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追寻，首次披露，《我的朝鲜战争》作者张泽石、高延赛最新奉献！漂泊两岸，尘埃落定，14334名志愿军战俘60年台湾岁月！

海内外第一部讲述14334名志愿军战俘在台湾60年生活的纪实作品！

这是一段关系到上万名志愿军官兵和他们亲属命运的重大历史，是整个抗美援朝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绝不应该被合弃被遗忘。

值此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际，仅以《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献给所有曾经为国家承受苦难与牺牲的志愿军战俘们！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为《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姊妹篇。作者张泽石、高延赛广搜台湾地区、美国两方面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媒体报道、出版物，亲身采访赴台志愿军战俘及其亲属，讲述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在韩国战俘营的尖锐冲突与自我挣扎，奔赴台湾之后加入军队、经历消沉、不断奋进的故事，还有部分老兵曲折返乡、落叶归根的人生历程。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中40余幅美国国家档案馆、麦克阿瑟将军纪念档案馆收藏的彩色战地照片，30张赴台战俘家庭相簿里的生活照、纪念照，全景呈现志愿军战俘从巨济岛到济州岛到台湾岛，从战俘到军人到平民，从身体到情感到精神的磨难，第一次揭开了一段尘封60年的历史真相。

引子 我是志愿军的后代

第一章 战俘(1950年11月—1953年7月)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基本情况

二、中国战俘营场的分布情况

三、联军战俘管理当局对待中国战俘政策的演变情况

第二章 分裂(1951年1月—1951年7月)

一、最初中国战俘营的状况

二、1951年6月以后的战俘营状况

第三章 内斗(1951年7月—1952年4月)

一、巨济孤岛上的内斗起因

二、“72”战俘营的“战俘内斗”怎样演变成了“国共内战”

三、“86”战俘营的“国共内战”是如何开始的

第四章 甄别(1952年4月—6月)

一、中朝方面同意进行“志愿遣返甄别”

二、“志愿遣返甄别”的准备工作

三、“71”战俘营的“甄别”

四、“72”战俘营的“甄别”

五、“86”战俘营的“甄别”

六、“70”战俘营的“甄别”

七、釜山战俘“志愿遣返甄别”

八、“志愿遣返甄别”的最后统计数字

九、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第五章 在济州岛(1952年6月—1953年9月)

一、迁移的风波

二、济州孤岛上的凄风苦雨

三、去台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

四、台湾当局对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声援活动

第六章 进中立区(1953年9月—12月)

一、“中立国和中立区战俘营场的设立”

二、停战后双方执行有关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

三、在中立区的战俘们

四、解释工作的事前准备情况

五、在解释帐篷内外的尖锐斗争

六、选择的无奈、痛苦和艰难

第七章 踏上宝岛(1954年1月)

一、从“志愿军战俘”到“反共义士”

二、旅途中的风波

三、隆重盛大的欢迎场面

四、台籍战俘母子团聚的动人场景

五、来自琉球的志愿军战俘

六、最全面的历史记录

第八章 加入国军(1950年2月—1955年3月)

一、被精神激励

二、被思想训导

三、被集体宣誓加入国军

四、被正式“融入”国军

五、“不愿被融入”者的遭遇

第九章 战俘访问团(1954年2月—11月)

一、组织“反共义士访问团”分赴台湾各地

二、组织“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访问东亚、东南亚

三、战俘访问团的美洲之行

四、战俘海外访问团的南美、欧洲之行

第十章 消沉(1955年4月—1987年)

一、桃园县遇到孤身难友

二、“一无所有的白”

三、荣民之家

四、难以治愈的终生之痛

第十一章 奋进(1960年代—2000年代)

一、在台北难友家

二、“国军英雄纪念馆”里的聚会

三、诗人文晓村的成长经历

四、两次被评为“模范父亲”的马守斌

五、“绿庄飞阁”寄乡情

第十二章 探亲之路(1987年春至今)

一、台湾开放老荣民回大陆探亲的一波三折

二、诗人文晓村艰难曲折的返乡探亲之路

三、巾帼替夫还夙愿

四、有家也难归

五、来自异国的“华侨”

六、四十年的旅程

七、二十三年寻亲路

第十三章 叶落归根(1970年代至今)

一、一个志愿军战俘的悲喜人生

二、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三、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

四、差点被拒绝的一次探访

五、绕了半个地球终于回到故乡

六、杏花村旁是家园

七、叶落千里也归根

后记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最主要的议题一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二是交换战俘。而对交换战俘双方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而且朝鲜战争开始不久，交战双方都宣布将恪守日内瓦公约。朝中方面自然提出了停战后双方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却遭到美方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是当时双方所提交的本方拘留战俘数字相差太悬殊：联合国军提交的数字是人民军战俘95531人、志愿军战俘20700人、韩国义勇军战俘16243人，总共132474名；而朝中方面提交的数字是：联合国军战俘为4417名(其中美军3198人)、韩国军战俘7142名，总共才11559人。美国根本不相信这个数字，更不同意用手中的13万共军战俘交换不到1万2千联合国军人。

后来，美方提出了他们的提案：“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

从美国、台湾已经解密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些与之有关的重要史料：

1951年7月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研讨过一份建议：“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建议认为：“把那些原是国民党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因为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份，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

同年7月7日，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在内部表示：“可以考虑战俘来台。”

同年7月25日，台湾“驻韩国大使馆”报告：釜山战俘营有中国战俘集体跪求译员向蒋总统转达他们要去台湾的请愿。

同年8月9日，蒋经国召集各厅局会议讨论，得到共识：“从政治着眼及兵源补充均有接收战俘来台之必要。”同年9月下旬，台湾“驻韩国大使”王东原向“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巨济岛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美方对此事未加阻止亦未予接受。据美方非正式表示，此事格于国际法惯例实无法将其送回台湾加入国军。”

9月29日，又报称：“72联队四大队大队长魏世喜、大队副王有敏等前本党团员多人呈请转请政府设法遣回台湾杀敌报国，如长此绝望，唯有集体自杀。”

同年10月28日，台湾再收到由印亮文、李大安带头共千余名战俘陈词“效忠党国”的血书。

1952年1月15日，王东原上书表示：“忠实问题可令自行清查联保连坐自可无虞、鉴于和谈破裂乃时间问题，似不必徒劳输送，适时就地编成一独立师代表国军作战，对于瓦解匪军收效必大。”

1952年3月19日，台“空军司令”周至柔向蒋经国上书：“我似可以提出要求，即我政府有意秘密接受全部刺臂匪俘(约8000至10000人)。”

1952年4月17日，台湾“驻韩使馆”报称：日前换俘谈判席上，共匪代表曾暗下称倘能保证遣回俘虏80％以上则可以接受志愿遣送。于是美方遂寄与幻想，竟异想天开复在巨济岛俘虏营中重行调查俘虏是否愿意追回，逐一询问极尽劝诱之能事。其意盖欲达成80%之数又无强迫之名。……同时极力避免与台湾发生任何关系，凡有关调查俘虏事件均不派用我方译员，而改用美籍华侨担任。原任俘虏营内之我方译员闻己转往营外，在避免匪方指责台湾派人策动俘虏之借口。

另据时任国民政府“驻韩大使”王东原回忆：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共干在营内发动庆祝中共“国庆”，未获多数战俘之支持。十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反共战俘发动庆祝，共干从中阻挠，双方冲突，互有死伤。乃策动美军当局将重要共干数十人移置他处，营内空气大为澄清，反共势力日益抬头，与我译员接触更加密切。且由其媒介与我大使馆取得经常之连[联]系。

自是以后，大使馆透过译员关系，经常供给战俘营以我方报章杂志，俾能了解时事现况，又供给反共歌曲、剧本、唱片、乐器等，以供其演唱。我私人所藏音乐唱片数百张及唱机亦全部捐出，盖寓宜传教育于娱乐之中，亦示鼓动慰问之意。又供给笔墨染料，裂帛加工，制成国旗数百面，遍插各营屋顶。战俘之对外呼吁，随时代为刊登于中央日报或新闻天地，发表后，又送入战俘营，各营战俘得知自由世界之同情与关怀，益加兴奋。各营单位及营内军校学生纷纷上书蒋总统致敬，并呈上血书血旗以表忠诚，均先后获得回示。对杜鲁门总统与联合国之呼吁，亦引起自由世界之注意。于是反共怒潮风起云涌，已非潜伏共干所能控制。

各营为加强反共斗争，均着手组织爱国青年会，歃血盟誓，加强领导，全部名册均加盖血印，于一九五二年冬送达大使馆。一面发动刺臂运动，于臂上勒书“反共抗俄”、“誓灭共匪”字样，以示不返铁幕之决心，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刺臂者达数千人，而“返回台湾”遂成为反共战俘之共同目标。

(见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一期)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以下三点：

其一，自从停战谈判开始，战俘有可能在停战后无条件全部遣返，中国战俘营内那些“战场投诚”者和被俘后已明确改变其政治立场者产生了极大恐慌。他们只得把自己的前途和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台湾国民党身上，因而他们必须借助甚至骗取美军的支持，采取各种手段胁迫尽可能多的战俘跟他们捆绑在一起，以争取实现他们去台湾的生之希望。

其二，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战俘营里有反共战俘要求来台甚为欣喜、关切，且做了积极回应。蒋介石在他1952年4月9日的日记中甚至写到：“更可知韩战将有停战之可能，匪俘如被强制遣归，匪部所前余之忠贞志士将被共匪屠杀，应急发动舆论责美不仁，以图挽救也！”

其三，美方急于从那场付出太大又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脱身，希望停战谈判尽早签字，因而在战俘问题上，尽管它坚持“志愿遣返”，但也并不希望要求去台湾的中国战俘过多以致造成停战谈判中断。为此它甚至制止台湾国民党政府公开参与进来添乱。然而它却又支持“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分子对战俘营进行强力控制，并默许乃至纵容他们进行各种可能迫使志愿军战俘不敢回大陆的活动，终于酿成了它本不希望的恶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从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到1952年4月，经过“志愿遣返甄别”造成中国战俘大分裂为止的这九个月时间里，为何巨济岛上中国战俘营内竟然会发生那样一场惨烈的“国共内战”了。P31-35

19世纪末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朝鲜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苏联共同在朝鲜半岛接受日本武装投降。美苏议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双方占领军的分界线。1948年8月，美国扶持的“大韩民国”在三八线以南宣告成立。1949年9月，苏联扶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以北宣布独立。朝鲜半岛上便出现了两个国家，他们都主张本国政府是全朝鲜的政府，都要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斗争。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日益尖锐，南北朝鲜的敌对也日益加剧。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北朝鲜的巨大变化，加上当时美国将主要军力部署在欧洲，朝鲜元首金日成遂向斯大林提出了武力解放南朝鲜的请求。斯大林为朝鲜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投入13.5万兵力及150辆坦克全面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起了强大攻势。韩国军队节节败退，6月28日，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即告陷落。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任命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联军总司令，给予的使命是：“把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将驻扎在日本的美第八集团军主力增派到韩国，阻止了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攻势，联军沿洛东江构筑了坚固的“釜山防卫圈”。朝鲜人民军则把他全部12个师的兵力在第一线展开，向釜山突进。从7月到9月上旬，双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攻防战斗。没有空军掩护的人民军损失惨重。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以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大攻势在靠近三八线的仁川港登陆成功，随即利用人民军后方空虚，自西向东拦腰切断了朝鲜半岛蜂腰部，堵死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南面的联军乃渡过洛东江向北猛烈进攻，到9月下旬，人民军主力在南北夹击中全线瓦解。数万人被俘。九月底，联军主力抵达三八线。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讲话中严厉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不会对外国的侵略置之不理，万一帝国主义者侵入邻国领土，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八国联合提案”，允许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10月8日，中国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我们不能对北朝鲜遭受外国军队的侵略袖手旁观……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愿为保卫和平而战斗！”但麦克阿瑟仍然在10月10日向第八集团军下达了北进的命令。首先派出重型轰炸机B一52机群以无数重磅炸弹，对北朝鲜实行地毯式轰炸，将平壤、元山、新义州等主要城市变成火海、夷为平地，再以重型坦克开道多路进入北朝鲜。此时的联军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10天即攻克平壤。为庆祝占领平壤，10月21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举行了庆祝阅兵式。10月24日，麦克阿瑟亲自下达了总追击令：“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进！”而从平壤到鸭绿江、到中国国境线只有200多公里了。

1950年10月中旬开始，第一批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匆忙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朝鲜，有从华东赶来的部队连单衣、草鞋都没来得及换，只把军服上解放军的标志取掉，把部队名称由解放军改成志愿军就过江了。他们出国前被告知：美帝国主义要走日本鬼子侵华的老路，安东市(今丹东市)已被轰炸了！(虽然后来史实证明美国当时没有任何进攻中国的计划。)10月25日，已经在云山、温井、熙川一线严阵以待的志愿军向着踌躇满志蜂拥北进的联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指挥下，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又集中5个军及1个师的兵力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联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军发起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时入朝部队已增至50万人的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军诱至预定地区，发起反击围攻，给予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联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为逃避被围歼，联军狼狈地放弃了平壤、元山。直到12月24日，在志愿军追击下，联军仓皇地从陆路、海路一泄千里撤退至“三八线”以南。这就是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此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在占领首都汉城后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这次战役打破了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计谋。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但此时志愿军已经远离后方又没掌握制空权，运送武器弹药与给养的后勤队伍遭受美军沿途猛烈轰炸，补给十分困难，第一线兵力亦不足。联军便迅速补充自己的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被迫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了第四次战役。

该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却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战线节节后退。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前方，遂在全线转人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军。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战斗到4月21日，将联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损失较大，但奋力制止了联军发动的攻势。

在此期间的4月11日，联军统帅由李奇微替代了麦克阿瑟，联军对付志愿军的战术有了明显改进。

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在总兵力上已居优势。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指导方针，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集中了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没有遇到联军主力的抵抗而直逼汉城；5月16日，志愿军又发起了第二阶段战斗，以其主力第三兵团为先锋，由中线越过北汉江向南推进。李奇微采取“磁性战术”不战而退，吸引志愿军继续深入。等到志愿军随身所带的粮食大部消耗后，突然以优势兵力从两翼向北转入强攻，终于在5月27日在北汉江附近，将负责掩护大军后撤的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重重包围。并对左右侧翼的其他志愿军部队给予重创。志愿军180师的12000名指战员们经过激烈战斗，最终1／3突围，1／3战死，1／3因伤、残、病、饿丧失抵抗力被俘。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被俘人数超过15000名，使得被俘总人数猛然上升至两万多人。联军也重新将战线向北推回至三八线。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认识到如将主要军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深感自己部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劣势。在现有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确实难以实现。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中方乃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改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自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战争双方举行了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中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首先是美方拒绝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的规定，坚持其“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遣返的地方”提案。1952年4月，朝中方面为争取早日停战有条件地同意根据战俘个人志愿进行遣返。当月，战争双方同时对各自拘留的战俘进行了“志愿遣返甄别”。美方对21000余名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是：选择回大陆的只有7000人，不愿回大陆的却有14000多人。板门店停战谈判因此中断，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了更大代价。

1954年1月这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军用军舰运送到台湾。从此他们只能隔海遥望故乡，夜半思念亲人。

为什么竟然会有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大陆？

六十年来，我们通过战俘营亲历者们的集体回顾与思索，通过两岸志愿军战俘后来同样遭受过的磨难，通过、周'览不断问世的朝鲜战争参与者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通过近年来对众多去台志愿军战俘的交往和深入采访，以及委托海外亲友查阅美国、台湾解密的大量史料档案，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从而不断修正它的答案。即使如此，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只能说是比较确切、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而已。

我们之所以一直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剖析它的多方面和深层次原因，不只因为它是朝鲜战争中一桩重大的历史疑案，更因为我们希望国人对那些去了台湾的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有一个全面的、公正的认识。他们曾经跟他们的志愿军战友们一起在烈火硝烟中出生入死为国征战，他们也绝对期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能回家跟亲人团聚，过一种有尊严的正常人的生活，他们这一生为国家承受了太多的牺牲与痛苦！我们还希望通过弄清问题、还原事实的真相与全貌能够有助于消除两岸历史恩怨、有助于弥合中华民族的这道深深的裂痕。

我们将由浅入深地对这个问题逐步展开来叙述。首先分三个阶段来介绍中国战俘营的有关状况：第一阶段是从1951年初到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前中国战俘营的“内乱”情况；第二阶段是从1951年7月到1952年4月，中国战俘们被拖进一场惨烈的、战俘营内的“国共内战”，并在美军完成对中国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后，这两万多曾经携手参加保家卫国的战友终于被分裂成“要回国”和“不愿回国”的两大敌对营垒；第三个阶段是从1952年4月到1954年1月，一万四千“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的经历和朝鲜战争停战后他们被押送到“中立区”接受“再甄别”过程以及最后被送到台湾岛上的情况。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将叙述这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当年到台湾后继续承受了多少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受的、因为民族内争所留下的历史怨仇。我们也将重点介绍他们是怎样度过自己后半生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台湾建设的贡献以及他们最后的不同归宿。

这是一段关系到上万名志愿军官兵和他们亲属命运的重大历史，是整个抗美援朝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绝不应该被合弃被遗忘。

值此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际，仅以此书献给所有曾经为国家承受苦难与牺牲的志愿军战俘们！

2003年，为纪念七千名坚持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归国五十周年，我们编著出版了((祖国，我们回来了！——志愿军战俘风雨回归历程》一书。该书发行后，即有不少难友和知情者建议我们再写一本书，好好讲一下：为何还有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国来？他们是怎么去的台湾？他们去台湾后的遭遇如何？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给历史留下一点见证。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得首先克服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障碍，从不愿触及这个让我们心痛的问题转变为直面它们、探究它们！然后，我们必须理清我们两万二千多名志愿军被俘难友在战俘营里发生大分裂的来龙去脉，找出造成这个大分裂的确切原因。最后，我们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一万四千难友们到台湾后情况的真实史料。

促使我们下决心动笔的原因，除了回避不了的责任感之外，还由于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接触到不少去台难友，见到了不少有关史料，接受到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鼓励。在收集资料和采访过程中又不断听到一些去台难友离世的消息，产生了应抓紧抢救史料的紧迫感。但真正动起手来，发现困难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使得此书前后花了七年才得以收笔。

我们高兴的是通过撰写本书首先是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纠偏、解惑与提升，并推动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

我们首先着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选择不回大陆？”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当年美国当局对待志愿军战俘前后变化的政策取向，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志愿军战俘群体本身存在着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古今传承的封建战俘观与羞辱感带给他们的巨大精神压力，然后是当时志愿军部队普遍较低的文化素养和较弱的应变能力，再加上志愿军战俘中众多原国民党军人的复杂心态以及国共两党经历多年内战积累的深刻对立与怨恨在战俘营内被引爆，最后还涉及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和人们一旦失去人格尊严，就可能陷于“哀莫大于心死”的境地，甚至导致其人性异化为同类相残的兽性等更深层次原因。

为了撰写本书，我们比较深入地调查采访了没有回归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们后来在台湾的境遇。他们跟那些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60万国民党军人一样经受了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苦，但除了部分原本就是国军而且在战俘营的国共之争中有立功表现的人外，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还承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重压！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何罪之有？”

返回来再看看当年拼死回归的志愿军战俘们的境遇又如何呢？他们曾经被当成“变节者”甚至“叛徒”对待，绝大多数受到开除军籍、党籍处分，全部给予“终身控制使用”监控，并因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一直到1980年中央发布(74号)文件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为止。但由于在经济上未给予他们任何改善措施，他们大多数至今依然陷于贫困或早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这二万二千多名志愿军战俘，他们生活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却同样遭受了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和情感煎熬！

诚然，战争是造成这一切历史悲剧的总根源。然而，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生战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与苦难促使亿万受难者觉醒，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遏制了战争的猖獗，促进了世界的和谐、和平。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六十年尘封岁月，我们看到了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血火相拼的中美两国正在携手共同维护东亚和平；曾经激荡着险风恶浪的台湾海峡如今已是风平浪静，让满载货物游客之船穿梭往来；而当年在巨济岛战俘营里誓不两立的“反共”与“亲共”战俘们早就同桌畅饮了。历史有了多么惊人的进步！  通过这些年来我们调查收集到的有关资讯，我们欣慰地看到海峡两岸政府现在都能够善待这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了。他们不论是已经植根台湾成家立业的，还是叶落归根返回故乡定居的，或是仍然留在台湾荣民之家的，大都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享有尊严的晚年。遗憾的是有相当多的战俘尚未来得及享受到这个“善待”就去世了！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极为特殊的经历是一个涉及到政治、人文、社会、心理等学科的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由于我们在掌握史料上和学识上的不足，本书只做了部分的史实陈述和粗浅的分析认识。

我们期待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对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进行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研究，找到更为透彻的真相和更为明确的答案，将这个巨大的历史悲剧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也更加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广大读者更深刻的有关国际战争与人类文明的认识，以及有关维护人权、回归人性、发扬人道的思考。

尤其是今年10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郑重提出：“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也道出了我们回顾60年前这段惨痛历史的心声。揭开两岸志愿军老兵们心底冻结已久的坚冰，增强两岸休戚与共的亲情认同，“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此书如能实现、或者部分实现上述目的，应首先归功于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众多去台志愿军战俘人士；也归功于为我们提供已经回国定居的原去台战俘线索且不辞辛劳陪同我们采访的王官虎、武跃征、钟骏骅、林模丛、刘有忠等原归国志愿军战俘及其亲属、和山西吕梁市、闻喜县对台办的积极协助。当然还要归功于为我们提供大量珍贵史料的历史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常成，赴台志愿军战俘的后人陈朝勋——从他父亲的家庭相簿里特意提供数十张背面有赠言、有家庭地址的老照片，以及积极促成此书问世的北京金城出版社领导同志和本书责任编辑荣挺进先生。谨在此一并致谢1

2011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