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日本论(解析日本民族性的经典读本)》由蒋百里、戴季陶所著，本书对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原始信仰、皇权崇拜、社会阶级的演变、武士和町人的性格、政党的形成、民族主义向军国主义的演变、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关系等，一一作了分析。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标杆性的著作，堪称中国的《菊与刀》。其思想价值经久不衰，即使在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仍有重要作用。

日本是中国近现代史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国家。对于日本，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蒋百里、戴季陶编著的《日本人与日本论(解析日本民族性的经典读本)》一书从日本的自然条件、历史渊源说起，通过分析近代日本的国际局势、经济困境、政党矛盾、阶级隔阂等，综观了日本社会的变迁，指出了日本民族精神上的空虚与矛盾。并对于中日战争得出了最终的结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此书一出，满城轰动，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理论支柱。

《日本人与日本论(解析日本民族性的经典读本)》一书对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原始信仰、皇权崇拜、社会阶级的演变、武士和町人的性格、政党的形成、民族主义向军国主义的演变、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关系等，一一作了分析。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标杆性的著作，堪称中国的《菊与刀》。其思想价值经久不衰，即使在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仍有重要作用。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绪言

　一　几个自然条件

　二　几段历史事迹

　三　明治大帝

　四　欧战

　五　固有的裂痕

　六　军人思想之变迁

　七　政治

　八　财政经济

　九　外交

　十　精神上的弱点

　十一　黄金时代过去了

　十二　结论物与人

日本论

　胡汉民序

　一　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二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三　皇权神授思想极其时代化

　四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五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六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七　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八　“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九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十　“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十一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十二　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观点

　十三　政党的产生　

　十四　板垣退助

　十五　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

　十六　军国主义的实质

　十七　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南进北进政策

　十八　桂太郎

　十九　秋山真之

　二十　昨天的田中中将（一）

　二一　昨天的田中中将（二）

　二二　今天的田中大将（一）

　二三　今天的田中大将（二）

　二四　信仰的真实性（一）

　二五　信仰的真实性（二）

　二六　好美的国民（一）

　二七　好美的国民（二）

　二八　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一）

　二九　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二）

大帝的意志虽然坚强，但喜欢采取臣下的意见。每逢国家大事，他总要召集所有亲信的人，商量一番，成了惯例。一般人就称之为元老会议，但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大帝的自动意志。大帝逝世后元老会议做了政治领导的中心，但是第一次就遇见了一个不幸。当时在伊藤指导下的文治派，因为伊藤被刺而西园寺实为领袖。在山县指导下的军人派则以桂太郎为领袖。桂太郎因为要联俄之故到了圣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国，半途就遇见山县的特使，报告邀请他做新天皇的辅弼大臣，专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不入政治。但入宫不到二月，西园寺内阁就因为不能扩充陆军而失败，又出来组阁。于是文治派政党领袖就举行护宪大运动，而日俄战争时代不负众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从此失败而死。军人与政党就结了一种仇恨。最大多数的政友会，近十年不得政权。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近卫组阁还是要经元老的推荐，但是二十年间元老一个个凋谢，只剩现已九十余岁的西园寺。

这是欧洲人自己也不能体会的。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最快需时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风一般，五年以内突然地生长。无数的黄金，从欧洲输入进来，烟囱急速度地增加到五倍十倍。假如我们要形容他的情状，至少可以做十几本书，现在只举一个例吧。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注意日本法律规定长子有承袭财产权，次子多尝独立生活，所以博士多是次子，或是穷苦出身的，富家长子都要管理家务，无暇求学)，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贫乏物语》，说明无产阶级的由来与痛苦。三年以来，这本书销行了几百万。以他著述的收入，竞变成一个财产家。他的书受民众如此的欢迎，他个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后来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出现。而这位可怜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结果因为用他卖书的钱，来接济了共产党，被判为有罪，人了牢狱。至于许多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却利用了打败政党——财阀的名义，做了军阀的走狗。这种矛盾，欧洲社会看不见。

P22-23

日本人是何许人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翻阅了大量国内外的资料，试图从里面窥见个一二。我也曾著书“日本三论”，从日本的全球视角、日本人的社会性格、日本人的民族性与人性、日本文化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我以为我很了解日本和日本人了。事实上，当你触及的层面越多，你越会有一种“离真相越远”的感觉。这大概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我曾看过有人总结，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人性分别是狼性和东郭先生。东郭先生自以为狼和他一样善良，结果东郭先生却被吃了。可悲的是，东郭先生被吃过后还是不长记性，总一相情愿地认为狼因为吃了他而矛盾痛苦。其实，狼的本性就是吃人的，不吃就会饿死，如此它哪会有什么愧疚，有的只是对东郭先生的善良的嘲笑。

想让狼忏悔是没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成为猎手。美国就是很好的猎手，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日本人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曾经，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毕恭毕敬的。后来日本人态度的转变，只能说明是狼与东郭先生的实力相差太过悬殊。东郭先生已无力成为猎手，已是狼眼中可以捕猎的食物。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源于看了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论》里说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这个题目”的方方面面。

戴季陶先生感叹日本人对中国的痴迷：“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戴季陶先生也感叹中国的妄自尊大：“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作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

据戴季陶先生所了解的，在那个年代，日本研究中国的著作每年都有上百部，而中国研究日本的几乎没有。岂止是那个时代，就是在当代，日本《读卖新闻》等全日本最大的五家报纸，每天都有关于中国国计民生的大小报道，有些新闻，可能连中国人都觉得无关紧要，或是有些很小的新闻，国内媒体根本就不屑于报道。反观中国对日本的关注，显然是相去甚远。

当然，近年来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机构对日本进行了研究。按说，国内关于日本的出版物也算是浩如烟海，但总体来说缺乏核心价值。以至于在中国说起对日本研究的出版物，人们数来数去就说得出蒋百里的《日本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等少数几部书。还有一本似乎更受国人追捧一点，那就是引进的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经典作品，但我也不得不感叹中日两国关于对方研究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介绍的不平衡。

言归正传。

说起《菊与刀》、《日本人》和《日本论》这三本书，凡是喜欢探讨日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在中国，《菊与刀》的名气似乎更胜其余两本。然而，日本却有学者认为在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论著中，戴季陶的《日本论》更胜《菊与刀》。周作人曾经说过：“当下真正能够了解日本人的恐怕只有蒋方震与戴季陶，他们既作为日本人的法官，又作为日本人的律师，全面、详细又不失偏颇地论述日本人”。

周作人所说的蒋方震即是蒋百里，他的名气在日本可比在中国大得多。身处民国时代的蒋百里，也算是一风云人物：

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

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

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任校长期间举枪自杀未遂。

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到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

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

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

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到1938年，蒋百里在报上连发文章，其中就包括有《日本人》。此后，蒋百里被誉为“战时的文坛健将”，甚至称得上是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思想的精华。

蒋百里的《日本人》发表后，可以说是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此文当时被誉为对战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位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确实是颗抗日的“纸弹”。日本人称蒋百里是“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这里的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日本士官学校的事情。当时留学的蒋百里在毕业时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取走了。第二次，则是在日本战败后，日本人看了蒋百里的《国防论》，发现日军正像《国防论》所言的那样，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虽然，中日对战，中军在战役上多有失利，但在战略上，毫无疑问，日军的失败却早已注定。

戴季陶的《日本论》也足可媲美蒋百里的《日本人》，绝对堪称经典。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

戴季陶是民国和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

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五四运动期间，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

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

1927年，戴季陶协助时任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为国民党出谋划策。

1948年6月任国史馆馏长。

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在“五四’’期间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后来便渐渐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还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然而，学术研究岂可以意识形态论之？坦白说，在那个年代，恐怕没有人比戴季陶更有资格被称之为“知日家”的了。有人说，《菊与刀》的内容与《日本论》相比，读《菊与刀》如同隔靴搔痒。《日本论》的通文，无不透着戴季陶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正因为《日本论》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的神韵，所以才能经久不衰，为后人所追捧。

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其实，文人才子看问题多会感性，不免会受自身性情与趣味的左右。老谋深算的政客则不同，理性、务实是这群人的特点，而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政治化则是这群人的本行。戴季陶正是兼具两者之长的人，所以，无怪乎他能真正看破日本的庐山真面目。

无论是蒋百里的《日本人》还是戴季陶的《日本论》，都能让日本人感到“力透纸背”的功力。以我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观察，能让日本和日本人真心佩服的只有“对手”。这也是我们这个邻国的一种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