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小说紧紧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与最终失败的经历这一主线，广泛展现了“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反映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艺术上，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挖掘出了主人公深层意识的活动，从而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司汤达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司汤达(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红与黑》是他的主要作品，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主人公于连是小业主的儿子，凭着聪明才智，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被迫离开，进了神学院。经神学院院长举荐，到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中坚人物拉莫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与此同时，于连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被逼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使他的飞黄腾达毁于一旦。他在气愤之下，开枪击伤市长夫人，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出版者告读者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谈判

第六章 烦闷

第七章 亲和力

第八章 小事件

第九章 乡下的一个夜晚

第十章 心比天高，禄如纸薄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第十二章 旅行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 鸡啼

第十六章 第二天

第十七章 市长第一助理脾

第十八章 国王在维里埃尔

第十九章 思想使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和主人的对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一位官员的忧愁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者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步经验

第二十八章 迎圣体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提升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的人

下卷

第一章 乡村的快乐

第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第三章 最初的几步

第四章 拉莫尔府

第五章 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第八章 哪一种勋章使人与众不同？

第九章 舞会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威力

第十二章 他会是一个丹东吗？

第十三章 阴谋

第十四章 年轻姑娘的思想

第十五章 这是阴谋吗？

第十六章 深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残酷的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讨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树林，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道德高尚的女人的职责

第二十六章 道德的爱情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最好职位

第二十八章 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 烦闷

第三十章 喜歌剧院包厢

第三十一章 使她害怕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软弱的苦痛

第三十四章 有才智的人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第三十六章 悲惨的详情细节

第三十七章 主塔楼

第三十八章 有权势的人

第三十九章 阴谋

第四十章 平静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附录一 关于《红与黑》

附录二 安托万·贝尔德案件及死刑执行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过靠了这山区的新鲜空气，体格和性格都像铁打的一样坚强。应该说明一下，他有权随时视察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阿佩尔先生带着给本堂神父的介绍信离开巴黎，他考虑得非常周到，把到达这座居民们喜爱打听的小城的时间安排在一清早六点钟，而且立刻就到本堂神父的住宅去。

谢朗神父看了法国贵族院议员，本省最富有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陷入了沉思。

“我上了年纪，在这儿受人爱戴，”最后他低声对自己说，“他们不敢！”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尽管年纪已经很大，一双眼睛还是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表明他乐于从事一个多少带点危险的高尚行动。

“跟我来，先生，在监狱看守面前，特别是在贫民收容所的管事们面前，请您不要对您看到的事发表任何意见。”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跟随可敬的本堂神父参观了监狱、医院、贫民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得到的回答离奇古怪，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不流露出一点指责的表示。

这次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本堂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吃饭，他推说有几封信要写；他不愿意过多地连累他的好心的朋友。三点钟左右，这两位先生去把贫民收容所视察完毕，接着又回到监狱。在门口他们遇到了监狱看守，一个六尺高、罗圈腿的巨人，他那张下贱的脸受到恐惧的影响，变得十分丑恶。

“啊！先生，”他一瞧见本堂神父，就立刻说，“我看见跟您一块来的这位先生，他不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本堂神父说。

“昨天我接到最明确的命令，是省长派一名宪兵骑着马大概奔跑了一整夜送来的，不准阿佩尔先生走进监狱。”

“我向您宣布，努瓦鲁先生，”本堂神父说，“跟我一起来的这位旅行者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不承认，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随时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我愿意让谁陪着就让谁陪着吗？”

“是的，本堂神父先生，”监狱看守低声说，而且像一条害怕挨棍子才勉强服从的獒狗那样低下了头。“不过，本堂神父先生，我有妻子儿女，如果我被告发了，他们会把我撤职的。我全靠我的职位维持生活。”

“我要是失掉我的职位也会感到难过的，”善良的本堂神父回答，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

“那可不一样！”监狱看守连忙说，“您，本堂神父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上好的不动产……”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两天来议论纷纷，而且以种种不同方式加以夸大，在维里埃尔这座小城里激起了各式各样充满仇恨的情绪。德‘雷纳尔先生此时和他妻子发生小小的争论，也正是为这件事。早上他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跟着，去找过本堂神父，向他表示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保护，他完全觉出了他们话里的分量。

“好吧，先生们！我上了八十岁了，将是信徒们在这附近一带看见的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父。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五十六年，城里的居民几乎都是我给他们行的洗礼，我刚来时这座城还只是一个小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从前我曾经主持过他们祖父的婚礼。维里埃尔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客人，心里想：‘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可能真的是自由党人；眼下自由党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可能对我们的那些穷人和犯人带来什么损害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责备，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责备，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好吧，先生们！让人把我撤职吧，”年迈的本堂神父声音发抖地嚷了起来。“我仍旧要住在本地。大家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块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可以靠这笔收入过活。我的职位没有带给我任何积蓄，先生们，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有人跟我谈到要剥夺我这个职位时，我才并不那么害怕。”

德·雷纳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妻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她一再战战兢兢地向他表示的这个想法：“巴黎来的这位先生，他可能给犯人们带来什么损害呢？”他眼看着就要发脾气了，谁知这时候她发出了一声叫喊。原来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爬上挡土墙的胸墙，尽管这道墙比下面的葡萄园高出有两丈，他还是在上面奔跑。德‘雷纳尔夫人怕吓着自己的儿子，摔下墙去，不敢跟他说话。最后，这个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兴高采烈的孩子，朝母亲看了看，看到她脸色苍白，于是跳到散步道上，朝她奔过来。他给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板工人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变得太淘气，我们已经管不过来了。他是个年轻教士，几乎可以说是出色的拉丁语学者，他能使孩子们取得进步；因为据本堂神父说，他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我付给他三百法郎，并且供给伙食。过去我对他的品德有些怀疑；因为他是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医生的宠儿。这个外科医生借口是表亲，来到索雷尔家寄宿搭伙。实际上他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人的一名密探；他说我们山区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有好处；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曾经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进行的历次战役，据说他当时甚至还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雷尔学拉丁文，把随身带来的大量书籍遗留给他。因此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让这个木匠的儿子来跟我们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本堂神父，就在发生使我们变得永远不会和好的这次争吵的前一天，他对我说，这个索雷尔研究神学已经有三年，打算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他是拉丁语学者。

“这样安排不止一个理由，”德·雷纳尔先生一边继续说，一边带着外交家的神情望着他的妻子；“瓦尔诺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非常得意。但是他没有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很可能把我们的这一个抢走。”

“这么说你赞成我的计划喽？”德·雷纳尔先生说，同时用一个微笑来感谢妻子刚才的那个了不起的想法。“好，就这么决定了。”

“啊！善良的天主！我亲爱的，你决心下得多么快啊！”

“这是因为我性格坚强，本堂神父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不必隐瞒，我们在这儿是处在自由党人的包围中。所有那些布商都嫉妒我，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中间有两三个已经变成财主；好吧，我倒挺喜欢让他们看看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们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下去散步。这会令人肃然起敬的。我的祖父常常讲给我们听，他小时候有一位家庭教师。我可能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的身份来说必不可少的开支。”

这个突然作出的决定，使德·雷纳尔夫人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她身材高高，体格匀称，曾经是这个山区的人公认的当地的美人儿。她具有一种纯朴自然的神情，举止里透露出青春活力；在一个巴黎人眼里，这种充满纯洁和生气的、天真无邪的美，甚至可能激起愉快的情欲冲动的念头。德·雷纳尔夫人如果知道自已能取得这种成功，一定会感到非常羞愧。她的心中从来没有丝毫卖弄风情，或是装腔作势的想法。富有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据说曾经向她献过殷勤，但是毫无收获，这给她的贞洁罩上了一片夺目的光辉，因为这位瓦尔诺先生，个子高，年纪轻，体格十分健壮，脸色非常红润，蓄着又浓又黑的大颊髯，是外省称为美男子的那种举止粗鲁、老脸皮厚、嚷嚷咧咧的人。

德·雷纳尔夫人非常害羞，表面看起来情绪很容易起变化，她特别讨厌瓦尔诺先生的不停的动作和响亮的嗓音。她厌恶维里埃尔人所谓的快乐，这给她招来了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自豪的名声。她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看到上她家来的城里的男性居民越来越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并不打算隐瞒，她在他们的太太们眼里被看成是一个傻子，因为她对她的丈夫丝毫不会耍手腕，白白地错过了许多好机会，没有让他给她从巴黎或者贝藏松买漂亮的帽子。只要能让她一个人在她美丽的花园里漫步，她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她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评论自己的丈夫，更不会向自己承认他使她感到厌烦。她猜想，不过并没有明确地向自己承认，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能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当德·雷纳尔先生跟她谈起关于他们孩子的计划时，她特别喜爱他。他决定让大孩子当军人，二孩子当法官，三孩子当教士。总之，她觉得德·雷纳尔先生同她认识的所有那些男人相比，远远不及他们那么叫人厌烦。

做妻子的对丈夫的这个评价，是合情合理的。维里埃尔市长靠了从一位叔父那儿继承过来的半打笑话，赢得了风趣的、特别是高雅的好名声。老上尉德·雷纳尔革命前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里服役，他到巴黎去，被允许进入公爵的客厅。在那里他见到过德’蒙特松夫人、大名鼎鼎的德·让利斯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迪克雷先生。这些人物经常不断地出现在德·雷纳尔先生讲的一些轶事里。但是回忆这些需要用极为微妙的措辞去叙述的事情，对他来说，渐渐变成一个负担，所以近来他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重新讲他那些与德·奥尔良家族有关的轶事。此外，除了在谈到与钱有关的事时，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所以他完全有理由被人看成是维里埃尔最富有贵族气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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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立即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帕尔玛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分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写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已经作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检查当局的纠缠，他使用的笔名有四十来个，落款达七十种之多。他最常用的笔名“司汤达”，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玛丽一亨利·贝尔。在《红与黑》写作年代上，他同样真真假假。今天已经证实，虽然确如他所说，《红与黑》在一八三○年七月已准备好发表——有他这年五月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为证；但它的写作年代却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约半年时间；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最早只能始于一八二八年，因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几期《法庭公报》，向作者启示了未来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

……

《红与黑》的巨大魅力，还在于它极富有艺术特色。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证实。”他总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位。对他来说，尊重事实，意味眷一方面要“摹仿自然”，尊重通过观察在“广阔的天地里”发现的。事物的比例”，“不带成见”地“如实反映”，另一方面要“善于选择真实”，“描绘出每件事物的主要特征”，“把主要特征陈述得更鲜明”。以上我们已经看到，《红与黑》就是司汤达根据对波旁复辟王朝社会现实的亲身体察所作的真实描绘，作家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事物，不仅创造了社会各阶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而且如实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比例，以及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的消长。

但是，虽然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却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很不相同。巴尔扎克更感兴趣的是造成一个人的“境遇”，而司汤达倾心的是人的“灵魂的辩证法”。

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严肃地答道：“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我们从《红与黑》中可以看到，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心理活动的描述，亦即对人物内在世界的描述，成了司汤达塑造人物性格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没有内心描述，他笔下的人物都会立即枯萎。不难想象，假若于连在握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职责”，假若于连看到瓦尔诺之流花天酒地而不由心底发出愤慨的诅咒，假若于连在死牢里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定然面目全非。泰纳赞誉司汤达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司汤达对人的心理的研究的确精到。他不仅看透了人物的心灵，而且看到他们行动和感觉的心理法则。爱伦堡精辟地指出：“玛蒂尔德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理活动。”不仅如此，《红与黑》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他们的出身、职业、气质、际遇相联系的，构成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征的许多心理细节。仔细领味《红与黑》中的心理描写，读者会获得莫大的艺术享受。

司汤达对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专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的其他一些特点。

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来，司汤达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加以最大限度地削减。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举了一个很雄辩的例子：一个情敌在大街上夺去你心爱的人的心，要你说出此人这时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是不近情理的。另外，在他看来， “描写一个中世纪农奴的服装和铜项链，要比描写人类心灵的运动更轻而易举”。因此，他完全忽略人物的衣着，正像他在化名文章中直言不讳的，他“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同样轻视，他笔下的奥克塔夫、于连、法布里斯都是“细长的身材”、“黑色的大眼睛”、“鬈曲的头发”。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少得出奇。只有在衬托于连的胸怀时，作者才难得地挥洒笔墨去形容“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的一只雄鹰在“静悄悄地盘旋着”。

为了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司汤达不仅要尽量减少物质世界的干扰，而且也强调把内心活动写得尽量简洁。他的自传性小说《亨利·布吕拉的一生》，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再温柔动人的感情，如果琐琐屑屑地道来，也会受到损害。”司汤达深知利弊，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无论多么丰富，他总诉诸凝炼的几笔。

出于同样的原因，司汤达竭力主张“使形式所占的部分”尽可能“菲薄”，使风格缩小到“零度”。他甚至轻视文笔，认为一个完美的作家要能使人们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只记得意思而不复忆及个别辞句。他就是努力这样做的。为此，他不仅嗜读十八世纪启蒙作家的简洁的散文，而且每天早晨背诵几页《民法》。司汤达小说语言的简约、质朴，甚至到了干枯的程度，《红与黑》的读者不难获得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饶有兴味的情况：小说基本上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但是第一人称“我”却经常插嘴进来，评头论足。实际上，即使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隐身作者的态度也昭然若揭。作家描写主人公于连的笔墨中，同情的色彩更加鲜明。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名著中，作者这样直接出面，作者的倾向性如此露骨的，实在少见。

文学技法没有一定之规。文学名家总是各逞其能，各尽其妙。《红与黑》的不朽魅力，表明司汤达的艺术追求达到它的理想境界。例如，通过贬低风格，他创造了那最适应他的小说需要的风格。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萨特指出：“他的风格是尽善尽美的。”

小说的题目《红与黑》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的一个谜。关于这个书名，已经提出的说法五花八门。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红”指红色的军装，“黑”指教士的黑袍。此外，也有人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对卑鄙可耻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象征于连的力量，他羡慕苍鹰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征身陷囹圄的于连幻想的破灭；“红”与“黑”是赌盘上区别输赢的标志……

《红与黑》是个象征性的书名。正像后世的象征主义者所说的，它成了“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若隐若现，更增加了它的魅力。既是象征，人们本来是尽可以通过自己的体会，在意向上充实它的含义的。但是，具体地指定“红”代表红色军装、“黑”代表教士黑袍，却显然不能成立。整本《红与黑》，写到军队处只出现过拿破仑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而绝无“红色军装”出现，这不是偶然的。拿破仑的部将极少有身穿红色军装的，这一点可由维尔奈的名画《枫丹白露的诀别》为证，在那幅画上，拿破仑的部将们聚集在这位行将前往厄尔巴岛的皇帝周围，竟无一人身着红衣；而复辟王朝对红色是讳莫如深的。至于教士黑袍，那不是于连追求的目标，他羡慕的是年薪二三十万法郎的红衣主教。那种认为“红”与“黑”和赌博的输赢相联系的解释，更是牵强。我们知道，司汤达是以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处理于连的失败的，这里丝毫不牵涉什么“机运”。从两种力量的对立和斗争的意向上理解“红与黑”，相比之下倒是更合乎情理的。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贴近又比较可靠的解释呢？应该说可以。司汤达本人为人们提供过帮助，在《吕西安·娄凡》的手稿中，谈到他为这部新作考虑的另一个名字《红与白》时，他写道：“《红与白》，或者《蓝与白》，为了使人联想起《红与黑》，并且给记者们一个启示：‘红’，共和党人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女沙斯特莱。”司汤达关于“红”与“白”的解释，与服装无涉，而是根据两位主人公政治思想的对立。循着这一启示，我们可以说，《红与黑》中的“红”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 “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这一理解，不但贴近作品的故事内容，而且切合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

司汤达继《红与黑》之后的作品，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巴马修道院》(1839)和《吕西安·娄凡》。前者以复辟时期的意大利为背景，通过一个青年由追求进步到沉沦的经历，反映了意大利由拿破仑时代到复辟时代的历史曲折，是司汤达又一部长篇小说杰作。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以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子由进步到反动的蜕变，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现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第一次从正面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统治的斗争。在一八三八年出版的《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中，司汤达还提出要写一部复辟时代贫苦农民惨遭迫害的编年史。尽管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中风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但这位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忠于他的时代的鲜明形象，将永远为人们所记忆。

张英伦

一九八六年五一六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