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里的几个工人松了一口气。
油坊外，一辆装满芝麻的卡车刚刚熄火停下，村中早先的小货郎如今的个体运输户任实忠正晃着宽大的身架从驾驶室里走出来。看见任实忠，二嫂眼瞳中分明地漾出一股欢喜，两腿显出少有的敏捷，很快地向车前奔去，那样子仿佛是要扑过去，但转眼间她的神态变了，脸上布了一层冷淡，脚步变得十分徐缓，打招呼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回来了，老任，这趟拉的芝麻咋样？啥价钱？”“质量没说的，价钱还是老样，就是你得加点运费，”那任实忠瞥一眼围拢来的油坊工人，不容置辩地提出要求，“这两天，汽油的价钱又涨了，再说，这趟跑的山路多，油耗得太厉害！”“嗬，你可真会巧立名目要钱呀！”二嫂用的也是绝不肯让步的语气，“谁不知道你早把汽油买到家了，汽油现在涨价你又吃不了亏，告诉你，想多要一分也没门！不想卖给我，可以拉走！”
空气一时变得很僵。
没有人能够看出，二嫂和任实忠这其实是在演戏！
更没有人知道，二嫂最初之所以能办起香魂油坊，就是因了任实忠的暗中支持。不过倘是聪明人，还是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的，香魂油坊如今是中外合资企业，县里保证其芝麻供应，为什么郜二嫂还要单单同任实忠签订芝麻供应合同？
两人的逼真表演瞒住了工人们的眼睛，工人们纷纷开口帮二嫂说话想解这僵局。有的叫：你老任也是，运费是原先就讲好的，现在变卦太不讲信用！有的喊：老任，多要点运费就发财了？有的讲：老任，你收芝麻卖给油坊的生意既是常做就该讲点交情！任实忠这时便苦着脸不耐烦地摆手说：“罢了，罢了，就让你们香魂油坊沾点光吧！快给我结账、卸车！”二嫂这时就朝工人们招一下手说：“来，你们把车卸了，一袋一袋地在磅上过过，哪一袋斤两不够，先码到一边，我去给老任结账。”老任就带了不甚满意的神情，随二嫂往院子里走，两人一前一后，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但刚一进空寂无人的堂屋，二嫂突然回过身来，喜极地朝老任怀里扑去，那老任咧开大嘴一笑，伸臂便把她抱了起来，两张嘴转瞬便胶在了一处，一阵吮吸声立刻响遍全屋。一对黑老鼠从梁上探头，一点也不惊异地看着这一幕。 两人每次的相见，差不多都是从这幕开始！
连二嫂自己也说不清，类似这样的相见已经有了多少次。
这么多年来，正是由于和实忠的这份恋情，才使她对生活还怀着希望，才使她有了去开油坊挣钱的兴趣。差不多从她一到郜家起，她就注意到了住在这个村中的小货郎任实忠。他那时常挑一个不大的货郎担在本村和邻村间转悠，担子上有糖人、有头绳、有顶针、有她喜欢的许多小东西，但她无钱买，她只能跟在他的担子后看。他自然也注意到了她，有时，他会在无人的时候，从自己的货担上拣一块糖或一节头绳扔给她这个可怜的童养媳。他向她表示关切，她向他表示感激，两人的友谊就从那时悄悄建立，这友谊继续发展，终于在若干年后越过了那个界限。不过这份爱恋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她不是那种敢于不要名誉的女人，他也没有可以养活一个女人的家产，于是这爱便必须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存在。为了掩盖这份爱，两人都费尽了心机，有时为了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不得不忍痛去演互相仇恨的戏。那个酷热的秋天，两人夜间的来往有些频繁，为了不使人起疑，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任实忠故意在一个午后去她家的菜园里偷拔了两个萝卜，她看见后大叫大喊，立即告诉了丈夫，并和丈夫一起骂上实忠的门前，把实忠“贼呀！”“小偷呀！”“不要脸呀！”狗血淋头地骂一顿。在丈夫郜二东挥着拐杖上前抡了实忠一杖的同时，她也上前抓破了实忠的胳膊，以此在村人面前造成一种两家有冤有仇的印象，巧妙地蒙住了村人的眼睛。那日过去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当她重又躺在实忠怀里时，又心疼至极地去抚他胳膊上的伤口。当她怀上实忠的女儿——芝儿时，因为知道这孩子不会再得什么遗传病，可又要把这孩子说成是郜二东的，她苦想了多少办法，在村里和家里编了多少谎话！先说算命先生算卦讲，正月怀胎的孩子，老天爷正是高兴的时候，不让他们带残带病出生；又说城里的名医讲了，老辈人的遗传病，并不是要传给所有的后代，有的子女照样正常；再说夜里做了一梦，梦见送子娘娘讲，既然郜家已有一个得癫痫病的儿子，下一个孩子该让他聪明伶俐了！正是由于做了这些舆论准备，当好模好样的芝儿出生后，才没引起村人和二东的怀疑，人们才称赞这是她守妇道的回报和福气……
当两人的舌尖尖终于分开之后，二嫂轻声说：“我这两天正忙着想给墩子定个媳妇，你说行吗？”
“有人愿跟？”实忠在椅上坐下，把一块卷着的衣料在桌上放好，“给你和芝儿买的。”
“我看中了村里的环环姑娘，她不愿，可我想我能把这事办成！”二嫂理齐被弄乱的鬓发，语气中满是自信。
实忠没再说话，只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我已经知道有关环环家的两桩事，一桩，环环想跟村西头老周家的二儿子金海，”二嫂汇报似的开口说，“金海家对这事还没上心；另一桩，环环爹去年想靠烤烟叶发财，从信用社贷款六千块修个烤烟炉，谁知第一炉就失火把炉子毁了，收的青烟叶大部分被沤烂，把六千块全赔了进去，前些天信用社在催贷款——”
“这些你别给我说，”实忠笑着把她的话截断，“墩子不是我的儿子，他的事我不便插言，将来给芝儿找女婿时我再拿主意。”说罢起身，走一步又嬉笑着回头：“我夜里来？”
二嫂的脸红了一下，低低地答：“你记着先看院门外的笤帚！”
那天的晚饭吃完时，二嫂装作随口对丈夫提起似的说：“听说今晚南边范庄的汇丰酒馆里来了帮说坠子书的，说‘樊梨花’说得好极了！”“真的？”二东一听兴致来了，急忙问。二嫂此时又眉头一皱：“我也是听人说的，真不真不知道，反正你不能去！三里来地，你拄个拐杖能去成？”“哟！”郜二东一顿拐杖，“别说三里地，就是十里我也不怕！”“要是这消息不准的话，你可要快去快回，不能又在那里喝开了！”二嫂假装生气地交代。“给我点钱吧。”郜二东笑着向二嫂伸手。自油坊办成后，家里的钱从来都是二嫂管，郜二东每次出门喝酒听戏，都是先要零钱。二嫂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元的票子朝他一扔：“没零钱了，就拿这张去，可不能都喝光！”
郜二东捏起钱就兴高采烈地往外晃。
二嫂安顿好儿子和女儿睡下后，伸手在院门外放了个笤帚。不久，一个黑影熟练地推开院门，溜进了二嫂的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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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星移斗转的时代影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凡三卷，四百余万字；涉及一百二十四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共计一百五十余篇(部)，均为1979—2009年间乡土小说的代表l生作品。可以说，这个精心编选的大型选本，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乡土小说三十年来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成果，以及姹紫嫣红的总体景象，发荣滋长的历史进程。
编选这样一套规模不小，字数也不少的三十年乡土小说作品大系，在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知：当代以来的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来，当代中国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基本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惊人的变化。但从社会的总体形态和生活的基本层面来看，一直在进行着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与对话、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博弈与商兑，也即还处于由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过程之中。而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与乡土小说，因为聚集了一批数量较多，质量又高的跨越数代的实力派作家，他们一方面在历时性地记述和描写着乡土社会这种由外到内的巨大演变，一方面又在这种艺术追踪中励精更始，推陈出新，带动着乡土小说写作不断发生新变，赢得了乡土小说与乡土文学的蔓蔓日茂、欣欣向荣。因此，当代的乡土小说，既由乡土一脉反映了社会生活深层变动中的主潮演进，又由乡土书写表现了当代文学自身的成功进取，显然具有社会与文学双重演进的时代影像之重要价值与特殊意义。
一、概念与总脉
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在现当代以来，一直有着看似相近却又不尽相同的称谓与概念，如“乡村小说”、“乡土小说”、“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等。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差异，又在指称的作者与作品上有所区别。因此，不同的论者在使用一定的概念时，首先需要加以释义。
那么，我们为何选用“乡土小说”的概念，又是怎样认定这一概念的相关含义的呢？
“乡土”的概念，早在先秦与魏晋的典籍中就有出现。如《列子·天瑞》中就说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又如曹操的《士不同》中也说道“乡土不同，和朔隆寒”。前一个“乡土”，是“家乡”、“故乡”的含义，后一个“乡土”，则是“地方”、“地域”的意思。对于“乡土”的兼有这样两层含义的理解，一直延续了下来。到现代之后，“乡土”又与“乡村”交替并用，或含有“乡村”的意味。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首一句便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里的“乡土”的用意，显然更接近于“乡村”。
把“乡土”与“小说”连接起来，形成“乡土小说”的概念，是在近现代之交的“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于192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乡》，被认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先声与滥觞。当时一些寓居北京的作家受到鲁迅的影响，纷纷创作以回忆故乡为题材，以描写乡愁为内容的小说，成为一时的文学新风与小说时尚。鲁迅于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过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们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之后，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文学研究会一些成员为主的小说创作，当时就被命名为“乡土写实小说”。1934年，沈从文在《学鲁迅》一文中就曾这样说道：“(鲁迅)于乡土文学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营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文学应运而生，而其中的主要代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小说创作，多以北方乡土为背景，农民斗争为内容，使“乡土”与“革命”内在地联结起来。而由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提出来的“赵树理方向”，影响一直波及到当代。
进入当代时期之后，描写乡土生活的作品，不再被称为“乡土文学”、“乡土小说”，而代之以“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的称谓。概念的这种变更，既有以新的概念与旧的文学相区别的意思，也有从生活到文学确实都发生了新的变异的因素。在自然化的乡土向体制化的农村急速演进的同时，描写这一“山乡巨变”的写作，其称谓由“乡土”更变为“农村”，就显得自然又必然。这一称谓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后。如1982年，宝文堂书店编辑出版了《农村短篇小说选》，《人民日报》文艺部编选、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选》，1986年，浩然编选，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小说大观》等。2006年5月，中国作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作协还在华西村联合举办一次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但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乡土文学的提法却越来越流行和普遍。一些文学论文在指称农村小说与农村文学时，大都代之以“乡土小说”、“乡土文学”。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专著，也以“乡土”替代了“农村”。如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陈继会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等。
我们在总体称谓上，选取了“乡土小说”这样一个提法。在其基本内涵上，采用以乡土题材为主的原则，但更倾向从整体性上来把握乡土文学的概念，既强调乡土题材、乡土题旨的双重要点，又重视乡土思念、乡土关怀与乡土批判的三位一体的意蕴。这样的宽严适度的“乡土小说”的理解与厘定，大于“农村题材小说”的概念，内含了“乡村小说”的概念，并与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接轨，能比较好地反映这类题材写作的历史与现状，发生与发展。
二、阶段与演变
与整个当代文学创作始终扣合着社会变迁与时代演进的节拍一样，当代三十年的乡土小说也是与它所表现的乡土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并随之替嬗而演变的。总体来看，三十年来的乡土小说的发展，也大致上经历了新时期(或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而三个阶段的乡土文学，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演进，各以不同阶段的自身特点与卓异风采，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为绚丽和耀眼的风景线。
新时期阶段 新时期文学发出的先声；是于1977年底出现的“伤痕文学”。“伤痕文学”除去领衔的《伤痕》、《班主任》等少数作品外，很多作品大都属于传统的农村题材，如韩少功的《月兰》，李革的《王结实》，贾大山的《取经》，成一的《顶凌下种》等。而随后兴起的“反思文学”，更是以农村题材为主体，如叶文玲的《心香》，祝兴义的《杨花似雪》，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因为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作品的主题意义与它们的批判意蕴，这些作品在题材上集中于农村生活的特点反而被人们忽视了。
让人们越出“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视界，而特别注意其题材与题旨的乡土意味的，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中篇小说，以及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在1979年前后出现的农村题材小说，虽说还带有一定的“伤痕”与“反思”的意味与印记，但作品却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了新现实中的新农人，新生活中的新问题，着意描写他们的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精神苏醒与个性显露。这些作品或可看作是新时期乡土小说写作的第一波浪潮。
农村生活的变异，农人心气的勃发，乃至农村新人在精神上气质上的吐故与纳新，新风与旧俗在现实中的冲突与较量，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写作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要旋律。如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赵本夫的《卖驴》，王润滋的《内当家》，刘绍棠的《蛾眉》，孙键忠的《甜甜的刺莓》等。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这部作品以农村青年高加林初涉人生时道路选择的两难，把一个与乡土密切关联的主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城乡发展的尚不平衡与所代表的不同文明，给置身其中的农村青年带来的青春的烦恼、选择的困惑。接下来，便是带有乡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意识的一些作品的接踵出现，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义的《老井》，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李锐的《厚土》，邵振国《麦客》，张炜《一潭清水》等，这些作品在看取乡土上，不仅把它当成是一种社会的基层生活存在，而且还把它们看成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撇开作品的具体臧否不论，它们在总体上都把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开始以自己的眼光和方式，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与复杂，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乡土小说便添加了一种新的写作角度，也呈现出了新的文化深度和人性内涵。
至此，新时期或八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就大致实现了由“伤痕”、“反思”的卵翼破壳而出，立足于直面现实、关注问题的现实主义，又超越传统的写实现实主义过渡到文化批判与文明回思，有效地实现了乡土小说的三级跳式的长足发展。
九十年代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文化领域受到很大冲击，一些文人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在起初几年一直不太景气。之后，随着知识文人精神状态的自我调整，文学领域里的小说写作渐渐恢复常态。但重新崛起的创作态势，又呈现出浓重的个人化追求、分散化的倾向，新时期中一个文学浪潮接一个文学浪潮的热闹状况一去不回，以至有人惊呼文学进入了“无法命名”的时代。
但在乡土小说写作一脉，因为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自我、甘于寂寞，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相反，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作家们的乡土写作，都在持续坚守中有所拓展，不懈笔耕中有所进取。但受个人化与分散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描写的内容与表现的形式上也表现得丰富而纷纭。这里，有以幽默的语言、混沌的叙事表现农村生活情趣与农人性格风趣的作品，如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张宇的《乡村情感》，赵德发的《通腿儿》，杨争光的《公羊串门》等；有直面乡土现实问题与乡民生存艰难的作品，如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关仁山的《九月还乡》；有歌吟乡间田园情趣与平民人性美好的作品，如铁凝的《秀色》，贾大山的《莲池老人》，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岳恒寿的《跪乳》，刘庆邦的《鞋》等。总之，乡土不再是单色的，静态的，而是多色的，动态的，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让人咀嚼不尽的。
这一时期乡土小说中的长篇小说写作，数量不是很多，但质量却再创新高，这就是那些从个人命运、家族文化的角度反思社会历史的作品，如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这些作品，从内蕴到写法，都是自出机杼，各有千秋，既在作家个人写作历程上卓有突破，也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尤其是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代表的由乡镇看取传统，由家族反思历史的小说，从乡土出发，又超越了乡土，以丰沛的内涵、精湛的艺术，标志了乡土小说乃至当代小说创作的时代高峰，这样的耀眼实绩着实让人欣喜，委实令人称道。
因为个性凸显，写法多样，乡土作家九十年代的艺术探索，使乡土小说的表现力与可能性，都变得更多了，更大了，这显然不啻是乡土小说创作的福音与荣耀。 新世纪阶段 比之其他时期，新世纪的文学文化领域，因为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是一个众声喧哗，充满挑战的时期。经过近十年的碰撞与博弈，当代文坛已经一分为三，这就是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构成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格局。当然，这样三个板块并非半斤八两，平分秋色，总体来看，因传统型文学聚集了有实力的作家、高质量的编辑，在整体文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具有引领文学发展、标志文学进取的重要作用。
在新世纪的传统型文学中，虽然过去较为薄弱的都市小说、婚恋小说，数量有所增多，质量也有所提升，但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人们关注较多，影响也更大的，仍然是乡土题材小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土作家的抱诚守真和化压力为动力，抵御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与搅扰，从而使乡土小说创作的势头并未有所减弱，质量也并未有所下滑，毅然而然地保持了一种依流平进，稳步前行的姿态，因而取得的收获依然是平实而丰盈的。
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艺术镜头，呈现出来的生活画面，既万紫千红，多姿多彩，在表现手段的运用上，也是各显其能，不一而足。严正的，诙谐的，温馨的，苦涩的，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乃至后现代的，都花团锦簇，应有尽有。作家们从看取生活到表现生活，都显得更为灵动，高度自由。如毕飞宇的以细节真实揭现农村女性心理隐痛的《玉米》，夏天敏的以寓言方式书写农人沉闷生活的《好大一对羊》，葛水平的以冷峻故事表现山民心理较量的《喊山》，郭文斌的从童趣的角度描写贫苦乡间生活中的温馨亲情与人情的《大年》等。显而易见，作家们的视野格外宽广而又自有重点，作家们的笔墨自由灵动而又有自己的个性显现，多样化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经成为乡土小说写作中的一个基本定势。
而以自己的语言叙述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故事讲说自己的发见这样的一些品质，则更为集中地反映在新世纪中一些乡土长篇小说之中。这些作品或在乡土的意蕴上生发别的意趣，或在乡土题材上再做新的文章，使作品在故事层面上充满十足的乡土味，但又在现状省察、历史反思、人性审视等方面，另有玄妙或别有深意。如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这样一些内容厚重，艺术精到的长篇小说，既拓展了人们对于乡土生活、乡土中国的既有认知，又使人们领略了乡土小说写作自身的无限可能与无尽魅力。
三、影响与意义
作为中国新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乡土小说创作，其影响与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获得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使乡土小说写作一脉绵延不断，更在于它在自身不断进取的同时，又极大地促动了小说创作中的其他倾向，并积极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
当代文学的“十七年”中，小说创作中一直是两大创作倾向引领风骚，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那就是“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当代文学界把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经典作品概称为“三红一创”，其中的《红日》、《红岩》、《红旗谱》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业史》是“农村题材”。乍一看来，似乎“革命历史题材”绝对占优，细一分析，这也与“农村题材”不无干系，因为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历程，而其中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多是农民出身，他们的革命历程与英雄业绩，也是一个个农民顺应历史走向进步和成为英雄的过程。这在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风云初记》、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中，都表现得既真实又充分。还有一些作品，如冯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作品，“革命”与“农村”水乳交融，几乎很难区分开来。可以说，正是乡土中国的变异与底蕴，才在根本上造就了在长篇小说创作中，“革命题材”与“农村题材”双峰对峙、相互辉耀的奇特现象。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小说与文学中的许多看似与“乡土”并无干系的现象，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与“乡土”，其实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在新时期与八十年代期间出现的一些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除去前边提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外，“改革文学”与“寻根文学”都与乡土题材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改革文学”有两个题材重心，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农业，前者的代表性作品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而后者的代表则有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浮躁》，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而关注农村改革与现实变化的现实主义倾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繁衍出以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及刘醒龙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倾向，而这种写作虽然在其着眼点上，越出了农村与农民，扩展到乡镇、学校、城市，但基层干部、小学教师、打工妹等人物的活动舞台，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镇生活与乡土社会。在他们身上，跃动着农人们的躁动的心理，折射着乡村变革的种种阵痛。
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今余波不息的“知青文学”，其实也是以青春回望和精神还乡的方式，对乡土生活的别样再现，乃至对于乡土中国的深情致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既是知识青年们更换了居住地，也是农村、农场增添了新成员；影响的不只是知识青年个人的命运历程，还有当地的农村、农场的此时此地的现实面貌。因此仅仅从命运的变异、成长的苦痛的角度来看待“知青文学”，是不够全面，也不够完整的。它们确实是真实而难忘的青春记忆，同时也是动荡时期的时代记忆，窒闷时期的乡土记忆。像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张蔓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在着意表现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同时，也较多地描写了知青与农民、与牧民等的深长情谊。之后的如乔雪竹的《寻麻崖》，彭瑞高的《贼船》，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承志的作品《金牧场》等作品，则立足于“知青文学”，又超越了“知青文学”，由“插队”生活所导致的人的艰难处世、人的特殊境遇，扩展到人的生存价值、人的生活意义等，以及由农村生活凸现出来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与矛盾。
因为“乡土”一词，既有“家乡”与“故乡”的第一层含义，又有“乡间”与“地方”的第二层含义，与乡村、乡土关联密切的重在描写地域民俗风情小说，因为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杰出的作家，也与乡土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有的研究者把这种写作直接列人乡土文学行列。这种写作的典型代表是汪曾祺、林斤澜等，他们的小说写作，讲究用看不见技巧的方式，把一切融化于温馨的诗情或写意的小品之中。其实，一直以乡土文学作家自居并积极倡导“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与这一类写作也极为靠近。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跻身“荷花淀派”之后，以抱诚守真的方式坚持自己所认定的现实主义，在《蛾眉》、《蒲柳人家》等作品中，着意表现京郊乡村的诗情画意与运河百姓的似水柔情，作品更为重视的是变中又不变的质朴而良善的民习与民俗、民风与民性。此外，近年来越来越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作家群落，如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达州作家群”，贵州的“黔北作家群”，无一不是由立足于乡土开始，从扎根于地方起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显示出自己的优势的。
与乡土小说有着直接的渊源，或由此出发另树一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是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家族小说写作。这一路小说写作，先由张炜的《古船》现出端倪，继由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联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中波澜不断的创作新潮与高潮。从囊括生活、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等方面看，如许作品已达到或接近达到家族小说乃至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少有的艺术高峰。即以《白鹿原》为例，作品以乡镇村社为舞台，在白、鹿两家的世代纠葛之中，既折射了农耕文明的遗风，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映衬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与政治力量的较量与消长。家庭与家族，家族与民族，民族与家国，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在引人人胜的魅力中，充满咀嚼不尽的内力。有论者认为，“作为乡土小说的大叙事”，“(《白鹿原》)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史诗性写作树立了难以企及的标高” (张懿红《缅想与徜徉——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样的看法，我深以为然。这说明，乡土小说的写作，完全可能开辟新天地，营构大作品，问题在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累积、文学造诣与艺术才分。
因为有广大的乡土社会的比邻与映衬，有雄厚的乡土文学的比照与参酌，近年来以描写都市生活为主的一些小说作品，也走出了以往的题材界限，在表现生活的广度与反思历史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以前少有的拓展与掘进。这些作品或者把都市与乡村勾连起来，书写城市与乡村生活在消弭差异中的积极互动，以及给置身其中的人们带来的人生的与精神的变化；或通过走出乡村的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描绘随着历史前进的乡村变异，以及乡下农人走向现代文明的缓慢进程。前一种写作，可以孙慧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高兴》等为代表；后一种写作，则以铁凝的《笨花》、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最为典型。这些作品在乡土小说的写作上，有承继，有突破，有跨越，有创新，均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在新世纪里持续探索和精彩演进的最新成果。
经过三十年的探索与跋涉，当代乡土小说历经三个阶段的不断演进，已呈现出多意蕴、多旨趣、多主题的基本趋向。但若钩玄提要地加以梳理，也可以概括出三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意向来，这就是直书现状、反思历史和回望家园。直书现状的写作，或者直面杂沓纷乱的现实，或者探悉躁动不安的心理，在向人们传导乡村变动真实情景的同时，表现出对民生、民计的深切关怀；反思历史的写作，或者回思远去的年代，或追忆逝去的乡土，用历史回溯的方式带入审视的姿态，批判的眼光，其更为看重的是在启蒙民性中审问传统；而回望家园的写作，更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们或者怀恋旧时的田园风光风情，或者寻索现时的淳朴人性人情，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既有素朴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有对抗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情味。这样一个三大主题的交叉并存又彼此互动，构成了当今乡土小说写作的大致格局，也使它构成了一个自具活力的艺术体系。
总之，乡土小说写作在三十年间，发掘着自身的潜力，运用着艺术的能量，追逐着社会的脚步，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一直在蓬勃发展，始终在高歌猛进。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乡土小说作家们，也演练了自己的才情，形成了雄壮的队伍，尤其是在把握乡土现实和乡土生活上，拓展了已有的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创作主体的整体性强化与综合性提升，显然更为重要，也更为可贵。而这，自然预示着已经焕然一新的乡土小说，依然有着无可限量的未来与无比光明的前景。
2011年5月于北京朝内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精选1979年至2009年间，也即“当代文学后30年发表的乡土小说作品。
大系共选收乡土小说作品150余篇(部)，均为新时期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了解、研读当代文学30年间的乡土小说、乡土文学所必读、必备。
大系共分三卷；第一卷收1979年至1989年的作品；第二卷收199O年至1999年的作品；第三卷收2000年至2009年的作品。书后附录乡土作家创作谈、乡土小说评论小辑、新世纪当代乡土文学评论篇目辑录及新时期获奖小说篇目。
本书是《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第2卷1990-1999上下)》，收录了1990年至1999年的乡土小说作品。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第2卷1990-1999上下)》由白烨主编。
本书是由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第2卷1990-1999上下)》，精选了1990年至1999年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有余华、迟子建、王安忆、毕飞宇、杨争光、阎连科等。可以说，本书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乡土小说十年来的主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