顾他并获得宠爱。一次，他和地余游戏，从她袖中发现一把匕首。经笞问，地余供认她和昭平出于嫉妒，谋欲共杀昭信。于是又去审问昭平，用铁条烙她，结果她也供认了。然后去乃会诸姬，当着她们的面亲手杀死地余，割下她的头，并让昭信杀死昭平。去立昭信为后。昭信又嫉妒一个叫陶望卿的姬，诬蔑中伤望卿曾在给她画像的画师面前赤身裸体。后来还指控她与人通奸。去令昭信笞望卿，并令诸姬用烧热的铁签共灼之。望卿逃跑，投井自杀。但昭信叫人把她拉上来，用木棍捅人她的阴道，然后割下她的鼻子、舌头和嘴唇，烹煮她的尸体。后来去又宠幸一个叫荣爱的姬，昭信又诬蔑中伤她。荣爱投井，想以此免受折磨，但昭信让人把她拉上来笞问她，直到供认确有奸情。去把她绑在柱子上，用烧热的刀灼烂她的双目，生割她的双股，把铅熔化，灌入她的口中。昭信还杀了另外十四个女人。此外去还常常狂饮，使伎乐裸舞。

去的儿子海阳比他的父亲也强不了多少，也有许多淫乱之行。他让人在四壁上画满裸体男女性交的图画，并让他的男女亲属在此狂饮。为此，后来的中国文献硬把他说成是春宫画的始作俑者。

当这些过分的举动惊动了皇帝时，皇帝往往会竭力去制止。由于上述暴行，景帝竟废黜王去，把他宠幸的昭信弃市。但皇帝本人作为个人皆相当复杂，他们的私生活与他们维护的严格的儒家教义肯定相去甚远。

汉初的三个皇帝，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和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据说都过着双重性生活，他们除通常与无数后宫之女同房之外，还与年轻男子有染。惠帝在位时，这些男子的穿戴俨若卿相，冠骏鸟，贝带，敷脂粉，经常住在宫寝之中。文帝对道教的研究也助长了他热衷同性恋的癖好。有一次，他梦见一位船夫渡他上天。后来，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年轻船夫名叫邓通，颇像梦中所见之人，便尊幸以为嬖臣，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财富和荣誉。这位皇帝孜孜不倦地寻找长生不老药，与道士一起进行各种炼丹试验。

P68-69

关于本书写作缘起的简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它的写作计划和讨论范围。每本书的写成都各有机缘，本书的写成，起因也异常复杂。

1949年我在荷兰驻东京大使馆任参赞，偶然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一套名为《花营锦阵》的中国明代春宫版画集的印版。这套印版是从日本西部一个古老封建家族的收藏散出(18世纪时日本西部与对华贸易有密切关系)。由于此种画册现已罕觏，无论从艺术的或社会学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这批材料。最初我的计划是想用这套印版少量复制，限额出版，再加上一篇前言，讨论春宫画的历史背景。

为写这篇前言，我需要有关中国古代性生活和性习俗的知识。在这以前，我在汉学研究中总是避开这一题目，原因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一领域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研究，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的新老著作信口雌黄，使我得出印象，误以为性变态在中国广泛存在。可是当我已不得不选定这一题目时，我却发现不论是从正经八百的中文史料还是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著中都根本找不到像样的记录。

中文著作对性避而不谈，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1644～1912年)一直束缚着中国人。清代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书面材料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巨细无遗，但惟独就是不提性。当然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尽量回避爱情中过分肉欲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称赞的。这的确给人一种好印象，特别是当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肉欲的一面在文字和图画上都被强调得太过分，以至掩盖了性行为基本的精神意义。但清代的中国人是堕入另一极端。他们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西方关于中国性生活的出版物之所以十分贫乏，原因之一是在华的西方观察者在设法获取有关资料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西方有关出版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们简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废物。

正是因为通常可以接触到的中文史料和外国文献都不能满足我的课题所需，所以，我不得不设法弄清是否在中国或日本再也找不到意外的材料。调查结果是，虽然在中国本土由于查禁太严，清代文献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在日本，中国有关性问题的重要古本却保存了下来。这些古本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传人日本。它们启发我去做进一步搜集，使我在古老的中医学和道教文献中查出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印证和补充了日本保存的资料。

另外，由于某些中日私人版画收藏家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研究他们收藏的一些明代春宫版画和房中书。所有这些画册和书都极为罕见，其中有些已成孤本。

验以上述材料，使我确信，外界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对性问题的观察体现在“房中书”，即指导一家之长如何调谐夫妇的书籍当中。这些书在两千年前就已存在，并且直到13世纪前后仍被广泛传习。此后儒家禁欲主义逐渐限制这类文献的流传。1644年清建立后，这种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响而变本加厉的禁欲主义，终于导致上述对性问题的讳莫如深。从那以后，这种讳莫如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清代学者断言，这种讳莫如深始终存在，并且男女大防在两千年前就已盛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说明直到13世纪男女大防仍未严格执行，性关系仍可自由谈论和形诸文字。

古代的中国人确实没有理由要掩盖其性生活。他们的房中书清楚地表明，从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从已知最古老的时期到不久前一直流行于中国)的标准看，总的说来，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

选定这一课题带来的后果是，出版上述春宫版画集将意味着我要履行双重职责：除去使人们得到这些稀有的艺术材料之外，还必须纠正外界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误解。

复制出版春宫版画集的前言后来竞变成一部二百多页的著作。当我于1951年终于以《秘戏图考——附论汉至清代(公元前206一公元1644年)的中国性生活》为题出版该书时，它已长达三卷。由于该书中有复制的春宫版画及其他不应落入不宜读者手中的资料，我只印了五十册，并把它们全部送给东西方各大学、博物馆及其他研究单位。∞

我本以为随着该书的出版，我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即可告结束。对这一课题的各个专门领域做进一步研究，最好还是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研究。

然而当我出版此书时，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高级讲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为收集材料写他的名世之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相当独立地开始研究道家采补术。他参考了我赠给他们学校图书馆的书，感到无法同意我对道教性原则的反对看法。坦率地说，道家的做法最初确曾使我大为震惊，因此我称之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虽然以一个外行来研究这类问题很难做到允执厥中，但我说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妇女的待遇和地位只具坏影响是太过分了。李约瑟在给我的信中指出，与我的说法相反，道教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益于两性关系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且他还向我指出，我对道教资料的解释过于狭隘，而他那种比较通融的观点才恰如其分。读者可参看当时正在付印的李约瑟所著该书第二卷146页的脚注。

其后汉学同行在他们对本书的评论当中又提出了其他一些订正和补充，而我从阅读中也发现一些新资料。虽然这些发现并未影响该书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但我觉得还是应当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期望出版一部上述套色版画集的补编。1956年，该书出版商建议我写一本讨论中国古代性与社会的书，我认定这是改写该书历史部分的好机会。我增加了西汉的资料，删去了讨论春宫画的细节，并扩充了其他部分，以便为广大人类学界和性学界研究中国的性生活提供更宏阔的总体面貌。

正是以这种方式，这本题为《中国古代房内考》(SPzual Life inAncient China)的书终于问世。

从成书结果看，我的这两本书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是从同样的中文文献出发，但《秘戏图考》侧重于套色版画和中国色情艺术的一般发展，而《中国古代房内考》则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

至于说到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我发现必须对本书题目中“古代的”(ancient)这个形容词做出比中国人通常所用含义更宽泛的解释。通常他们都是以这一术语指他们历史的前半段，即从约公元前1500年到约公元200年这段时间。不过，中国文明此后并未中断其发展，而一直绵延至今。为了给进一步研究更加晚近的性生活提供全面的历史背景，我不得不把视野扩展到公元1644年。这时，满族征服了中国，中国人对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这个时间提供了一个既合乎逻辑也方便使用的结束点。

同样本书题目中的“性生活”(sexual life)一词也有更宽泛的含义。特别是鉴于中国文化是在与我们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讲性关系是不够的。为了正确估价中国人的性关系，读者至少要对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般了解。故我想尽量简要地提供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那些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细节，诸如室内陈设和穿戴打扮。  所有这些性的、文化的、经济的、艺术的和文学的资料只有纳入历史的框架才能说明它们的演变。因此，我把有关历史时期分为四大段。第一段的大体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500年至纪元初，第二段是纪元初至公元600年，第三段是公元600年至1200年，第四段是公元1200年至1644年。这四大段又分为十章，每一章各讨论一个范围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

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中每一期性关系的总体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达到足以做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

只是在与早期中国历史有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尝试以尽量简短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概括性较强的画面。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两章看作全书的导言。接下来的每一章则侧重于性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

第三章(秦和西汉)侧重讲性与社会生活，第四章(东汉)侧重讲性与道教，第五章(三国和六朝)侧重讲性与家庭生活。

第六章(隋)重点放在房中术上，第七章(唐)主要是讲上等妓女、宫闱秘史以及医学的和色情的文献，而第八章(五代和宋)是论缠足习俗、上等和下等妓女以及理学对性关系的影响。

最后，第九章(元)是据喇嘛教的特殊材料描写蒙古占领下的性关系，而第十章(明)重点是讲文学艺术中的性描写。

只想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读者可从总索引中找到有关段落的出处。

本书只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它首次尝试综合现存材料，将其纳入历史序列，目的是想为不能参考原始中文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他们所需了解的一般情况。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或至少懂得从何处找到这些东西。鉴于后一点，我增加了引据西方汉学文献的脚注。在像本书这样一部用几百页篇幅去囊括三千年历史的书中，当然可以逐段加上汉学出版物的出处。但我想，这些出处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而汉学家们又知道从何处查找有关书目。因此，我对西方汉学文献的引用只限于那些对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最有用的书籍和论文。

不过，由于这是第一部研究本课题的书，并且为使汉学同行对书中仅属初步涉猎的问题能做进一步探讨，我必须在比较关键的地方注明有关中文史料的准确出处，因此有些页上充满了中文的人名、书名、术语和年代。希望一般读者能对此谅解。同时我还要请汉学同行们体谅，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大大简化某些历史叙述，甚至往往不得不把某些复杂问题一笔带过。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很少引用民俗学材料。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间传说在中国也是性学研究的丰富源泉，而且葛兰言(M.Granet)和艾伯华(W.Eberhard)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做过出色的工作。但这一领域是如此广阔，尽管他们有开创之功，但将中国的民间传说令人信服地用于历史学和比较研究的目的，这样的时刻却尚未到来。在没有搜集到更多的材料并加以筛选之前，偶然的事实极易被误认为标志着普遍趋势。中文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时间和地理范围上看都是如此的浩瀚，以至我们若想从孤立的事实下结论，那将很容易证明比较人类学所知道的每种现象或习俗其实都存在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我们在本书中只使用明确属于中国文化范围的资料，即被新老文献中的大量引文证明，一直是中国人所确认代表他们思想习惯的资料。这意味着我应排除非汉化土著(纳西、苗、彝等)和信奉非汉化外国教义的中国人的性习俗不谈。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竭力避免详细引述马可·波罗(Marco Polo)关于元代性生活的说法。这个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懂蒙古语和突厥语，但不懂汉语，完全把自己和那些蒙古王公看作一类人。他不过是从旁观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活。他对中国性习俗的观察似乎主要只同当地的外国居民有关，但例外的是，他对妓院制度的准确评论还是符合中国史料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鲁思梯谦(Rustichello)和其他编译者主观文饰的可能性。

正如上面所解释，我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接触到中国古代性生活这一课题，并且只配以一个对人类学有一般兴趣的东方学家来发表见解。当我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时，常常感到自己缺乏专业性学知识犹如残疾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够内行，我采取了在关键处用中文文献本身说话的办法，只是当靠常情推理或凭我三十余年博览中文读物之印象看来是正确的时候才做出结论。希望从事医学和性学研究的读者，能从译文中发现足够的原始材料，使他们的结论系统化。另外，本书中所有散文和诗歌的译文都是出自我手，即使在脚注中已提到有相应西方译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对医学知识的缺乏也提醒我必须尽量避免对诸如产科学、药物学等纯医学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它们对性生活还是有某种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现有西方论中医学的著作。⑤只有性病是例外，因为性病的传入中国对中国性习俗是有影响的。

我在此谨向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巴黎的基美博物馆(The Mus6e Glaimet)，以及莱顿的国立民族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tlm of Ethnography in Leyden)敬致谢忱，感谢他们一如既往，再次惠借其精美收藏中的许多图书资料。

高罗佩

1960年夏于吉隆坡

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

——高罗佩(荷兰外交家、著名汉学家)

这是一本非常正经也非常严肃，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用确凿史料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之了解的经典之作。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