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与西北军之间，有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太多精彩而耐人寻味的故事，有太多发人深省的凝重话题。当历史的烟云散去，审视这段历史，考察三者的关系，既可以了解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此衰彼兴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规律，也可以窥见人性的弱点与光芒。

从孙中山到徐谦、蒋介石，从李大钊到周恩来、毛泽东，还有众多各个级别的历史人物，国共两党都曾经为争取西北军而倾力施展智略李大钊、朱克靖等一批共产党人甚至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蒋介石曾苦涩而怨恨地说，他这一辈子吃尽了西北军的苦头：而周恩来却为杨虎城的遇害流下热泪，赞其为“千古功臣”。

吴恒长编著的《国共两党与西北军》中，军史党史国史集于一体，统战政战谍战熔于一炉。既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也有独到的深入剖析；既有历史纵深，也有理论高度；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场景宏大，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吴恒长编著的《国共两党与西北军》通过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对于西北军的争取态度、方式及结果，总结了我党统一战线和地下工作的经验，以及国民党力量式微的部分原因，同时描述了西北军的兴起、发展、瓦解的历程。《国共两党与西北军》对所涉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对众多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严格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坚持党性、维护国家统一相结合的治学原则，不随意褒贬，不哗众取宠，不迎合媚俗。既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也有独到的深入剖析；既有历史纵深，也有理论高度；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场景宏大，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第一部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一章　初识西北军

　1.雏形初备

　2.横空出世

　3.左右逢源

　4.土崩瓦解

　5.铿锵尾声

第二章　孙中山寄望冯玉祥

　1.最初的联络

　2.一波三折

　3.北上的遗憾

第三章　李大钊力争国民军

　1.李大钊的远见卓识

　2.富有成效的工作

　3.巨大的收获

第四章　冯玉祥访问苏联

　1.访苏原因

　2.终于上了国民党的船

　3.有限的进步

第二部　血拼十年

第五章　西北军纵横捭阖

　1.冯玉祥待价而沽

　2.汪精卫的空头支票

　3.蒋介石的真金白银

　4.刘伯坚据理力争

　5.西北军礼送共产党

　6.蒋介石结盟冯玉祥

第六章　蒋介石扳倒盟兄

　1.京津、直隶的辖属

　2.全国军队编遣

　3.蒋桂战争中的西北军

　4.蒋冯阎中原大战

第七章　共产党殊死抗争

 1.清涧起义

　2.渭华起义

　3.宁都暴动

　4.宋埠兵变

第八章　杨虎城“曲线革命”

　1.杨虎城部的历史渊源

　2.魏野畴的最初影响

　3.于右任、冯玉祥邀虎出山

　4.三大势力对杨部的争取

　5.蒋介石过河拆桥

　6.中共与杨虎城的局部合作

第三部　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

第九章　角逐抗日同盟军

 1.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初衷

　2.河北省前委的打算

　3.共产党最高层的指导思想

　4.南京政府的手段

第十章　打造抗战先锋

　1.第二十九军的建立

　2.雄师劲旅入北平

　3.冀察政权怪胎的孕育

　4.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5.张克侠的抗日方案

　6.毛泽东出手

第十一章　又联合又斗争

　1.抗战期间中共对西北军的策略

　2.周恩来引何基沣入党

　3.争取张岚峰

　4.争取石友三

　5.争取鹿钟麟

第十二章　“制裁”投机悍将

　1.枪毙韩复榘

　2.活埋石友三

第四部 大分化　大结局

第十三章　在国共大决战的棋盘上

　1.西北军的主要筹码

　2.国民党的两难选择

　3.共产党的两手策略

第十四章　掀起西北军“倒戈”潮

　1.高树勋起义

　2.吴化文起义

　3.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

　4.廖运周率部起义

　5.第十七路军系列起义

第十五章　策反路上英雄血

　1.改造郝鹏举与朱克靖被捕

　2.策反孙连仲与“北平共党谍报案”

　3.策反第三十军与黄樵松、晋夫被捕

　4.策反刘汝明与“华东局六工委”人员被捕

第十六章　两位首领的“非正常死亡”

 1.冯玉祥罹难黑海

　2.杨虎城溅血红岩

结束语

1.李大钊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冯玉祥及国民军工作的创始人和成就最显著者。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文前提到的白雅雨即是他在法政专门学校的老师，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重要的积极影响。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北方的革命工作，并当选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中央委员。

1922年8月，初创的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加人并改造国民党，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就此展开了讨论，多数与会人员持反对态度。李大钊明确表示支持马林的意见，并同马林一起耐心地说服与会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次会议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李大钊在此起了关键作用。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受中共的委派，担负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联络的重任，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避居上海。正当他对前途感到心灰意冷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很热情地接待了李大钊，并同他进行多次讨论，共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兴之所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此次会谈后，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孙中山通过与李大钊的会谈，坚定了联共的决心，他开始冲破阻力，依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此后，他多次邀请李大钊就改组等事项进行讨论，将李大钊视为挚友和得力助手。

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又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同廖仲恺一起准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孙中山很快公布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加快了改组的步伐。12中旬，孙中山派李大钊返回北京，负责北京地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1月，李大钊再次应邀南下，赴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工作及筹备国民党“一大”，途中经过上海时，出席了中共中央为决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态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以李大钊为首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大会期间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作为孙中山的助手，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大会任职最多的人。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引起了大会激烈争论。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想摆脱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是“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驳斥了右派的谬论，并获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

在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冯玉祥及国民军引起了李大钊的极大关注，并形成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正确认识。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部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逐溥仪、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在北苑召开会议，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但当时冯玉祥自感力量不足，为了阻挡可能北上的直系势力，便邀皖系段祺瑞出来暂时维持政局，而奉系张作霖也乘机率十万大军人关。这样，就使北方出现了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评价北京政变和认识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对他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就成为当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起初，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对此存在不同的认识。陈独秀认为北京政变不过是“英美更换新工具”，“必然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此时国民对任何派别都绝望了”。蔡和森、赵世炎等也著文指出：冯玉祥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北京政变是代替帝国主义执行“预定之计划”，“一面固然是倒吴（佩孚）自建，另一面却是替天（帝国主义）行道”。“这个局面的结果将来真正是‘后患无穷’”。1925年1月下旬，在中共“四大”的宣言中仍然把冯玉祥与段祺瑞等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认为：“他们自己仍旧耍着军阀的老把戏……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这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倒戈行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而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认识则有所不同，比较全面而客观。

首先，在李大钊看来，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与其他军阀部队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他认为：冯玉祥现在还不是一个“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的革命家”；但是，他“可能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热烈的信徒”，“是有激进情绪”的军人。国民军，尤其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训练有素，遵守纪律”，提倡“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与其他反动军阀的部队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李大钊认为可以利用冯玉祥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之间的矛盾，以打击最反动的势力，并发展北方革命势力。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一再表示倾向革命，并联络革命势力，以期借助民众的帮助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冯玉祥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基础。

再次，李大钊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战略全局估计了国民军的地位以及争取国民军的重要意义。当时张作霖的军队约有二十五万人，占据满洲、直隶和山东；吴佩孚占据着汉口地区，有汉阳兵工厂，又有英国提供装备，仍会东山再起。相比之下，南方革命军集中于华南，当时还是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加之广东革命根据地尚未统一，北方反动军阀视之为“南赤”，必欲除之而后快，处境极为不利。而新建的国民军拥有近二十万人，且占据直、察、绥、陕、甘、豫数省。如能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借以发展北方的革命势力，与南方广东革命政府配合，南北呼应，夹攻北洋军阀，扭转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李大钊还以自己的认识和工作来影响和推动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决策。在李大钊观点的影响下，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改变了“四大”前后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看法。会议决议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一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1926年2日在北京召开的为北伐做准备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对国民军问题更加重视。会议指出：“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和崩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这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对冯玉祥及西北军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以下两条原则：“A、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重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能多影响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以上两条原则表明，在北伐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及西北军采取的帮助、支持、联合的方针，是建立统一战线促其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政策和策略。

正是根据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正确认识，使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与国民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形成了争取、联合和改造国民军的策略方针。

P30-33

从北洋劲旅到“首都革命”，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主角到卢沟桥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这就是西北军；从“清党”、“礼送”共产党到“围剿”工农红军，从宁都举义孤军“投共”到邯郸起义开启倒戈热潮，这也是西北军。西北军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独特的角色。

从这个庞大的军营里，在这些曾经称兄道弟的西北军同僚中，走出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对立、命运结局各异的著名人物：宋哲元、韩复榘、冯治安、刘汝明、孙连仲等，他们是坚定的国民党人；李达、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张克侠、何基沣、孔从洲等，成了忠诚的共产党员；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武士敏等，他们是抗战烈士，民族英雄；刘郁芬、孙良诚、郝鹏举、张岚峰等，则沦为可耻的汉奸，民族罪人；还有吴化文、赵云祥、戴心宽、杨友伯等，他们虽然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最终觉悟投入了人民的怀抱。至于冯玉祥、杨虎城这两位大小西北军的首领，则从拥兵自雄的军阀，转变为献身民主事业的进步斗士。

从孙中山到徐谦、蒋介石，从李大钊到周恩来、毛泽东，还有众多各个级别的历史人物，国共两党都曾经为争取西北军而倾力施展智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新四军秘书长朱克靖等一批共产党人甚至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蒋介石曾苦涩而怨恨地说，他这一辈子吃尽了西北军的苦头；而周恩来却为杨虎城的遇害流下热泪，赞其为“千古功臣”。

“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国共两党与西北军之间有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太多精彩而耐人寻味的故事，有太多发人深省的凝重话题。当历史的烟云散去，审视这段历史，相信对于各类读者，都是会有所收益的。

本书通过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对于西北军的争取态度、方式及结果，总结了我党统一战线和地下工作的经验，以及国民党力量式微的部分原因，同时描述了西北军的兴起、发展、瓦解的历程。

本书对所涉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对众多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严格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坚持党性、维护国家统一相结合的治学原则，不随意褒贬，不哗众取宠，不迎合媚俗。

本书既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也有独到的深入剖析；既有历史纵深，也有理论高度；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场景宏大，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本书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图书、报刊等资料，在此对其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结束语

大约从1925年初开始，以李大钊、刘伯坚、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冯玉祥先生创建的西北军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长达20余年之久。积以时日，成效自显。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军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计达20余万人。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及战火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阵营的军心，加速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一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提起这个年份，稍具历史常识的人常常会闻到一股血腥气和火药味。这一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水岭，也是国共两党各自与西北军关系的分水岭。

1927年之前，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在争取西北军反对北洋军阀的问题上密切合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时候，冯玉祥视李大钊为良师益友，与蒋介石以同志相称。

1927年之后，即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共两党与西北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最直接的恶果是，中国又回到了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蒋介石控制的第一集团军，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领导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西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集体蜕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

蒋介石集团与西北军的关系，从此转变为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关系。

而在共产党人那里，西北军则成为其对国民党阵营进行统战、瓦解战、情报战的战场，也是光明与黑暗搏杀的战场。

二

蒋介石集团处理与各地方军阀关系的政策是：打击消灭、笼络利用、歧视限制。在对待西北军上尤其如此。这个原则没有写进蒋介石手订的《剿匪手本》里，但他们心照不宣，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这是当年的“潜规则”。

首先是打击消灭。

地方军阀的存在，严重威胁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也阻挠了中国的真正统一。因此，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的途径有三条：第一条是从政治体制上根本铲除军阀存在的土壤，理论上讲这也是最有效的。但现实中这一条根本行不通，因为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性质，它的以军压党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都不允许它这样做。第二条是通过政治斗争手段化解各地方军阀于无形之中。第三条是通过明火执仗的军事征伐将他们消灭。

从南京政府成立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前夕，因为蒋介石集团在四大军事集团中并不具有军事优势，加上蒋介石又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因此在打击消灭地方军阀时，政治斗争手段往往成为他的首选。他曾离间冯、阎、李集团的关系，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他曾计划通过裁撤、整编军队以削弱冯、阎、李集团的军事实力；他设法将冯、阎、李请到南京中央，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复制宋太袓的杯酒释兵权。当这些手段都未能凑效的时候，他已别无选择，只有军事解决一途了。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一系列军阀混战犹如鞭炮被点燃般密集爆响。结果是：唐军溃败，唐生智避走日本；西北军被肢解，冯玉祥狼狈下野；晋军和桂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阎、李两巨头暂时藏起利齿露出笑容……

其次是笼络利用。

虽然西北军整体上不再构成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军事威胁，但蒋介石也无力干净彻底地解决西北军问题。解体后的西北军，变成了一支支“小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等原西北军将领，变成了一个个“小冯玉祥”。他们依然让蒋介石头痛不已。这个时候，笼络和利用西北军，也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于是乎，对一个个西北军降将都给予“路”一级总指挥的职衔，并送上大把大把的金钱。然后一一打发他们去为自己火中取栗：“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打击其他不听话的杂牌军，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搞“摩擦”，蒋介石都一再利用西北军当炮灰。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北军如果能消灭红军或其他杂牌军当然很好，要是被他们消灭了更好，而他最想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最后是歧视限制。

因为不是嫡出，又有过反蒋的历史，因此，西北军将领投蒋后即使驯服如孙连仲、孙良诚，也饱受歧视限制，更不要说吉鸿昌、韩复榘、高树勋这样的硬骨头了。

薪饷、服装、武器，往往比中央军嫡系部队差一大截。

装备损耗，更新没份；人员伤亡，补充没份；随中央军嫡系撤往西南保存实力，也没份。如果部队被打残了，干脆撤销建制。

抗战胜利后要求受降遭到百般阻拦限制，受降本来就很少，仍然是象征多于实惠。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嫡系部队“劫收”：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三洋开泰”；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婊子——“五子登科”。

蒋介石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政策，在消灭、削弱西北军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更不断地收获苦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为中国革命输送了生力军；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剿共”大业有望告成的特别时刻，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在抗日战争中，受命在敌后进行游击的西北军，一些人不堪恶劣的战争环境投入了日伪阵营当然这不是他们投敌的全部原因；抗战胜利前夕，不少西北军系统的汪伪军通过起义实现了赎罪自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前所发生的国民党军起义，原西北军部队发动的占了大多数，并随后引发其他杂牌军浪潮般的倒戈。

结果真的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西北军的脑后原无反骨，都是蒋介石硬生生给装上去的。

三

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同，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团结争取、教育改造、孤立打击的原则。

团结争取，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首要原则。

西北军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集团，组成的人员形形色色，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部队又经历了多次的分化组合，许多人的经历十分曲折复杂。有的人在反对军阀问题上是革命的，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可能是反革命的；有的人在北伐时是革命的，北伐胜利后却实行“清党”反共；有的人对共产党有所保留，而对日本侵略者坚决反对；有的人不愿跟共产党走，但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也持反对态度……

共产党在面对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旧军队时，历来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有大批西北军官兵起义、投诚。

教育改造，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重要原则。

当初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被派到西北军工作，就是要将西北军教育改造成国民革命的新式军队。

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人，不仅帮助西北军建立内部政治工作机构，在部队中传播革命理论，同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消除官兵的军阀习气。

共产党对西北军的争取，并不以策反起义成功为终极目标。

当一股西北军部队起义后，共产党对其不是一编了之，也不是一遣了事。而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帮助起义部队脱胎换骨，把人民军队的灵魂注入到起义部队的肌体中，创造出用敌人的官兵打击敌人的战争奇观。

因为共产党的许多“种子部队”也是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在教育改造旧军队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教育改造旧军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宁都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后，被成功教育改造成红军头等主力，多次立下战功，特别是在红军和中央机关生死存亡关头担当断后重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铁流后卫”的称号。  杨虎城的不少部队也被成功教育改造成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共产党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让吴化文的起义部队融入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为涤荡旧世界的污泥淖水出了一份力。

成功地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不仅削弱了敌人，也壮大了自己。

孤立打击的原则当然也适用于西北军。

但仅适用于西北军中的顽固反共分子，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选择。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既反共又通日的石友三部，共产党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军事打击。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起义后又复反叛投蒋，而且残酷杀害共产党政工干部的郝鹏举部，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坚决消灭的政策。

各个历史时期被共产党歼灭的西北军顽军，数量也相当可观。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原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具体诠释。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实践也证明：一个成功的政党不仅要有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要有排除万难的政治勇气，更要有救民于水火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当然，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

比如，共产党对西北军工作的早期，注重于下层基础的工作，不注重上层的工作，总认为士兵出身苦，受压迫，是天然的革命者，而认为军官生活富裕，贪图享受，容易动摇。所以，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又比如，在对待吉鸿昌起义、杨虎城入党要求的问题上，在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等人的态度问题上，都曾出现偏差。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时地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

再伟大的党，也有“成长期”，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成熟。

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黄中岳和季振同被错误杀害，与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政策毫不相干。他们的被错杀，是因为共产党历史上另一种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错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这种自残式的肃反中，许多工农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也被错误地处决了，很多声名显赫的红军高级将领自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中共党史军史上消失了。

另外，一些起义将领在建国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这同样与共产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无关。在那个理性和人性迷失的岁月，彭德怀、贺龙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帅，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革命家都没有幸免于难。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个人悲剧成为民族悲剧的一部分。

五

中国革命的历史，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道路，过去曾经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后来人，特别是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决策权、正在创造历史的人，能够深刻反思过去，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汲取教训，那么，我们未来的道路就一定会平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