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编著的《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修订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大书店同步上市。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张志忠联袂推荐。该书共计42章节，50余万字，包含100余张图片。该书出版恰逢作家萧红诞辰100周年。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对萧红深切的理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今生今世。季红真的文学笔致和研究功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在云端也在大地的萧红。

“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能有机会研究作家萧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少年时代的季红真就接触到了萧红的作品，季红真说萧红是她敬佩的作家。

季红真教授在沈阳师范大学任教6年，每年都为专业研究生教授关于萧红研究的课程，这其中季红真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对“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萧红进行了更加深刻而系统的研究，《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修订版)》就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成果之一。

《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修订版)》体现着以乡土与童年为作家创作源泉的学术理念。是迄今为止最为富于学理的萧红传记，也是一部植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作家传记。

序言：错动历史中的文学飞翔

第一章　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

第二章　乡绅地主之家

第三章　顽童生涯

第四章　祖母死了之后

第五章　母亲之死与继母过门

第六章　觉醒的少女时代

第七章　升学风波

第八章　进入现代大都市

第九章　投身学生爱国运动

第十章　祖父死了以后

第十一章　出走北平求学

第十二章　再次出走北平

第十三章　软禁与逃脱

第十四章　陷落东兴顺

第十五章　投书裴馨园

第十六章　热恋萧军

第十七章　逃出囚笼

第十八章　“生产的刑罚”

第十九章　落脚欧罗巴

第二十章　筑巢商市街

第二十一章　走上左翼文艺之路

第二十二章　爱情的烦恼

第二十三章　逃离“满洲国”

第二十四章　驻足青岛

第二十五章　初到上海

第二十六章　进入上海文坛

第二十七章　在鲁迅夫妇身边

第二十八章　爱情的“苦杯”

第二十九章　躲到东京

第三十章　重回上海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北平之行

第三十二章　“八·一三”前后

第三十三章　暂居武汉

第三十四章　临汾：两萧分手

第三十五章　西安：情结端木

第三十六章　退回武汉

第三十七章　奔逃重庆

第三十八章　栖身北碚

第三十九章　避居香港

第四十章　情系呼兰

第四十一章　在战火中挣扎

第四十二章　与蓝天碧海永处

后记

第一章 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

祖国的东北地区，是指山海关以外的所有领土。在清代被称为满洲，辛亥革命之后，则称为前清东北地区。张学良易帜以后，则称为东三省，除了目前的三省之外，还有被划归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等五个盟，所谓东蒙五盟。

这块广袤的土地，历来是生命进化与文明发展的宝地。中生代的地质年代，生物向陆地攀缘迁徙的时候，这里就已经繁衍密布着各种生命，包括最高级的物种。朝阳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使这里成为“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早在17．5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东北地区活动。1996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交界镇，开采石灰石意外发现的溶洞中，大量存留的动物化石上人工打击的痕迹与地面残留着的过火遗踪，都证明着这个事实。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还有各种矿产。历来以生产木材、人参、兽皮、山货、珍珠等著称。在漫长的文明史上，各民族人民在那里生息劳作，由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到近代的工业文明。中古时期，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居住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其中，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这三个部族，均为契丹血统，由于共同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两岸，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往来密切、彼此交融，清朝文献中统称为“索伦三部”。

东北地区最早的居民主要是四大族系，以蒙古族为主体的东胡族，包括高句丽在内的扶余族，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和汉族。其中满族的祖先是那里最古老的居民，世代居住在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下游，以及长白山里。周、秦之前，称之为肃慎，汉魏称挹娄，隋唐称靺鞨，之后称为女真。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族，从此，满族居住的东北地区被称为满洲。商、周时期开始，满族就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据史书记载，周武王时进贡“桔矢石始砮”，“周代来服”，可以参加国家的各种典礼，是王室近族。唐代著名的渤海国是靺鞨族为主兼容扶余族的地方政权，比照长安建立的东京城是当时亚洲第二大城市，不久臣服于武则天执政的唐朝。隋唐、宋明时期，中原政权对他们都有册封。在漫长的历史征战过程中，东北各民族彼此融合，开发了这块寒冷而富庶的土地。元末明初，女真人南迁之后，逐渐形成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女真人在传统渔猎的生活方式中，已经有一部分具有初步农耕的文明，只有与鄂温克、鄂伦春融合的野人女真仍然以渔猎为生。建州女真逐渐征服统一其他女真部落，至17世纪，满族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伦理共同体。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征服海西女真和大部分野人女真之后，建立起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金政权，并且把统治下以满族为主的东北各民族人民，组织成政治、军事和生产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即著名的八旗制度，满族人由此被称为旗人。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族，从此满族居住的东北地区被称为满洲。次年，皇太极改大金为大清，在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打北京的硝烟中，说服吴三桂回兵一起打败李自成，多尔衮迎顺治皇帝入关，从沈阳迁都北京，从此统治中国268年。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在清王朝被视作“龙兴之地”。明清之际，辽东地区由于战祸频仍而受到严重的破坏。大片的土地荒芜，人口大量减少。清政府为了田赋收入，掠夺劳动力，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年(1644年—1667年)的23年间，曾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使辽河流域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这项政策旋即被废止。从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对东北实行了近200年的封禁政策，禁止关内的汉族人民出关谋食。同年，下令“辽东授官永著停止”，并对出关的汉族民人，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限制手续。自乾隆朝开始，对东北的封禁日益强化。乾隆五年(1741年)谕：“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对已迁入奉天境内的汉人，迫令取保入境，不愿者限10年内勒令回籍(见《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颁布《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对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再次重申禁令：“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以至各失生计，出以设立州县管理。至吉林原不与汉地相接，不便令流民居住，今闻流窜渐多。著传谕付森，查明边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见《东华录》(乾隆朝)第三十二卷)柳条边以西以北的蒙古王公领地，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严封禁止。“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大清会典事例》第979卷)。至此，清王朝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全面的封禁，吉林和黑龙江成为封禁的重点地区。

清王朝在东北施行封禁政策，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为了保持“龙兴之地”固有的风俗习惯。满族以马背得天下，特别重视尚武精神和骑射本领，而东北旗民正是清王朝赖以统治全国的军力所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谕明确指出：“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永行禁止”流民入境(《东华续录》乾隆朝，第28卷，第24页)。道光十三年(1636年)吉林绅士奏请建立考棚，令满族子弟应试。道光皇帝阅后斥道：“朕恭阅列祖实录，俱以我满洲根本骑射为先。”况吉林为发祥之地，非各省驻防可比，尤应以骑射为重，何得专以应试为能，转致抛荒弓马旧业。”“非朕教育族人之意也。保昌等率为此奏，殊属忘本，关系不小。保昌、倭楞泰，礼部堂官俱著传旨申饬，所奏俱不准行。”(《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8卷，学校2。)

其次是为了独占东北的特产。人参、珍珠历来是东北官员向清朝进贡的主要贡品，向来为皇室所独占。长白山以产参著称，更被列为禁区。对禁区内的“紧要隘口，或安设卡伦”，或“设立封堆，按时遣官巡查。一切采捕事项，均由专员办理，送达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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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萧红，对于一个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幸运。但是，能够读懂萧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意义长期被遮蔽，首先是被自己的传奇经历所遮蔽，然后是被鲁迅遮蔽，还有就是被萧军遮蔽。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很少有为她设专节论述的。一般是放在左翼文学的题目下，近年则多放在东北作家群的范畴中，只有在女性文学史中有她独立的章节。左翼的身份使她获得被言说的合法性，东北作家群的归纳使她得到乡土的认同，而女作家的前卫姿态又使她的政治、文化、人生、人性等方面的诸多思考被忽略。至于那些商业炒作式的写作，更是以不幸身世的煽情抹杀了她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当然，这也说明了她的丰富性，可以从各个角度被阐释，被各个层次和各个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好的作家都能为后人提供一个阐释的空间。

但是对于还原一个真实的萧红无疑困难重重，她所生活的历史情境如此错动混乱，不仅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大历史变动，还有她所生长的东北地区独特的政治史轨迹，张氏父子治下反日维护路权的运动，张学良易帜之后的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以后日本法西斯的猖獗，都直接影响到她的命运。她所承载的乡土文化如此独特，肃慎、东胡、抚余与汉四大族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在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清代长达200年的封禁，只有流民和逃荒的破产农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闯关东的破产农民在文化史的“奇劫巨变”中，迎击了铁血文明的外族入侵。最现代的文明裹挟着最原始的文化，层层累积的移民传统带来了神奇的人生场景与形态。萧红所生长的家庭又如此畸形，作为逃荒暴富的山东移民后代，衰落中的中兴，迫于时势的变通，血缘关系的复杂，上一代人阴暗的心理纠葛，都使她的成长历尽曲折，至今仍有一些无法彻底释解的谜团。十几年以前，我仓促写作《萧红传》的时候，就充满了疑惑，只能坚持一个原则，搞不清的地方全部存疑。5年前开始，我在学校开设(《萧红研究》的课程，每年教一轮，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实地的考察、访谈和广泛地搜集资料，使大量的疑点得以冰释，仍有谜底无法揭开，也只好继续存疑。但是，这一次发现的萧红显然丰满了许多，称之为全传尚可差强人意。

对于萧红身世的考辩，实在应该感谢呼兰学人和几代哈尔滨学者以及萧红亲属所做的大量工作，家世基本已经搞清楚，使最大的一个谜团得以解开，萧红就是张家的女儿。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与调查者的立场，仍然有一些结论大可质疑。

在萧红的生活史中现存最大的一个谜团，是订婚的时间与未婚夫的人间蒸发。前者关系到萧红求学等一系列奋斗的困厄所在，后者关系到她情感生活的巨大转折，而且，两者又都是一个问题的延续。最早的说法是3岁订婚，而后则是14岁上高小的时候订婚，她的嫡亲侄子张抗先生坚持这种说法，铁锋先生当年找到介绍人于兴阁，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最新的调查成果来自她的堂妹张秀珉，是在初中二年级、18岁的时候，由她的六叔张廷献介绍定亲。三种说法时间相差不少，但都是一个人，汪恩甲或者汪殿甲。只有铁峰先生根据于兴阁的说法，认为是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

这一说法最近似乎已经彻底被否定了，因为王廷兰作为抗日殉国的名将家世一目了然，他只有一个正式名分的儿子王凤桐，比萧红大3岁，在16岁的时候与呼兰一商家女结婚，次年生子。1932年，哈尔滨沦陷后，王廷兰代表马占山到齐齐哈尔接触李顿调查团，被捕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最后被装进麻袋从楼上扔下去壮烈殉国。王家不堪日本特务的骚扰，悄悄逃往关里投奔张学良抗战，后人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仍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疑惑。张秀珉说六叔张廷献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是要好同学，受汪大澄之托为汪恩甲介绍对象。既是同学，张廷献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同学的弟弟，自己岂不矮了一辈，这在19世纪30年代的东北是不合礼法的，何况乡绅张家又是极讲门第和体面的。

萧红小学毕业之后，全班绝大多数同学继续升学，父亲张廷举却坚决不许她继续到哈尔滨读书，这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疑点。仅仅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不足以解释的，因为张廷举是新派乡绅，是呼兰提倡女学的头面人物，阻止自己的女儿读书，要受到教育界同仁的鄙夷，也要受到前妻家族的压力。而且，对于所有为萧红说情的亲朋一概不做任何解释，其中必有难言之隐。致使萧红在家停学一年，最后是向家庭施行了“骗术”才到哈尔滨上了初中。她的同学好友徐淑娟对于她的叙述基本都是属实的，当年萧红曾经对她说，自己很小就被家里订给豪门，允许出来上学也是为了攀这门高亲。汪恩甲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官吏，是谈不上高亲的，除非他另有不为人知的神秘身世。曹革成先生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提到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汪恩甲本姓王。还有一个传说，萧红的祖母范氏的哥哥是某地的一个督军。所有关于范氏的回忆，她都是神神道道、好走动，在家里说一不二。当时的东北乡间，订婚有口头和正式下礼两个步骤，萧红的父母婚事就是由范氏最早托人提亲，延搁了四年之后才正式下礼成婚。3岁订婚一说，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以范氏的精明强干，联姻一个军界豪门也是可能的，后人未必知晓内情，作为过继子的张廷举又不便说破。萧红祖父80大寿的时候，马占山、王廷兰和呼兰县长等军政要人都亲自赴宴，马占山赠匾额，并且当场把她家所在的英顺胡同改名长寿胡同，胡同原名得自驻军将领之名。张廷举当时只是一个小学校长，何来如此大的排场和威势？萧红对祖母颇多怨愤，是否与这密不告人的婚约有关。14岁订婚的说法，大概是旧话重提，因为萧红这时有一次伤心欲绝的初恋，并且抑郁生病半年，对方是破落了的二姑家的哥哥，应该是《呼兰河传》中兰哥的原形，后者贫病而死，萧红在小说《叶子》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不仅场景与人物和她家耦合，没有亲历是写不出那样哀婉悲凉的体验。于兴阁出面做媒，就在这个时候，而后来张廷举阻止萧红升学，大概也和这次提婚有关，而父亲的最终妥协和萧红对徐淑娟的自述，是否还隐藏着双方家长幕后的暗中协商？汪恩甲家在哈尔滨顾乡屯，本人也已经师范毕业在哈尔滨工作了，萧红到哈尔滨读书可以离他近一些。而18岁的正式订婚，也是由于她在“反五路”游行中活跃，招来不少异性青年，引起家长的紧张。她与未婚夫同居是在黑龙江政局急剧动荡之时，马占山将军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汪恩甲的失踪就是在王廷兰殉国前后。萧红一生不说婆家与未婚夫的坏话，对自己的婚事讳莫如深，大概都和这不可言说的神秘婚约有关。

把萧红从所有意识形态的简单逻辑中剥离出来，发现一个真实、完整的萧红，是我多年的努力，而传记的写作是这个努力得以实现的基础。事实上，我们当代文坛讨论的所有问题，萧红那里几乎都有。譬如，乡村溃败、底层写作、身体叙事、民族国家、性别政治、终极关怀，生命价值等等，甚至包括早期后殖民的问题，更不用说民族化和文体的问题等等。在近年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潮流中，萧红被新一代研究者从左翼文学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被分解出来，所谓矫枉过正，合法性的宽松有了新的阐释可能。甚至有的论者认为她根本不是“抗日作家”，这无疑是违背历史真实与她创作实际的。彻底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就是去历史化，从鉴赏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从传记的写作与学术的研究来说则是虚妄的。除了调查考辨之外，还需要与她的文本互读，这也是尊重作者的基本学术准则。

人是植根于历史当中的，而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总是相互扭结，是所有人成长的意义空间，是历史土壤的一部分。完全以意识形态去解释一个卓越的作家自然是愚蠢的，而完全不顾意识形态的作用，试图抽象出一个没有历史政治色彩的作家也太过虚妄。这就是本书试图克服的两种倾向，希望在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还原中，发现这个奇特的艺术生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植根于什么样的历史当中，又以怎样独特的心路历程回应错动历史的政治、文化、艺术思潮，完成内心纠葛向文学绽放的转化，而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萧红一开始写作就是左翼的立场，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就是以惨烈的阶级压迫刷新了读者的视野。乡村大地主阶级的豪横与无法无天，是东北地区最显赫的文化特征。因为是流民集聚的地区，黑龙江至晚清“慈禧新政”之前几乎没有民治机构，一直都是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相对于中原的儒家规范，大地主更多是在以渔猎为主的通古斯原住民的生荒土地上，通过跑马占山式的开拓，与官府丈量土地时的营私舞弊发展起来的豪强地主。国民党的势力是在张学良易帜之后，才渗透过来。由于政治统治的疏松，天高皇帝远，匪患又十分严重，大地主的庄园都有深壕高墙，还建有炮台，豢养着私人武装。萧红祖辈聚族而居的张家大本营黑龙江阿城福昌号屯，村外被一条矩形的壕沟围着，沟深三米多，只在南面和东面开门。夏天，为了防止匪患，沟内还蓄满着水。张家老宅因为在屯子的中心，被称为张家腰院。四周由高墙围着，墙基1．5米宽，高3．5米，围墙四角设有炮台，炮台上有步枪和大台杆(土炮)，昼夜有人在炮台上放哨。大院只正南有门，平时关着，只开一角门，有打更的人守着。萧红早期的小说《出嫁》等，都是以这里为背景，而她笔下所有的地主都姓张，可见是以自己的家族叙事为主。《夜风》里面的人物设置可以和张氏家族的血缘亲属关系一一对应，所以要想抹杀她以阶级论为核心的左翼倾向也是很难的。她成名之后，被父亲开除族籍，理由之一是“侮蔑家长”，也可见与封建地主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

然而，萧红最终超越了左翼的立场，开启了通往永恒的文学之门。这主要是和她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系，为了求学与婚姻自主，她和家庭爆发了最初的冲突，这是五四精神之女最一般的奋斗起点，由此开始了苦难的跋涉之旅。由于两度离家出走到北京求学，被家庭软禁在福昌号屯张家腰院中6个月，在历史急剧错动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混乱中，逃出被软禁的老宅，一度流浪街头，拒绝受和自己处于两极的父亲的豢养。她在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只有22岁，但是已经有了和两个男人的同居，遭际了痛失亲子的人生大悲，完成了女性生命的基本过程。她现存最早发表的散文《弃儿》，细致生动地记叙了自己生产前后的窘迫处境与内心感受。她是以女性的经验洞察着历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幻影，也超越了党派的立场。

尽管萧红的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每当危难的时刻，都得到共产党员朋友的帮助，曾经还一度想加入共产党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出于对她的爱护与激赏，以环境太残酷为理由打消了她的意愿。地下党组织也曾经想发展她，但是看到她那副“不可救药”的艺术家风度和任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便放弃了初衷。她对于党派政治的心理疏离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和舒群、高原等人的当面争吵之外，旅居日本时期写作的小说《亚丽》，更是从生命的情感价值的角度，对于党派政治的组织形式表达了深刻的质疑。

性别的立场与女性的经验都是她接受左翼思想的基础，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她始终认同民众的苦难，而且仰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这无疑适应了全民抗战的时代主潮，顺应了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之下，建立历史主体的种族需要。她对聂绀弩说，我的人物比我高，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悲悯我的人物，写着写着感觉就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倒是他们应该来悲悯我才对。这实际上也把自己和鲁迅那些自觉地承担着启蒙责任的精英知识分子区别了出来。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启蒙立场，而是随着历史大势的变动，调整着自己思想的罗盘。1939年4月，她在《七月》座谈会上，对于“战场高于一切”的急功近利的文学观念大不以为然，公开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作家要永远向着人类的愚昧。当时，人类最大的愚昧就是遍及全球的法西斯战争。萧红一开始就针对这人类浩劫写作，(《生死场》中后几章都和日本军队的入侵有关，只是她不是正面表现民众的抗日斗争，而是以更多的笔墨描写外族入侵摧毁了乡土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震动着民众的精神心理。历史时间的断裂，使村民们原本贫苦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苦难以加速度的方式导致乡村社会的崩溃，彻底改变了生和死的形式，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因此被强迫植入蒙昧生存中的民众头脑。“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她写下了《天空的点缀》等文章，直接参与了全民抗战的伟大事业。1939年，她在重庆又写作了《牙粉医病法》，揭露了外国医生在东北草营人命的医疗暴行，这就是早期后殖民的问题，是对(《生死场》中《传染病》一节素材的重申，也和当时日军在华的暴行接上了榫，这篇文章由于“反日倾向”而长期不能被批准发表。

当然，性别的立场在她始终都没有泯灭。从启蒙到救亡，从左翼到人类情怀，从民族国家到乡土之恋，她都是以女性独特的感知方式表达历史错动中的人性追问。《生死场》中最触目的是女性的生存惨状，月英的病象，三个女人生产的刑罚，因为生活无着而像一大一小两条干鱼一样上吊自杀的祖孙俩，王婆曲折悲惨的经历，“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金枝盲目地受孕，受到乡土文化的精神挤压，孩子被破产的丈夫在暴怒中摔死之后，为逃避日军横行的破产乡村，化妆进城缝穷，又被一个中国男人强暴，种族的立场与性别的立场发生了抵牾。她想去当尼姑，彻底摆脱苦难的人间，结果女人最后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尼姑庵，也因为战争关闭了。这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哪里是安放灵魂的处所？！《呼兰河传》中王大姑娘自由婚姻的悲剧，承受了乡土社会公众舆论的话语施暴。至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更是让人发指的残酷暴行，其中有同胞之间鲁迅所谓“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愚昧，也有超越了种族的人性施虐本能。五四的启蒙立场，一直以女性的视角潜在地影响着萧红对世界人生的观察。在《呼兰河传》中，唯一一个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磨倌冯歪嘴子，尽管贫穷、尽管受人歧视，却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地顽强生活下去。这和富于反抗精神的王婆一样，是让萧红感到心灵震动的乡土人物。在冯歪嘴子的形象中，萧红再一次完成了人生价值精神认同的自我确立。

而对于新式知识者的屡屡幻灭，使萧红的讽刺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挥洒。1930年夏天，她随着远房姑表兄弟陆哲舜偷偷跑到北京，人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部读书，受到家庭的经济制裁之后，陆哲舜顶不住压力，两个人双双败退回哈尔滨。离京之前，萧红曾说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在未婚夫汪恩甲人间蒸发之后，陷落在东兴顺旅馆，和萧军迅速结合，在共同生活的6年中，萧军频繁发生外遇。当年许广平对萧军说，萧红从来不说你不好。萧军回答，她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我们以前的历史太复杂。认识萧红以前，萧军已经有10年婚龄，和前妻育有两个女儿。把妻子送回老家之后，和两三个女子关系暖昧，暗恋着一个叫李玛丽的文学沙龙主人，追求南方姑娘陈涓多年，致使学生气的萧红倍觉感情的荒凉，以至独自东渡避到日本。以后的种种事端，更是让她无法忍受。不仅是爱情的“苦杯”与郁积在胸的“沙粒”，而且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连她弟弟张秀珂也要在萧红逝世十几年之后，才能理解当年她和萧军的争吵的主要原因。萧红要摆脱萧军的影响，走独立的人生之路，就像当年想摆脱父亲张廷举的影响一样。但是，她的逃亡总是以失败告终，就像逃离历史的冲动最终以死亡结束在战火中一样。她躲到日本，被萧军为了结束“没有结果的恋爱”而叫了回来；她逃进白鹅画院，被萧军的朋友打探到消息带了回来；她独自跑到北京，又被萧军以身体有病而骗了回来，实际上萧军真正担心的是萧红会不会爱上她的朋友李洁吾。直到1937年夏，端木蕻良的出现，才使她获得彻底摆脱对萧军的精神依附。实际上，这摆脱也并不彻底，人是无法彻底割断自己的历史的。由于和端木蕻良的结合，她受到所有旧日朋友的诟病，而她自己也背上了思想的包袱，因为端木蕻良是初婚的处子，萧红因此觉得他为自己做了牺牲，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料理所有的生活琐事，久而久之，便也觉出劳累。而所有早期左翼文人朋友都对端木蕻良心存轻视，更不用说异性隐秘的暗恋，她面临的是友谊与爱情的抉择。

而且，就是在新派文人的圈子里，她也时时感受到性别的精神歧视。萧红由此看到一些人性的永恒问题，是政治革命和文化改良都无法解决的。在《三个无聊的人》一文中，她讽刺那些以人道的精神与学者的态度去嫖娼的新式知识者；在《夏夜》中，她嘲笑左翼文人对少女红唇的人血比喻是酸葡萄心理，一旦得到红唇少女的爱情，便放弃文化的批判。在《马伯乐》中，她嘲笑了深陷于悲观哲学的新式小知识分子，只会怨天尤人、夸夸其谈而一无所能的可笑性格，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中外文化冲撞的历史情境中进退维谷的尴尬，既是伯乐又是马，完全是一个“没用人”的滑稽形象。其洞察力也是女性的视角，而温和的软幽默也体现着女性独特的智慧。

但是，在萧红那里，性别的问题是和人生的问题、阶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搅缠在一起的。她是从切实的人生出发，以生命的价值为原点，去表现历史人生的种种苦难，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也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民众生活基础，自身的生命体验则是所有问题得以融汇为艺术整体的情感酵母。

四

萧红在艺术上是非常前卫的。

她的艺术修养有着多个源头，童年和祖父学诗的音韵启蒙，早年乡土生活民间艺术的熏陶，在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读书时期，20世纪美术新潮的影响，还有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对域外民族艺术的涉猎，都影响着她的写作。她一生学过四种外语，中学读的是英语班，和萧军一起学习俄文，在上海学了世界语，在旅日期间又学了日语。这些语言中渗透着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形成多个参照系，影响到她对汉语的独特领悟。

一般来说，她早期的作品较易受到域外先锋美术的影响。《生死场》几乎是一组富于象征性的画面，鲁迅当年“略图”与“叙事写景胜于人物的刻画”的评价，就有保留地说出了她的特点。而身体的装饰性，则以儿童式的想象带给小说以新鲜明丽的视觉效果，《生产的刑法》一节，毫不相关的三个女人生产的场面明显带有先锋美术的构图特征，夸张地放大了女人独特的苦难。而她所有作品中都具有前卫艺术感觉主义的表现特征，以散文集《商市街》最充分。在1937年的《萧军日记》中，记叙了他们之间一次有趣的争吵，起因是为了一个细节描写的分歧，萧军认为萧红的写法不是小说的方式，而是诗的方式，自己的写法才是小说的方式。两个人争吵不休，萧红气得哭起来。鹿地亘来访，弄清原委之后说，你们俩个写得都很好，一个是古典的写法，一个是感觉主义的写法。可见，萧红是有相当艺术自觉的，而且，当时她刚旅日归来不久，日本民族对于感觉的重视也和西方前卫的美术潮流合拍。

她晚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则主要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主要的艺术源泉，这是它被更多的中国读者所激赏的原因。音韵的自然流露，节奏的复沓，都暗示和强化着乡土人生的悲凉主题。成长中失乐园的过程也因此而格外清晰，邻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她以这样的挽歌形式，祭奠了自己的童年，也祭奠了所有的乡土故人，使哀祭的基本文体尤其显豁。

萧红的时间形式也适应着错动的历史，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她的历史时间是断裂的，《生死场))以日军入侵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段相隔十年，近于蒙太奇式地剪辑出乡土人生的故事。晚期从《后花园》开始的乡土叙事，基本的时间形式则是农耕民族封闭循环的文化时间，适应了对于单调生活与重复人生的悲凉喟叹。而《呼兰河传))则在封闭循环的传统文化时间框架中，楔入了钟表所象征的现代文明的时间形式，既与中国近代的历史相契合，又与成长的过程相适应，容纳了不同的生命周期。乡土人生与大的文化时间框架同构，表现为生老病死的无穷循环。而叙事者则跳出了这时间形式之外，隔着断裂的历史时间，以回顾的方式审视记忆中的家园，追问“人生何如？”最终超越了左翼文学以阶级论为核心的立场。

这样丰富的艺术创新，成功地完成了汉语写作的现代化转型。萧红在对民族与民众的苦难认同中，以血书写了生命的诗篇，在错动的历史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学飞翔，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这就是她永生的价值所在。当年，萧红曾经想以《呼兰河的女儿》命名她的《呼兰河传》。今年是她来到这混乱世间的100周年，以这个名字命名追寻她匆忙离去身影的著作，也许是最切近她文学理想的描述，至少是笔者最诚挚的祭奠。

2011年春一稿

夏定稿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大传》是在我十年前写作的《萧红传》基础上，大量更改之后完成的。

当年写作《萧红传》的时候，就是仓促上阵，连她的故乡也没有去过，资料的搜集也只限于北京、香港和东京，关于黑龙江的近现代历史几乎是从《东北近代史》和《东北现代史》里抠出来的，对于她的家世与早期经历主要是依赖当地学者的最新工作成果。尽管自以为尽力严谨，资料搜集和阅读的粗疏与考辩的马虎，今天读来，不免汗颜。十年中，当地的学者发现了不少佚文，对于她的家世有了更准确的了解，不少文献资料解密，使字母变为图像，而网络的发达也使资料搜集变得容易。而我自己工作条件的改善与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为可能。新著不仅字数、图片大量增加，而且着意增补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人物的传记资料，尽可能还原萧红生活的大历史与小环境。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在一些资料的考辩方面也具有了方法论的改良，尽可能保留多种声音的叙事，也尽可能分析通透，既存疑又推测，存疑的同时保留多种可能的开放性叙事，所有叫不准的地方仍然全部存疑。

能够写成这样一本书，首先应该感谢所有现代文学史专家们的工作，他们对萧红以及所有现代作家，特别是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工作，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宽广的基础。而萧红研究的学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深入细致的调查，更是我的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尤其应该感谢我的同窗好友杨殿军、徐彤夫妇，是她们为我的访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尽最大努力坚持不懈地支持萧红研究的工作。王贺英同学以她精湛的日文与广博的东北近现代文化史知识，为我答疑解惑，使我的工作得以深入。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张海宁先生，他以多年细致的调查工作带领我们实地考察，在资料搜集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他的介绍下，结识了张抗先生等萧红的近亲和叶君、刘乃翘等哈尔滨的萧红研究专家。他们以及所有当地学者的工作令我佩服，也令我惭愧。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刘偬偲、卢金梅女士不厌其烦地为我查找资料，杨晶女士为我购买图书。在此一并致谢。

还需要再次感谢的是日本的平石淑子女士，我2000年在东京访学期间，她在百忙中带我寻访萧红当年的遗迹，使我至今受惠。在香港的小思女士为我查找了海外的萧红资料，也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臧永清先生大力扶助本书的出版，张晶女士为此书的编辑耗时颇多，都令我感动，特此致谢！

萧红是中园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她那“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至今鲜有超越。《萧红全传》以翔实的资料和对萧红深切的理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今生今世。季红真的文学笔致和研究功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在云端也在大地的萧红。风云际会的历史和鲜活的个人传奇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孟繁华

季红真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的学者，这使得她的萧红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她于十几年前出版的《萧红传》就广受好评，此后她一直致力于萧红研究的深度开掘，特别是在资料的搜集发现和文本的反复细读上颇有收获，而这一切学术努力都充分体现在她所撰写的关予萧红研究的新作《萧红全传》上，这部新作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萧红研究的学术空间。

——贺绍俊

季红真的《萧红全传》以“呼兰河的女儿”为题，体现着以乡土与童年为作家创作源泉的学术理念。她曾经三次到哈尔滨考察了几乎所有萧红早年生活的遗迹，走访了她的族亲与资料专家，有着感性的观察与翔实的资料基础，是迄今为止最为富于学理的萧红传记，也是一部植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作家传记。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