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引入的首部介绍人类千年避孕历史的书籍，分析避孕技术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全景式回顾人类原始欲望和身体自主的漫长挣扎！

我们的祖先到底是怎样进行避孕的呢？至今仍被使用的避孕技巧及其相伴随的道德观念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作者德国医学史家罗伯特·优特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试图呈现避孕方法发展的脉络，分析避孕技术的发展与世俗社会、宗教领域、个人关系是如何产生相互作用，记录了人类是如何从古老的节制生育走到现代的计划生育的全过程。

《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一书是中国大陆引入的第一本介绍数千年人类避孕历史的书籍，它追溯了人类控制生育发展的历史，展现了地球上不同文化圈如美国、欧洲、印度，以及不同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避孕方式和态度，并论述了与避孕相关的人口统计及人口政治因素。作者罗伯特·优特搜集了详尽的材料，包括古代的档案文件、医生的记录、避孕指导手册等等，《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配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绘画。

前言 7

导论 10

性爱艺术：避孕的早期艺术

 古代的计划生育 26

 宗教的繁殖伦理 36

 古典时期公开的秘密 57

 古典文学中的避孕主题 67

 避孕：避孕栓剂和草药 75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对避孕的镇压

 历史人口学的出现 88

 计划生育的开始 95

 女性的怀孕及避孕知识 104

 “罪恶的肉体”的神学观 120

 避孕的旧方法与新技巧 138

19世纪性科学：道德和政治层面的讨论

 新马尔萨斯主义及其人口论 156

 启蒙小册子和它的读者们 171

 性政策：控制越强，抵抗越大 189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避孕实践 200

生育控制在20世纪的“民主化”

 避孕成为女性解放的标志 214

 避孕的“国家化” 233

 性伦理的嬗变 247

 新旧避孕方法的走向 262

展望

 “男人服用的避孕药” 284

在前三个世纪中，除了对人类繁殖力的推崇以及对繁殖目的的强调之外，很少有学者明确地对避孕做出评价。圣依波里脱·冯·罗马（公元150—235／236）在《辩驳》一书中提到一个看法：堕胎及避孕是一种谋杀。这里的“谋杀”指的是使用所谓的“节育药”。在那个时代，有些基督教妇女和一些地位低下的奴隶姘居，为了不和他们生下后代，她们于是服用此种“节育药”。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为国教，但关于避孕的书面记载还是非常少。很多保存下来的资料都与基督教对诺斯替派性伦理的批判有关，因为诺斯替派允许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内及婚外性交。诺斯替派的思想家伊皮法纽（出生于公元315年左右）在其作品《药库》巾驳斥了那个时代的“异端”，他谴责诺斯替派，说：“他们进行性行为，但是却不愿有小孩。他们交媾的目的不是繁殖后代，而是满足自身的感官欲望，这是贪婪和堕落的表现。”在这部作品中，伊皮法纽教父甚至斥责诺斯替派是在模仿犹大的儿子欧南对他的嫂子塔玛犯下的罪行。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避孕都不具备宗教理南，都属于异端邪说。

在这一方面明确表态的还有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牧师。他在《布道书——致罗马人的书信》对卖淫和避孕做出了如下的评价：“假如你不想收获，那你为什么要播种呢？你为什么要使用避孕手段呢？难道你想让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受到谋杀吗？你不仅仅让一名妓女成为妓女，你同时也令她变成了女杀手。你难道不知道，酒醉会引起淫乱，淫乱会导致通奸，通奸最后会通向谋杀？事实上，这里面还有比谋杀更糟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因为这些妓女们并不是在谋杀某种已经成形的东西，而是在阻止它成形！”这一段话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这里是一个牧师在对他的民众布道，他们位于安迪奥显这个地方：另一方面，这里提到的禁止避孕不仅仅针对夫妇，对一些非婚姻关系也同样适用。

基督教真正的避孕学说要追溯到圣奥古斯丁教父（公元354—430），他在与摩尼教徒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本的观点。与诺斯替派一样，摩尼教对基督教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教派。根据提图斯·冯·波斯拉主教写于363年后的手稿《驳摩尼教》，先知马尼（公元216—277）的追随者们认为生孩子是不受欢迎的，性交不应该以繁殖为目的：“他们（指摩尼教徒）纵情声色，但是却不想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任何收获（指繁殖后代）。对于已经受孕的，他们则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它的生长。他们并不期待生产，好像生产本身是一件非常危险和困难的事。”这一谴责得到了圣奥古斯丁的证实，因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圣奥古斯丁是一名摩尼教徒。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圣奥古斯丁创作了两部作品，在《摩尼教的道德》中抨击了摩尼教的性道德：“摩尼教徒宣称，生产是更大的罪过，而单纯的性交则容易得多。他们因此也贬低了婚姻，他们的女人因此无法成为妻子，而变成了妓女。她们之所以受到关注，只是因为她们能够满足男人们的性欲。”圣奥古斯丁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也还一直批判那些完全不以繁殖后代为目的的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发表于公元400年的论文《婚姻的财富》。这一作品构成了后来基督教几百年都尊崇的婚姻道德的准则。在这部作品中，婚姻首次被定义为一种圣礼。圣奥古斯丁认为，婚姻主要有三种特征：后代、忠诚以及圣礼（他刚开始将其称为稳定性的象征，后来开始使用基督教“圣礼”这一概念）。在这位精通《新约》、特别是圣保罗使徒书信的教父看来，通奸与卖淫都是深重的罪孽。婚姻中没有繁殖后代，这仍是一项较轻的罪行，可以通过基督教的博爱或者施舍进行赎罪。对这一点，圣奥古斯丁的态度很实在：“在所有和他人进行的亲密交谈中，还从来没有一个结了婚或者曾经结婚的男人告诉我说他只出于繁殖的目的才和一个女人同房。”

圣奥古斯丁的另一篇论文《论婚姻与肉欲》，更多地涉及宗教法规方面，文中还涉及避孕的各种手段，在对这些手段进行评价的时候也不只限制在摩尼教徒上。文章直到中世纪都被教堂当作反对避孕的一个有力武器。以拉丁词“aliquando”（有时）开头，圣奥古斯丁首先谴责了那些不愿繁殖后代，只追求感官享乐的人，他还批判了一些被禁止的堕胎和避孕方法：“有时候，肉欲的残忍或者说残忍的肉欲竟到达这样一个地步，他们不惜服用会导致不育的毒药（即‘节育药’）。如果这些节育药没用的话，那他们也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使胎儿在母体内窒息。……”。从用词上我们可以看出，圣奥古斯丁极端鄙视任何人的避孕行为。在他另一部作品《通奸》中，圣奥古斯丁还对其他避孕方法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其中他还提到了欧南的命运。

基督教禁止避孕，而圣奥古斯丁则诠释了这一禁条的原因与具体禁忌形式。他的理论和学说被其他教父和神学家接纳，被写进了中世纪赎罪书以及教会法规里。直到1917年，这些关于堕胎和避孕的规定都是教会法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也信奉摩西经，也认为婚姻繁殖后代具有非凡的意义，但是伊斯兰教却没有禁止避孕。

繁殖后代是性交的主要目的，对于这一点《古兰经》毫不怀疑：“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出许多男人和女人。”这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生育能力的话，她的丈夫甚至可以将她逐出家门。但是，婚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繁殖后代，就像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安萨里所强调的那样：“性交不仅仅是为了生育，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性交是真主安拉一项非常明智的安排。在性交中，人们得到了性满足，假如这种性生活和谐美满，并且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人们也就渐渐体会到了天堂中所谓的永恒的幸福了。”也就是说，就算不以生育后代为目的而进行性交，只要是在婚姻的范围内，那就是被允许的；因为只有婚姻才是性交的唯一合法体制。其他任何形式的男欢女爱（除了合法同居外）都被视为通奸，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旧约》和《新约》都直接或间接地对避孕做出了评价，但是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则完全没有表态。《古兰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避孕这一件事。然而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教学者们还是拥有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那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伊斯兰教法专家乌拉玛一直引用以下这些宗教创始人的言论：

1.贾比尔：“先知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使用抽回法。他知道情况，但是却没有禁止我们。”

2.贾比尔：“有一个人来到先知的面前，说：‘我们有一个女奴隶，我们将她当作女仆使唤，棕榈树林里的事也需要她帮忙。我和她一起睡觉，但是我害怕她会怀孕。’先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使用抽回法吧！因为这毕竟也是她的命了。”’

3.艾布·塞伊德：“我们和先知一起骑马出行。去攻占阿尔穆斯他力族的领地。我们抓住了几个女囚……我们都喜欢女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让我们很痛苦。我们打算（接下来）通过抽回法和她们性交，于是我们问先知是否同意。先知说：‘你们不需要犹豫。因为真主安拉已经将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

4.艾布‘塞伊德：“犹太人说，抽回法是一种对婴儿的谋杀，而我们的先知认为：‘犹太人在撒谎，因为如果上帝真的想要创造什么东西的话，那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5.尤德哈马·宾特·瓦贝：“当先知在对一群人说话的时候，我刚好在场。他说：‘我打算禁止哺乳期进行性交，但是，我观察了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后发现，他们在哺乳期间也照常干这种事情，而他们的婴儿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伤害。’听众们后来又询问先知关于抽回法的事情，先知回答道：‘这是一种隐秘的婴儿谋杀。”’

6.乌玛·伊本·阿尔·卡哈塔贝：“先知禁止在未经没结婚的女性同意的情况下对其使用抽回法。”

7.艾奈斯：“有一个男人询问先知关于抽回法的事情，先知回答道：‘就算你把精子洒到岩石上，只要上帝愿意，他还是可以让这块岩石生下一个小孩。’”

P48-54

避孕这一主题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连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当我产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时，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到处蔓延着性启蒙浪潮（如奥斯瓦特的性启蒙电影，《明星》和《精准》杂志上的一些报告，另外还有我们在生理课上学到的一些干巴巴的性常识）。性启蒙运动还蔓延到了信奉天主教的藻厄兰地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但是很快就消退了。然而，我对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父母的衣柜里寻找我的手套，在一堆刚刚熨过的并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服里，我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内容倒还是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关于避孕的指导书。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页纸，但是书中列出了当时已知的最重要的几种避孕方法。书的作者则无从知晓。事后我猜测，那应该是某个生产避孕套的公司的宣传小册子，因为书中对避孕套这种避孕方法的描述所用的笔墨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总之，那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本小册子。我母亲把它藏得这么好，就是不想被我看到，然而她还是没法阻挡住我好奇的目光。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节性常识课，并且影响深远。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我当然也没从父母那里接受性教育。众所周知，从生理课上的理论到第一次胆怯的性经历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当时，在家里谈论性是一种禁忌。我只能在其他地方才能搞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在街上或学校里我经常有机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零零碎碎的知识。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和同年级的一个男生不小心怀了一个孩子，我和其他人才渐渐明白，就算是在学校里我们也要渐渐开始学习生活。当然，这里所说的“学习生活”跟那些善意的教育家们从古至今对我们的期望截然不同。

后来，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古代人口学。在读了社会历史学家亚特互·伊·茵禾夫的科学论文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20世纪的人口控制在我家里也体现出来了。我的祖母在婚后的14年里生了8个孩子。如果我的祖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肺炎而死于壮年，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生下更多的孩子。由于孩子太多，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了。那时候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的状况。我外祖父母同样也是天主教徒，和我祖父母一样来自社会下层。外祖父母家只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在6岁的时候夭折了。在他们的下一代中，也就是我父母一辈，除有一个例外，其他几家都没有生超过3个孩子，而且一般都只有两个孩子。可以说，人口控制和这种家庭变小的趋势在我的家族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是那时我只是个青少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成年以后，我才从我那生于世纪之交的始妈那里了解到，她小时候因为祖父母家里孩子太多，确实遭了很多罪。

从80年代开始，对近代医药档案的一系列研究激发了我对“避孕”这个课题的兴趣。我的一本文选《堕胎的历史》（C.H.Beck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以说就是本书的前期准备。除此之外，瓦尔特·延斯特别加强了我撰写这本关于避孕历史的书籍的信心。安娜丽莎·薇薇安妮博士则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她的说服力使这个模糊的项目终于能够付诸实践，在此我也想对她的审稿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属下的医药史研究所的图书馆管理员们，寻找文献的过程异常困难，但是她们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科学助手丝莉薇安·汉娜一荣巴赫博士，她做了很多文献的搜索工作并给本书的标题提供了建议。我的儿子丹尼尔也做出了他的贡献，使本书的语言对年轻读者来说变得更明白易懂。

斯图加特，2002年秋天  罗伯特·优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