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汉魏两代历史，有说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姬别霸王，假如项羽过江东，前后赤壁行，三国时期的女人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汉魏两朝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姬别霸王，假如项羽过江东，前后赤壁行，三国时期的女人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关于韩信

韩信之忍

姬别霸王

假如项羽过江东

呻吟“大风歌”

周亚夫的悲剧

北朝，北朝

追思王谢旧事

遥一匝的绝响

反观“魏晋风度”

东汉，那树盛开的曼陀罗

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王莽

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

想起了陆机

前后赤壁行

忍把浮名换钓丝

放映马王堆

没有运气的李广

烟雨灞桥

历史的裂痕

一曲虞歌唱到今

询问司马迁

太史碑

三国时期的女人

乱世“作男”

千秋何处诉公平

千秋太史公

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耗子玩猫

霄壤骸骨迷恋马王堆西汉女尸的幸运与不幸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王鏊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应该注意其尊严的范畴之中，是他的局限，当然也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女性都是卑贱的，缺乏人的资格。

现在变化了，现在的女性与男性已经有了平等的权利，据此我以为，现在应该把士可杀而不可辱，提升为人可杀而不可辱。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也许社会在明天还将发展为人不可杀而不可辱，不过现在能做到人可杀而不可辱，也是一个进步了。

顺便指出，格言是成语的一种，是可以作法式的句子，并为人长期使用，所以在文章之中出现的格言是不打引号的。打引号显得哕嗦，还影响阅读快感。不知道其他人怎样，反正我不喜欢给格言打引号。

为什么侮辱一个人比杀死一个人还严重，这并非不是一个问题。我的考虑是，人之所以确立，不仅仅因为人是一个高级动物，不仅仅因为人会劳动，充满智慧。人之所以确立，主要是人在肉体之上还有灵魂，它是人在文明过程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尊严。生命固然是宝贵的，不过生命如果丧失了尊严，那么它便削弱了自己的价值。

我敬仰这样一种人，他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爱。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活着，重要的是他在尊严的活着。

在我这样思考的时候，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名为晏子的人，受齐王派遣，走进了楚王的宫殿。楚王微笑着，示意晏子坐下，随之有侍女沏上了茶。

晏子觉得楚王还是友好的，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表面现象。晏子马上就会看到一幕使他蒙羞的把戏，它当然是楚王导演的。

会晤刚刚开始，楚国司法机构的一个官员便押上一个行窃的人，当着晏子的面，指控行窃的是齐国人，随之楚王沉着脸，阴险地问晏子：齐国人一向就喜欢行窃吗？晏子立即醒悟，不过楚王的恶劣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遂机智地回答：人在齐国并不行窃，事实是，到了楚国才行窃的，这仿佛在淮南生为橘子而在淮北便生为枳子一样。

晏子巧妙地躲过了泼向他和齐国人的脏水，而且他所表现的一种风度，甚至使玩弄花招的楚王也暗中钦佩。关键是，这个遥远时代的使者，以自己的行动，向人类昭示了尊严是一个存在，维护尊严是必须的。

但悲哀的是，韩信却未能逃脱胯下奇耻。他似乎注定要碰到一个摧毁他的屠夫，以使他永远带着屈服的隐痛。

我以为，那应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淮阴的街上游走着一些闲散的人。这时候年轻的韩信过来了，他佩着剑，迈着方正的脚步，鼻子与眼睛，无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远大之情。

在淮阴，很多人都知道韩信家境贫困，偶尔还需要寄食。然而他的作派却特别得很，他常常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仿佛他马上就会离开这里，成事而去。

如果韩信的傲慢不是一种挑衅，不是故意在伤害谁，那么就让他傲慢吧，让他摆他的姿态吧，因为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权利。虽然道理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却并不这样简单。事实是，他所流露的一种远大之情使周围的人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低俗，而且它使周围的人对他产生了嫉妒。嫉妒迅速发酵为恼怒和怨恨，并哺育了一个打击韩信的阴谋。不过他并不知道，他还蒙在鼓里。

韩信静静地在街上走着，不招谁，不惹谁，似乎是安全的，岂不知他一点也不安全。尽管他没有妨碍谁，可一个屠夫却吆喝着过去妨碍他了。韩信看到屠夫叉开两腿拦住他，大声奚落他身材高大，喜欢兵器，好像是一个英雄，实际上只是一个懦夫。街上的人对屠夫的恶举，不但没有义勇劝阻，反而一波一波地起哄着，有的还在极力地纵容屠夫。屠夫遂得寸进尺，向韩信提出了一个两难的方案让其选择：要么用剑击倒他当英雄，要么从他胯下爬过做懦夫。  屠夫显然是欺人太甚了。韩信感到愤怒的烈焰迅速燃烧着他的心。他咬着牙，瞪着眼睛，拳凝缩成块，似乎扬眉之间剑就出鞘了。然而在最后的一瞬，他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忍，怎么都要忍。于是韩信就蹲下身子，双手按地，把头伸进屠夫的胯下，接着匍匐而行，一寸一寸地爬过了一个丑陋的空洞。

韩信品味似的慢慢站起来。他仿佛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听见街上的笑声铺天盖地，连绵起伏。笑声像冬天的雪一样热闹，像秋天的鸡毛一样杂乱。他在笑声之中毅然而去。他把笑声留在了家乡。

多年之后，韩信为汉帝国打下了大片江山，刘邦不得不封他作楚王。他有声有势，荣归故里。他牵挂着屠夫，似乎一直都牵挂着侮辱他的屠夫，因为他居然让人找到他，并特别地任命屠夫为中尉。

韩信还对自己过去之所以接受胯下奇耻作了解释。他认为，他是能够杀死屠夫的，不过杀死他缺乏名目，就忍了。他忍了，才有今天。

韩信凯旋家乡而如何对待屠夫，显然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完全可以罗织一个罪状把屠夫杀死，但这却是一般人的做法，韩信没有。他知道，任何直白的惩罚屠夫的做法，都将像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重复他的胯下动作一样。

韩信的妙计是，给屠夫以友谊和职位。韩信以缩短他与屠夫距离的方式淡化故事，从而分散了家乡之人对他创伤的注意。

P8-9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