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关乎存在的东西，艺术家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质量——这是本书有意选择的具有挑衅性的命题。

对于艺术家而言，什么意味着成功呢？《何谓成功——艺术？名利？》作者伊姆克·埃莉森-克利福特是柏林的一位记者，在对于音乐圈、艺术市场和出版业的商业运作都相当了解的前提下，她就以上主题采访了德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十几位艺术家，其中有钢琴家、作家、画家、装置艺术家、摄影师、作曲家和艺术评论家等等。

艺术需要花时间，而在当今社会，与艺术、文化相关的行业均改变了原先的慢节奏，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运行得越来越快了。这样的环境下，对于艺术家而言，什么意味着成功呢？《何谓成功——艺术？名利？》作者伊姆克·埃莉森-克利福特是柏林的一位记者，在对于音乐圈、艺术市场和出版业的商业运作都相当了解的前提下，她就以上主题采访了德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十几位艺术家，其中有钢琴家、作家、画家、装置艺术家、摄影师、作曲家和艺术评论家等等。作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艺术家自己认为什么是成功？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他们认为什么是失败？在“高雅文化”中成功意味着什么，除了物质方面的成功外，还有别的“较高的”价值吗？这些有趣的对话是对现实世界的多角度考察，也不乏哲学的思考。

《法兰克福汇报》评价《何谓成功——艺术？名利？》“挖掘了一个宝库”，艺术家们探讨艺术的本质，对于什么是艺术的成功、什么是现实中的成功有着深刻的分析。

前言

第一章 小说、杂文与戏剧

 燕妮·埃彭贝克作家

 “我的确只想到写作”

 赖因哈德·伊尔格尔作家

 “法警开始强制执行时，自由就结束了”

 乌尔里希·佩尔策作家

 “成功当然与运气有关”

 彼得·韦伯作家

 “失败与成功是近邻”

第二章 现代音乐与先锋爵士乐

 阿德里娅娜·霍尔斯基作曲家

 “幸福事关生存，成功并非如此”

 迪特·施内伯尔作曲家

 “要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强有力的事情”

 伊雷妮·施魏策尔爵士乐钢琴家

 “一旦我不能再演奏，那就结束了”

 米夏埃尔·韦特米勒作曲家和打击乐乐手

 “上坡时必须加速！”

第三章 绘画、录像艺术、行为艺术与摄影

 马库斯·吕佩茨画家

 “走钢丝者不眩晕”

 乔纳森·米斯画家和行为艺术家

 “成功就是极为谦恭地服务于客观事物”

 阿尔贝特·厄伦画家

 “成功就是：如果人能通过其思想和工作去行使权力”

 伊索尔德·奥尔鲍姆摄影师

 “明眼人要比设想的多得多”

 皮皮洛蒂·里斯特视听艺术家和导演

 “艺术必须让人怦然心动，就像血液流动时在耳畔嘶嘶作响”

 阿梅莉·冯·伍尔芬画家

 “人们希冀作品和天才”

第四章 新闻出版、评论与政治

 迪德里希·迪德里希森评论家

 “有关毫不妥协的艺术家的想法是一种媚俗”

 托马斯·瓦格纳艺术评论家和作家

 “成功是声誉与幸福的一种资本主义萎缩形式”

 克里斯蒂娜·魏斯文化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

 “留出自由空间”

质量是不会遗传的

采访人：在与您的履历相关的资料中人们总能读到“写作世家”这个词。您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写作。这种分类有什么优缺点呢？

燕·埃：这种归类真能有好处吗？在那些知道我祖父母和父亲是作家的人那里也许有好处，因为他们出于好奇会去参加作品朗读活动，为的是听听孙女写了些什么。这些人关注你，也相信你有写作能力。对我本人而言，好处在于我是与书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作家”是个正常的职业——从那种作为一种手艺往下传的意义上来说，我熟悉这一行的规矩和习俗。让我反感的是，人们马上觉得我也写作很合逻辑。其实这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我祖父母、我父亲和我一的语言分别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的风格各异，我们的思维不同。这意味着，质量是不会自动遗传的。人自己要对质量负责，在他开始作家生涯的时候也要从零开始，这与一位没有成长在作家家庭中的人尝试写作时没有什么两样。

采访人：人们猜测这样的家庭背景会提供有用的关系网。

燕·埃：但我根本不想要这种关系网！整个童年期我在东边都被称为“某某的孙女”和“某某的女儿”。人们早晚想摆脱这种状况。年轻的时候，人是不愿意走别人事先走过的路的。此外我进入图书市场时，东边的关系网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采访人：您在开始写作前尝试过一系列其他职业，您画过画，考过戏剧学院……

燕·埃：我本来想学舞台布景。我们家也是个戏剧之家，但戏剧传统已经不那么明显，我觉得给我留下的发展空间足够大。后来我干的是歌剧导演。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不知什么时候我写了篇东西，我想把它寄出去，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出版它。但我从未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在这方面写作世家起的作用更是抑制作用，因为人不愿意走别人走过的路。人想实现自我，现在我清楚了，尽管如此我依旧实现了自我，而且今后能继续实现自我。我现在已经不进行这类比较了。再说说关系网：我的第一部手稿寄给了一些我喜欢的出版社，大概是十一家或十二家，只有艾希博恩(Eichbom)出版社请我去面谈了。

采访人：可最后出版的是另一部书稿吧？

燕·埃：是的，可那部稿子也不差。出版社先是想让我修改，并问我还写过些什么。我就把《老孩子的故事》从抽屉里拿了出来，结果出版社马上就出了这本书。

采访人：您为什么会把它就那么放进抽屉了呢？

燕·埃：我父亲和我当时的男朋友曾批评过《老孩子的故事》，我当时也没什么远大抱负。我觉得也许他们批评得对。

采访人：您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个故事的呢？

燕·埃：那时我刚结束大学学业：与我当时的男朋友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个月。他在那儿工作，我觉得仅仅做别人的情侣的日子太无聊。我不想每天起床后仅仅是去购物或是泡咖啡吧，而是想做点事。这个故事我已经酝酿了很久，所以我就动笔写了起来。后来两位“大”男人发表了批评意见，我想，也许他们说得对，稿子我先不往外寄。回到欧洲我开始在格拉茨当导演助理，脑子里想的首先都是些别的事。当我写这本书信体小说时，我对自己说：这回我先不就质量征求别人的意见，我就那么碰碰运气。艾希博恩出版社没人知道我们家，对此我十分庆幸。

采访人：您家在东德是名门。

燕·埃：是的，很有名。但在西边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由于我他们的知名度略有提高。我觉得很遗憾，我外祖母的书不再版了。最近我又阅读了它们，觉得她写得确实引人人胜。她是现实主义作家，手法不俗。艾希博恩出版社没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人知道我多大年纪，更没有人知道我是不是金发或者我的头发有多长。

“那位抽象”读者不存在

采访人：您是在影射您一开始被贴上了“天才少女”标签的事吧？

燕·埃：是的，我是后来跻身这一行列的。

采访人：您的书很成功，您被归入某类女作家行列。这为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后果吗？

燕·埃：对写作来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些都是外因。别人怎么称呼我做的事情，这对我无所谓。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过了被人称作少女的年龄了。

采访人：被称作少女您恼火吗？

燕‘埃：没有，我把这主要当做老男人的幽默来看待。那些坐在报纸编辑部的老男人必须面对一种现实，即另一代作家成长起来了，对此他们只好开开玩笑。我根本没有时间对这种事生气。我无数次被问起过这件事，被问到不是自己所引起的事，那种感觉很奇特。他们应该去问那些发明了这个概念的男人。

采访人：批评对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燕·埃：要看具体情况。有些人的批评我很容易接受，他们的批评对我的创作很有启发，也就是说会引起我更细致人微地思考。如果我男朋友对我说这太长了，或是太短了，或是这儿有点问题，我就知道我还得再修改，或是我应该删节，事情就解决了。我相信他，也不会觉得受了冒犯。我男朋友是个聪明人，他对我写的东西的感觉很到位。要是我父亲，他也是个聪明人，说同样的话，对类似的地方提出了批评，我就很受打击。经过他的批评之后我就恨不得根本不写作了。这大概是因为他本人也写作。P15-18

艺术是关乎存在的东西，艺术家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质量——这是本书有意选择的具有挑衅性的命题。

按照画家马库斯·吕佩茨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好坏，全看它造就和容忍了什么样的艺术家”。如今看上去好像我们还只能负担得起能够直接看到成就的艺术。摆出流行歌曲明星姿态的搞古典音乐的人、畅销书作家和艺术明星们打造着艺术家形象。文化的旋转木马越转越快：出版社、画廊经纪人、各类文化机构，特别是媒体成了催命鬼。如果我们让这一旋转木马稍停片刻，问一问“何谓成功”和“何谓艺术的成功”，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一方面，上述问题是本书诸访谈的出发点，另一方面，2007/2008年的艺术繁荣以及我与艺术家们的合作也对本书的撰写起了推动作用。我想弄清楚，当前存在的有关艺术家和艺术工作的老生常谈以及媒体的相应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单个艺术家的生活现实吻合。我们在访谈中谈起成功时，首先想到的是成功意味着物质财富和实现了职业目标。也许这个话题被提问了太多次，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它太微妙、太主体，甚至可能是太具颠覆性。成功与它对个人及其生活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取决于主观目标和评判吗？成功主要被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来看待，然而具体行为能否成功却依赖于具体的客观条件。所以接着前面的问题人们还得问：根据什么标准我们判定某人是成功的？在进行这种判断时“允许”有多大主观性？每个人都能成功，对此有规定好的社会结构范本吗？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我花一年时间对来自音乐界、造型艺术界和文学界的男女艺术家们进行了采访。为了让所获得的相关信息更圆满，我还采访了三位自己不从事艺术创作，但进行艺术评论的人。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家们自己认为什么是成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他们认为什么是失败？为了让发言具有代表性，每组采访对象的构成都照顾了不同的年龄段与不同的从业方向。当然这种选择具有不可避免的任意性。作为前提，我还自行区分了商业化或娱乐性艺术与所谓的“严肃”艺术。尽管这两个范围的界限有时并不容易划清，所有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属于“严肃”艺术范围。我想知道在“高雅文化”中成功意味着什么，除了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外，这里还有别的“较高的”价值吗？

我所进行的访谈——如同艺术——体现了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感情和评判反映的是2008年德国与瑞士的艺术和艺术家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9月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开始后，谈话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特别是造型艺术家的言谈还带有艺术繁荣期的印记，那么10月以后，随着第一批订货委托泡汤以及价格的跌落，他们的发言也变得更具批评性。

很快就明了的是：对我有关成功的问题，艺术家们不会有普遍适用的、定义清楚的回答。男女艺术家们的立场是迥然不同和因人而异的，而且也与他是音乐人、作家还是造型艺术家有关。引人注意的是他们面对这个题目最初的犹疑，特别是在来自“严肃”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那里，可以明显感到一种对普遍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的抵制。物质方面的成功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值得希冀的，但真正有意义的却首先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指的是自己的工作成果。对作曲家和音乐人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来说，“最美好的成功”是实现自己既定目标的成功，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场音乐会在音乐和作曲方面完全符合自己的想象”。阿梅莉·冯·伍尔芬也认为如果她的画引她“走上的不是坦途”，“鉴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也愿意承受挫折”。咨种不同类型的成功得到不同的评价：物质上的成功值得希冀，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和获得他人承认有更高的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著名艺术家不总是那些在物质方面获得成功的艺术家，钱挣得多的“艺术明星”也不一定就获得他人承认。

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谈论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越来越趋向于用一些概念如“效率”、“效益”或是数量标准，比如卖出的价格来评价成功。这些来自经济界的标准被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到社会各领域。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不受具体情况制约的成功标准，我们只须确定或规定，在某一领域内什么算作或应该算作价格、效率和效益。这样，如果一位艺术家写了一本畅销书，作品在拍卖时卖出了天价，或是其音乐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听众，那他如今在公众中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但生活各领域中这种“彻底经济化”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在此过程中又失掉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谈话总是不断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涉及以下问题：艺术家们相信经济化的成功概念可以被明智地运用到艺术生产中去吗？还是他们从完全不同的着眼点来进行判断？明确无误的事实是：媒体对艺术上的成功的感知已经产生了位移，一方面是从作品转移到了人，另一方面是从质量转移到了数量。

在与艺术家交流时还有．二一个层面是重要的：与艺术家形象的认同。一位艺术家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算作是成功的，这取决于我们用“艺术家”这个词到底都涵盖些什么。对一个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来说，艺术家形象是被作为自主生意人的原型来理解的。只要他的艺术生产是有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并且性价比合理，他就是成功的。这时，作品专有的和美学评判的标准都不起作用了，同样，作品获得的承认和艺术家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后的主观感受也都被忽略不计了。这种具有新自由色彩的艺术家形象到底有多荒谬，这一点通过现有访谈中揭示的艺术家工作的现实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艺术家离不开市场，而且艺术家也必须得是“生意人”，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自主生意人绝不是一个拥有正面意义的角色模式。搞艺术对他们来说往往根本不是个人可以抉择的，比如马库斯·吕佩茨说过：“艺术家不是职业……如果我不再当艺术家了，我就仿佛停止了呼吸。”

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艺术家都反思过各种成功概念的矛盾之处，他们把经济成功标准占上风视作是艺术的致命伤。乔纳森·米斯说：“因为没有一个个人能在一种注重经济的成功定义下幸存。这是一种死亡仪式。如果有人接受这种成功模式，他就死定了，被毁了。”许多接受采访的人都赞成适当的国家扶助体系。每天必须为物质生存奋斗影响艺术创作，甚至让人无法进行创作，因为艺术从未是“好买卖”。首先从市场角度来审视不同的艺术领域，判断一位艺术家是否成功，要看观众对他是否欣赏以及销售业绩，这种趋势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其实让艺术家们失去了用他们的“产品”赚钱的机会。一个只看效率和效益的社会忘记了，文化、艺术和知识领域的运作是根据其他尺度进行的。燕妮。埃彭贝克说：“如果社会说：每个人都得自己想办法获得成功，它是想推卸责任。明星艺人现象推动了这种社会思潮，因为这就像在玩彩票，每个人都会想，他也能成为明星艺人。可实际上五百万人中只有两个人能成功。”

对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工作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然而也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艺术——尽管困难重重——成为了一种活的自由空间，甚至是社会的“掩体”。克里斯蒂娜·魏斯说：“当然也有反向运动……那些知道如果市场越来越直线和流线型发展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人，他们在发展新的理念，以便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存在着希望，给在此被挡住片刻的旋转木马新的活力和新的方向，特别是通过艺术自身的不迷失正路的力量。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是这么表述的：“爬坡时必须加速！”

在此我要明确感谢所有访谈对象，谢谢他们的耐心以及他们与我进行的长时间谈话！对于成功的思索，他们不断提供了新的层面与视角。他们的直言不讳和赞同协助让本书的写作变得使人兴奋，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

我特别要感谢克劳蒂娅·于尔根斯，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干编辑了全部访谈。我还要格外感谢玛丽-路易丝·弗拉默斯费尔德，在她的信任和支持下本书才有了问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