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最权威最翔实的胡适传记！哈佛博士江勇振首次全景式再现“多面胡适”的巅峰十年（1917～1927）！

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

本书立意重新诠释胡适其人其思想。江勇振所著的《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下)》是这套全传的第二部。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书稿用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

1917—1927年是青年胡适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巅峰十年。他引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公众舆论，参与思想、政治论争，争夺文化霸权，时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短短十年，青年胡适一跃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下)》大量征引第一手材料，跳出胡适研究窠臼，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胡适”——

他如何借助北大推广白话文？

如何取代梁启超成为文化界大佬？

如何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如何操纵媒体，塑造自己的“公知”形象？

如何挪用、误用、滥用杜威、赫胥黎、易卜生？

如何一度倡导法西斯主义？

如何提倡“好人应该当官”？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

如何努力赚钱，成为民国版税第一人？

如何及时行乐，周旋于众情人之间？

如何热衷暴露个人身体隐私？

如何成为一个处事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

《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下)》由江勇振所著。

前言

序幕

上篇 镀金彗星，惊艳苍穹

第一章 北大新星，造国之大学

 从“国无大学，乃国之耻”到北大是世界最老的“大学”

 德国大学理念的转借

 德国、美国理念与传统书院的嫁接：北大研究所

 美国制度的滥觞

 沙滩、红楼、五方杂处的“拉丁区”

 五四前夕北大教授的待遇与学生概况

 学潮不断，戮力系北大于不坠

 力挽教授为饭碗罢教之狂澜

第二章 杜威思想，赫胥黎怀疑

 进入实验主义门槛的前夕

 杜威“实验主义”：芝麻开门

 杜威思想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好政府主义

 自由主义的真谛：胡适与杜威的分野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的史前史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

第三章 过关斩将，争文化霸权

 用入学试题宣扬新文化

 文言与白话之争

 《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

 《新青年》的分裂：与共产主义交锋的第一回合

 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第四章 个人社会，政治与国家

 易卜生主义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个人与国家

 二十年不谈政治

 联省自治

 《努力》停刊与复刊的难产

下篇 学问事功， 夙夜匪懈

第五章 事功第一，行乐要及时

 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

 食衣住行

 胡适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构造

 教学相长

 游刃有余的写家

 宁可起早工作，戏不可不看

 女性与爱情

 身体、生病、肛门偏执

第六章 哲学佛教，历史与文学

 借西洋哲学诠释中国哲学

 挪用、误用、滥用杜威以及西洋名词

 套用杜威的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的中绝”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用他山之石，攻禅宗史

 实证史学方法的成型

 《红楼梦》考证

第七章 信达兼顾，翻译大不易

 胡适的翻译哲学

 胡适初译杜威

 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到《哲学的改造》

 《短篇小说》第一集

 《短篇小说》第二集

第八章 帝国主义，东西方文化

 “哪有帝国主义！”

 中国后来可居上

 美国最好——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

 民族主义的抬头

 革命有理

 “浪子回头”

 向西洋人传西洋近代文明的福音

 幕间小结

从“国无大学，乃国之耻”到北大是世界最老的“大学”

从1936年以后，是否应该把北大认祖归宗追溯到汉朝的太学，就在胡适的心中天人交战着。1946年3月3日，在回国就任北大校长前夕，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夏魄司仪器公司总裁，谢谢他赠送北大一部研究仪器。胡适告诉夏魄司(P.T.Sharples)先生，他和李国钦都把北大的英文名称写错了。李国钦是夏魄司的朋友，夏魄司赠送北大仪器，就是通过李国钦的关系。胡适在信尾说：

我注意到你和国钦在称呼敝校的时候，都有点小错误。北京在1928年改称北平，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1898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注：其实哈佛大学三百年庆的官方记录也称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①

值得玩味的是，北京的“胡适档案”里藏有这封信的草稿。同样这句话，胡适在草稿里说的是：“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注：即太学]——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②

北大该不该认汉朝的“太学”为祖，让自己变成全世界最老的学府呢？胡适当了校长以后，还是左右摇摆。1948年12月13日，他为纪念校庆而写了一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在这篇文章里，他先夸称北大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老的大学：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是，胡适接着说，北大有志气，不愿意用祖宗的余荫来长自己的威风：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即1898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①北大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124年算起，还是从1898年算起，这当然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追问胡适，他一定会说这只是聊备一格的笑谈罢了，就仿佛我们偶尔会去想象或希冀：“历史不是那样演变的话，现在当如何？”真正值得我们去追问的，是胡适为什么会一再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是年轻的胡适、特别是成为北大一员以前的胡适连想都不会去想的问题。换句话说，胡适变了。

胡适变了，因为他钟情于北京，更钟情于北大。他1957年6月4日在纽约所立的遗嘱，就把他1948年12月留在北平的一百零二箱书籍与文件全都赠与北京大学。也正由于胡适钟情于北大，等他成为北大的一分子以后，他对北大的看法也不免受到这个情分的感染，而与他年轻的时候，能用“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ness)的态度而有微妙的不同。这其中有感性的爱护与期许，也有理性的评断与反省；有对其不成气候的怨怼，也有珍惜其系学术于不坠的贡献。当然，这也跟人习以为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惰性有关。

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他的宏图大志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1917年留美归国任教北大，以及他在1946年9月出掌北大，都可以说是胡适为国、为己实现夙愿与抱负的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就大声疾呼：“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①这时的胡适，正处于他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的巅峰。他的梦想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所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他在2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②

在中国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胡适终生的夙愿。从他1913年初写《非留学篇》，到他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的梦想仍未实现。《非留学篇》，顾名思义，就是批判中国留学政策的不当。胡适开宗明义：“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③他说留学只是达成再造文明的手段而已，结果在中国是本末倒置：“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

留学只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胡适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做法，是要设立国立、省立、私立的大学与专科学院。然而，大学的设立，他强调与其多，不如精。以国立大学为例，他说：“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事实上，胡适的梦想并不止于大学的教育。四年的大学教育只是学问的初基，用胡适的话来说：“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建设国之大学的目的既然是再造文明；他更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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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殊不知现有的胡适资料，已经是浩瀚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盘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适要面对这浩瀚的资料，固然是一大难题。然而，要突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要开创出新的典范，新的观点才是法门。资料诚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资料，没有新的方法和观点，绝对不足以窥胡适的堂奥，更遑论要为胡适画龙点睛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这种对资料的迷信，套用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里所说的“目的热”和“方法盲”①的话来说，就是“资料热”、“观点盲”。

我为什么会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是“资料热”、“观点盲”呢？试看现在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的作品，绝大多数不都是在炒冷饭吗？所有胡适一生中关键性的观点、重要性的议题，哪一个人不是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呢？胡适说他从小就偷读传统白话小说，奠定了他白话文的基础；胡适说他八九岁的时候，就能不怕地狱里的牛头马面；胡适说他十二岁到上海去上新式学堂的时候，他的防身之具之一，就是“那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胡适说他从1915年的夏天发奋尽读杜威所有的著作，说他的《尝试集》的命名、《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都是受到杜威思想的引导；胡适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胡适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所有这些，试问有谁求证过？这就仿佛意味着，只要胡适说过了就算数。

这种不思不想、胡适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研究态度，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我们且看胡适如何抨击“主义热”的缺点：“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①这几句话说得多么的重、多么的斩钉截铁、多么的一杆子打翻船。这是论战的语言，越猛烈越让人叫好，而且也只有那后世皆日“温和”的胡适说了而人不以为忤。其他人如果用如此激烈的话语来针砭社会，不被打成狂妄、偏激才怪。可是，这么斩钉截铁、一杆子打翻船的话，胡适说了，却人人击掌称是，而且还礼赞他温和、理性，凡事包容、不走极端、不事武断。原因无他，就因为他是胡适。还有，因为胡适骂的不是今天的读者，而是从前的中国，以及可以用来影射的权威。言归正传，胡适说：“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把这句话拿来套用在当前的胡适研究上，这种只管用“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来找资料的态度，便是“资料热”；不管胡适说得如何，说得对不对，便是“观点盲”。

这种“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上焉者就是照本宣科。胡适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于是，所有描写胡适早年生活、他在上海上新学堂的经历、他如何堕落、酒醉到幡然醒悟而考上庚款留美的文字著述，无非是《四十自述》的翻版。胡适留美的点滴、他为什么先念农学再转哲学、他为什么公开演讲、他的民主素养的训练、他为什么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他为什么开始提倡白话文，所有这些，不外乎取材于他的《留学日记》、《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他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而且用的还是唐德刚错误颇多的中译本。然而，这种研究虽然没有新意，至少不望文生义、强作解人，而只是把资料重新整理一遍，以胡适的自述作为基础，作补充的工作。

“胡适说过就算主义”的下焉者，就是“说文解字”式地把他的观点拿来作为臆测之资。林毓生把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视为胡适不懂科学、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的铁证，殊不知那根本就是19世纪许多科学家、哲学家的共同看法，甚至是1965年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说法。邵建批评胡适没有读过洛克，所以不懂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耿云志看到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的扉页上说他这篇论文是“作为博士考试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由于他不知道论文只是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诸多条件之一，于是望文生义地说这句话耐人寻味，等于是胡适暗认自己的博士学位只有一部分通过。邵建和罗志田看到胡适1926年欧游时称赞苏联的话，就错以为胡适变得左倾。这类研究有意对胡适的思想作诠释、下批判。然而，由于他们所用的方法不外乎是用胡适自己的话作依据，就胡适来解胡适，而不是从杜威、赫胥黎、穆勒、易卜生等人的原作里去追溯胡适思想的来源，不是把胡适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脉络下来分析，他们等于是堕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周质平说胡适对“民主”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晚年定论”，那就是“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周质平引的是胡适1955年所写的一篇手稿：《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①

周质平这段话，就是“胡适说过就算主义”里闭门造车的典型，浑然不知胡适一辈子有他的“傥来主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这句话原本就是杜威说的，而且连周质平所引的胡适对这个“生活方式”的诠释，也完全是杜威说的。这是杜威从19世纪末开始就常说的一句话。别处不说，胡适心知肚明的例子，就是他自己参与撰文的杜威八秩祝寿论文集，亦即1939年出版的《老百姓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这本论文集的最后一篇，就是杜威的《创造性的民主：我们当前的任务》。在这篇文章里，杜威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强调民主是一个道德的理想。他说：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相信人性，相信老百姓是民主理念里一个常见的信条。这个信条不会具有任何基础和意义，除非我们相信人性的潜能以及每一个人与生俱有的能力……民主政治对人类平等的信念就是：不管一个人与生俱有的能力如何，每一个人都有跟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民主政治所信奉的领导原则是兼容并蓄的、是普及的，其信念是：只要环境对，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引领他自己的生活，不受他人的胁迫或

强求。①

研究胡适，若要不堕人“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若要不闭门造车，就必须学习胡适所说的，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胡适在世的时候，最喜欢劝少年朋友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此，胡适喜欢教少年朋友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这就是胡适要把“金针度与人”的道理。讽刺的是，要研究胡适，还得先学一点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防身本领。

这个用“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来作为研究胡适的“防身的本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我们要知道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甚讲究引注的时代，而胡适一辈子又有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最讽刺的是，胡适一辈子教诲年轻人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完稿日期，以省后人考据的工夫。可是，比起别人不注明完稿日期这个小疵来说，胡适援引别人的书、文章和观点而不加注脚，那才是累翻后人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出处的大愆呢！因此，要了解胡适思想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好好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方才可以知道他许多思想的来源。而且，也方才能知道胡适是傥来使用呢，还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下的挪用，抑或是传统意义下的误用、甚至滥用。

诚然，读尽胡适读过的书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要去读尽胡适所留下来的资料，或者去看遍研究胡适的著作一样，会让人兴“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之叹。这个难度只有真正尝试过的人才能领略到。因为胡适读过的书，中文的当然是难以尽数，英文的恐怕也至少成千。试想，光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选课所读过的书就有多少？而这还不包括他课外所读的书呢！

然而，在“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仍然充斥于胡适研究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战略性地选择阅读影响胡适最深的一些作者的书，来做重点突破的工作。比如，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然而，杜威到底怎样教胡适思想，赫胥黎又怎样教胡适怀疑？胡适从来就没有清楚地交代过。他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人要求胡适解释杜威如何教他思想、赫胥黎如何教他怀疑；当他过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对这句话发出质疑。“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莫此为甚！这就是我们研究胡适，就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原因。而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绝不能像从前的做法，贪图方便捡现成地从胡适自己的文字里去找答案。那种作法除了是缘木求鱼以外，等于是自己套上牛绳，让胡适牵着鼻子走。唯一的法门，就是去读杜威和赫胥黎的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胡适的文字，看胡适如何挪用、误用，乃至滥用杜威和赫胥黎的。

有多少人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回答，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说法，是经过他们研究分析以后所得到的结论，还是胡云亦云、人云亦云、想当然尔的结果？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文字，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实验主义运用的文字，比比皆是。胡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究竟是什么意义下的实验主义者，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现成的文字来分析来研究，不需要等新资料的出现。为什么胡适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典范出现？“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使然也！

没有人怀疑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主义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套用胡适最喜欢说的话来形容，自由主义是一个笼统空泛的名词。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就仿佛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诠释的意义。更有甚者，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贴上了这个标签，会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答案。其致命的结果是：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因为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就被不假思索地引为定论了。换句话说，用“自由主义者”来标签胡适，其结果往往是把假设当作结论，那不但不能鼓励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而且足以让人画地自限，从而阻遏了更活泼、更有创造性的分析和诠释。杜威对这种标签化用语的批判就一针见血，用他批评“主义”的话来说：“这些观念并不是为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而提出的。它们所提供的是笼统的答案，可是又自命为具有普遍的意义，能概括所有的个别案例。它们不能帮助我们从事探讨，反而是终止了讨论。”①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被赋予新的意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胡适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21世纪的自由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使命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的？

同样的，胡适那篇脍炙人口的《易卜生主义》已经是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文章了。《易卜生主义》不但使“娜拉”、“斯铎曼医生”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影响到近代中国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了解与接受。可是，有谁好好地去读过易卜生的剧作，看看胡适最爱征引的《娜拉》，《国民公敌》、《群鬼》、《雁》、《社会的栋梁》以及《我们死人再生时》到底写的是什么？胡适究竟是选了易卜生戏剧的什么部分来诠释易卜生呢？为什么胡适会做那样的选择呢？胡适把易卜生引进中国，诚然有功。然而，他的诠释是否把易卜生的戏剧艺术贫瘠化了，从而局限了中国人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理解呢？

胡适不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而且他一生有25年是在美国度过的，超过他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等于是他的第二故乡。这第二故乡的意思，指的不只是住的时间长，而且是他的心态、他的思维方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里提到有名的中日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大家英国人韦利(AnhurWaley)。韦利说胡适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他根本上等于就是西方人。我在本书中还会提到一个美国学者，他说胡适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思维。

我们该如何研究一个在长相上是中国人，但在思维方式上是西方人，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像是美国人的胡适呢？如果我们对杜威、赫胥黎、易卜生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甚至不能够跟他平起平坐，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深爱的美国的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不能跟他相侔，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读过的重要著作，没有尝试着去阅读，或至少是涉猎，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

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要跟胡适比赛，看谁的学问好，更不是要证明胡适的“肤浅”。事实上，所有“胡适肤浅论”，可以休矣。“胡适肤浅论”属于一种飞去来器(boomerang)，最后击中的都是说胡适肤浅的人自己。我们要沉潜地去读胡适读过的重要著作，只不过是要超越“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是要老老实实地为研究胡适做准备的工作。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里说：

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适“肤浅”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学术的渐进，而不是哓哓然贬抑胡适者个人的聪明与才智；反之，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我们，既有坐拥群书之利，又有坐在研究室里，随时手打键盘，上图书馆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适，则该汗颜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地细数胡适的“肤浅”。

同样的，我在《舍我其谁》里批判历来研究胡适的错误，也不是在跟研究胡适的学者比学问的高下。学术的进步，端赖于学者之间的脑力激荡。学者脑力激荡的场所无他，就在学术著作里。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为什么有引注的规定呢？这个最低的要求，自然是规定学者必须有引必注。更重要的——这也是学术研究赖以进步的引擎——就是要求学者必须参考历来研究的成果。做研究如果不征不引、不去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与其他研究者进行问难，那就只是闭门造车，仿佛自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研究的人。这种学风不但不负责任，而且有碍于知识的积累、创新与突破。研究者必须参引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赞同？为什么质疑？有什么更好、更合理的诠释？只有在这种脑力激荡之下，学术研究才可能日新月异，精益求精。

现代社会分工精细，术业有专攻。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不是人人都有时间、精力与素养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得以专心从事研究、撰述、出版，端赖社会的供养、社会资源的享用。学者对社会的回报，就是在脑力激荡所在的著作里，注明他们的所征、所引、所依、所违、所惺惺相惜，以及所推陈出新之所在。这不是争胜，而是基本的学术研究的规范，更是研究者对学术与社会的责任。这绝不是在卖弄、掉书袋，而是让读者知道论述的所据，其来龙去脉，以作为衡量、评判并决定接受与否的根据。

陈毓贤在《东方早报》上为《璞玉成璧》所写的书评里，承认我“能用新的眼光审视胡适，替胡适研究带来新气象”，然而，她批评我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她说：“可是写胡适传若存心要解构，则怕应了英语一句俗语：‘你手里握着铁锤，就到处看到钉子。’”这是一句英文的俗谚：“When you have a hammer，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这句话更传神的翻译是：“对手里握着铁锤的人来说，凡事看起来都像是该被敲平的钉子。”其实，这句话还有一层寓意：“手里握着铁锤的人，总以为那是解决万事的法宝。”她说：“胡适的传……若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他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整合，已是传世之作。”①

我在《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的《前言》里有几段回应陈毓贤的话。我知道有些读者认为那是一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有关“个人隐私”的作品，不屑一读。其实，研究的议题无分高下、公私与本末，所有的议题都值得研究。研究的好坏，端赖于作者的观点和功力。只要方法好、资料对、观点新，则灵。点石成金，固然是炼金术的范畴，然而，学术研究，也大可以把那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资料，点石成金，成为灼见的依据。所谓见微知著，亦是学术研究的蹊径之一。无论如何，我把我对陈毓贤的回应放在这里，冀望能得到被更多读者检视的机会。

陈毓贤所谓学术研究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作整合的工作云云，是孔恩(Thomas Kuhn)的“典范”(paradigm)以前的思维方式。孔恩这“典范”的观念，胡适其实也有与它暗合的想法。胡适从整理国故的经验里所悟出来的道理，就是孔恩“典范”的真谛。他在1920年代初期研究《诗经》的时候，感叹说：“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①把这个胡适研究《诗经》的感叹拿来用在胡适研究的领域，也完全适用。一个世纪以来胡适研究的“传说”，包括胡适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传说”，何止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

从胡适的“大力汉”、孔恩的“典范”以前的思维方式来看，知识是成直线积累的。因此，新、旧“出土”的资料，可以像混凝土一样搅拌起来，就仿佛鸡鸭同锅可以烹制出一道绝品佳肴一样。殊不知世界上没有什么资料是可以“出土”而现成可用的。这又是中了那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余绪而不自知。试想：连所谓“出土”的文物，都须要经过鉴定与诠释以后才能成为“文物”，文字的资料如何能自外于鉴定与诠释的程序呢？所有的资料都是诠释的产物。在没有通过诠释而赋予意义之前，“资料”等于是不存在的。杜威说得好，那些在山上岩石里的铁矿石，毫无疑问地，是“粗犷的素材”。在人类发展出技术把它们提炼成铁以及后来的钢以前，它们的存在对人类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在那个时候，铁矿石跟其他岩石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只是岩石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在人类发展出炼铁技术的脉络之下，铁矿石才被人类赋予了新的意义。②

从胡适的“大力汉”、孔恩的“典范”以前的思维方式来看，“新”典范的建立者看起来不是张牙舞爪，就是无事忙。陈毓贤说我吹毛求疵、多臆断、好抬杠，只可惜她完全没举证说明。在她眼中，“新”典范的建立者俨然是因为手中握着一把大铁锤，不用白不用，于是四处找钉子敲。殊不知他们手中即使有着那么一把大铁锤，他们所要敲的还轮不到那些凸出来的钉子呢！那些钉子全都要重新铸造过以后才能再用！

“大力汉”手中的那把铁锤，不是要大材小用地拿来敲钉子用的，而是拿来摧枯拉朽用的。敲打钉子，等于是在那“旧”典范里做补苴罅漏的工作。试想：如果不拿那大铁锤来做摧枯拉朽的工作，何以能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的可能？那大铁锤挥舞起来固然看似破坏；那大铁锤挥舞起来，看似不知感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但这是新、旧“典范”交替的自然过程，就像留学时期的胡适所说的：“死亡与凋谢，跟新生与成长，同样是有机的演进里必要的过程。”①那眼前看似张牙舞爪的新典范，不消多时，就会变成众人皆日是的“典范”。然后，等那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典范崛起以后，这也曾经“新”过的典范，又会成为被摧枯拉朽的对象。

胡适是一个天才。然而，说他是天才，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并不意味着褒或捧。同样的，即使我在本传里对胡适批判的地方所在多有，那也不意味着贬或抑。研究胡适的目的不在于褒贬胡适，更不在于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任何研究都必然会反映其时代的价值、思想和氛围。不只是意识形态，连用字遣词都是时代的产物。这不只在意识形态经过戏剧性变化的中国是如此，即使在美国亦然。一本20世纪初所写的书，其行文立论必然迥异于1950年代所写的书。时代如此，个别作者亦然。任何研究都必然反映作者的立场、学识、品味与意识形态。然而，时代的印记跟作者的立场，就好比酒的色泽、味觉和余味是由葡萄的品种、产地、气候、酿酒师和酒厂等因素来决定的一样，那个别的特色就是酿酒艺术的结晶。

相对的，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就不是在研究胡适，而只是借胡适来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这种“研究”，不管是影射史学也好，指桑骂槐史学也好，胡适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好比同样是酿酒，人家酿酒大师酿的是醇酒，他酿的则是药酒；酿酒大师酿的酒是用来品尝的，他炮制的酒则是补肾用的。其间分殊的所在不可等闲视之：品酒者，不干杯；酿酒大师，不酿药酒。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胡适研究平添了两个极有意味的因素：一个是翻案平反的热切；另外一个是对政治思想牢笼的反思。由于从1950年代清算胡适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为止，胡适一直充当一个负面人物，翻案平反很自然地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胡适研究的主流。随着思想空间的扩大，翻案平反之风，又与反抗思想牢笼合流。在翻案风的推波助澜之下，胡适与鲁迅俨然成为对比的样板。于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对比都出笼了。如：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鲁迅是姜汤，胡适是可乐；鲁迅是黄河，胡适是长江；鲁迅是把手术刀，胡适是片止痛药；鲁迅是一道沟，胡适是一座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等等。这个对比的名单可以无穷地延伸，一直到人们的想象力用完为止。这仿佛是说胡适与鲁迅，非此即彼，两者不能并存，或相得益彰一样。殊不知不管是扬胡抑鲁，抑或是扬鲁抑胡，作为二分法、作为样板，其异于从前不黑即白、不左即右的思想模式几希？

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毫无疑问，不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不愚即妄。然而，所有想象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人，都必须先牢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所说的话：“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所有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①生吞活剥、盲目抓药，是一大忌。换句话说，胡适本人及其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活在20世纪前半叶的胡适，如何可以作为21世纪的领航人呢？这根本就与胡适——其实是杜威——处处对人循循善诱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杜威在胡适所熟读的《实验逻辑论文集》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

所有解决、诊断具体情境的方法，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都是未完成、未解决的。每一个这种情境都是特殊的。它不只是未完成的，而且其未完成的情况也是那个具体情境所特有的。

由于每一个情境都是特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所谓历史的教训，都是经由经验的累积与智慧的判断的结果：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抉择，是建立在从前类似的情境之下所作的抉择的基础上的。当研究得到了结果，而且结果也验证了结论以后，其结果就被传承下来。类似的情境会重复出现。在某种情况之下，甲法优于乙法。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之下，甲法又劣于丙法，等等，等等。成例于是产生。我们所属的社会必须在许多方面，都有类似的经过思考过后所产生出来的成例。我们所看重的或那些有价值的成例，在日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俨然成为“天经地义”的标准。同样的，从前评断过程中一再出现的事物也变成是普世的价值。

然而，杜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日新月异的。从前适用的，今天就不见得能适用。同时，就是从前适用的方法，我们也必须去追问其效果是否经过了严密的检证：

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价值和标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在一方面，它们是否有用，完全要看目前的情况是否和从前相同。在今天这个进步、变化急剧的社会里，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地降低了。我们如果不懂得以古为鉴，那笨的是我们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习惯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异，而假定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同，因而作了错误的判断。在另一方面，成例的价值，端赖于其是否是批判性地取得的。特别重要的是，其结果是否经过严密的检证。换句话说，成例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是否经过严格的检验过程。①

杜威这段话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所含蕴的智慧：历史可以作为借鉴，然而未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那就意味着中国人虽然是活在21世纪所特有的具体环境里，却要倒退一百年，去思那早已事过境迁的胡适之所思。事实上，胡适思想的基调，用我在本部《日正当中》的分析来说，是维多利亚后期的思维。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话，那未来的中国就要回到19、20世纪之交。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属于严肃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胡适不求涅槃，也不盼望天堂。他从杜威那儿所学到的，就是从具体的情境去求取那一点一滴的进步。虽然实验主义是展望未来、以未来作取向的，但那未知的“未来”从来就不是胡适措意的所在。胡适的人生哲学是好好地、努力地活在当下。我在《璞玉成璧》里提到了他的好友丁文江的座右铭：“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我说只有像丁文江、胡适这样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才能真正体会到读书、做事要像“人可以长生不老”、品尝人生要仿佛“人没有明天”的真谛。只有像胡适与丁文江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布朗宁所说的“再蹶能再起、憩息以复苏”的精神。胡适说：“不作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他拼命做工，一日是三日，因为他要向世人证明：“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合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能在一年内写成，完全是拜休假所赐。我能有幸得到这一年不需要教学而专心写作的机会，一方面要感谢我任教的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哆)所提供的一学期休假从事研究的“费雪研究奖金”(Fisher Fellowship)；另一方面更要诚心感谢台北的陈宏正先生，在慷慨资助我写完《璞玉成璧》以后，继续慷慨资助，让我得以全力完成《日正当中》的写作。

我身在美国，任教大学的图书馆连一本中文书都没有。所幸“胡适档案”已经扫描存档，而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把它公布在网站上供学者自由使用(可惜现在又不对外开放了)，否则我研究胡适的计划绝对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胡适纪念馆前任馆长潘光哲先生的鼎力支持，感谢现任馆长雷祥麟先生立时批准授权我使用胡适照片的申请，感谢郑凤凰小姐细心地帮我提调、查考档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杨贞德小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崔祥莲小姐、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文库的邹新明先生，每次收到我告急求援的电邮，都慷慨热诚地帮我查找、扫描资料，不胜感激。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丽丰，谨献上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