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保守，却文笔犀利；争强好胜，但逻辑严密；性格狂放，可魅力十足，这些貌似矛盾的特质，却集中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一人之身，使他呈现出复杂面貌。

两百多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现过诸多富有个性的大法官，但像斯卡利亚这样将司法立场、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却独一无二。资深记者琼·比斯丘皮克通过扎实采访，完成这本著作《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书中以精彩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位美国最具争议的大法官的成长之路、内心历程、多元个性，揭开了最高法院近20年来围绕死刑、持枪、堕胎、政教关系等重大议题的决策内幕。

毫无疑问，安东宁·斯卡利亚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趣的大法官，他的公开演讲和判决意见，富有典型的歌剧风格……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这位大法官的读者而言，资深法律记者琼·比斯丘皮克的《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这本传记不会令人失望。

《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为我们讲述了这位美国最具争议的大法官的成长之路、内心历程、多元个性，揭开了最高法院近20年来围绕死刑、持枪、堕胎、政教关系等重大议题的决策内幕。本书完全符合她一贯严谨周密的特点，相关事实必定经过十次以上的核实与再核实。此言绝对不虚！

序言

第一章 美国梦

第二章 水门事件漩涡

第三章 行政分支代言人

第四章 思想交锋

第五章 冷酷无情的异议者

第六章 我无议程

第七章 有人在听吗？

第八章 种族困境

第九章 思想的受难

第十章 陌生的国度

第十一章 “布什诉戈尔案”——余波难平

第十二章 呱呱、呱呱

第十三章 首席

第十四章 喜剧之王

第十五章 反恐权力的界限

第十六章 一枪命中

致谢

1975年秋，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在参议院的政府运作委员会向福特行政分支发起质询，挑战其以“行政特权”为由将政府信息作为政府机密的做法，特别是有关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文件保密问题。水门事件之后，马斯基及他的议员同僚们的思维模式与福特总统及其政府阁僚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总统与他的助手们深信，要求政府公开敏感文件是对行政分支权力的侵蚀；而国会议员们则认为，这是尼克松时代那种非法保密作法的延续。这是一场事关两大政府分支权力划分的战争，一场安东宁·斯卡利亚为之准备已久的战争。两大政府分支的竞争哺育了斯卡利亚的政治野心，也教会了他华盛顿的生存之道。

“我相信，我们以后再也不用面对一年前的那种宪政冲突了。”参议员马斯基在德克森厅的听证会上宣布。“但是，正如这一年来的种种事件所表明的，对于国会而言，获得行政分支所保留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就在这两个月中，总统和行政分支的工作人员对国会的信息公开要求百般拖延，最后还明确予以拒绝。”

这位马斯基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长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将他视作一个复仇者。马斯基曾担任缅因州州长，1968年角逐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1972年争取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但两次努力均告失败。他身材瘦骨嶙峋，脸庞棱角分明，说话带有明显的扬基口音。在竞选时，马斯基以出色的口才和激昂的热情而著称，很明显，他把这份天赋也带到了参议院听证会中。但在这次长达数周的听证会上，口生莲花的马斯基并不孤独，他的对面站的正是同样擅于斗嘴的助理司法部长斯卡利亚。这些天以来，斯卡利亚已经成为行政分支派往国会听证会的特派员。虽然斯卡利亚比马斯基年轻近20岁，人也矮小些(斯卡利亚身高五英尺九英寸，马斯基六英尺四英寸)，但这个矮小的助理司法部长的聪明狡诈并不亚于坐在主席台上发话的马斯基。早在泽维尔高中以及乔治敦大学时期，斯卡利亚就是辩论队中的一把好手。15岁那年，他还参加过1952年的艾森豪威尔对斯蒂文森的总统选战，期间因表现出色得以参加电视直播的学生政治论坛；高中和大学时期，他是学校的戏剧演员；39岁时，站在国会议员面前的他仍然是一个夭生的演员。在舞台上，斯卡利亚口齿伶俐，从不有一分半毫的磕绊。

“我知道，经过过去几年的种种事件，任何人谈起行政特权问题，都像是有人在约翰斯顿大洪水*后谈水的美德，或如在芝加哥大火**后谈火的利用一般。”在1975年秋马斯基主持的听证会上，斯卡利亚如此说道。“但是，火和水就在那里，尽管它们带来了众多灾难，它们仍是人类存在所必须的要素。”

当时，斯卡利亚正奋力阻挡马斯基提出的立法提案。提案要求，行政分支需应国会各委员会的要求，随时告知各类行政事务——包括国家安全事务——的详细情况。斯卡利亚坚持认为，“该提案如若通过，将在国会两院内制造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影子政府。”他说，国会并没有权力要求行政分支向其随时通报日常工作。他还抱怨称，该议案竟还规定了对来自国会议员的质询要求不予回应的行政分支官员的惩罚措施，这个创意实在“非同寻常”。

有关信息公开的斗争，实质上是更高层面政府三大权力分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斯卡利亚坚决主张，国会议员和媒体无权得到行政分支的信息。在越南战争和共产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他和福特行政分支的其他官员们自然而然地将行政特权和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和他们从国内窃听和监视丑闻上脱身的方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国会议员们对政府滥用窃听监视的行为早有警觉。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曾领导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此展开调查。大量证据表明，尼克松行政分支曾利用窃听和监视等手段秘密调查民权运动领导人、反战抗议人士及广大记者，以上所作所为均是为了服务于他的政治利益，而非针对外国间谍行动。P75-77

设想你正在法学院学习，又或已开始法律生涯，关于现实、未来和理想，你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和迷惘，遭遇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忧伤。也许，这些心事或疑问，你不愿与身边师友分享，又或许，你已经去信，向某位名人咨询，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于是，你决定去读人物传记，当然，最好是杰出法律入的传记。你试图在书本里，探寻法律职业或法律梦想的答案。你想知道，一位伟大的律师、检察官或法官，是如何攻坚克难，律海扬帆，实践梦想的。可是，当你踏入书店或图书馆，检索人物传记一栏时，发现书架上充斥的，多是政商名流、帝王将相、演艺明星、文人雅士的故事，法律人传记却寥寥无几时，内心一定非常失落。

其实，上面所说的，既是我学生时代的体会，也是策划、主编这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的初衷。在我看来，读一位杰出人物的传记，会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就好像进入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与一颗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许多敬意会油然而生，许多困惑会迎刃而解，许多蓝图会逐步成型。如果这个人恰好与自己属于同一行业，激励或参照作用，还会进一步放大。

这套丛书的定位，当然并非励志那么简单，我们希望让读者从一位大法官的成长，乃至思想、立场的变化、纠结、升华中，对美国的司法生态、意识形态，乃至司法文化的演进，有更感性的体会，更深刻的理解，进而能够反求诸己，对中国的法治进步、司法改革，有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组织翻译大法官传记，我们绝非先行者。十年前，法律出版社就出版过本杰明·卡多佐大法官的传记，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雨果·布莱克、约翰·马歇尔·哈伦、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三位大法官的传记，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传记的中译本，据说也即将面世。作为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并参与国外优秀法官传记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工作，并将年轻时的梦想，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是一种幸福，更是一份责任。

这项工作于2010年初启动，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选定图书、联系版权、确定译者的任务。下面，就传主、书目、译者的选定标准，简单做一说明。

关于传主选择。美国建国至今，联邦最高法院已有过112位大法官。按理说，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期，能够成为大法官者，多非平庸之辈。但事实证明，确实有不少大法官，身前碌碌无为，身后默默无闻，成就亦乏善可陈。所以，确定传主人选时，我们的眼光多少有些“势利”，选取的大都是富有威望、成就卓越的“名家”，他们或曾叱咤风云，开创了美国司法的新时代，如约翰·马歇尔、厄尔·沃伦；或曾是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军人物，主笔过诸多里程碑式的经典判决，如路易斯·布兰代斯、小威廉·布伦南、哈里·布莱克门、约翰·保罗·嘶蒂文斯；此外，还有治院有方的威廉·伦奎斯特、智识过人的安东宁·斯卡利亚、经历非凡的罗伯特·杰克逊，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国内一些读者对美国最高法院内部的自由派、保守派之争，一直有认识上的偏差。不少人以为自由派大法官注重人权，顺应民意，代表着正义、光明、开放，而保守派顽固不化，抱残守缺，代表着封闭、落后、狭隘。为避免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误读，我们在确定人选时，格外注重了意识形态的平衡。传主中，既有自由派大法官，也有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在不同司法议题间立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大法官。

关于书目选择。越是伟大的法官，越有人乐意为其做传。事实上，像马歇尔、霍姆斯、布伦南、布兰代斯这样的大法官，都已拥有多部传记。不过，早期一些大法官传记，多由学者撰写，虽能做到论述专业、史料翔实，但布局谋篇乃至下笔行文，始终令人感觉匠气过重，理论综述多，细节刻画少。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笔下的法官传记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曾被美国知识界誉为“史上最棒的法官传记”，而这本传记的作者，正是著名宪法学者杰拉尔德·冈瑟。

总之，在确定本套丛书的书目时，我们大致秉持了三个标准，即权威性、可读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作者最好是长期跟踪报道最高法院事务的记者，对历史背景、法院发展、法官个性、决策内幕都非常熟悉，如布莱克门、斯卡利亚传记的作者，又或者，作者曾经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与传主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甚至一直保持联系，如伦奎斯特、斯蒂文斯传记的作者。虽然许多大法官有过从军经历，但是，法官不像律师、警察和检察官，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多是在坐堂问案、讨论案情、撰写判决，在最高法院内部，他们或许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但是，这类传记不会像其他司法人物的传记那样，有那么多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当然，越是如此，对作者驾驭材料、讲述故事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相对来说，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一直受这方面的训练，也更擅长这类面向大众的“公共写作”。此外，最近几年，不少已故大法官的私人文档陆续解密，在任或退休大法官也不再抗拒记者采访，可供各类传记作者掌握的“猛料”，自然也更加丰富。所以，入选本套丛书的，大都是21世纪之后，乃至最近五年出版的传记。

关于译者选择。翻译，尤其是介予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之间的法政文化作品的翻译，通常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学术圈，这类作品往往不能算学术成果，也不可能像文学畅销书那样，靠版税获得更多回报。而且，像大法官传记这类著作，译者必须吃透美国的政治文化、司法现状、高院历史，具备一定的法学或政治学知识，还得有一定文字功底，不至于把一部人物传记翻译得晦涩拗口。为此，在选定译者时，我们更多抱着一种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心态，并不注重作者的学历、职称和名气。目前确定的几个译者，多是从“豆瓣”网或网络杂志“纵横周刊”的作者群中“淘”来的。他们当中，有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并在海外攻读政治学专业；有人已在美国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文化、生活，并著有观察美国司法现状的著作；有人一直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动态，时常有妙文短评出手。总之，一切才刚刚起步，希望有更多对美国司法文化有兴趣，愿致力于翻译事业者，能够与我联系(frankhe@rip.sohu.net)，并志愿加入我们的团队。更希望我们的读者中，会有中国未来的大学者、大律师或大法官出现。

是为序。

何帆

2011年6月6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本书的诞生源于2006年3月，当时我应邀参加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学教授亨利·亚伯拉罕(Henry Abraham)举办的一次晚宴。亚伯拉罕教授一直致力于大法官和总统的编年史研究。当时，他和我的朋友们都劝我说，现在正是写一本全面展现这位最为卓越的大法官的书的恰当时机。斯卡利亚既广受赞扬，同时也饱受批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报道斯卡利亚的新闻，这些报道刊登在《国会季刊》、《华盛顿邮报》及《今日美国》等报纸刊物上面。1990年，我首次采访了斯卡利亚大法官。自从那晚在夏洛茨维尔会面之后，我一直努力更加深人地研究斯卡利亚大法官是如何形成如今的重要影响力的。我的研究主要基于大量司法和总统档案，以及一百多次采访，其中包括对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十几次采访。他不但慷慨坦率地接受我的采访，同时还支持自己的同僚、朋友及亲属和我交谈。对此，我想表示最为诚挚的谢意。

随着本书写作的推进，无数的专家同事、朋友及我的家人毫不吝啬地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鼓励。感谢的言词已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这些全程支持我的人的感激之情——特别是对我的丈夫和女儿而言。

在此，我首先要对五位朋友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为这本有关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书提供了完美的专业判断和专业经验。他们是理查德·塔兰托(Richard Taranto)，一位最高法院上诉专家，同时也曾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他一直是我智识指引和法律精确性的源泉。有关理查德对本书所做的贡献，实在一言难尽。在时间和智慧上，从开始到结尾，本书都充满着他的帮助。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乔治·拉德纳(George Lardner)，他是我以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的同事。一开始，我只知道他对尼克松和福特时代所知甚多，但不久我就发现，原来他就在皇后镇离斯卡利亚家不远的地方长大，而且他就读的高中(瑞吉斯高中)和斯卡利亚所在的学校是教派上的竞争对手。自始至终，乔治一直慷慨地向我提供专业知识的帮助。安德烈·维斯瓦瑟(Andera Weiswasser)为本书提供了她作为律师的敏感性和文字的准确性。十分巧合的是，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法官助理丹尼斯·弗兰纳里(Dennis Flannery)也是斯卡利亚童年的邻居，而且就读的也是瑞吉斯高中，他对庞杂的司法史十分熟悉，并且带着这种本能通读了本书。最终，还要特别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埃尔文分校法学院院长欧文·乔姆伦斯基(Erwin Chemerinsky)教授，他时刻准备着为我提供有关当代最高法院及斯卡利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辩论形式的深刻洞见和建议。这五位朋友都仔细阅读了本书全部内容，有几位甚至读了两遍。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人需对本书的任何错误负责。

还有几位富有洞见的同事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并且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指导意见，特别是我在写作本书早期遇到困难之时。他们是：道格拉斯·阿姆斯特朗(Douglas D.Armstrong)，卢·卡侬(Lou Cannon)，迪克·卡雷利(Dick Carelli)，吉姆·德里卡德(Jim Drikard)，艾伦·埃伦霍尔特(Alan Ehrenhalt)，帕姆·费斯勒(Pam Fessler)，丹尼斯·哈钦森(Dennis Hutchinson)，菲利斯·里士满(Phyllis Richman)，以及戴维·萨维奇(David Savage)。戴维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也是最高法院媒体队伍中对我最为支持的同僚。此外，还有一些记者同行给我提供了他们的宝贵资料和个人鼓励，在此难以一一鸣谢，他们是鲍勃·巴恩斯(Bob Barnes)，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亚当·利普泰克(Adam Liptak)，托尼·马洛(Tony Mauro)，马克·谢尔曼(Mark Sherman)，尼娜·托滕伯格，以及皮特·威廉姆斯(Pete Williams)。他们敏锐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本书中。这些年以来，斯卡利亚已经成为无数传记著作的主角，其中有两本特别出色，在此值得一提，它们分别是乔·摩根斯特恩在1992年为《花花公子》写的作品，以及玛格丽特·塔尔伯特在2Q06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作品。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份常驻研究院职位，并且为我的大部分研究提供了工作场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该中心的主任李·汉米尔顿(Lee Hamilton)，以及副主任迈克尔·冯·杜森(Michael Van Dusen)，它们一直对我有关最高法院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威尔逊中心还为我配备了一流的研究人员，爱德华·劳伦斯(Edward Lawrence)曾在此与我一起工作数月，在2009年本书研究工作即将结束时，他再次成为我的研究员。

在我忙于撰写桑德拉·戴·奥康纳的传记期间，《今日美国》“纵容”我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东家再次慷慨地允许我脱离工作，以便我专心写作。因此，我要特别感谢编辑约翰·希尔柯克(John Hillkirk)及其前任肯·保尔森(Ken Paulson)、执行新闻编辑卡罗·斯蒂文斯(Carol Stevens)，以及法律新闻编辑瑞秋·斯莫金(Rachel Smglkin)。此外，还有许多《今日美国》的同事在整个写作期间一直鼓励我，特别是华盛顿分社主管苏珊·佩奇，以及记者凯文·约翰逊_(Kevin Johnson)、凯西·凯利(Kathy Kiely)和艾伦·莱文(Alan Levin)。

最高法院的公共信息主管凯西·艾尔博格(Kathy Arberg)和她的副手帕特里夏·麦凯波·埃斯特拉达(Parrficia McCabe Estrada，)为了帮我传递信息、安排访谈奔波良多。最高法院摄影师斯蒂夫·佩特威(Steve Petteway)工作勤奋，帮助我挖掘出了许多有关斯卡利亚大法官生平的照片。

当然，最高法院内最为重要的帮助还是来自斯卡利亚大法官是他的坦率和诚实造就了本书。他、他的太太莫琳以及我接触到的他的孩子们都和他一样慷慨大方，对我有求必应，十分耐心周到。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行政助理安吉拉·弗兰克(Angela Frank)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帮我确定了许多记忆模糊的事实，并发现了早期相关报道中的差异之处。我对安吉拉的感激之情一言难尽。此外，还要向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姨妈雷诺拉·帕拉诺致以特别的谢意，她敞开大门欢迎我，并向我透露了她的回忆。在我整个研究工作中，最为满足的当属又一次乘火车前往特伦顿听这位活力十足、在斯卡利亚家中被称之为“小孩子”的女性讲故事。

在我撰写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传记期间，我一直信奉传记文学大师莱昂·艾德尔(Leon Edel)的标准——评价时冷酷如冰霜，同时富有温暖、人性和理解。斯卡利亚大法官是那种特别容易反应强烈的人物。我努力对他保持客观公正，伺时对这本书的读者们保证真实可靠。

我在FSG出版社的编辑是无与伦比的莎拉·克莱顿(Sarah Crichton)。莎拉知道我想怎么完成这项研究，并以她对故事叙述所特有的敏锐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想法。她为人幽默风趣，是我工作中的一大快乐源泉。莎拉的助理编辑凯利·豪(Cailey Hall)帮助我把研究计划安排的井然有序，并在我的工作进展遇到困难之时帮我联系莎拉，不分地域和时区。凯利的继任者丹尼尔·皮蓬布林(Daniel Piepenbring)，在本书完成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盖尔·罗斯(Gail Ross)及其副手霍华德·尤(Howard Yoon)，他们在2006年对本书的写作计划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并且帮助我联系了莎拉和FSG出版社。因为他们的帮助，一切都焕然一新。

最后，我要感谢我那十分庞大且遥远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母文斯(Vince)和玛丽·简·比斯丘皮克(Mary Jane Biskupic)，是他们支持我一路走下来。我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兴趣广泛的男人，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及其他期刊上的新闻信息。在《赛马新闻》上，他发现有一匹马的名字叫作斯卡利亚，它的父亲名叫圣牛，他因此确信，大法官和这匹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那位来自肯塔基州莱克星敦的马主告诉我，他之所以给马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向“布什诉戈尔案”中和自己趣味相投的大法官致敬。就在本书即将完成之时，我那爱玩赛马的父亲与世长辞了。在此想起这个小发现，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感怀。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先生克雷·刘易斯(Clay Lewis)及我的女儿伊莉莎白(Elizabeth)的影响无时不在。他们甘愿和成堆的纸张、书籍，杂乱的笔记、文件夹及三孔活页夹朝夕相处，这些资料霸占了我们的卧室、餐厅，到最后，它们塞满了我们整个家。每当我完成一项工作，或者分心偷懒，他们都如获至宝。他们的热情充满了整个写作期间，他们也是我的第一批读者。

毫无疑问，安东宁·斯卡利亚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趣的大法官，他的公开演讲和判决意见，富有典型的歌剧风格……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这位大法官的读者而言，比斯丘皮克的这本传记不会令人失望。本书完全符合她一贯严谨周密的特点，相关事实必定经过十次以上的核实与再核实。此言绝对不虚！

——国家广播电台

这本传记充满才华，令人着迷……更难能可贵的是，比斯丘皮克通过描写最高法院内个性各异的众多成员，为我们还原了当代最高法院的变迁景象。

——吉姆·牛顿，《洛杉矶时报书评》

比斯丘皮克是位才华横溢的故事讲述者……措辞严厉，却相当公平……斯卡利亚已经73岁高龄，但依然充满活力。如果你想知道他如何与同僚们相处，并在什么情况下与他们分道扬镳，阅读本书即可，无须去最高法院排队听审。

——格伦·艾尔茨舒勒，《塔尔萨世界报》

通过这本异常平和且广受好评的作品，比斯丘皮克对斯卡利亚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杰弗里·罗森，《纽约时报》

比斯丘皮克的这本传记内容火爆，书中的不少篇幅肯定会引发斯卡利亚众多粉丝的愤怒，因为作者坦率地评价了斯卡利亚的缺点和优点。而斯卡利亚的批评者们，也能从本书中找到更多可供进一步妖魔化他的材料。

——斯蒂夫·魏因伯格，《达拉斯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