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退隐江湖名臣为巨贾
范蠡的思想非常丰富，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儒商始祖”。《史记》总结范蠡的一生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概括地说，可以用“三聚三散”来形容。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兴国家后，舍弃上将军的功名，只装少量珠宝，带领眷属泛舟远去，这可谓“一聚一散”。
范蠡辞去高官厚禄后，辗转来到齐国，改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盖房子住，一方面不怕辛劳垦荒耕作，一方面经商，几年下来，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在乡邻间行善积德，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深知以一介布衣之身做官做到卿相，经商富甲天下，都已经是极限了，并非好事。于是，才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再次隐去，这可谓“二聚二散”。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此地为贸易要道，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来做生意，没几年，又积聚了大量财富。 据《史记》所载，在陶地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到了陶地后，朱公又生了小儿子，至此一共有了三个儿子。后来二儿子因为杀人被楚国拘捕了。自古以来，凡是家有千金的犯人不会在闹市中被处死，因此，陶朱公决定派小儿子带一千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黄金去探望二儿子。但大儿子以自杀相逼，朱公只好派长子去，并写了一封信要他送给旧日的好友庄生，并且一切听从庄生吩咐。老大到了楚国，依照父亲的嘱咐如数向庄生进献了黄金。庄生让大儿子赶快离开楚国，老大口中答应，但却偷留在楚国，并用自己另外私带的黄金贿赂楚国主事的达官贵人。庄生因廉洁正直而闻名于楚，一开始就打算帮助了陶朱公之后把千金归还。他找了机会入宫见楚王，以天象有变将对楚国有危害为由劝楚王实行德政，楚王于是准备实行大赦。陶米公的大儿子知道后，心想既然实行大赦，弟弟自然可以获释，黄金不能白给庄生，于是又返回见庄生。庄生一听他为了黄金而来，就把干金都退给了他，但又觉得遭到了长子的愚弄，于是又入宫会见楚王，说：“现在，陶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关在楚，他家派人用金钱贿赂君王左右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君王并不是体恤楚国人而实行大赦，而是因为朱公的钱才大赦的。”楚王听罢大怒，先杀掉朱公的二儿子，再下达大赦的诏令。长子只好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母亲和乡邻都十分悲痛，只有朱公知道了这个结局的必然性：“我就知道老大救不了老二，不是他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他从小就跟我生活在一起，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最终害了自己的弟弟，而老三一生下来就在蜜罐子里，哪里知道钱财来得不易，扔掉也不会觉得可惜，所以老三去才能救到二儿子啊。不要悲痛了，我日夜盼的也就是老二的尸首能回来。”这便是“三聚三散”了。
或许正是因为范蠡“钱财取之有道，放弃也毫不犹豫；高官危难中求得，却不贪恋权力”的“三聚三散”，后人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商人——儒商的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世人也称赞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据传范蠡有著作《计然篇》以及《范蠡兵法》，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经商经历去窥探他的经营思想。作为一代儒商，范蠡的经商之道用在今天的商界，仍然有不少积极意义。
民间流传着范蠡经商的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贩卖青铜器。说是范蠡到了商洛，发现商洛生产的青铜器很精美，远近闻名，又打听到邻近的秦国对青铜器需求很大，于是就收集了很多青铜器拉到秦国去卖，为了标明身份就在运货的牛车和青铜器具上都铸一个“商”字，“商”的意思是“买卖”。到了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商品精美，于是一边叫着“商人来了”，一边抢购青铜器，不一会货物就销售一空。“商人”的名称由此而来，成为买卖商品人的代称。而范蠡看准商机、准确出击的经商手段，使他没多久就富甲天下。
第二个是贩马的故事。说是范蠡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而且在齐国收购马匹不难，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便想贩卖马匹。不过有一个让范蠡烦恼的问题，就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强盗很多，马匹由齐国千里迢迢运到吴越，难保没有错失，一个不小心，经商不成可能把命都搭上了。但是这又怎么会难倒范蠡呢？他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而姜子盾因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找到姜子盾，说愿意免费帮他运麻布到吴越，姜子盾当然乐意之极。最后，麻布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卖掉马匹后，范蠡赚了一大笔钱。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最佳范例。
第三个故事则不得不提制陶业。各行各业，据说都有祖师，世代相传，被当作神仙一样供奉，这是旧社会中沿袭的礼俗。宜兴陶业，过去一直奉范蠡为祖师，并立庙塑像，称为“陶朱公”，奉为“造缸先师”。在陶都民间，现在还流传着范蠡制陶的故事。相传范蠡从越国辞官后，先在无锡鼋头渚落脚，最后来到宜兴定居。他看到宜兴鼎蜀山区的泥土粘力特别强，宜作陶器，精明的他因地制宜，发动当地人民从事生产。为了尽力经营制陶事业，范蠡将自己的姓氏也改为“陶”，人称“陶朱公”。不过据考证，范蠡的发财致富，主要是经营农业和商业的结果。他最后住在陶，改姓朱，故自号“陶朱公”，和制陶业无关。况且范蠡所处的时代是在春秋末期，当时的吴越地区制陶业早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而且宜兴地区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古窑遗址，比范蠡的时代早得多。所以，范蠡不太可能是宜兴陶业的创始人。
分析其经商思想，范蠡做生意并不是盲目出击，而是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比如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经商，其实并非偶然。《史记》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具有从事生产的良好条件。范蠡充分利用这里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潜心从事生产，把握商机致富聚财。
他提出了“夏则资皮、冬则资缔、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的“待乏论”，指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在现今的市场经营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他还主张“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等。其中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农末两利”的经济管理思想。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薄利多销，而使得“农末俱利”，这样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又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让农民获利”的思想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无愧于他“儒商”的称号。“农末两利”也明确指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影响，其中，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在如今也是常用的经济手段。再次，值得一提的是“平粜各物”。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即国家在丰收年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时再把粮食便宜地卖出，这在保障民生的同时又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可以说，“农末俱利”和“平粜各物”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思想，在今时今日的经济领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纵观范蠡一生，此君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他的成功除了超人的智商，更重要的是拥有高人一筹的情商。将越国的国力由弱转强、辅助战败的越王打败吴国需要超高的情商；功成名就后不留恋高官厚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需要超高的情商；退隐后经商富甲天下更需要超高的情商。而他的情商来源于他的博览群书和人生经历。可以说，范蠡是一名商业头脑惊人又胸怀广阔的能人，虽然在古代的主流思想中他的作为不被认同，然而其一生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理财，又能广散钱财，在人们心目中是难得的活财神，故称其为“文财神”，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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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财神信仰探源
华夏文明有别于他种文明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在宗教崇拜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神教信仰。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迁移户佛教都奉行多神信仰，但道教和佛教都有主要神祗，用现在的话说，神与神之间，也有其严格的等级划分和层级统领关系。留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神界其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映射。大千世界，尘世种种，人心所欲者，必会臆想、附会、创造出一个相应的神灵来主管。这也是英国著名古典人类学家泰勒的“万物有灵”理论：“万物有灵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其中的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亡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系列。”自然界中大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小到一花一木、蛇虫虎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或再细到衣食住行，甚至是茅房马厩，神灵无处不在，无所不管。在这种泛神信仰的思想下，中国的财神并非只是一“人”，而是一个群体，是由各不相同的神灵集合而成的团队，也就不难理解了。
财神始于道教敕封，盛行于民间，是民间信仰的诸神体系中成型最晚的神灵。虽然有不少财神诞生的年代较为久远，但真正确立其财神地位却大多是在元末明初。如正财神赵公明，最早出现于东晋干宝《搜神记》，但那时以瘟鬼、瘟神之类的形象出现。直到明代，历经千年，赵公明的神格才完成了从瘟鬼、鬼帅、瘟神到财神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文财神比干的神格演变与赵公明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明代许仲琳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确立了他们的财神神职。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学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一直是其青睐的对象，也是其作品灵感的活水源头，如西方的奥林匹斯山众神传说、耶稣门徒故事，东方的诸佛、菩萨本生故事，一直是文学创作、绘画雕塑、戏剧话本所津津乐道的题材。同样，财神团队也是一个故事集群，其详细的渊源已不可考，最古老的财神文化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基于民间财神信仰的普遍性和热切度，说财神是人们所供奉的最受欢迎的善神，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贴财神画像，供奉香烛牺牲，祈求财神保佑新的一年财源滚滚，大吉大利。这一民俗早已伴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走向了全球，就连美国极具盛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也在其华丽的大厅内设置了一座金光灿灿的财神像。可见，历经一千多年，财神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财神团队里也会迎来一位高鼻深目蓝眼睛的欧洲人呢。 财神信仰的出现，在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宋代商品经济较前代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应时而生的是专司财礼之神的利市仙官；元代则出现了利市婆官的奶奶神；明代赵公明职司招财进宝的正财神地位确立，并成为五路财神之首，号封“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故后人又以“黑虎玄坛”指代财神，其旗下统领着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这套班底是专司金银财宝的，赵公明为主财大神。从此以后，赵公明的正财神地位愈加巩固。
赵公明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据清代《周至县志》记载：“财神赵公明，赵大村人，村中有赵公明墓。”赵大村便在今天西安市周至县田峪河东畔的赵代村。据说赵公明出生、羽化都是在这里，他生前曾官居大夫一职，该村才由此得名。据历史文献记载，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光绪戊子年（1888年），曾先后对赵公明庙进行修葺，其建筑风格也因此保留了明清时代的特色。集贤镇赵代村和周边村庄形成了典型的财神赵公明崇拜祭祀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据传为赵公明诞辰日，村中举办财神庙会三天；六月初六日是财神赵公明的忌日，要举办纪念活动。会前由村中长者组成庙会筹办组织，安排执事各负其责，筹措款项，下帖请客，请戏搭台，安排祭祀礼仪、仪仗鼓乐、摊位划分、客商管理、治安维护等事宜。会中三天四夜唱大戏。有大的祭拜赵公元帅仪式，附近四乡数万人纷至沓来。正会之日拜谒进香，由古代传承下来的社组成的进香队伍络绎不绝。除了赵代村的十几户赵公明嫡系后代，终南镇毓兴村，楼观镇三家庄、界尚村和金盆村等近200户赵姓族人，也组队祭拜远祖赵公明。仪式有呜乐、响炮、上贡、敬香、磕头、作揖、诵经等项。整个场面庄重严整，凝神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是财神信仰兴盛的前提，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的社会性和自我道德约束是其成为万物之灵的保证。中国历来奉行重义轻财的思想，统领着精神领域的士大夫阶层，素以君子修养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考核他人的标准。如《论语·里仁》中，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看重道义的，而小人行事却是以利益为衡量准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学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几乎耻于谈论名利、金银。晋代玄学清谈风气盛行时， 《世说新语》中记载：西晋的王衍是“品行高尚”的清谈人士，据说他从不提到“钱”字。他老婆想试探他的虚实，趁他熟睡之时，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王衍早晨醒来看见床边的钱妨碍他行动，便叫来仆人说“举却阿堵物”，意思是赶紧把这个东西拿开。已经不屑于说“钱”这个字了。这些人是否真的能做到“视金钱如粪土”，我们不再详细考证。我们知道魏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世家门阀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财富为社会阶级金字塔的塔尖少数人物所把持着，石崇王恺斗富，王谢世家富可敌国，君主的权力几乎被架空。由此得知，财富并非真的如他们所说那样不值一提了。
与这些过于偏激的名士清流不同，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对财富有过最为中肯的评价。 《史记·货殖列传》有云：“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禳，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财富聚集在君子手中和聚集在小人手中，所产生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可见，财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获得能力的媒介。君子并非不能求财、聚财，而在于有道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能支配的财富越多，则影响社会的能力越大。芸芸众生，若只为衣食温饱计，还上升不到财富这一层面。若是想有一番作为，没有一样不需要财帛金银的支持。当今世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个人自我价值觉醒和迫切期待被认可的时代，“有所为”的诉求也就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探讨财神信仰这一文化崇拜的深层含义是有其积极价值的。
事物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层层相因，环环相扣，所以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就如同经济活动中，人们创业求财，有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人血本无归。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其中的某个环节，或当事人在某个时间点所做出的决定，抑或是外界环境的变化，都可能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点。当今还算好一些，至少经济学、管理学已经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可以给人们以正确的指导，从而使人们总结经验、趋利避害。但在我们的先祖看来，成败不由人，非人力可控的因素太多，正如俗语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事七分在人，三分靠天”。人们出于认知的局限性和自我安慰的需要，创造出了专管人世间求财、聚财、招财的财神爷形象。
与民间求财的习俗相对的还有一种“送穷”的习俗。唐《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日除贫也。” 意即号高阳氏的颛顼帝有一个儿子，生得赢弱瘦小，好穿破衣烂衫，吃稀粥米糊，人们就算给他新衣服，他也要扯破或用火烧些洞才肯穿，因此人们称他为“穷鬼”。唐代诗人姚合《晦日送穷三首》诗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从诗的后两句可知送穷风俗在唐时已相当普遍。这一习俗的形成，正是人民大众对于财富的期盼和渴望的体现。年节到来，辞旧迎新，期望送走往日的艰辛、困苦和贫穷，迎来幸福美好的生活，迎来财源滚滚的好日子。正如司马迁所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求财准则，还暗含着人们对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各种利益群体的求财方式和利益分配的规范。与此相对应的是财神信仰中的多神共存。仔细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几位主要财神都被人们塑造成了某种道德原则的化身，如比干和赵公明代表了正义和公平，关公则代表了忠义，范蠡成了财富智慧的象征。也有一些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却在若干地区被奉为财神，如西晋的佞臣石崇、北宋奸臣蔡京、明朝权相严嵩，也被奉上神龛，香火供奉。这些偏财神之流，我们暂且将其归于民众杈钱崇拜过盛的—种执著吧。
财神既是银钱业的祖师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各行业的共同保护神。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利益的冲突和诉求的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多财神的出现就成了弥合和消解各群体利益冲突的权宜之计。如奉范蠡为财神的，盛行于江浙一带；奉管仲为财神的，盛行于安徽一带；奉白圭为财神的，盛行于山西一带。
无论信奉的是哪位财神，人们求财、聚财的希求和渴盼都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力求生动有趣地还原诸位财神神格演变和神职确立的趣闻轶事，探讨民俗文化中各地财神信仰崇拜的独特风俗以及带给人们的价值意义。此外，因几位财神其本身就具有财富创造、财富积累的成功范例，我们结合现代商业经济分析法、科学管理运作法对其进行深入发掘和重新解读，希望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乐趣。
《谁是财富之神》由刘银昌、徐玲玲编著。
你知道中华财神吗？你知道的是哪一位财神？谁有资格位居华夏正财神？历史上其人到底是怎样的？财神文化又是怎样？《谁是财富之神》将以考据的态度，趣谈演绎的笔墨，别出心裁的思维触点，带你踏上一次财神文化趣味品读之旅。
刘银昌、徐玲玲编著的《谁是财富之神》力求生动有趣地还原诸位财神神格演变和神职确立的趣闻轶事，探讨民俗文化中各地财神信仰崇拜的独特风俗以及带给人们的价值意义。此外，因几位财神其本身就具有财富创造、财富积累的成功范例，本书结合现代商业经济分析法、科学管理运作法对其进行深入发掘和重新解读，希望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