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留柱编著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不仅仅是被掳劳工的一部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是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史。由于本人学识浅薄，经验缺乏，加之时间久远，幸存者年事又高，笔者又为保持被访者口述的原貌，故文中记述错谬难免，尚望知情者不吝指正。

王留柱编著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内容介绍：自1993年从事日军“慰安妇”调查以来，笔者陆续认识了不少天南地北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调查和研究的民间人士。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干部、学者、医生、律师、教师、工人、职员、退休干部、农民；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有饱学之士，也有粗通文字者，还有个别的目不识丁；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各不相同，有较为稳定有靠退休金维生的，也有没有什么收入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怀着解开秘幕、留存历史、讨还公道、接济同胞的心愿，积极地、长期地在城乡调查、记录、书写，这是一场可歌可泣、悲壮艰难的历史苦旅。在这些平凡而又坚韧的民间义士的努力下，几乎没有用什么国家指标与项目经费，将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大屠杀、劳工等绝少文本记录的暴行，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一起来翻阅《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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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报摘

后记

野添：关于暴动的时间以及暴动中的一些事，其他人谈得有些不一致，当然这次要以耿老谈的为主了。现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吧。

耿谆：因为我是大队长，暴动中的一切部署，只有我向他们下达战斗命令，因情况不一样，他们执行的任务也都不会一样。整个情况只有我掌握着，平时有些事情也是他们向我汇报，不能与别人联系，也就是单线联系，我想象这种事关千人生命的大事，事关整个暴动成败的大事，故行动必须秘密，只能与我一人单线联系。所以他们所谈的，就未免片面些。这是不奇怪的。现在，我就先从促成暴动这一点谈起吧！

那是将近5月份的时候，也是情况更加严重的时候，那时每天要死去四五个人，已经快死去200人了，而躺倒不能动的人，还有几十名，但这时还没有确定下暴动的时间，而总是幻想着，能有一天回到家，如果一暴动，就把大家推到死亡线上了，我实在不忍心。所以。我们虽然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刻了，我们还是强忍受着。

好像到了6月上旬的时候，有个叫薛同道的劳工，他病得已经不能上工了，我让他休息，他哭着不休息。他说；“队长，我一到病房，口粮就减去一半，我不就死得快了，我是饿的很了，我没有什么病。”就这样，他坚持着去上工了。可是到晚上收工时，他跟不上队了。据说是一个日本老太太，扔给他一个米团，他仅是拿起来，还没有吃到嘴里，监工见了，说他小偷的干活，上去就打。然后把他拉回去，晚饭不让吃，把他关到小屋里。晚饭以后，又把大家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中间。那些日本人就拿木棍、皮带从屋里出来，这个打过来，那个打过去，打得薛同道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屎尿横流。眼看着就不行了，这时小烟又用公牛生殖器晒干做成的皮鞭，又凶又狠的把薛同道活活打死。这样一来，激怒了大家。人们气愤地对我说：“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平时我也知道，他们挂在房檐下晒这东西，不料他竞用这打我劳工，我愤怒极了，他们这样污辱我中华民族太甚！有损我中华民族尊严！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日月同辉，我们要用头颅、热血来捍卫她。所以，我下决心暴动了，就是掉头也义无反顾。中国人民一定要站起来，一定不能容忍了，这就在下边定于6月27日暴动。后来知道老头太君与小孩太君在这天值班，为了不伤害这两个善良的日本监工，我们冒着危险，又将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三天，改为6月30日夜晚。关于暴动的起因就谈到这里。

野添：你刚才谈到暴动问题，当时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也会提出不同的方式方法，现在你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吧？

耿谆：当然哪，当时在开秘密会议时，有的提出咱们出去以后夺只轮船开着回国，我记得当时李光荣就这样说：“我那队里有个劳：[会开船，我们到海上夺只轮船开着走。”也有的提出上山打游击，你当司令，我当什么的，咱们给他们干等。但我知道暴动必死，可他们这样提，我也不能打击他们，也不能说你这想法不对。所以他们说时我都说可以。但我心里清楚，他们说的都是幻想。你想，当时除去死亡的、生病的，剩下的700人能出去打游击吗？粮秣供应、武器弹药的来源、地理环境的了解，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况且，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日本国土上，只要暴动，这是必死无疑的。如果谁抱着活命的希望，到时就要失望，就会动摇意志，临死时他就会害怕，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样，个别人在关键时刻就退缩了，有的也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了。不过，当时要暴动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有这种决心，都说队长下命令我服从，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跳火坑我也跟你跳，都有这种决心，只是想法不同。

野添：暴动的方案是你定的吧？

耿谆：那完全是我定的。至于他们提出的意见，我不打击他们。P34-35

自1993年从事日军“慰安妇”调查以来，笔者陆续认识了不少天南地北从事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调查和研究的民间人士。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干部、学者、医生、律师、教师、工人、职员、退休干部、农民；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有饱学之士，也有粗通文字者，还有个别的目不识丁；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各不相同，有较为稳定有靠退休金维生的，也有没有什么收入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怀着解开秘幕、留存历史、讨还公道、接济同胞的心愿，积极地、长期地在城乡调查、记录、书写，这是一场可歌可泣、悲壮艰难的历史苦旅。在这些平凡而又坚韧的民间义士的努力下，几乎没有用什么国家指标与项目经费，将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大屠杀、劳工等绝少文本记录的暴行，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王留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留柱1939年出生，原籍襄城县颍阳镇苏庄村，少年时因家贫而辍学，工作后依靠顽强毅力自修完大学中文全部课程，担任了民办教师。因业绩出色而转为公办教师，具有30年的教龄。王先生仍不断追求进步，后担任襄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直至2009年秋年届70岁才辞去该职。1988年起，王留柱开始收集花冈劳工大暴动资料，多次采访花冈暴动领导人耿谆，并于1997年完成了《耿谆与花冈暴动资料专辑》一书，受到国内外读者欢迎。王留柱时刻铭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让人们牢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教育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坚持自费投入二战遗留问题的调查取证工作。诸如，被掳往日本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强暴女性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他处于窘境而坚持艰苦地拼搏。为减少费用，对附近县市知情人走访时，往往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波于乡间小道。到外地走访，或外出开会，也常自带小凳，乘坐低档车，尽可能地节约开支。长期以来，他怀揣着日文版的《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曾先后到河南宝封、叶县、方城、许昌、长葛、新郑、荥阳、沁阳、南乐、新乡、洛阳、周口、驻马店等县市，及山东莘县、潍坊，河北大名等地，奔波数千公里。他曾立志要在10年中寻访到100位劳工幸存者，并终于得以实现。他记录和整理了百多位劳工的惨绝人寰的被奴役的经历，因此有本书的问世。

我与王留柱先生相识于抗战史学术研讨会，曾多次交流调查与研究的经验，并特约王先生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先生的这些劳工调查，记录了大量不存于任何记载的劳工血泪历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也是抢救性的调查，许多口述者现在已离开人世了。这些记录真实生动，口述者的曲折人生与苦难经历，折射着时代的动荡、小人物的无奈、人性的高贵与卑鄙、侵略者的野蛮。尽管有些方面与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还有些差距，但其史料价值是非常珍贵的。

民间多义士，热血写春秋。如今，调查者王留柱先生也过了古稀之年。出版本书，在王老的生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不仅仅是王留柱先生20年民间调查的辛苦结晶，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又一铁证；在人欲横流的当下，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像王留柱那样的一群人，如苦行僧一般，拒绝了金钱、权力的诱惑，毅然将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投入到调查和记录战争受害者的事业中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为揭开真相，伸张正义，留存历史。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位义士，她就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吕建琳女士，她具有菩萨般的善良心肠。她支助了国内外许多抗战遗留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包括细菌战的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援助，也为王留柱提供了录像机，使得王先生能够录制劳工的身影和珍贵的资料。吕女士这些年来长期的慷慨捐赠，大大促进和推动了抗战遗留问题的调查。

作为同样在调查抗战遗留问题第一线的研究者和后学，写上以上话语，表示对王留柱先生的祝贺和致敬，是为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

2010年1月25日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强掳劳工41758人，分169批押运到日本国内。这批劳工，由于饥饿疾病及迫害，乘船前死亡即2823人，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又死亡822人，到达日本国内时剩下38117人。

这批劳工到达日本后，被分配到日本35家企业135个作业点，每天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强制劳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他们衣衫褴褛，多用稻草和水泥袋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也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便遭鞭抽棍打。如此地狱般的生活，劳工相继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由于时间的流逝，更由于日本方面的刻意隐瞒，这段充满血泪与屈辱的历史，逐渐被大多数人淡忘。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揭露日本军主义的罪行，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苦难史，笔者自1988年开始，自费奔波数千公里，寻访到101名幸存劳工，将采访过程录像并制成光盘，同时整理出口述文字资料，加上另外18人的笔录资料结集成册，名为《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

此书不仅仅是被掳劳工的一部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是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史。由于本人学识浅薄，经验缺乏，加之时间久远，幸存者年事又高，笔者又为保持被访者口述的原貌，故文中记述错谬难免，尚望知情者不吝指正。

本书从寻访幸存者到成果印刷出版，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得到无数仁人志士的热切关注。尤其吕健琳、王选、丁元、林伯耀、钟惠明、张西峰，都给予作者无私的援助。同时，也得到刘现同、何天义、金成民、吴祖康、方智远、孙靖、林汉京、列国远、李兢芬、杨新红、温慧英、任双玲、杜文育、雷建永、马清娟、郑建华、王晓楠、李良甫、井前进、李恒、尚军辉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本书附表采用了何天义先生所编《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一书中，由田中宏、陈景彦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及图表，因未能与其本人取得联系，特致歉意。

王留柱 2010年5月20日于愚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