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繁多复杂的“和亲”现象,一直是现代史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史学家王桐龄先生撰《汉唐之和亲政策》,对汉唐时期和亲现象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20世纪五六十时代,翦伯赞、范文澜等著名学者都对此发表过许多精辟见解。80年代之后,和亲更成为史学界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对于和亲的渊源与流变,和亲的类型与特点,和亲的目的与性质,和亲的作用与意义,以及涉及和亲的人物或事件,均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和亲史话》,就是笔者宋超在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是由宋超编写的《和亲史话》。《和亲史话》的内容提要如下:
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和亲”始终是一项备受关注,也争议颇多的重要政策与措施。“和亲”虽然肇始干西汉初年,溯其本源,可从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出原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上承两汉和亲之余绪,下启隋唐和亲之高潮,是为中国古代和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隋唐时期的和亲,以与吐蕃及回鹘的和亲最具特色,不仅开启中原王朝以“真公主”和亲之先例,也首次将和亲的范围由北方及中原扩展至西南地区。蒙元帝国针对不同的民族与政权,更是将“和亲”运用到极致,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满蒙联姻不仅是中国古代和亲史的终结,也是最具特色的和亲范式之一,体现出“满蒙一体”的鲜明特色。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和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凝聚作出过重要贡献。
自武帝太初年间以妙龄少女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在异域他乡生活五十多年,生儿育女,历经坎坷磨难,至甘露三年(前51年),已是年逾七十的老妪,思乡日切,上书请求归葬汉地。于是被宣帝迎还长安,赐予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两年后,解忧公主去世,随来长安的孙辈三人留守坟墓。在汉代众多的和亲女性中,解忧公主是唯一一位生前返归汉地,葬于故乡者。
自汉武帝时相续遣细君、解忧公主和亲乌孙,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断绝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而且在沟通汉地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细君公主由于去世较早,其女少夫事迹不详;解忧公主则在西域活动五十多年,育有诸多子女,除其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昆弥外,少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因深得莎车王喜爱,在莎车王死后,“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欢心”,上书请立是时尚在汉地的万年为莎车王。宣帝应允莎车请求,遣使护送万年至莎车继王位。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少女素光为乌孙若呼翎侯妻,在乌孙以及西域政局变动中或多或少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龟兹王绛宾娶解忧公主女弟史为妻,则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不仅是和亲史上的一则佳话,也是改变汉匈争夺西域格局的另一重要事件。
龟兹在西域“三十六国”之中,是人口最多、势力最为强盛的城郭国家。龟兹地处玉门关至葱岭要冲之上,是丝路北道上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其西北与乌孙相接,东北与在匈奴严密控制下的车师相近,其东与匈奴僮仆都尉所领的焉耆、危须、尉黎诸国相邻。特别是在乌孙与汉和亲后,匈奴更加重视对车师、焉耆、危须、尉黎诸国的控制。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龟兹在汉匈争夺西域的过程中,必然要扮演除乌孙之外另一重要角色。
早在武帝时期,汉匈争夺大宛、车师诸役中,龟兹游移于汉匈之间,当是西域问题长期不决的因素之一。先是龟兹先王臣属匈奴,经常攻杀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后返京,途中路过抒弥(王治今新疆于田附近),得知抒弥太子赖丹在龟兹当质子。李广利深责龟兹王,并将赖丹带到京城长安。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联名上奏,请在尉黎以西的轮台扩展原有屯田规模,修建亭障,“以威西国(泛指西域诸城郭国),傅乌孙”。武帝则答以“深陈既往之悔”著名的“轮台诏”,否决桑弘羊扩屯轮台的上奏,但“威西国,傅乌孙”的总体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汉廷开始关注位于乌孙与轮台、渠翠之间的龟兹国。
元凤四年(前77年),汉昭帝重新采纳桑弘羊旧议,在轮台复开屯田,并以扦弥太子赖丹为校尉,负责其事。龟兹贵人姑翼劝说对龟兹王说,赖丹本来是臣属于我,现在却佩带汉印绶而来,屯田于轮台,必然为害龟兹。于是龟兹王袭杀赖丹。汉朝闻讯后欲攻伐龟兹,但因路途遥远而作罢。
龟兹老王谢世后,其子绛宾继位,对汉廷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本始年间,宣帝应乌孙昆弥及解忧公主之请,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等五将军北击匈奴。又命校尉常惠持节监护乌孙兵五万,从西方击匈奴。常惠击破匈奴之后,遂以“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为由,“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在常惠麾指诸国兵锋的威胁下,龟兹王绛宾不得终止在汉匈之间“两属”的状态,决心与汉朝和好。
本始三年(前71年),龟兹王绛宾先遣使至乌孙,请求娶解忧公主与和乌孙昆弥翁归靡所生的女儿弟史为妻,以便同汉朝及乌孙结成亲密关系。此时,适逢解忧公主遣弟史到京师长安学鼓琴,路过龟兹。绛宾遂留住弟史,再遣使赴乌孙求婚,得到解忧公主的应允。其后,解忧公主上书,愿令女儿弟史得比宗室入朝;绛宾深爱夫人,亦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
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绛宾与夫人弟史一同入朝朝贺,朝廷授绛宾与夫人金印紫绶,赐予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绛宾与夫人在长安留居长达一年,回国时又厚赠送之。其后,绛宾与夫人又数次来京朝贺,深受汉文化熏陶,喜汉家衣服制度,归国后“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在龟兹仿效汉制,在西域诸国中引起轰动与嘲讽,外国胡人皆日:“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这些议论,反而更加坚定绛宾继续实行汉制的决心。
龟兹王绛宾态度的转变,对于汉匈争夺西域格局的变化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彻底免除了汉廷后顾之忧,得以与匈奴全力夺车师。就在龟兹王绛宾及夫人朝汉的同年,位于南道的莎车(治今新疆莎车)故王之弟呼屠征攻杀莎车王——乌孙公主少子万年及汉使奚充国等,自立为王,并趁匈奴攻打车师之际,“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一时南北二道俱乱,形势极其严峻。此时卫候冯奉世正护送大宛使者从南道归国,遂矫制发南北道诸国兵,平定莎车之乱。是时冯奉世可资利用的“南北道”兵,主要是出于早与汉廷和亲的乌孙及“新辑”的龟兹。
神爵二年(前60年,一说为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单于争权结怨,遂率其部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瓦解。郑吉因迎降日逐王,破车师,并护车师以西北道与鄯善以西南道,故号“都护”,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乌垒当时属龟兹国统辖,是龟兹东面的重镇,西域都护府置于乌垒,其中自然有依托龟兹的意图在内。
P50-53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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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元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