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见茅盾
1980年,岁暮。
北京城还不太冷，那几天天气也还晴朗。午后微微有些阳光，街头稠密的行人车辆在淡漠的光影里穿梭来去。
车子停在一条看起来很普通的胡同里。我没有心情仔细打量这条胡同，下了车就径直走向面前的大门。门里是个小小的旧式四合院。穿过院子右首的一扇小门，眼前豁然又是一座四合院，比起先前那座显得整洁幽静得多。庭院地上铺着石板块，中间的花棚架和架下的花圃都是荒着的。倒是两边几棵挺立的树木还是常青着，鲜明地衬出廊下土红色的门户和窗棂。
好安静的冬日午后。空荡荡的庭院，没有人声的回廊，紧闭的门窗，旧式的窗玻璃里垂着白色的窗帘。一切都静悄悄的，竞似有几分寂寞。
我走进一间铺地板的大房间。朝门的一大面墙全是书橱，橱里面每一格全横横竖竖摆满了书；橱顶上摆着好些笔筒和花瓶。橱前有一套简单的几椅，左首却是一张极大的书桌。屋里很暖和，空气里浓郁地飘着一股燃熏的香味。
我在书橱前的一张椅子坐下，却侧着身，目不转睛地往那扇通往内室的房门凝视着。
他出现在房门口了。穿着藏青色的中式对襟褂子，灰色长裤，慢慢、慢慢地走出来。中等个子，脸的轮廓瘦瘦的，可是肩膀看起来很宽。
如果不是行动的迟缓，倒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他有一张非常光洁的脸，几乎没有什么斑纹。薄薄的、梳得妥妥帖帖的头发，竟然仍是黑的。听说刚动过手术的眼睛也仍是亮亮的，睁得大大地看人。三四十年前的照片里就一直有的那撮唇上的小髭仍在，只是比照片上的稀薄花白些了。髭下薄薄的嘴唇因微笑和喘气而张开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我不能置信地看着他，握着他的手也仍然觉得不真实——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要时光倒流才有可能赶上见他；也许要一种时间机器才能带我回到他的那个年代，早在我出生之前的时代，当他挥洒着那如椽巨笔，写下那些不朽的作品；他的名字、他作品的名字，与那个时代相互推动着，结合在一起，他本身便是一个历史，一位人物——不，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笔下的千万人，活生生的，在书内书外：老通宝、林老板、吴荪甫、大鼻子、菱姐、赵惠明、小昭……无数的人，创造他而又被他创造出来、赋予血肉生命的人物，这些名字因着他而一起动人地流传，因着他而不朽。
头一回听人提到他的名字是在台湾，那时我还很小。“‘矛盾’？多有趣的名字。”我心想。一个有趣的名字，对我不带有任何意义的，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的，就这样掠过去了，像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的传奇。
长大以后这个名字渐渐听得多了，但还是觉得极其遥远，像一场过去的繁华，我想是再也赶不上了。
然而永恒的作品是不会过去的。十年前一到美国就读到他的作品了，还记得那是一本很旧的《茅盾文集》，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出版的。
至今我也不会忘记，深夜里在宿舍的斗室中是怎样激动得不能成眠的心情。那样巨大而深沉的苦难和力量，在一本薄薄的书册中竞似排山倒海般地震撼人。即使是那篇有自传性的、带一丝淡淡哀愁的《列那和吉地》，也使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流泪。
就这样，他也成了一个带引我走上一条新的心路的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早已写成了那些作品，经过几十年岁月，几万里空间，他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中国游子，在地球的另一面，被他的笔震撼得无以自已……
然而当我面对着他本人时，却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他这一切。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告诉他相似的感受。他会了解的。我竟只能讷讷地向他致谢，谢谢他为……
P15－17
长河侧影——《半生书缘》自序
写出了童年和家族的回忆录《昨日之河》，接下来整理多年来记录因文字而结缘的两岸人物的新旧文章，发现结成之书也可以视为一本回忆录——我写的是那些位文学人物，记下的其实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文学人生之旅，途中记忆的点点滴滴、简牍篇章；其中有些当时就如获至宝，据实以书，但也有存留箧底未曾示人的。
十二位作家、学者、出版家、评论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学生命里走过，有的驻足指点，有的伫留长谈。他们的话语文字，容貌举止，在我至少一半的人生里留下的涓涓记忆，随着时间汇成了一条荡荡长河。我在印象犹新的当时就用书写记下，更有幸者尚有图片的记录。在其后的岁月里，当珍贵的记忆再被触及，我还以新的文字补充。所以这本书里既有二三十年前的旧文，也有近年甚至刚写出不久的新文。
十二位里，有十位是大陆的作家学人。以我长在台湾、旅居美国多年的背景来说，他们原应是我最不熟悉的人——在台湾成长的50、60年代里，许多中国近代现代的作家学者，只要是留在大陆或被贴上“亲共”标签的，他们的名字就成了禁忌，更不用说接触到他们的著作了。甚至即使是台湾的两位，殷海光和陈映真，他们的文字也一度遭到查禁。可是何以这些人会与我结缘半生？说起来竟是一桩感事造成的机缘。
1970年我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大学图书馆两层楼之间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一书架的中文书，里面竟然有我在台湾看不到的“禁书”！我像补课般急不可待地读着，试图弥补那个错失的文学断层。而那时正值“文革”，这些作家生死未卜，读时更添一份敬惜之心。当时又适逢海外留学生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投入这场“海外五四”的结果是被当局视为“左倾”分子，上了黑名单，十五年不得回家。思乡情切之余，我转而去大陆作文化源流的探索，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身世寻根。
1977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那时还得先从美国到香港，在罗湖过境进入当时荒凉不毛的深圳，然后北京、上海、大西南走了一遍。那是一次个人的寻根之旅，我见到了骨肉至亲，也写下了情怀感触。后来与文学界联系上了，1979年去北京在作家协会上作报告，谈台湾与海外文学，同时结识了几位中青年作家。但我当时最挂心的还是硕果仅存的老作家们。多亏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为我引见，从那年起，我像跟时间赛跑一样，赶着求见尚在世间的老作家。那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久，资深的文学人士几乎全是浩劫的幸存者，更有文名早已湮没而自嘲为“出土文物”的。我怀着虔敬又有些许惶恐的心情，访问了好些位原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前辈。这是之前几年我在那间图书馆的小室中，做梦也不敢奢望的机缘。‘
就这样，我一位一位地求见，几乎都没有遭到拒绝。有的赶上见到他最后的夕照余晖，如茅盾；有的结为朋友，一同度过悲欣交集的80年代、变化巨大的90年代，甚至还有更久的。
大陆的十位：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附带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范用、李子云……每位至少有一篇或新旧数篇来记述；此外还有许多文中提及但没有专文写出的人物，我也非常珍惜与他们的结识交往，书中选用的照片里他们的影像，是那段遥远岁月的念想。
当然，台湾的陈映真和他的那辈《文学季刊》的朋友，都是我少年时代文学的启蒙者，对他们我始终深深感念。而重访殷海光温州街故居，就会想起也曾住温州街巷子里教授过我的师长学者，那些温煦的记忆伴随我从青年岁月至今。
所以，这本书写的并不止这十二位，其实远远还有更多。
逐篇写完题记之后，才悚然发现：每一位书中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海峡的两边，都曾遭遇过来自他们自己政府的压制迫害，甚至牢狱禁锢。是巧合吗？还是我不自觉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正逢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段酷痛的历史？显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映照，一群知识分子的范本。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华、有风骨的写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无法逃脱政治的旋涡吧。
为了比对时代背景，我检视书中人物的生年，茅盾是唯一一位19世纪出生的（1896），更多的出生在上世纪初，而成长于“五四”年代。最“年轻”的是陈映真，生于光复前的台湾，1937，正是卢沟桥事变、艰苦的抗日战争开始那年。也就是说，他们无论生长在中国的哪一处，从1930年到1970年甚至1980年代，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难免经历了那段历史为他们铺排的命运。
所以，我所见到、记得、写下的，不仅只是对我的文学生命有过深远影响的人物，更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见证，一个20世纪民族书写的侧影素描。可是到了2l世纪，今天的读者，有多少还熟悉这些人的文字，甚至名字呢？然而，只要是一个阅读者，只要还在阅读，纵使从来不曾直接阅读他们，我敢相信，也无可避免地经由他们滋润和影响过的文字，间接领受了这些文字之中其人和其文的传承。临河就水，虽已望不见河源，也该知道源头来自的方向。
书中的几十张图片多半是旧照，我几乎都能清楚记地得拍摄时的情景与心境。那一刻的时光就停留在快门按下的刹那；也有的在其后三十年间还在延续，陆续有了更新的照片，带出逐渐变化的容颜，见证了时光的流逝——他们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我何其有幸得以亲眼目睹历史，当时激动心情之下作出的记录，容待日后沉淀定格。今日整理成书，倏忽已过半生。人书俱将老去，唯愿文字长存，记忆之河长流。
2013年春，美国加州斯坦福
十二位作家、学者、出版家、评论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学生命里走过，有的驻足指点，有的伫留长谈。他们的话语文字，容貌举止，在李黎至少一半的人生里留下的涓涓记忆，随着时间汇成了一条荡荡长河。他在印象犹新的当时就用书写记下，更有幸者尚有图片的记录。在其后的岁月里，当珍贵的记忆再被触及，他还以新的文字补充。所以《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这本书里既有二三十年前的旧文，也有近年甚至刚写出不久的新文。
大陆的十位：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附带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范用、李子云……每位至少有一篇或新旧数篇来记述；此外还有许多文中提及但没有专文写出的人物，他也非常珍惜与他们的结识交往，书中选用的照片里他们的影像，是那段遥远岁月的念想。
当然，台湾的陈映真和他的那辈《文学季刊》的朋友，都是他少年时代文学的启蒙者，对他们作者始终深深感念。而重访殷海光温州街故居，就会想起也曾住温州街巷子里教授过我的师长学者，那些温煦的记忆伴随他从青年岁月至今。
所以，《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这本书写的并不止这十二位，其实远远还有更多。
逐篇写完题记之后，才悚然发现：每一位书中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海峡的两边，都曾遭遇过来自他们自己政府的压制迫害，甚至牢狱禁锢。是巧合吗？还是作者不自觉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正逢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段酷痛的历史？显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映照，一群知识分子的范本。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华、有风骨的写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无法逃脱政治的旋涡吧。
十二位作家、学者、出版家、评论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学生命里走过，有的驻足指点，有的伫留长谈。他们的话语文字，容貌举止，在李黎至少一半的人生里留下的涓涓记忆，随着时间汇成了一条荡荡长河。他在印象犹新的当时就用书写记下，更有幸者尚有图片的记录。在其后的岁月里，当珍贵的记忆再被触及，他还以新的文字补充。所以《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这本书里既有二三十年前的旧文，也有近年甚至刚写出不久的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