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还给文学史》编著者旷新年。

文学总是被不断地重新定义，文学史总是不断地被重写。这样就形成了文学观念的不断变迁。

“重写文学史”、断崖深处的历史、山重水复疑无路：左翼文学的历史生成、“重写文学史”的终结、《跨语际实践》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国现代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状况、把文学还给文学史等等。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编著者旷新年。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内容主要包括：“重写文学史”、断崖深处的历史、山重水复疑无路：左翼文学的历史生成、“重写文学史”的终结、《跨语际实践》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国现代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状况、把文学还给文学史等等。

第一辑 “重写文学史”

　　断崖深处的历史

　　山重水复疑无路：左翼文学的历史生成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

　　《跨语际实践》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中国现代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

　　“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状况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第二辑 我们时代的傻瓜

　　疼是活着的证明

　　《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

　　扩展文学的视界

　　穆时英的佚作《中国一九三一》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沉沦的圣殿》札记

　　沈从文的三重传奇意义 ——兼论传奇与评书两种文学的不同命运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我们时代的傻瓜

第三辑 不屈不挠的博学

　　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 ——对文化研究的一点“朝思暮想”

　　全面开放我们的文学感觉

　　不屈不挠的博学

　　腐烂还是新生？ ——为《天涯》十年作

　　妇女解放的历史条件

　　镀金时代的文学

　　超越民族主义，建立普世价值 ——回头看“五四”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种话语的考察

　　以卵击墙

　　新民间文学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之输入之意味也。”晚清、“五四”、20年代末，都是中国思想崩溃与重建之际，这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明显的语言上除旧布新的现象。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对“新名词”大摇其头，然而，“新名词”总是不断意外地带来“新时代”。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论及晚清“诗界革命”时，就谈到当时所谓“新诗”与“新名词”的某种连带的现象。从晚清开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实际上往往就是新名词与旧名词的对立，反过来，新名词与旧名词的对立也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对立。通常，一个时代取代了另一个时代，是一批名词驱逐了另一批名词，一些概念覆盖了另一些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说法战胜了另一种说法，是一种话语压倒了另一种话语。80年代以来，“新时期”、“现代化”、“后现代”、“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和“发展”这样一些概念不知摧毁了多少东西，埋葬了多少问题。

1840年西方入侵，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结果是，中国的“天下”破裂，从而被迫“走向世界”。在晚清，“国家”、“议会”、“学校”、“民主”、“科学”这些新名词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想象鲁迅那种“物竟’也出现了，‘天择’也出现了”的兴奋。晚清所谓的启蒙运动，当时流布全国的各种各样的白话报刊强聒不舍地向“愚众”灌输的就是各种西洋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也就是流行的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

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文化批判》杂志上引人注目地开辟了“新辞源”的栏目。后来，在《思想》月刊上也开辟了“新术语”的栏目。在急剧变化的“思想革命”和“理论斗争”的时代，这样系统地、大规模地输入新名词的现象毫不足怪。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新名词。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五四”知识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在“五四”时期，我们通过现代／传统、家族／国家、民主／专制、科学／迷信、白话／文言、平民／贵族的坐标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我们的意义世界。国民性、人性和个性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维度和方式。在文学上，白话文和写实主义成了我们表现这个世界的基本技术和工具。然而，经过1928年的“文化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组完全不同的概念：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新文言／大众语。在文学上，同样需要语言和技术的更新：阶级性、大众语、现实主义。“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在30年代变成了“文学的阶级性”。正是这些名词和概念有力地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它摧毁了既成的知识，建立了新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地借用库恩的“范式”和福柯的“知识型”的概念；那么，从晚清到“五四”，从“五四”到30年代，实际上经历了不同的范式和知识转型。从晚清以来，我们不断地与旧的名词、概念进行决裂。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思维甚至不同的世界观进行决裂。同时，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世界进行决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换了人间”。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场自觉的“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诗人曾经自命为宇宙的“立法者”．而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奉行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文学“组织生活”。这一现代的文学观念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和理解。这一观念渗透了所谓“现代性”的重量。“文学组织生活”的思想在中国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的。由梁启超之提倡政治小说，以及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有关论述，将文学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被当成社会重构的一种重要手段。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生活是由文学“组织”起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根据《谁是最可爱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爱，是不能忘记的》《不谈爱情》《我爱美元》不断地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有重新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必要。我们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视为左翼文学的一个特征。然而，实际上，最早是由资产阶级理论家梁启超建立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同时，不论是在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那里，文学和政治的密切联系，都是不容否定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不仅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特点，也不仅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特点，也是“新时期文学”的特点，甚至是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特点(如果我们不否认反政治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无产阶级的“五四”，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对于表达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五四”的“文化批判”。左翼文学既是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同时又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和历史延伸。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充满了历史的断裂与延续，正如成仿吾“奥伏赫变”这个词所表明的那样。P4-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