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及巴利文专家、作家，在佛经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本书由季先生亲近的同事和学生们撰写，真实描绘了季先生不为人知的丰采；既是对季先生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的最好回顾，也是了解中国当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素材。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

本书真实描绘了季先生不为人知的丰采；既是对季先生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的最好回顾，也是了解中国当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素材。

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是最好的缅怀（代序）

挽季羡林先生

忆季羡林：学贯中西一寿翁

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

相差半世纪的忘年之交——我与季羡林老师的邂逅

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季先生谈天

师恩如父

怀念季先生（四题）

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季老的雅兴

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论

学者风范——怀念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教授对我一生的影响

季羡林先生始终关心《波斯文学史》的写作

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率领我们向“西方——欧洲中心论”冲击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季老心中的“春天”

我记忆中的季先生

语言的经济学意义——铭记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的教诲

悼念季老

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哲人

往事忆怀——怀念季羡林先生

精神和教诲——记六次拜访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品格

师道之光

永唱低调 永创新论 永掖后学——受季羡林先生20年恩泽后所看到的季先生

永远的丰碑

悼念季羡林先生

回忆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缅怀我国东方学大师和奠基人季羡林先生

一幅挽联寄哀思

氤氲久远，润泽流长——怀念季老

我在北大学梵文——怀念季先生

我与季先生的三个因缘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先生

清华赤子

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怀念季老

深切缅怀关心中亚研究的季老

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

债，总是要还的——怀念季羡林先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我所认识的晚年季羡林先生

告别父辈——怀念季羡林伯伯

如何理解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盛世崇文——季羡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编后记

先生离我们远行，但他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治学精神，这也是他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的重要原因。

先生人走了，我们留不住；但他的治学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宝”，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以培养我们新时代的季羡林式的人才。

当前学术界出现一些浮躁情绪和学术腐败现象，如果我们能重视先生的治学精神，广为宣传，锐意继承和发扬，必将有助于克服那些消极现象。

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热爱祖国与热爱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大胆严谨，求真创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崇尚学德，反对学术造假。

先生留德十年，思想却没有沾上一点崇洋媚外的灰尘，仍然是“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先生还认为一个人不仅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先生的爱国情怀固然有乡土之情，更有源于他那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基于对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比较与鉴别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评价。所以先生对祖国的热爱才那么纯真和深固。

二战刚刚结束，先生的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要聘他留校任教，而且在德生活学习十年期间，有一位和他朝夕相处的美丽的德国姑娘深深地爱着他；尽管有如此好的工作在等着他，有深恋自己的美人难以割舍，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启程回国，因为“我的真正故乡向我这游子招手了”。在归途中，“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当他返抵香港时，听说抗战胜利后一些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变成了“劫收”大员，大发横财，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先生说：“所谓‘祖国’，本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关心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话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可是这一群‘劫收，大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先生爱憎分明，对祖国是那么的热爱，对恶人是那么的厌恶。在文革期间，先生身陷牛棚的日子，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信仰和理想也从未动摇过。

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怀，体现在“心事浩茫连广宇”，对国家民族与人类未来的关心与思考，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关注与研究。还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上。还在1991年他就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

先生站在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巅峰，高瞻远瞩，所以能够对四大文化进行广泛的历史的比较与精准的鉴别，正确评估其价值，洞察其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正是日益印证先生预言之正确么？

时下，有些学界人士，贬低对方，神化西方。先生认为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因为它们没有用上下五千年的宏观的历史观和纵横十万里的宏观的地理观去认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缘故。他说：“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可现在我们学术界，就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先生的尖锐质问发人深省，做学问也要有宏观的历史观和地理观，否则难以正确认识事物的真正价值，分清是非，容易迷失方向。

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人们知道他学识渊博，但到底有多渊博，许多人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开人类文化研究之先河，把庞杂纷繁的人类文化科学地概括为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组成为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先生治学主张“中西兼通”。先生自己有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好读书求甚解，举凡我国文史哲和语言宗教的古典名著，他都读过，许多东西过目成诵。对于印度文化，先生精通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古代文学和佛学，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先生学过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亦颇有研究。对于西方文化，先生精通德语、英语、法语、德国文学、英国文学，及西方哲学与宗教。以由此可见，先生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会通四大文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但他为人谦虚，认为一个人的学问没有够的时候，必须坚持再学习，否则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也因此他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关心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断学习新东西，补充新知识。

从先生完成《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的艰苦过程，也可以看出，爱国和学术研究在先生那里是融为一体的。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到北大造访先生，送来新疆千佛洞附近新出土的一批吐火罗文残卷，这些残卷共44张88页，即是《弥勒会见记》，它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李知道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先生一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不远千里，上门请他解读。但是先生感到从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国内没有资料，30多年来自己从未再接触过吐火罗文，已经很生疏了，还以为终生要和它告别了。李见先生犹豫不决，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么？”这句话刺痛了先生的心，使他联想起世界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外国”，当时听到这句话深感痛心疾首，一直耿耿于怀，而今决不能让这种国耻再继续下去了。“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先生斩钉截铁地说，硬着头皮接了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重拾吐火罗文，并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收集有关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于1997年完稿，翌年在德国出版英译本，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英、德、法、日等外国家学者无不刮目相看。

先生一贯视建设祖国、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只要用得着自己，便引以为荣，欣然全力以赴。

全国刚解放时，国家急需大批东方语翻译干部，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发展为“东方学系”)的创建者和系主任的季先生，急国家之所急，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把这个本来是全校最小的系迅速发展为全校最大的系。当了38年系主任，呕心沥血，辛勤培育，东方学系的毕业生近万，遍布全国，用先生的话说：“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他们形成了现代中国东方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力量。先生以大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几十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建成了“中国东方学”，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祖国争了气，为中国学者争了光。这是先生的一大贡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先生的中国东方学教育与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正日益凸显出来了。P37-39

今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98岁生日。7月11日，正当我们为庆祝先生华诞精心准备时，噩耗突然传来——先生已于当日上午9时在301医院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贤既逝，德音永存。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及严谨的治学精神，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将是我们缅怀先生的最好方式。

高尚的人格魅力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季先生对身边的人始终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母亲，爱儿女，爱老师，爱朋友。在他创作的150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读他的散文，常会被他的真挚所感动。但季先生却绝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中，他曾“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爷”，甚至“差点丢了小命”。无力斗争的时候，他则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底线，绝不靠诬蔑构陷别人为自己求好；而对于那些曾迫害过他的人，他则选择了理解和原宥，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难堪或不便，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相关作品的出版时间。这之间的理由则很平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能苛求于别人呢？”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季先生也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仍是个“反面教员”，并没有人敢涉足胡适这个“禁区”。但季先生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但季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该文发表。意外的是，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并从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应该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伟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国留学归国从教。据一些老教师回忆，当年由于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学，剑桥大学曾有意聘请他到校任教，但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来，学成报国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为这种朴素的观念，先生从未把爱国或报国作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只是默默地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找到季先生，问先生能否将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翻译出来。先生说自己久已不习这门语言，已经忘记了，恐怕无能为力。这位馆长无奈地说，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译了。季先生闻此立刻说，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来译。于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重习吐火罗语，将残卷一一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出于这种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国内开创的东方学研究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联系在一起，勉励后辈学人积极努力，在国际学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年的庆祝会上，季先生郑重提出，要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与治学态度，季先生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将来能够译成英文和对象国语言，从而在国际东方学界产生影响。先生深知东方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经常鼓励大家“弘扬东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当年季先生留学归国时，东方学在国内还鲜有人研究，更谈不到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先生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受命创建东方语文学系。东语系创建时只有7位教师，十几位学生，条件极为艰苦。季先生当时虽已有教授之衔，但却一直亲临本科生教学第一线，即使从最基本的字母教学开始，先生也亲执教鞭，悉心教诲年轻学子。凭着这种诚意治学的精神，先生为我国的东方学学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后继人才。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并推广其研究成果，季先生于1996年倡导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而季先生希望这套丛书最终能达到500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也体现了他对自己毕生耕耘的东方学学科的挚爱。

勤奋的治学之道

季先生从求学清华，到留德十年；从初归红楼，到传道燕园；从受难牛棚，到看守大门；不管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到阳关大道、光风霁月之时，先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万马齐喑之时，先生一边看门房一边偷偷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先生依然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一目十行，在《四库全书》中搜寻“糖”和“石蜜”；北大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桌前的台灯成了朗润园的“启明星”；甚至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季羡林先生治学七八十年，正在陆续出版的《季羡林全集》共30卷，近1200万字，堪称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之广之深令人惊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乃至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除研究论文外，他还翻译过大量国外文学作品，并写有大量回忆或自述性散文。季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自己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学者，这其中有什么成功的“窍门”吗？有人曾就此问过先生。先生回答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钟准时起床，伏案读书写作，直至92岁因病入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是先生所说的“勤奋”的注解。

正是靠着这种皓首穷经的奋斗精神，季先生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如今，季先生已离我们而去。然而先生可以远去，先生的高尚品德，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不能远去，尤其在当前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学术界，我们更应该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时刻牢记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以更真诚、更扎实的态度，使先生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10年6月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离开了我们。季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无限悲伤。

1946年秋，北京大学建立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中间除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过十年外，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1952年以后，东方语文学系先改名为东方语言系，再改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最后在90年代改名为东方学系，然后又在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一分为三，并入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其后再陆续分解，最后成为现在外国语学院下属的南亚、东南亚、西亚、日本、朝韩、阿拉伯、亚非七个系。如此的变化，不得不让人相信季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系名的数次变化，学科的分分合合，映射出的其实是大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曲折过程。几十年间，这一切发生在北京大学，很具有典型的意义，其间的得失成败，实在值得我们反思和深思。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前身，是1999年前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所合一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系建制取消后成为单独的一个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则是2000年根据教育部的决定，通过全国性的竞争和考评，最后得到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中心是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两个研究机构在建立之初，季羡林先生就是名誉院长和名誉主任，所有的工作，都一直得到季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这其中包括出版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以及东方文学研究中心10年来所承担的18个重大学术研究项目以及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为此我们对季先生有着永远的感激和感念。

在季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先后约请校内外部分朋友，撰写纪念季先生的文章。他们大多曾经是原东方学系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的学生，也是季先生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季先生的同事，几十年间，与季先生有过最长久，最密切的交往。也有的虽然不在东方学系或南亚研究所，但在北京大学，因为各种机缘，与季先生有过来往，受益于季先生的人格、学问和精神。也有少量的文章来自校外，作者也都是季先生的“老友”或者“小友”。

除第一篇“代序”外，各篇文章的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眼光，表达了对季先生的怀念。文章中涉及到过去的历史，都出自作者个人的记忆，为了尊重作者，我们都依照原稿，未作改动。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个人的回忆，表达每一位作者心中对季先生的怀念。如需引用文章中讲到的事件，请向原作者核实。

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人员有：王邦维、张玉安、唐孟生、陈明、吴杰伟。

感谢所有的作者，也感谢出版本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者

20lO年7月11日

季羡林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