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先秦历史，有说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后人缔造的先祖，战国大势与庄子，快乐的孔子，民间的孟子，西施的美人生涯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先秦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后人缔造的先祖，战国大势与庄子，快乐的孔子，民间的孟子，西施的美人生涯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后人缔造的先祖

大禹的寂寞

黄帝不死

苍冷的回声

绝唱

利簋文明战胜暴虐的见证

古道西风

千古老子

《庄子》浅谈五章

战国大势与庄子

庄子在南方

说谗言

快乐的孔子

植物与《诗经》时候的爱情

孔子一个比烟花寂寞的人

别人的宫殿

孔子师徒与卫国美冬

民间的孟子

男人孟轲

儒家、道家和法家

清洁的精神

浩气长存

祖龙空作万年图

秦皇驰道

商鞅有罪

无可终结的仇

静影沉璧——西子归宿考

西施的美人生涯

屈原、贾谊及长沙

择生与择死——屈原与司马迁

梦见屈原

愚生佯狂说屈原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刑 天

一位身比黄花瘦的女诗人，曾经喷涌过腹中豪情：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历史上歌颂英雄豪杰的丽章华词比比皆是，但多是为胜利者，或胜利的捐躯者讴歌。其中虽不乏动人的诗篇，却往往难逃马屁之嫌。因为，历史的主编均是成功的主宰者，成功的主宰者未必是正义的，不过，在史书中出场的主宰者却比正义还要正义。顺理成章，在为主宰者掉了脑袋的人群中，总会有一、两位成为英雄，以示主宰者成就霸业的悲壮。

我所以敬慕李清照这位瘦女子的原因恰在这里，她没有为成功的刘邦献媚，而是为身败的项羽放歌，这才是她的不凡。我想，她的不凡之才或许来自于刑天，因为，刑天是中华民族第一位失败的英雄。

小时候，在一个夏夜，往母子河边铺一卷蒲席，躺了歇凉。头上是闪闪的星光，脸上是柔柔的清风，身边是潺潺的水声，耳边便响起奶奶讲述的故事。故事里是一位好汉，好汉和仇敌拼杀，一不小心被砍掉了脑袋。好汉挺立不倒，仍然挥动着利斧往敌阵冲杀。

挺立冲杀的好汉，立即改变了夏夜的景观，那个夏夜不仅让我的肌肤凉爽，而且一股独有的英烈气概永远照射进我的神魂里。后来，我大了，读过《山海经》才知道，这英烈的形象就在其中：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好个英烈的刑天，敢与天帝争神位，天帝砍掉他的头，埋在常羊山，他伟躯不倒，以乳头当眼睛，以肚脐作嘴巴，挥动盾牌和利斧继续冲杀！

他失败了，而且被砍了脑袋，可歌可泣；

他挺立着，而且继续冲杀，可敬可颂！

不过，回眸历史可敬颂的不光是刑天，还有刑天的缔造者。当然，能读懂刑天的人也不可忽略。在李清照之前，还有一位有名的田园大诗人陶渊明，他也读过《山海经》，而且，还写有诗句：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说的正确，但只说出了表象，却忽略了内蕴。倒是一位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深入骨髓，以项羽延续了刑天。

刑天和项羽同在，虽败犹荣，永垂不朽！而那些以卑劣手段获得成功的人，在刑天巍峨形象的比衬下，小如蚁蝼，令人唾弃。

共 工

共工是或迟或早都会出现的人物。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年代，共工的出现就代表了一种主义，或者一种思想。

解读共工应从观览历史入目。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反抗史。后来写进主义的经典语录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有事实为证：

秦朝暴政，陈胜、吴广揭竿；汉代腐朽，张角率民起义；唐末昏庸，黄巢聚众造反：明代糜烂，李自成扯旗杀进京都；更别说还有太平天国那位洪秀全把清朝半壁河山闹了个人仰马翻。

反抗、起义的结果是动摇、瓦解、或者直接颠翻了端坐在金銮宝殿上的皇帝。举旗者、浴血者、嘶喊扬戈者着实淋漓尽致地痛快了一回，至少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好几顿！

只是好景不长，很快龙庭又是龙庭，龙庭上又有了皇帝。这皇帝当然不是那皇帝，可是，除了面孔不是，举止言谈无一不似。真让人纳闷，当初那个高喊苟富贵勿相忘的兄弟怎么说变就变了？

历史轮番过几个回合，就不难看出，反掉、烧毁、拆除有形的殿堂容易，而要废弃、拆毁无形的殿堂困难。因而，流血舍命的人群，如同磨道里的毛驴，只用自己的筋骨皮肉，乃至血魂将磨杆向前旋转了一周。接下来的开头，其实不是开头，是既有旋转的接力和延续。

走出这个磨道等于要建立一个完全创新的天地。

共工就这样滋生了。

《淮南子》载：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共工破碎的不是殿堂，不是龙椅，而是支撑天地大厦的支柱不周山。因而，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世间的秩序整个被颠翻，一个崭新的河山将被重新安排。安排平等、自由、祥和的人不再坐龙椅，不再称天子，也不再举步固有的老套子。历史应该走出旧有的磨道了。

承当此历史使命的是谁呢？

是共工，人们寄希望于共工。

也不是共工，共工者，公众的共同工作也，也就是公众的使命。公众的使命当然不是一个英雄就可以挥洒成功的。那还要依靠众人，众人才是——共工。

精卫

精卫填海是一个迷人的故事。

故事说，发鸠山上长着许多柘桑。那里有一种乌，形状像乌鸦，花脑袋，白嘴巴，红脚爪，名叫精卫。精卫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这鸟本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女娃去东海游玩，不幸淹死在水里，永远无法回家了。这孤独的女娃变成了精卫乌，经常衔着西山的树枝小石投进东海，想要把海填平。

早先听了这个故事，很为动情，小小的一只鸟，要填平浩瀚无垠的大海，多么鼓舞人心，怪不得各种书籍都有记载，先在《山海经》读过，又在《述异记》见到：

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明志鸟，俗呼帝女雀。

忽然领悟，这是人类弱小时Ⅱ昌给自己的儿歌。发音虽微，宏愿却大，志在征服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

现在再读，想到了童年。童年在院子里跑跳，脚不离地，一块砖头翘出一角，一绊，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哭泣泣的。妈妈过来，抱起，抹一把脸上的泪，拍一拍身上的土，哄着：

我娃别哭，都是这倒灶的地面绊了脚，待我打它个坏东西！

说着，蹲下，手拍地面，念念有词：看这挨刀的，还敢绊我娃嘛！

听了，我破涕笑了。

笑着又跑，却又摔倒了，而且真摔疼了，好久缩在妈妈怀里不敢下地行走。

如今，年过半百了，时不时仍撞见儿时的旧景，不止一位妈妈，抱着摔跤的孩子，抱怨桌子、凳子，或地面。

这时，我便想到了精卫，想到了那个矢志填海的小鸟。这个小鸟不再那么激动人心，而且有些可悲。你淹死了，海有何过？海有海的喜怒哀乐，海有海的浪涛澜波，既要游于海，便要知于海，更要警于海，不可放任，不可恣情。自己不检点，不收敛，失足、溺水、丧生，却怨怪水、憎恨海，岂不和摔了跤嗔打地面一样滑稽？

在精卫填海故事的导引下，人们痴迷在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误区。  换一个说法吧，精卫，从解剖自身做起。

P2-5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