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披露鲜为人知的史实；精心编选精彩的历史图片；客观描述、合理分析、史论结合、情理交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恶意构陷与错误批判，最终被迫害致死。不仅如此，刘少奇的家属亲友、为数众多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以及社会各阶层群众也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迫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错误决议，恢复了刘少奇的名誉，对因刘少奇问题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

《刘少奇冤案始末》旨在“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作者黄峥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在查阅、研读大量史料以及亲自采访的基础上，首次对“文革”中刘少奇一案的背景、经过与结果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与客观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为读者清晰而准确地了解刘少奇、认识“文化大革命”乃至把握当代中国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公正客观的视角。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职务和地位如此之高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而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三年后被迫害致死。不仅如此，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横遭株连者不计其数，由此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在查阅、研读大量史料以及亲自采访的基础上，编著成《刘少奇冤案始末》，对“文革”中刘少奇一案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全面描述与客观分析，为读者清晰而准确地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视角。

《刘少奇冤案始末》为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讲述那段悲惨岁月中发生人与事。

前言

一  “炮打司令部”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　工作组事件　

　3　中央全会上的争论　

　4　毛泽东写“大字报”　

　5　刘少奇离开领导岗位　

二  “大批判”

　1　从批判“方向、路线错误”开始　

　2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革命大批判运动”　

　4　对《论修养》的大张挞伐　

　5　所谓“黑六论”　

　6　公开点名批判　

三　专案审查

　1　立案的背景　

　2　成立专案组　

　3　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4　伪证出笼经过　

　5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定案　

四　迫害与抗争

　1　造反派先后六次批斗刘少奇　

　2　刘少奇的抗争　

　3　生活上身体上的折磨　

　4　在重病中押送开封直至逝世　

　5　株连　

　6　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斗争　

五　平反

　1　中共中央决定复查刘少奇案　

　2　平反昭雪　

附录

　1　本书背景大事记　

　2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一、“炮打司令部”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0世纪60年代，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因此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措施，纠正“左”的错误。但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出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

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以及他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多次对中央一线的工作提出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认为，全国的党、政、军各界混进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逐渐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问题不再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商量，而采用非正常的程序和手段直接处理，包括改变中央第一线领导的集体决定和处分一些高级干部。野心勃勃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挑拨离间，以售其奸。刘少奇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显然感觉到了这种不正常局面，但又没有办法出来抵制和纠正，只有加强集体领导，多请示汇报，尽量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尽管如此，仍不时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自1965年10月起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汉对当地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由于毛泽东没有明说“中央搞修正主义”的是谁，别人又不能瞎猜，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不清楚也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也就无法作出“反应”。林彪1967年5月在会见外宾时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向少数人交过底，但显然不包括刘少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文章是由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策划，姚文元（当时任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解放》杂志编委）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两党代表团在北京会谈。在磋商两党联合公报过程中，日共坚持要求公报中在批评苏联共产党时不要点名。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件事：苏共中央来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研究后提出了应邀参加、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在听取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对这两件事的汇报后，批评并否决了政治局常委的这两个决定。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共宫本显治时说：“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什么吴啥、翦伯赞，是中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毛泽东还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的谈话，不只是对彭真（当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直接批评，同时表明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修正主义”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关起门来统一思想”（康生语）。在会上，康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和历史上的所谓“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4月16日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集中到上海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修改时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毛泽东同意了。从4月14日到30日，毛泽东在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通知》稿，并加写了好几段重要文字。“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对《通知》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4月下旬在杭州对“起草小组”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想到你们写这样一个通知，以后我又逐次增加修改，你们新增加的一段，点了名，这一段加得好，不点名是无头告示；原来也没有想到要你们来开会，以后常委、你们和大区来开会，事情就揭开了。

刘少奇于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期间发生了上面所说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访回国后，立即从昆明赶到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会议已近尾声，彭真已被点名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这个《通知》后来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所以简称《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已确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P3-7

“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他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全面工作。从那时起，党内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58年后，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党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主要考虑重大问题，党政第一线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还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一个职务和地位如此之高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而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最终被迫害致死，确实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此。刘少奇的被打倒，不仅是作为他个人，而且作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株连到为数众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社会各阶层群众。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黑干将”“黑爪牙”，许多专家、教授和党外民主人士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无数普通党员被诬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修党员”，连千百万用功学习的青年学生，也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苗子”。全国各个行业的工作，都被诬陷为“刘少奇的黑线专政”。因刘少奇问题而受到株连、批判、打击、判刑的人难以数计，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死。刘少奇一案株连人数之多、牵涉范围之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经过复查工作人员的长时间严肃仔细的调查核实，证明原案的“根据”没有一项符合事实。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对“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为刘少奇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传统作风，不是只说不做的表面文章，而是贯彻在党的一切实际行动当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刘少奇冤案，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已经得到了公正的完满的解决；但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它还会继续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象，特别是为关心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士所重视。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近年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刘少奇案件。但据笔者所见，这些著作在事实方面有不少差错。有些所谓纪实文学作品往往凭想象虚构情节，使人真假莫辨，以至在群众中以讹传讹。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没有一部完整叙述和研究这一事件的论著，应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本书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努力做到史实准确、资料可靠、分析合理，以求教于研究界和各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