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一个整体的人们，是否也在共同成长？

要想了解当下的德国，就必须向德国人询问。向德国的普通民众，向德国的名流豪士发问，在他们的眼中，今日的德国是怎样一般情形。作者为《德国统一现状》采访了众多德国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勃兰登堡州州长马蒂亚斯·普拉策克，前西德总理办公厅秘书巴尔，前联邦政府驻民德特使约阿西姆·高克，著名政治人物葛雷格·吉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沃尔夫冈·博姆尔教授，德国伤痕文学家埃里希·略斯特，德国知名电视主持人，电视记者与电视制作人君特·耀赫，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前德累斯顿市长沃尔夫冈·伯格霍夫尔和前汉堡市长福舍劳博士。根据所谓的“错误”看法，只有13%的东德人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而有四分之三的西德人认为，对原东德地区的重建早该结束。这个长期分裂的民族的真实现状正是如此，情况尚在继续恶化。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米夏埃尔·于尔格斯走近德国统一的功臣，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德国。

两德统一后，原本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是否能跨越历史的障碍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他们眼中，今天的德国是怎样一种情形？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了解德国统一后的状况，就必须向德国人询问。《德国统一现状》作者通过对普通民众的调查后得出结论：只有少数东德人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而大多数西德人认为对原东德地区的重建早该结束。这个长期分裂的民族的真实现状正是如此，情况尚在继续恶化。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后，《德国统一现状》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走近德国统一的功臣，通过对一系列德国精英人物的采访，探究其中的原因，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德国。

序

第一章 民怨

第二章 日薄西山

第三章 被遗忘的英雄

第四章 平庸的邪恶

第五章 德国制造

第六章 右边下车：邻家的纳粹小伙儿

第七章 左边下车：顽固不化的老头子

第八章 能言善辩的无权者

第九章 废墟上的建筑师

致谢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摘选）

人名

第二章 日薄西山

要想挑起巷战，一块石头、一根警棍、一粒子弹足够。接着就会乱石横飞，接着就会乱枪齐发，从天黑就聚集在各个侧街小巷里等候着的武装力量就会按照命令冲向步行区，把乱说乱动的那些人揍回老地方老规矩里去。

被官方称为“武装力量”的警察、士兵和斯塔西便衣那时比人民还厉害得多。四天前他们刚显示过自己的战斗力。老百姓从广播中得知了满载逃亡者的列车将从布拉格经过此地，于是大约两万人开始向火车站方向聚集。两德政府达成的协议是让这列从捷克来的火车从德累斯顿和东德境内穿过。在到达西德之前，在边境收掉所有证件。想在联邦德国生活的人，就失去东德国籍。这点损失谁都承受得起，眼泪横飞是到达之后的事，欣喜之泪。

全国各地的人，不仅仅是德累斯顿和萨克森人在这一天晚上，1989年10月4日的晚上都往火车站来了，背着行囊、拎着箱子、怀着明确的意图。他们虽然都没有车票，但他们都想截住这列火车，乘上去跟着走。上半年，德累斯顿已经有几千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之旅。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报告中记录下的精确数字是18182名。9月底，全国申请移居和已经移居的人数是160785。办事部门后来根本就不接受申请了，理由表面上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实际是为了修改统计数字，这是那边官员们的拿手好戏。

对这种小逃亡会收紧的担心促使着人们。昨天开始，通往捷克的边界已经关闭了。不祥的预兆。拥有众多耳目的国家政权，虽然时刻监听着时间的跳动，却根本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他们已经为对付这些搭车者做好了一切准备。几百名警察在站台和轨道上设下了障碍。企图冲破障碍的人在车站前广场就已被水龙、催泪弹和警棍压倒了。人群投掷着石块，玻璃被打碎，一辆巡逻信号车被点燃。这情景，上一次在东德出现还是在1953年6月17日反对提高劳动标准的起义时。那时候出动了坦克，开了枪，对那些所谓的操纵者宣判和执行了死刑。

车站广场上混战到最后，抓捕了200名“暴乱分子”和其他大量非暴力的旁观者，说他们是旁观者，是因为他们还没到冲突发生的地方已被阻拦住了。为了掩饰对这些人的逮捕，当局一直以来把它称为“收容”，但每一个东德公民都清楚收容的意思，就是任意逮捕。收容，过去和现在都是专制独裁的标志，如果早上有人摁门铃，你得想到，来的不是邮递员。

那些日子里，被收容的德累斯顿人有一千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装上囚车或卡车运到集散点，在那里遭警察的暴打。他们被强迫长时间面壁站立，只要稍微一蹲，膝窝处就遭一脚。不让喝水，不给吃饭，只有定时挨打。当然更没有权利找律师。还有不少人从德累斯顿被遣送到臭名昭著的保岑（Bautzen）监狱，只要在审讯中问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将会怎么样，尤其是指出东德宪法第30条（至少纸上写着）保护人的尊严时，得到的回答总是棒打。

这里我想到了洛塔·德梅齐埃的观点，没有大赦那些追随者是个错误，对统一后国家的持久和平不利。他的观点固然有理，但公正也有其内在的吸引力。至少可以问问那些打手，如今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觉羞耻。他们从没受到过什么惩罚，因为据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并不是出于兴趣。  虽然布置了让严格保密，但是里面国家工作人员挥舞大棒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外面的老百姓知道了，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自身免遭危险而沉默不语，而是齐声要求释放所有被收容者。一天不放人，就抗议一天。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两天后，5000德累斯顿人上街，高唱他们曾必须唱的那首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一次他们是自愿唱的，唱给自己，也唱给邻人，这首国际歌就这样陪伴了这场国家起义。几个月前，他们还不敢用当局者自己的战斗歌曲来发起挑战。如今他们的愤怒远远超过了恐惧。在火车站出动军队和警察，对被收容者施虐也没有吓到他们。相反，对很多人来说，正是逮捕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一改多年来在专制制度下学会的观望等待，走上街头，参与进去。

10月8日晚上，通往火车站的布拉格大街上气氛异常紧张。一边是老百姓，另一边是穿制服的，其中也有斯塔西的便衣，打手，一切都准备好了开战。内瓦饭店顶层遮暗的房间里有安全部的人在摄像，那里对步行街上发生的一切一览无余。摄吧，老百姓已经不怕了，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关起来。

还没有石块扔出，也没有枪声响起。除了“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外，“不准动武”是这个德意志秋季第二个最重要的口号，这一季的狂风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把旧制度吹垮了。第三个口号“我们留下来”的前提是东德的现行制度不能再留下去了。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理智在人群中、在大街上是起着作用，但偶然性也同时起了作用。大约一千个德累斯顿人在警察的包围下，在冰冷的石头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的市长，沃尔夫冈·贝尔戈霍夫在距此地500米的市政府办公室里，虽然关闭的窗户滤掉了一些，但仍可以不时听到示威者的喊声。

继莱比锡每周一的静默示威之后，现在，人民的呼声已响遍全国。当权者已日薄西山。迄今一直在教会庇护下活动的妇女、环保和和平组织也不再畏惧当局的监控。秘密警察甚至把他们的气味都搜集在密封罐里的事，是革命成功后才得知的。

各类民权人士，以往都归属在宗旨不同的团体里，常打出些一语双关的口号，如“只有死鱼顺流而下”，“宁要床上的臭虫不要墙上的”等。每年在东柏林拯救教堂的和平工作小组开一次会，1989年7月初到9月底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扩建起了支持者相互联系的网络。从西德的电视节目里，他们清楚地知道有大批的同胞逃亡匈牙利，知道最近一次地方选举中的舞弊。很多记者不顾利诱阻拦进行了报道，用他们的方式揭露老朽的政权。

P45-48

真正好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而没结束的故事总是这样收尾：“如果他们没有死，就一直活到了现在。”

很久以前，1989年11月9日，发生了奇迹，柏林墙倒了。奇迹发生的时候，没放一枪一炮，无一伤亡，所以，绝大多数奇迹制造者一直活到了现在。20年后的今天，我踏上旅途去寻访他们。路上，在无数个德国火车站上上下下，常常需要拨开迷雾，才能找到那个断裂、转折和崛起时代的历史真相，因为它们时过不久就被埋没在德国的历史书里了。

此书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充满人物历史的回忆，这些人通过和平方式使曾经强大的统一社会党失去执政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得在统一后的德国重新开始，塑造新的人生。他们当中，有的沉沦落魄，有的飞黄腾达，各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统一后的新生活。我见到过兴高采烈的赢家，垂头丧气的输家，保持警惕的梦想家和顽固不化的怀旧者，也遇到过趾高气扬的获益者和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无论是在巴特施密德贝尔格，坎普林特福特，还是在贝斯勒局，联邦总理府；无论是在汉堡的易北河畔，柏林的阿特米拉尔剧院，还是在莱比锡的东德死刑中心、查德拉斯的精神病院，到处都有这样的人。

我问他们是如何度过1989年11月9日之夜以及前后的日日夜夜的，也想知道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在这类带点隐私意味的会面中，他们当中有的入会塞给我一些文件，甚至档案材料，但让我绝不要在书里点名致谢。无数次，我乘的火车行驶在夜幕笼罩下的德国，霭霭黑暗中，东德和西德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昏昏睡去，做着光怪陆离的梦：梦见许多美女和一位金发公主，把心当作王冠戴在头上；梦见居住在外星的野狗；梦见小罐装的巧克力慕思。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匪夷所思，其实都可以解释，它们正是我白天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的反面：跟不上时代的老人，污浊的平房，所谓的充饥物。我最忠实的旅伴是我的iPod，她能够让我重新苏醒，里面存满了尼尔·扬（Neil Young）和莫扎特，卡特·鲍尔（Cat Power）和诺拉·琼斯（Nora Jones），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勃拉姆斯（Brahms）的音乐。

德国，你还好吗？

蛊惑人心者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化社会主义的过去。于是怀旧便在东部风起云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设东部①。西部很多人则要求结束耗资巨大的建设东部项目。考察德国现状之旅也是回顾柏林墙倒塌历程之旅。调查中我不仅发现了迄今鲜为人知的东西，而且遇到了鲜为人知的民族精英，他们每日每时、在各个地方，以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方式，为实现国歌所唱出的理想、祖国的繁荣而奋斗着。

有一次我竟然遇到了自己。我任《明星》杂志主编时写的最后一篇社论的标题是《苏占区应该留在原地吗？》——是问号，不是惊叹号——，文中说了不少对那些当时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德国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和赞叹的话，但是，还说了一句，“在我对90年代的想象中不存在统一的祖国”。四天之后，1990年1月30日，我被开除了。这大概可以说明：统一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许多回忆，无数细节，各种颜色绘成了一幅德国镜框中的图画，但它并不是唯一真实的德国图画，也可以画出另外一幅，关键在于视角。一个记者的所见所闻提供的德国印象和一位靠档案编写当代史的史学家提供的肯定不同。一个记者，他去采访1989年革命的见证人，询问他们剧变的个人经历，所描述的是一个微缩的现实，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会觉得它渺小得可笑，因为他们眼观全局，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作评判。

此外，每个视角都有可能蒙上偏见。我有这类偏见的证据：说东边入都贪得无厌，品位低劣，怨天尤人，总觉得受了委屈，渴望着回到过去，虽然不喜欢东德，但至少觉得熟悉和温暖。西边人都趾高气扬，把兄弟姐妹看作20年来靠自己生活而不知足的亲戚，抱怨自家财政由此产生的亏空，希望自己那个老联邦共和国能回来。

我对统一的总结是暂时的、主观的，是用今天的眼光描述逝去的时代，这对德国东部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与东边人的交谈确实比西边有意思得多。当年，德国西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革命，而德国东部勇敢地进行了革命。

很久以前……发生了一个奇迹。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相信奇迹，但1989年11月9日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的人们真实地证明了，地球上不时地还是会有奇迹出现的。当时，所有德国人一齐吃惊地闭上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美妙的、不可思议的事实仍然存在着。我想知道的是，如今这个奇迹还剩下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