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少见的，正面、直接描述建国初期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位被“双开”的知识分子老“右派”苦难人生经历的纪实作品，弥足珍贵，值得一读。

作者徐孔在书中细致、凝重地讲述了自己和周围的人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以当事人的视角原汁原味地重现了当年的动荡、浩劫和压制的气氛。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

一 风暴来临之前

二 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三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四 半年的隔离生活

五 一句话的小组会

六 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七 反右的利剑悬到头上

八 不得不“低头认罪”

九 祸不单行，亲人连遭不幸

十 进入劳教农场

十一 文艺组的生活

十二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十三 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十四 慈母的眼泪

十五 女儿相见不相识

十六 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十七 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十八 劳改盐场

十九 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二十 托钵上访

二十一 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二十二 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二十三 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二十四 暮年的反思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

这是朝鲜停战后，我第二次回国休假。

第一次是1953年10月，朝鲜停战不久，我的工作有所变动。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二十兵团(朝鲜东线)新华社记者组的前线记者。我这个记者是双重身份：业务上由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领导，编制却属于二十兵团。停战后，兵团领导认为报道的任务少了，决定让我改做编辑工作。兵团政治部办了个机关刊物《工作通讯》，需要加强编辑力量。接手新工作之前，允许我回国看看，假期很短，只有半个月。我连东北老家也没回，从朝鲜直接回到北京，住在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老同学黎白的家里。我想利用短暂的假期和老同学商量一下写作计划。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很多人和事，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无法忘怀，我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黎自给我腾出一间房，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拟了一个写作大纲，又向黎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谈了我准备写的几个大的战役、主要矛盾发展脉络和主要人物。他们认为大体可以，反正一部长篇小说，很难按原计划写到底，随着矛盾的发展，人物和情节都会有新的变化，先动笔再说。

这个假期，我主要是住在黎白的家里考虑写作的事，只会过几个联大的老同学和军队的老朋友。当时，我父母在北京我妹妹家里，也只见过两次，假期就完了。

回到朝鲜不久，主编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的编辑科长秦江调回国内，到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工作，我接任《工作通讯》主编。手下只有一个编辑、一个见习编辑，编辑部下边有一个小型印刷厂，我从组稿、编稿、审稿到印刷，事事都要亲自抓，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顾及写作，很想换一个工作，能有一点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可好，1955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调令，调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和我到刚创办的《解放军报》工作。我非常高兴，到了那种大单位，不论做编辑、做记者，都可以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可是兵团政治部不放我，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找我谈话，说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我的工作，所以便不能放我走。他说，这是工作需要，虽然前线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如国内，但考虑到我年轻、身体好，组织上让我在前线多工作一段时间，相信我不会不同意。那时候，我思想非常单纯，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于是，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回国去了，我继续留在兵团编机关刊物《工作通讯》。

1955年，志愿军已大部分撤离朝鲜。6月，《工作通讯》停刊，下属的印刷厂人员回国，宣传部编辑科和宣传科合并，我的工作又一次发生了变动，在接手新工作之前，我又一次提出回国休假的申请。政治部丁莱夫副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在我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在兵团的干部里，你在朝鲜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前两天政治部有人回国我已向他交代，回军区替你安排一下，愿意住哪个招待所都可以，如果想结婚，不必给兵团写报告，通过回国的兵团的孙部长，就地在军区办个手续就行了。”

回国以后，我没有住军区招待所，因为我在军区机关没有什么熟人。1948年，我和徐光耀一起从联大文艺学院创作组调出来，就到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兵团做新华分社的随军记者。1950年由兵团调到北京军区，做新华社驻军区报道组的记者。不久，兵团赴朝，我又回到兵团。在军区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我的任务主要是下部队采访，和军区机关各单位接触不多，熟人很少。我熟悉的主要是兵团和联大文艺学院在京工作的一些人。这些熟人对我这个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人非常热情。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协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那里很安静，写作或找一些老同学商量写作的事情都比较方便。  因为这次领导对假期没有限定，时间比较宽松。所以我对自己日程的安排也就比较宽松。安顿好住处以后，首先处理了些个人的事情。当时我爱人徐宝珍正住在北京她朋友的家里。她是兵团文工队戏剧队的演员。经兵团政治部批准，两个月前她和政治部的两个年轻人一起回国考大学。现在考试已经完毕，正等候考试结果的通知。她提出，利用等候通知的这个时间，回福建看看母亲和弟弟。1949年，她13岁就参了军，到四野南下的54军文工团当了一名小团员，随部队南下两广，以后又随军赴朝作战，其间一直没有回过家。家里很困难，她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解放后参了军，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全靠母亲打工维持生活。她想回去尽可能地安排一下母亲和弟弟的生活。结婚的事等大学考试结果公布以后再决定。我觉得这是做女儿应尽的孝道，帮她筹措了一些路费。送走她以后，我开始看望先我回国的兵团的一些老朋友：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原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在八一杂志社工作的原编辑科长秦江以及王宇、曹振峰、高焰和宣传部两个年轻同志何乃庄、何秀敏等，还有联大的几个老同学：黎白、陈淼、周普文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谊是纯真的、深厚的，彼此相见，都是真情的交流，要说的事情很多很多。这一走动又是十几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坐下来开始写作以后，仍然不时有熟人来看望，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那年夏天酷暑难当，那时的条件不比现在，房间里不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写不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进度很慢。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兵团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果你已办理结婚手续，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如果尚未办理，望立即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我那时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爱人探亲尚未归来，我怎么能住在北京等着结婚而置身于这场敌我斗争之外？我毫不犹豫地给爱人留下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即动身回朝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满怀激情地回去参加肃反斗争，自己却成了肃反对象。P1-5

直言就是有一说一。作者这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证明：有一说一不容易。我过去说过一句话，读过《直言无悔》，我想再说_遍：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刘震云

作者为直言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而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