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天，父亲十八岁，榆树般结实粗壮，母亲十七岁，玉兰树一样亭亭玉立。婚姻自主的劲风吹到古老闭塞的鲁西南，已疲惫不堪支离破碎，因此他们无缘结识知名的小二黑和小芹。但是既然已经长大了，迎风而立，只好乖乖地等着随便一双什么样的手，来摆布自己。
外祖父曾是那一带的开明乡绅，他跟媒人要求说：登记之前两个孩子必须见见面，先有个了解。
这种要求在当时绝无仅有。母亲听说了，想到那个人一路走来，将像耍猴的一样让人家笑话轰动十里八乡，愁得天天哭。眼看见面的日子临近，逼得没办法，只好跟外祖父讲：那个人真来，我就去死。
外祖父问：见见面有什么不好？
母亲说：他瘸他瞎我都认了。你偏偏让他到这儿来，今后我咋见人呢？
约定的那一天，外祖父家等到天黑没见人影——父亲不敢来——母亲自然也没有死，亲事就草草订了。
到区里登记那天，十男十女分坐两排，谁也不知道对面哪一位是自己的，又不敢抬头张望，只等着管登记的人念自己的名字。
一个四十多岁的黑男人和一个年轻的白姑娘一起站起来，母亲怦怦乱跳的心忽地沉下去。
管登记的人问：你愿意和他结婚吗？
姑娘低着头低低地说：愿意。
母亲后来跟我说，那姑娘登罢记，没等走出门就掉泪了。等念到自己名字时，母亲壮起胆子偷看了父亲一眼，见胳膊腿都齐全，人也说得过去，就放下心来。
那一次母亲的名字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被使用，大概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后来就成了“福春家里的”，等大哥出生后，就变成“来顺他娘”了。
父亲是我们的好父亲，却不是母亲的好丈夫。他一生热爱白酒、朋友和被吹捧，有酒必喝，喝酒必醉。
每每父亲酒后同母亲咆哮，我总躲在角落里暗自伤心，然后望着同样伤心的母亲一遍遍发誓：将来一定要把母亲从父亲的家里拯救出去，我养着她。宁可这辈子不嫁人，我也不要父亲再看见母亲，或者母亲再看见父亲。
第二天雨过天晴，晨曦又照到母亲的脸上，父亲也难得地在厨房忙前忙后，什么事不曾发生似的招呼着我们吃饭上学。我却依然耿耿于怀，在我小小的心里，父亲和母亲像一个粗制滥造一个精工细做的两只瓷碗，偏偏被放在一起，极不般配。
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忙于制造各种噪音，睡觉时鼾声轰隆隆响，聊天的音量和吵架一样。他干活时，如果手里的东西不乒乒乓乓响的话，他一定要大声唱歌，好在他只会唱那首“嘿啦啦呀嘿啦啦啦”，所以家里偶有片刻的安宁。
母亲则像一树花静静地开落，走近她的人先欣赏的是她的美丽，继而是人品，虽然母亲没受过教育，没有正式职业，在父亲的厂里做了大半辈子家属工。
可我，即使到了早熟的年龄，也看不出父亲是怎样爱母亲的。
父亲似乎对身上的脏衣服情有独钟，只有在母亲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脱了，不耐烦地一甩：给你！
那时，家里实在没有风景，只有红砖地略有秀色，我和母亲常常忙上一个下午，把地面刷洗得鲜鲜亮亮。父亲毫不怜香惜玉，一进门就在干干净净的地上印满脚印，没等我急他先嚷：刷它干啥？倒好像错在我们，我们的半天辛苦真的妨碍了他的鞋落地。
父亲觉得自己是响当当的男人，而男人注定比女人头发短见识长。他从不相信母亲的判断能力，也就从不接受母亲的建议，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只因为母亲曾经预言过。似乎他的粗暴和母亲的贤惠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在母亲偶尔出门的时候，才能看到父亲的些许落寞，各种声响虽然还在持续，音量却降了很多。与我们面对时唯一的话题是：你妈今天到哪儿了，还有几天能回来。
这大概就是思念了，父亲对于母亲的实实在在的思念。我曾企盼这思念能产生奇迹，换来永远的和平。可母亲一到家，父亲的思念就成了昨夜的茶，随手一泼就没了。
我常常为母亲骄傲，但很长时间我不明白父亲怎么会是母亲的丈夫，我怎么会是父亲的孩子。
书上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我当然就是这场不道德婚姻结出的六个果子之一，但是我没敢跟母亲说，怕她再伤心。
成年以后，我认真地问过母亲：你为什么不和我爸离婚？
母亲惊愕了半晌才说：傻丫头，吵归吵，哪家夫妻不吵架？你爸从没打过我，也没骂过，真的。
维系婚姻的东西应该很多，在母亲那里居然可以如此简单。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