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仲方编著的《永远的延安》内容介绍：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线是广泛的，容纳了除汉奸以外的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同时也出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都在号召抗日。爱国的青少年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个阵营。当时国民党大，共产党小；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近在身边，共产党远在陕北。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草率。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不能犹豫。这是一个勇敢的问题，不能懦弱。

由王仲方编著的《永远的延安》内容介绍：当时我们这批进步青少年，比其他同学想得要深刻些。我们不只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考虑到两个都表示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是大公无私真正抗日的，哪个是以抗日为名，仍然坚持一党私利的。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只顾眼前，而是想到长远的；不是逃避，而是迎着风浪上。为此，我们告别了家乡和父母，告别了不能同行的恋人和好友。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异地求学以至国外留学的机会，毅然走向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地方——延安。《永远的延安》是一曲慷慨激昂的青春之歌，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革命圣地，一代爱国知识青年的精神家园，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延安”的真情回忆。

序 我心中的延安

一、沸腾的古城

二、课堂风光

三、延安的海德公园

四、窑洞——我们的摇篮

五、饿其体肤，其味无穷

六、延安式的恋爱和婚姻

七、浓郁的文化生活

八、马海德大夫的处方

九、天天歌声荡漾

十、旖旎的延河

十一、延安人的脾气

十二、日本飞机来轰炸

十三、活跃的大砭沟

十四、天生我材必有用

十五、第一次分配工作——学速记

十六、苦读是最大的乐趣

十七、关山阻隔亲情在

十八、改造身心的生产运动

十九、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

二十、喜欢群星灿烂，不喜过火斗争

二十一、布尔什维克

二十二、荒谬的抢救运动

结束语走出熔炉的“三八式”

附录

后记

延安位于古老而神奇的陕北高原，古名肤施，自古就是一座边陲要塞，西边靠山，只有南门、北门和东门。从南到北一条街，有些小商店、小吃店，露天有农民商贩摆摊卖黄米枣糕、醪糟冲鸡蛋、熟卤驴肉和大饼。延安城内人口很少，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才有了兴旺气象。1937年冬天，大批青年学生来到抗大、陕公、鲁艺学习，使古城恢复青春，充满生机和活力。每到星期天，人群聚集，喧哗热闹，五彩缤纷，古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一大群刚从内地城市来的青年，或者从海外回来的华侨，他们有的穿着藏青学生服，还戴着校徽；有的是国民党军校的学生或下级军官，穿着黄色的军装；有的是教师，穿着黑色长袍；有的是教授先生，西装革履，围着白色围巾。特别是女学生、女教师、女职员，穿着五颜六色的旗袍，套着外衣和毛衣，穿着各样的皮鞋、皮靴，像是刚从家里匆匆出来，耳环、戒指都没来得及摘下。他们之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有知名的学者教授周扬、陈伯达、何干之、艾思奇，有文艺界的徐懋庸、柯仲平、何其芳，知名的演员崔嵬、王震之、陈波儿、江青、孙维世，有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第五队和第一队的导演和演员，以及由吴印咸组成的电影队。

人群中有老有少。有全家一起到延安来的，如汪道涵的父亲汪雨相老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二十多人；有李琦的母亲李之光带着四个女儿，小女儿还未成年，都分别到了延安。

到延安来的人，成分不同，动机也不同。有的是怀着好奇来看看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有的是不满国民党的黑暗弃暗投明的，有的是旧社会走投无路来找出路的，有的是不满包办婚姻逃离家庭的。动机和出发点多种多样，甚至是奇怪的。但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是人群中的主流，是怀着热情和理想真心奔向共产党干革命的。

这群人在街上，主要是寻找相约或不曾相约可能在延安会面的亲友，一旦发现了熟人，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着、呼应着，这个时候在延安见面比在任何地方见面都更亲热，彼此握手、拥抱、大声欢笑。初到的人，手里总有一点钱，就请先到的朋友、同学到小吃店会餐一顿，先来的身上钱花完了，也乘机会打打游击。无非吃一盘炒鸡蛋、炸丸子、熘肝尖和三不沾。这三不沾是延安特有的，鸡蛋加糖搅匀用猪油炒熟的，黄黄的、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不沾嘴，不沾筷子，不沾碗，很好吃，又解馋，成了延安人心中的名菜。外国朋友不明白三不沾，叫它“三个没有关系”。没有钱请客，又没有机会打游击的学生们，就跑到街头的光华书店（后改名新华书店）去，书店里书不多，有从苏联运来的马列原著，也有一些延安解放社出的关于抗日的书籍。杂志有延安出的《解放》杂志，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渴求真理的学生，还是尽自己所有，买几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做禁书的马列著作。如莫斯科翻译出版的精装本《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延安出版的列宁专著《论两个策略》、《论左派幼稚病》，价钱都很便宜，穷学生也买得起。

人们除了吃小吃和逛书店，便是到邮局去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因为到延安来，不知道自己的通信地址落在何处，便告诉亲友，来信可寄延安邮局“留交”。邮局收到信便把它们放在门口的橱框内，让人们自己来取。这样做的人很多，因而这里也成了延安街上的一个景点。

正当人们在街上走动时，往往看到街旁空地上围着一群人，时时传出鼓掌声和欢笑声。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人们发现了一位知名的人，就要他当场讲话或表演。有人碰见了被鲁迅先生批评过的徐懋庸，学生问他为什么写信攻击鲁迅？徐懋庸当时在抗大任教员，他表示很想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不是让他讲话。于是他拿出了一个铜板（当时的辅币）对大家说：“我把铜板抛上去，铜板着地时字朝上，表示鲁迅先生同意我讲，我就讲；铜板着地字朝下，便是鲁迅先生不同意我讲，我就不讲。”结果铜板着地字朝上，他便说鲁迅先生同意我讲了。于是他就说了他同鲁迅为什么有争论并受到严厉批评的经过，希望得到同学们的谅解。他说过以后，同学们没有认可也没有反对，徐懋庸自己就走了。这时围听中的人发现了诗人柯仲平，一位长着大胡子的高个子，他善于朗诵诗。人们便要求他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柯仲平欣然答应，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著名诗篇。柯仲平个子高，嗓门大，念得很认真入神，念到海燕飞到天上，他就站到凳子上展开双臂摆动着，念到海燕飞近海面，他又下来，蹲下身子用手掠着地面。如此边念边表演，一上一下，一首诗朗诵完已满头大汗，博得大家热烈掌声，他也用手巾擦擦汗挥手而去。这种别开生面生动活泼的场面，在延安街头，时常可以碰到，真是令人神往的情景。P6-9

我心中的延安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掀起中华民族抗曰救亡的大潮。巨浪翻滚，激起多少风流少年涌向延安。当年我16岁，是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我于1937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

这是一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青少年。10岁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唤醒，14岁受到“一二·九”运动的启蒙。还是嘴上无毛的孩子，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唱着《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勇敢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直接投向抗日救国的战线。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线是广泛的，容纳了除汉奸以外的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同时也出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都在号召抗日。爱国的青少年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个阵营。当时国民党大，共产党小；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近在身边，共产党远在陕北。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草率。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不能犹豫。这是一个勇敢的问题，不能懦弱。

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我的同学当中，一批人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一批人心向共产党抗日军政大学。这两批人平时在学校，因为意见相异，时常争论不休。此时，根据各自的意向各投一方，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倒能握手言别，互道珍重。

当时我们这批进步青少年，比其他同学想得要深刻些。我们不只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考虑到两个都表示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是大公无私真正抗日的，哪个是以抗日为名，仍然坚持一党私利的。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只顾眼前，而是想到长远的；不是逃避，而是迎着风浪上。为此，我们告别了家乡和父母，告别了不能同行的恋人和好友。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异地求学以至国外留学的机会，毅然走向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地方——延安。

我和同学鲁光钊于1937年11月从杭州经萧山、临浦，搭乘送伤兵的敞车（无篷火车）到九江，再由九江乘船到武汉。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过我父亲的学生李克农取得董必武给罗瑞卿的信，介绍我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李克农同时告诉我们可以去延安，也可以考虑留在武汉参加一些救亡活动。正好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两周年，武汉大学在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请郭沫若、罗隆基、刘清扬等人到会讲演。我和鲁光钊知道消息赶到会场，到会学生很多，讲演者慷慨激昂，听众无不感动激愤，鼓掌声口号声震动大地。我俩深受鼓舞。正在想是不是先在武汉参加一段工作的时候，突然大队武装军警冲进会场，勒令会议停止，武力驱散学生，粗暴地把演讲人赶下讲台。刘清扬不顾干扰继续讲演，竟被军警撕破旗袍，拖下讲台。一时秩序大乱，我们感受到极大的刺激。这同两年前禁止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暴行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救国吗？正是由于对国民党的极大失望，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决心。第二天，1937年12月10日，我们离开武汉经西安奔向延安。

延安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热情接待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没有住处，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饭吃，节省军粮供应。当时延安天寒地冻，从南方各地来的男女学生，徒步跋涉，没有御寒衣服，八路军节省战士的棉军服给学生们穿上。这批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年轻人，经过一段热烈的相处，开始体会到共产党的温暖，初步学习到革命救国的道理，感受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领略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相信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绝大多数人愿意参加这支革命队伍，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开始时大家还不知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为只要一两年、两三年就可以取得胜利，我们再回到各地去继续求学或就业。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受关门主义影响，似乎也还未想到接受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重要性。抗曰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一批一批地接待学生，三个月毕业，又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像是办“流水席”。当时一批先进的学生向共产党提出要求参加党组织，却被挡在门外“十万八千里”。

这对于当时一批心向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对于面对新形势的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关键时刻。我当时是抗大三期十队的学生，我的班长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经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泽东表示了我们的困惑，可能其他同学也有同样的反映。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而且要求很急。以至于像我这样2月入党的新党员，也按照十队指导员提出的名单，手拿入党申请表找对象谈话发展他入党。我当时深感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对于共产党的建设十分及时十分英明十分有远见的决定，也是知识青年追求理想决定命运的大事。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吸收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从中国知识分子来看，必须投身共产党，与工农结合，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发挥知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建党16周年（1921—1937年），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重视工人、农民，而轻视排斥知识分子都是要失败的。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是党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1937—1938年，是重要的契机，知识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共产党也抓住了，从而促进了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

从1937年至1945年我亲身经历了延安的全部活动，包括学习运动、生产运动、整风运动，都是共产党吸收、改造、融合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知识分子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教育、改造、融合，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本可避免的遗憾，但是并不影响延安的神圣使命。正如古人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过了几十年，回头看延安和延安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在延安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可歌可泣和生动活泼的故事，至今回忆起来，不能不为之激动，为之神往。  延安是母亲，她用小米和延河水把我们哺养。

延安是熔炉，她用思想的火焰把我们锻炼成钢。

延安是灯塔，她的光芒指引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

延安是圣地，是我们永远崇拜永远向往的地方。

延安，延安，永驻我的心间！

王仲方

2009年6月于小汤山疗养院

2011年6月再版时修改

本书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发行，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期待。这也是我作为一位老党员，向党诞生90周年的献礼。

2006年我出版了新书《炼狱》，回忆“文革”中被关押在狱中的经历。许多读者来信问我，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挺住了严酷的迫害？我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功于当年延安给我的教育和锻炼。在回想中，延安生活的画面一幅一幅再现眼前，于是动笔描绘下来，写成了初版时的《延安风情画》。延安是伟大的、壮丽的、丰富多彩的，我只是延河里的一滴水，所见所闻，非常有限。加上时过七十多年，老眼蒙胧，只是尽我心愿而已。

在写作中，受到许多热心朋友的关注。到过延安的同志说，读了我描绘的画面，好像回到当年；没有到过延安的人看了，说是有如身临其境。这对我实在是莫大的鼓励，衷心感谢给我鼓励和指教的同志：柯岩、贺敬之、刘祖禹、许保家、张贻玖、潘嘉钊、高兴国、佟静秋、李恢强诸位。我的爱人史洛明与我共同经历了延安时期的全过程。此次再版时，收入了她所写的《我革命人生的奠基石》和《毛主席给我题写“天天向上”的经过》两篇文章。

本书再版得到了王刚同志的关心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选用的照片，除自己保存的部分外，另有一部分出自延安的老同志徐肖冰、吴印成、沙飞的作品。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本书初版时在装帧设计方面得到郝大勇、黄小双的大力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作者

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