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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季候风吹得特别早。
子夜三四点钟，从南中国海送来的风冷飕飕的，特别凛冽。天文台每天预告的气温度数，最低点大抵都是以这个时辰为准的。居住别处的人，如果只是以气候温度数揣测，还以为这个岛国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城市呢！
白天，岛国是滚烫的。每一条柏油路都投在蒸笼里，吱吱地腾发着热气，在烈日的折射下，地面层常常隐隐约约地晃动舞摆着一缕缕秧苗般高的热气体，那显然是高温度与阳光折射作用产生的幻觉影像。白天，热浪令蚂蚁都歇下工作，躲在蚁穴里；直到晚间，才看到它们四处蠕动。
只有在子夜三四点钟至黎明的时刻，风才称得上有丝丝的凉意，如果遇上了季候风季节，怕冷的人还可以体验到哆嗦的滋味。
连那些充满生命活力的雨树和木麻黄，这些热带和亚热带特有的树木，它们也都有显著的反应。白天，它们在艳阳赤日下放肆地摊井手脚，摆动嬉闹；但在此刻，子夜三四点钟光景，它们也瑟缩蜷敛着，拉黑着脸，完全失去白天的活力。
这些从南中国海来的夜风，游弋在草场的四处，把那些残破的报纸、传单、标语碎布块，一浪一浪地卷起，在草场上翻滚着跟头，有的轻飘飘地越过一小段距离，紧接着又牺牺惶惶地向前翻旋着，一直向草场的远处和边沿的黑暗地带渐渐隐去……
但草场仍旧散满报纸、传单和标语碎布块，一片狼藉。
天快亮了，岛城市政局的清洁工人必将又有一个极为忙碌的一天，他们必当一边咒骂一边干活……
差不多是剩下最后的一小批人了，稀稀落落，三两人一群，步履缓慢艰辛，像幽灵，一个个脚踝上都像拖着沉重的铁链……
沉默，谁都不想开声。
背后两个人却在言语上有了顶撞：
“你帮个忙扛一下嘛！”
“去你的，我没闲情……”
“你没看我举了一整晚，两只手臂都麻了。”
“我看你的心麻了才真！”
两根棍子撑两头的一幅大标语，舞了一整晚，现在已卷合了起来，正被一个青年用肩膀扛着，他显然不胜负荷，要求别人轮换帮忙，被拒绝了，因此双方交换了龃龉。
“真自私……”
不知是争执中的哪一方发出冷冷的讥讽。
然后是沉默，只有风最活跃，从南中国海来的夜风，此刻越发凛冽……
黑夜的浓墨泼剌剌地倒向大地，也泼刺剌地倒进入的心坎里，浓厚、沉重；什么时候前头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了他和她。
“一定有玩臭的。”英打破了缄默，用一个方言词“玩臭”。
她原希望有应和，因为她此刻的心需要同一频率的交通。
没想到他回答的却是一响嘿嘿的冷笑，令夜风更冷。
“你真冷漠。”英打了个寒噤。
“你却简单。”他终于用简短的语言代替了冷笑。
“到昨天为止，你难道不是满怀乐观的吗？”她反击。
“谁叫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患上伤寒病，忽冷忽热，我也不否认。”他总算有了些冷静。
“难道你能否定我的疑虑吗？”英回到正题，“看我们的群众大会，人多么多呀！”
“唉！”他停下了脚步，不想让行走的肢体动作减弱他一个严肃的思考。她也放下了脚步，黑暗中，或说在微弱的路灯下，她看到他带有抑郁的眼神，“想想看，这一个星期来，珊顿道的群众大会，你去，我也去；武吉知马的群众大会，看到你也看到我；牛车水的芳林公园，所接触到的人，都是我们这一群人，你知道，新加坡人，新加坡的群众，除了你我他之外，还有多少多少吗？……”
他很激动，不知道是说服力，还是激动的情绪，制服了她。
她沉默着。
“你知道，一斤酒，反复地装十个瓶子，或者二十个瓶子。啐！知识分子，只有我们才自我陶醉，说人民的力量有多大……”
走到了马路边，发现路上的车子开始多了，被大厦挡住的天边却压不住地亮出了鱼肚白，天快破晓了。
“你想上哪儿？”英问。
也是，在这天将亮而未亮之际，在这人们该准备起床工作而他却连觉都未睡的时候，在这近几个月一直被胜利的亢奋充满心间却在一夜之间——哦！不，应该说在两三个小时间一举被击倒的时候，更可怕的，他感到未来是灰蒙蒙的，不可知的，充满着慌乱景象的，甚至，他心中避开了一个令自己也心惊胆战的字眼：
——绝望。
“唉！上老巴刹喝早茶吧！”他喃喃地应她，“那儿有早市。”
肥佬黑的咖啡档永远是兴旺的，也似乎是老巴刹中最早开市的，人们称这档口是老巴刹的晨鸡。他越早烧水冲茶，客人也越早来光顾，双方似乎在进行着比早赛先的竞赛。据说很多时候，当档口的水还没煮沸，客人已经据桌_隅，耐心等待了。
肥佬黑两只粗壮的胳臂正左右撑开，一手抓着大咖啡筒，一手抓着大开水壶，反复倒冲掺和着，一阵香浓扑鼻的咖啡味立刻香馥馥地氤氲在空气间，令清晨的空气缓和了许多。
肥佬黑一边赶着冲泡咖啡，一边时不时地侧过脸来，露出一口黑门牙，朝茶客群中抛下断断续续的豪言壮语：
“我早就料到……只是××区的一席我走了眼……要不，全估中，赔率更高……”
“你妈的，你只懂得赌……”茶客中有人忿忿地顶上一句。
“政治我不懂，赌场倒是进出得多，你是支持反对党的，可是你的眼光准吗？”肥佬黑向那个顶撞他的茶客瞟了一眼，转眼间台面上已经冲好一列咖啡茶水，他左右两手各托两排杯子，施施然走出档口，分别搁在等待茶水的客人前。
茶客中有一个蓬头垢面，猛吸着烟卷的中年汉子，显然是刚才与肥佬黑顶撞过的人，在肥佬黑把杯子搁下的时候，他混着一口浓浓的烟朝肥佬黑再喷出一句：
“你赌，发达啦？还不是七早八早起来开咖啡档口……”
英向他莞尔一笑，有点苦涩：
“咖啡店论坛。”
“我们听多了群众大会上的谠言高论，何妨听听这些市井小民的诙言谐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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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甸的《探索三部曲》，感受真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灵魂和他的灵魂共振了一场。这三部小说没有我害怕的“腔调”与“矫情”等等，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受。扬弃意识形态、扬弃面具的“写实”，看来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可以称这三部小说为“梦碎记”，捡拾的是梦的碎片与残骸。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基调是一个彷徨无地的诗人寻找的悲歌，或者说是一颗无处逃遁的心灵的漂泊史。
——刘再复
三部未经统一规划的长篇合为一部三部曲，倒也不失其有机性。这有机性来自作者据其亲历，在对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双重影响下的新加坡一代人的命运及心路历程的反顾和反思。虽均使用第三人称，但第一部更重反省既往，第二部更重命运对话，第三部更重当下碰撞，这种视角的微妙变化兼及了其不同的侧面和层面。笔法诚恳，语言富于质感。
——唐晓渡
我为什么写《探索三部曲》/原甸
我原是写诗的，但我对诗却前后经历了两次“惧诗症候群”。早期虽爱诗却也怕诗，因为那时处在世界性的“大革命时代”，人们对诗和诗人的要求高到令人不敢上攀，要诗人歌唱时代、要诗歌鼓动群众，把诗变成新社会和新时代的号角，自己觉得卑微渺小，此山自觉难攀，因此对诗敬而远之；后来又经历另一次的怕诗畏诗，则是时代已经进入了不仅诗人多如恒河沙数，而且诗篇形成铺天盖地的态势，诗的“兴旺”已到了有海水处便有诗人，诗人泛滥，令人害怕，因此自觉不敢近诗。每当被人介绍是诗人时，便有点像曾偷过东西被人揭发一样，满脸通红、腼腆失措，几近于无地自容。
因此离开了诗，或说与诗疏远了。
但一个恋爱过的人忽然失去了恋爱的对象，不免很是失落，满怀空虚。因此又想找一个对象来亲热缱绻一番，这样我就找上了小说。
据说，西方最崇尚诗，最睥睨小说，其实这都是未经查核的谬论。翻开西欧文学史，小说的比重极大，而且小说家享誉之高，不亚于诗人。
我对庄重的小说极其敬重，绝对不敢视为“闲书”，因此自己也不由得画地为牢，有了严格的追求，从作品的选材书写到阅读上的审美价值维度，总有一个很是固执的框架始终固守着。
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多元异化之地，我们有七成以上的人口是炎黄后裔，但老祖宗的文化已日益处在“变异”淡化之中。我们短暂的历史虽不绚丽壮阔，但也不乏波澜与涛声，但历史与时代的记忆眼见着却已经被大块大块地冰释了，令人惊悚不已。我们曾贵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但这是从GDP的统计数字而言的，我们的人文思维与文化积淀呢？除了对物质财富、名誉地位追波逐浪式地追求外，便是一片空白。
小国寡民的文化人是痛苦的，湖小鱼难大，鸟小难高飞，我有幸经历过岛国几个重要的时期，在一定的层面上可以为若干历史的脚印做见证，因此心中便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即是期望能为若干时代的变迁化为语言符号的追踪，在这方面，我尤其看重了小说开阔的空间。是的，我们的历史怎么踏步走来，我们的时代有怎样的呼吸调度，我们的人文地壳如何处在崩塌之中，现代人又如何地开始和进入了“后现代”的自我沉沦……一句话，这个小岛国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历史，我们已经有愧于我们自己祖先的悲壮与辉煌，我们把历史简单化了，历史不断在累积，但我们的记忆不断在湮灭。
我想，当历史学家（岛国的历史学家呢？）应当工作的时候，作家（尤其是小说家）也应当开始行动了。历史学家是理性主义地叙述与分析历史现象，而作家则是把历史还原于生活现象并展示生活现象原有的内涵与真实。
《探索三部曲》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创作计划中进行的。当我着手写《活祭》的时候，我只是锁定在一个单一的长篇框架中开展故事情节和人物空间。《活祭》的完成初步地实现了我对自己小说创作的愿望，但是，很快地，我立刻为《活祭》抒写空间的被切割成三块（新加坡、中国、香港）而感到创作力度的涣散，这毫无疑问削弱了作品反映生活（我指的是主人公生活的中心地）的深度；在这样的一个察觉下，我开始了《奉献》的构思，立意锁定在主人公生活的地区对生活做更纵深的挺进。两部长篇的完成，并没有立即引起我对第三部《重轭》的创作思考，《重轭》向我扑面而来纯粹是当下的现实生活向我激发的结果。时间进入了21世纪后，我们周遭的社会生活确实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人际的关系，社会的吊诡，生命的脆弱，生活的严酷，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的生命都进入了难以定位的时候，更不要说自己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了。毫无疑问，当我从事《重轭》创作的时候，我的思索是极其混乱的，许多时候，我自己都被一组组的生活现象捆绑着。可以说，在发现现代人生活的困境时我是一个聪明者，但在寻找这些困境的“源头”方面，我完全是一个失败者。
当《活祭》、《奉献》与《重轭》先后在一种完全没有统一计划下先后写成了，我忽然心生一个念头，因为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一些个别人物似乎都不自觉地被作者“划一”起来了，而时代背景在许多时候又都是处在持续性的发展中，因此，三部小说把它们各自独立阅读固然可以，但如果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的阅读显然也是有其内在的连续性与时间上的合理呼应的。就是在这样的“发觉”下，我就决定把它们拼合在一起，冠之以《探索三部曲》为总题，付梓出版。
我想，“探索”是贴切的，因为在这三部小说中，主人公——或说与主人公一起生活的一些人——自始至终都在“探索”之中，如果说，“探索”像一条红线，它贯穿了三部小说的各个实体，也贯穿了三部小说的“三合一”的整体，应该是说得过的。
这个时代是充满迷惘的，因此现代人的命运注定永远处在“探索”之中。
谁能带领我们走出另一个出口呢？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读者们必听到一响深长的叹息，然而，当我想到为这部书的出版劳心劳力的老作家曾敏之先生，以及远在北美为看我这部书稿而一边滴着眼药水一边给我写着激励话语的序文的著名学者刘再复教授的时候，我肯定这一响的叹息绝对不是他们所期待的。
是的，他们期待的绝对不是我的叹息！
2009年9月27日
2010年6月12日修改
彷徨无地的诗人及其梦的破碎
（一）
原先只知道原甸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却不知道他是小说写作的高手，这回读了他的三部长篇——《活祭》、《奉献》、《重轭》（下称《探索三部曲》），真是完全出乎意料，没想到他的小说写得如此精彩。我本来只读了《奉献》和《重轭》及散文集《马困人未倦》，读后才发现缺了《活祭》，立即打电话给耀明兄，请他快递一部给我。前天收到书，今天读罢忍不住给原甸打一长途，祝贺他写出这样好的作品，一部让我的情感跟着翻动不已的作品，一部让我对东南亚华语文学刮目相看的作品。
近十几年，我很少阅读当代小说，这除了在兴趣上“返回古典”之外，还因为不满意当代作品中那么多矫情，那么多腔调，那么多“性作料”，那么多脏兮兮的可有可无的语言。去年以来，我读了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红浮萍》和薛忆沩的《走向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才去掉一些“偏见”，又读了一些朋友们推荐的新作，但都没有被打动过。这回读原甸的《探索三部曲》，感受真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灵魂和他的灵魂共振了一场。这三部长篇小说没有我害怕的“腔调”与“矫情”等等，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受。扬弃意识形态、扬弃面具的“写实”，看来永远不会过时。（我只反对把“现实主义”革命化和独断化）原甸的这些作品就是明证。它通过写实，见证了一个历史时代，这是东方的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这是激情燃烧和激情熄灭的时代，这是理想飞扬和理想破碎的时代。作者曾被“时代精神”所感染并作过绚丽的新时代理想国的梦，但他的梦破碎了。他的这些小说，就是在好梦破碎之后所进行的回望与反思。面对梦的碎片，作者没有谴责，也没有愤怒，他只以诗人的真诚，面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如实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我们可以称这三部小说为“梦碎记”，捡拾的是梦的碎片与残骸。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基调是一个彷徨无地的诗人寻找道路的悲歌，或者说是一颗无处逃遁的心灵的漂泊史。
（二）
三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皆是诗人身份的“他”。叙述主体所描述的“他”，正是作者的人格意象。第二主人公是诗人少年时代的爱友，女性的“英”，她与诗人尽管分道扬镳，但也经历了一番做梦与梦的破碎的人生历程。
诗人“他”也即作者“我”，出生于中国大陆，年幼时跟随父亲来到南洋新加坡，开始了一种被称为“华侨”其实是殖民地下“猪仔”似的生活。正直的父亲死后留给诗人“一笔巨大的遗产”，这是面对显赫时的高傲，面对富贵时的藐视，面对贫穷时的顶立，面对打击时的顽强，在任何命运的打击中都不知“屈服”二字。（参见《马困人未倦》序诗）。这份遗产构成诗人天生的气质。带着诗人的骄傲，“他”与“英”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学运学潮，谋求与“伟大时代”共脉搏，结社，聚会，罢课，唱歌，写标语，朗诵火热情感的诗歌，并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青春的哭泣》）。可是这位早熟的“革命诗人”，不仅要面对诗歌，还要面对生活与“道路”，五十年代的青春岁月和火热斗争结束之后，殖民军撤走并没有换来人间天堂。反之，社会空气变得十分窒息，人人都像套上一个“紧箍咒”，失业像瘟疫一样漫延，居民们用干瘪的眼神凝望着饭碗。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感，觉得必须逃离这个地方。虽然经历了一次失望，但还有更伟大的希望和更绚丽的梦在等待着他，那是大时代的中心，那是他的出生地的中国。于是，他不惜背负来自热血青年的“逃兵”的骂名，毅然乘船向红色的北方航行，去寻找新的理想国。他再一次激情燃烧，并以全部真诚去拥抱大时代的符号与星光——北京。“这个北京，曾经在梦幻中与他相厮守，像星星一样的亮在他的脑际。北京与他有过非常遥远的距离，但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北京像魔咒一样，疯狂了一整个时代的青年。大家谈起北京，都带着兴奋，却不敢高声，因为好像你手里抓着一粒钻石，害怕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这些年轻人谈起北京，好像犹太人谈起耶路撒冷，好像穆斯林信徒谈起麦加。”（《重轭》）
用全部天真拥抱北京，拥抱中国。在小说主人公“他”看来，拥抱中国就是拥抱理想、真理、正义、公平这些人间最有诗意的字眼和理念。可是他的火样激情和梦样理想很快就撞碎在冷漠的、刻板的、布满八股语言的现实的地面，他所信赖的国家，却对于这些来自东南亚的进步青年并不信赖，他们在海外的一点“进步”经历与万里长征大革命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在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年代，这些从海外归来的边缘人基本是可疑的。革命中国并不像诗人那么天真浪漫。鲁迅早就告诫诗人说：
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探索三部曲》中的诗人正是一个“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他来到他期待已久的革命中国之后，原想从头学习，原想深造，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这个国家只给他天天阅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等），连想读一些经典也被指责为白专道路。他向往自由，但“自由”在此时此刻却是“禁品”。尤其让他的理想整个被“轰毁”的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让这位单纯老实的诗人怎么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的伟大的理想国的领袖们、革命英雄们怎么一个个成了“反革命”：
中国政坛的头头们，一个一个地被挂上黑帮牌子，戴上歪歪斜斜的牛鬼蛇神的帽子，像狗-般的被“红卫兵”牵着上台公审示众，他又目瞪口呆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原来长期以来被这么一群“反革命分子”窃据着，噢！太不可思议了。（《奉献》）
太不可思议了！尽管“大革命”前夕他就失望而逃离中国，但随之发生的巨大运动却使他从内心上绝望。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新加坡诗人的革命理想，他哭了，从北京哭到天津。他再一次碰壁再一次感到走投无路，于是，他从革命中国逃到被鄙视的“臭香港”，而香港拥挤不堪的分为天堂、人间、地狱三层的弹丸之地，连地狱都很难给他腾出一块立足之所，幸而仰仗一个朋友（从新加坡逃亡到大陆）姐姐的帮助才找到一份日薪五块港币的最低贱的工作。这是在黄色小报做校对的工作。为了生存，这个满怀远大抱负的“红色诗人”竟然落入难见天日的黄色浊地。“他不能不谴责自己，不能不把自己押上审判台；这一个诗人，此刻在干什么呢？为了一天五块钱，替咸湿鬼校对色情广告，与咸湿鬼沆瀣一气，形同一丘之貉。……他发觉周围向他投来的尽是鄙夷、冷漠、讥诮、不齿的目光……他颓然地把桌上自己写的那本诗集满心惭愧地塞进小皮箱里，在这一刹那的动作间，他的目光甚至不敢正面接触这一本薄薄的诗集；因为他呼吸到自己通体猥亵的臭气。”
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路，资本主义香港也没有路，他只好背上在香港欠下的一身债务回到新加坡。从香港逃离是第三次逃离。返“新”之后，他与少年时代的恋人“英”重逢，这位拒绝“当逃兵”而坚守新加坡的激进女子又是怎样的命运呢？她出嫁而且发财了，但她是当一个大富豪的第三个小妾。她激烈过，甚至比“诗人”还激烈，但她的梦也同样破碎了。她有钱，但没有爱情，也没有灵魂。她爱恋过的诗人没有存身之处，她自己同样也找不到可以存放心灵的地方。“她只有逃难一般地到岛屿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去挥挥球棒。但许多时候还是逃不了令人厌烦的酬酢交谈；那么，她只有悄悄地叫艇夫开着那艘五十尺长度的游艇与夫婿到南中国海上去听风声涛语……”
（三）
原甸这探索三部，宝贵的还不仅在于他如实地写出自己的经历和时代，而且还写出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与评价。在评价中，他以诗人的坦率，撕破各种假面具，尤其是撕碎各种“俘虏”过他的大概念与大谎言，从而使作品带上深厚的哲学意蕴。这三部小说乃是诗（艺术）、史（传记）、识（哲学）的融汇，叙事中洋溢诗情，诗情中饱含哲理。文笔不带任何腔调，文体虽是虚构性小说，但让人阅读起来，又有如直抒胸臆的叙事诗篇，尤其是最后一卷（《重轭》），更是如诗如画，如歌如诉。诗人与来自大陆的女画家的一番心灵之恋，更是让人悟到，正如画者永远画不好太阳一样，诗人寻找的圆满终究只是幻想。人生毕竟太多“失落”（小说作者喜爱的概念），能画好一张“落日图”和写好一部“梦碎记”，倒是可能的出路。原甸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他不再沉醉于幻想也不制造幻想，而是以三部沉甸甸的小说把美梦撕碎给读者看。撕一次不够，就撕两次，撕三次，撕得碎碎。
经历了梦的破碎，诗人感到悲哀与不幸，感到自己是革命时代的“祭品”。整个人生不过是“奉献”给时代的“活祭”戏剧，是拉着“重轭”向理想高处攀登然后摔跌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小说中的“他”如此感慨，而“英”作如此回应：
我们其实都是最不幸的一代。他悲哀地说。当我们年华正茂的时候，时代在我们的耳边诉说太多的童话故事；当我们鬓发斑白的时候，时代向我们张着冷漠的脸。我们其实是完全失落的一代，全然是孤雁一般被遗弃的一代。
我是这样，你呢？英不太以为然。
我是凭着我的信念，我长期地拒绝妥协。他一字一字地吐着说。每个时代都需要给历史献祭，我拒绝作祭品，但我看到太多人都摆上祭坛了，这是不幸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只是，你若能避免成为祭品，你应该要有负罪之心，在你的有生之年多做贡献，当然，贡献并不都是轰轰烈烈的，并不都是伟大的，可以有渺小的贡献。我是小人物。
“英”这位少年情侣安慰诗人，你曾被摆上祭坛，但可以避免完全成为祭品。梦破碎之后有理由消沉，但我们应当拒绝消沉。诗人也许是受恋人启迪，也许是天性中本就不知“屈服”二字。他果然继续寻找，继续寻觅“诗意的栖居”（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语），“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可以在种种生存困境中用自己的心灵支撑人生。原甸在沉默两个十年后又拿起笔写作。他成熟了，他的文字不再高亢，但有冷静和清醒。他用一双在漂泊中变得开阔和在苦难中升华了的眼睛，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生活和自己热衷过的大概念，诸如“政治”、“革命”、“群众”、“爱情”、“灵魂工程师”等等，他叩问了这些概念，但他不是论辩。他已经用生命体验过了——自己的体验最为可靠。他让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和友人诉说这些体验，说得十分真切又咄咄逼人。让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些逼人的定义。
什么是政治？诗人曰：
哎！政治政治，有时像彬彬有礼的绅士，有时像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有时像大学教授，有时像双手叉腰的地痞，有时又像低贱的娼妇……每一副政治机器开动的时候，都是真理的声音，悦耳、动听、充满理性和人道的磁性力。
“撒旦！”他心中止不住狠狠地怒咒着。（《活祭》）
什么是革命和革命派？诗人的爱友曰：
你们这些半桶水的革命派，说话像放屁，你们是什么东西？在咖啡馆里谈革命，坐在沙发上发伟论，你们有种，就拿起枪杆上山去吧！别只懂得批判别人。他要北上。你们以为是坐飞机去度假呀？他只能拿单程船票，知道吗？我们什么环境，这是一去不能返的呀！你们有这个勇气么！你们偷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显得革命了？革命是什么？我小女子，我不懂得，但我看革命如果是这个样，革命是一定完蛋。不要说别人，叫我来消灭你们一点都不难。（《重轭》）
什么是群众？诗人曰： 他，诗人，他当然要有诗，群众要求他的诗应该是子弹，是旗帜，要他呐喊，要他呼号。诗人呐喊了，呼号了，自己却陷入惶惑和不安，因为在惨烈的时代，诗固然壮丽，然而并不浪漫，有时很残酷。……现在，你已经走了，你把所有充满惶惑的日子都撇在那个小城了。为了逃避这个惶惑，众人都在责备他，指责他所行的是“懦夫行为”，指责他是一个时代的“逃兵”。众人要求他的是什么呢？要求他持续地呐喊，持续地为理想歌唱，持续地行动，在他的小城，而不是在别的地方。
什么是真理？诗人曰：
真理失控的时候就容易变成谬论，理智与情绪较劲时胜券往往是落在狂热呐喊者一边；千万不要让真理疯狂，真理疯狂的时候是没有灵魂的，有的只是酒精、野马和摇头丸。（《活祭》）
什么是爱情？诗人曰：
人类有许多行为是难以捉摸的，爱情是其中之一。有人说爱情是烟雾，其实连烟雾都不是。烟雾我们看得见，而爱情我们永远看不见。如果一定要比喻，只能说它像空气，抓不着，看不着，但是它存在的时候，你一定感觉到。可是你无从把它搞清楚，所以它来的时候，你糊糊涂涂，它去的时候，你也不明不白。也许有千古不灭的爱情，那肯定是伟大的，但应该说，这样的爱情还是千古少有的，太多的时候，爱情是恍惚不定的。如此精彩的“判决”布满小说文本，但所有的议论皆如盐溶化于水中，变成有血有肉的思想，并无说教的痕迹。小说主人公只是审判时代吗？不，他还审判自己。作为诗人，他历经了梦的破碎之后不再相信时代的花腔，他把怀疑推向自身，包括推向自己的“诗”，他对女画家作了这样的倾诉：人是可怜的，我们好像懂得很多，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人们都把我叫着诗人，可是，诗是什么？我真的也不太明白，正如你画太阳，可是你说你从来无法正眼看到太阳一样，我往往只看到诗的背影……
怀疑之后，他回到脆弱的、渺小的自己，但也是最真实的自己：
他像一头野狼一样，从混浊的沙丘中钻出、跃起，晃动着头颅，摆泼着尾巴，想把全身的沙土抖落：——我本该清醒的！——他提醒着自己。
你从哪里来？一个蕞尔的小岛国——也许五十年后，人们会以一个“小红点”或一个“小黑点”称呼它——历史是窄浅的，像那里的小河道、小沟渠一样；文化是贫瘠的，像小岛上找不到一座山峦-样。从西方看过来，它也许是一个被遗忘的小村落；从东方看过来，它也许是南蛮之荒……他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悲凉，他，一个文化边缘地带的诗人，从一个人们首先想到是蛮荒野岭而后艰难地或许才能想到在贫瘠土壤上有几撮文化荆棘的土地来的诗人，在面对着沉淀厚实的中原文化大平原的瑰丽景观时，心中有一份渺小的感觉是令人颤栗而惶惑的。（《活祭》）
（四）
诗人的怀疑在基督面前止步了，尽管意识到自己的弱小，但那唯一有价值的心灵还需要有一个存放之所。他不愿意和社会的邪恶同流合污，可是社会的邪恶又很强大，在无可逃遁之中，他选择了宗教。他声明，不是天使把他引入“天堂”，而是魔鬼把他逼进天堂。这一重大选择，使他的怀疑主义失去彻底性。作为“人”，我为他找到归宿、找到新的责任体认而高兴；但作为诗人和作家，我却为他的不彻底打一问号。诗人注定是永远的精神漂泊者，他不可能找到归宿和终点，即使真的进入天堂，他也会对天堂发出新的提问。尽管我这么想，但我还是敬重作者的选择，因为他背起十字架是真诚的，他看到“世上漫山遍野都是迷失的羊”，而他自己也曾迷失过，他的选择只是不想再度迷失。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如果灵魂未能自我救赎，那就坦率地仰仗上帝的救赎，在充满谎言的时代，基督的声音总算是正直的声音。诗人的心灵最后倾听这种声音总比那些听从金钱与指挥刀之声的作家单纯可爱，也总比那些声言自己的作品可以改造世界的革命才子们质朴诚实。 我真希望自以为了不得的大陆作家能读读原甸的小说。如果嫌三部太多，可以读其中的一部，这三部虽是相互关联、相互映照的系统，但每部都自成一体，可以独立阅读。我相信有心人一定能感受到这里有新的文风，新的心绪，新的语言，也一定会纠正一点文学上的沙文主义态度。以上只是一些阅读心得，现被原甸先生立为序文，我真有些惶恐。
刘再复
2010年10月27日
美国 马里兰
《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包括《活祭》、《奉献》与《重轭》三卷，是新加坡作家原甸的代表作。《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深入描写了处于变化中的新加坡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吊诡，生命的脆弱，生活的严酷，命运的难以把握。作者原甸所描写的时代是充满迷惘的，因此现代人的命运注定永远处在“探索”之中。
《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是自传体小说，其基调是一个彷徨无地的诗人寻找的悲歌，或者说是一颗无处逃遁的心灵的漂泊史。通过写实，见证了一个历史时代，这是东方的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这是激情燃烧和激情熄灭的时代，这是理想飞扬和理想破碎的时代。作者原甸曾被“时代精神”所感染并作过绚丽的新时代理想国的梦，但他的梦破碎了。他的这些小说，就是在好梦破碎之后所进行的回望与反思。面对梦的碎片，作者没有谴责，也没有愤怒，他只以诗人的真诚，面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如实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